1、发现公司以前正确的季度盈余较少，利润较低，并且有高的负债，增长速度较慢，并且有严重的不稳定性。他们对此种现象作出的解释是弱会计系统的会计错误的结果（比如周控制程序）而不是投机盈余管理。然而关于重述决策因素的令人迷惑的结果取决于发现账户非正常和公司对其进行报告的选择偏好。重述反映的错误使投资者改变了他们对公司以前盈利的看法（Hribar and Jenkins, 2004; Kravet and Shevlin,2009)，对于其他研究我们没有发现相似的证据证明AAER对投资者投资意向的影响。重述样本对于检验从预测（比如周内部控制）到盈余质量的具体类型再到决策整个过程是很有用的，因为不同类型的的
2、错误反映在重述中是有差异的。比如，如果是因为内控缺陷而不是代理问题造成的误报的市场反映是不同的。3.3.3内控程序质量作为盈余质量的替代变量萨巴斯法案302条款于2002年8月29日正式实施，要求管理者证明他们的决策对内部控制的有用性。萨班斯法案404条款于2004年11月15日生效，是为了“加速编报” ，法案要求公司在年报中包括对内控结构和程序的管理评估，公司的公共会计师必须证实这个评估。在这个法案公布之前，公司（除了银行）只有当审计人员揭露公司一个变化时，才要求公司揭露重大的内控缺陷（Ge and McVay, 2005; Krishnan,2005; Altamuro and Beatt
3、y, 2009)。以前的，研究包括事件研究和调查数据研究。比如Willingham and Wright (1985)调查了审计公司的合作伙伴，并没有发现审计人员对内控效率的评估和财务报表的错误存在联系。一些研究表明内控质量跟各种盈余指标（可操作应计利润和收益稳定性）呈正相关。Doyle et al., 2007b; Ashbaugh-Skaife et al., 2008，这些研究为萨班斯法案实施后，报告内控缺陷的作为盈余质量的指示器提供了很好的证实。内控决策的影响因素：Krishnan (2005) 发现独立的审计委员会和具有财务专业知识的审计委员会的公司内控发生问题的可能性极少。Ashb
4、augh-Skaife et al. (2007) and Doyleet al. (2007a)发现机构设置复杂和机构重大变化的高风险公司更可能有内控缺陷的问题。这些内控有缺陷的公司还往往表现为内控系统投资不足。内控程序的结果：Hammersley, Myers, and Shakespeare (2008) andBeneish, Billings, and Hodder (2008)发现在萨班斯法案颁布实施下揭露内控缺陷对公司的股票价格产生负面影响。而且Beneish et al. (2008)发现在302条款中有关揭露内控缺陷的规定降低了预测者的修改次数并且增加了股票的资金成本。然而，
5、404条款中的揭露政策中对内控缺陷的揭露对股价不会产生负面影响，降低了分析者的预测修改率或增加了股票资金成本。Ogneva, Subramanyam and Raghunandan, 2007; Beneish etal. 2008，只有一个由 Ashbaugh-Skaife, Collins, Kinney, and LaFond (2009)的研究证明，随着404条款的揭露政策的实施，明显的增加了资金成本。他们认为Ogneva et al的研究对内控质量的分类具有偏见。建立在内控研究的基础上的结论在萨巴斯法案302条款中关于揭露内控缺陷的影响因素和实施后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可预测模式
6、，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缺陷的揭露来衡量错报的倾向。运用这个变量替代盈余质量必然存在这样的问题，对公司内控重大缺陷的揭露跟公司管理人员和经理的激励政策有关Ashbaugh-Skaife et al., 2007; Hogan andWilkins, 2008的研究表明以上结论。基于萨班斯法案404条款的对内控缺陷的结论，引起一系列的研究，使人产生这种怀疑，就是揭露公司的内控缺陷是否是投资者判断报表信息质量的信息源。对于302和404条款的颁布实施的结果有不同的解释：1）404条款关于内控缺陷的界限可能比302条款的低。2）404条款仅限于在市场信息充分的条件下，加速编报的公司。3）302条款对于是否
7、必须揭露重大内控缺陷界定的很模糊，结果导致重大重大内控缺陷没有被披露。4）404条款关于披露内控缺陷要求在年报中反映，而302条款规定的披露内控缺陷的要求在季报或月报中反映。内控缺陷表现在很多反面，（比如内控导致重述，导致财务错报和盈余管理，内控缺陷有许多因素因素引起的，如机构的变更）。因此内控缺陷的公司仍可以作为研究者又来检验从决策到盈余管理再到结果的一个样本。4.跨国研究这一章讨论的是在数据库文献中，关于不同国家在盈余管理方面的决策影响因素和后果的不同。4.1章讨论的是国际层面的盈余信息对股票市场的影响，用ERC作为替代变量。4.2章讨论是在国家层面将盈余管理的决策影响因素作为盈余质量的特
8、殊因素进行研究。4.3章对不同国家的盈余质量的后果进行研究。4.1盈余信息含量作为盈余管理的替代变量在数据库中有4篇文献验证了不同国家相关有价值的指标差异。Alford, Jones, Leftwich, and Zmijewski (1993)用17个国际的资料证明了不同国家之间在长期ERC和盈余基础上的风险报酬之间的差异。但是他们没有测试不同国家ERC 可预测性差异的假设。而是向读者简要提供了不同国家的制度的差异，来帮助解释他们的结果（比如中期报告的次数）。Ali and Hwang (2000)计算了从Alford et al. (1993)得出的盈余信息含量的质量（ERC和盈利基础上的
9、风险对冲投资组合回报）和另外两个指标收益的价值相关性和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与股票账面价值的联合价值，他们运用了16个国际的数据，并且期望向人们展示他们预测的收益信息的不同。他们调查了6个国家的制度因素，但是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以银行为导向的财政信息系统的国家盈余含量低于以场为导向的国家中盈余信息的含量。因为准则的制定程序，会计准则不可能偏向股票市场。Hung(2000) 盈利基础上的风险对冲投资组合回报来衡量国家之间的盈余信息含量。她发现21个国家中大多数国家更倾向于权责发生制账务处理，而不是用盈余信息含量低的收付实现制（只有一个投资者保护力度弱的国家采用）。DeFond, Hung, and
10、 Trezevant (2007),用26 个国家的数据，证明了个国家层面的平均盈余质量（由Leuz et al. (2003),发明的积分法测量的）非正常报酬方差成正相关。他们对这个发现是这样解释的，高的Leuz et al分数意味着好的盈余可信性，进而提高了盈余信息含量。他们还发现在较好的实施内部交易法、较好的投资者保护、中期报告频率少的国家非正常报酬方差较少。研究人员还检验了盈余质量在法典法系的国家（独裁制的国家）和在普法法系的国家（有多党执政的国家）的差别。Ball, Kothari, and Robin (2000)发现在法典法系的国家在反映经济损失时比普法法系的国家更迟缓，这个结果
11、与他们的预测相一致，法典法系的国家机构制度和实践比如对决策有用信息的需求发展较迟缓。Ball,Robin, and Wu (2003) 还东亚国家的企业样本，他们断言这下国家的会计准则质量较高，（他们的准则类似于美国和英国的会计准则而不同于法典法系的国家的准则）但是这些国际的制度类似于法典法系的国家。经研究证实这些国际的盈余信息含量较低（通过及时确认损失来判断），因此他们得出结论法典法系的国家的体制和政府环境削弱了管理这和审计师提高盈余信息质量的动机。Guenther andYoung (2000)也类似的假设盈余信息是由需求动机和国际体制因素（比如法制体系和税务整合）影响。他们还将盈余质量与
12、一个国际交叉部门资产的平均收益率和经常用一个国际的实际GDP的增长来衡量的实际经济增长相联系。他们经过研究证明，这些联系在美国、英国和较高，在法国和德国较低。4.2盈余管理作为盈余质量一个因素再跨国研究中有一个普遍的假设，就是投资者的保护制度不同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盈余管理的总体水平。Leuz, Nanda, and Wysocki(2003)用盈余基础上的指标，平滑度、避免小的损失来衡量盈余管理，发现较少的盈余管理的国家往往股票市场发达、股权分散、投资者权利较大、强的法律执行力。Leuz et al. (2003)的指数平滑法普遍使用于跨国研究中，被作为盈余管理的代表。第一个替代指标，被用于国家
13、层面的测试，表示公司的营业利润的标准差除以经营性现金流量的标准差。第二个替代指标是财务收益的变化与经营性现金流量的变化的同期相关性。这两个指标都强调，当盈余管理被用来衡量涉及公司营运固有的或基本的平滑度时，平滑指数代表盈余管理。营运现金流量的平滑指数被用来控制固有的平滑度。Lang, Raedy, and Wilson (2006)比较了在美国交叉上市的非美国公司和美国公司的样本，他们之间的盈余管理程度，结果他们用资料证明了交叉上市的非美国公司比美国公司呈现出更好的指数平滑，他们倾向于报告微利，并且对损失反映的不及时，而且有较低的ERC,并且这些差异在投资者保护力度弱的国家表现个更为明显。La
14、ng, Raedy, and Wilson (2006)没有用Leuz et al. (2003)的指数平滑的计算方法，他们自己发明了一种他们自己的指数平滑的方法，同样也试图测量基本收益的过程的平滑，他们用平滑指数来测量总资产的收益的波动比率，这里的“波动”指在净收益中控制变量（重要的公司特征）在年度回顾模型中残差的变换，他们的研究仍然用匹配的样本，选择建立在过去的销售增长和行业水平上相匹配的数据，目的是控制重要的变量。后来的三篇文献的研究扩展了Leuz等人的研究，他们提供证据证明了不同的制度因素相互作用下，对盈余管理的影响，Haw et al. (2004)用资料证明了，盈余管理（用可操控盈
15、余来衡量的程度来衡量）起源与控股股东与非控股股东之间的冲突，在少数股东权益得到很大保护，法律执行力较强的国家盈余管理较低。Francis and Wang (2008)研究发现 ，盈余信息质量（用可操作盈余的程度、报告损失的可能性、及时确认损失来衡量）与国家层面的投资者保护成正相关，但着只对经有四大审计事务所审计的公司而言。他们认为投资者保护影响盈余信息质量，这种投资者的保护是来自于四大的激励机制（比如，诉讼风险和名誉风险）最后Burgstahler, Hail, and Leuz (2006)用资料证明了国家体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和股票市场的影响内部交易的影响二者是相互作用的。他们从13个欧盟
16、国家中选取了私企和公共企业的样本，研究发现私企的盈余管理较多，这与私企的盈余质量的压力较少有关。强的法律机制制约了盈余管理。Burgstahler et al.(2006)的盈余管理的计量类似于Leuz et al. (2003).的计量方法。4.3国家层面的盈余质量研究的结论数据库中有三篇这样的文献，在国家曾面关注的盈余质量中的盈余管理因素，检验了盈余管理的后果。Bhattacharya, Daouk,and Welker (2003)高水平的国家的盈余信息质量，是用收益的积累、避免损失、收益平滑（Leuzet al., 2003等人的方法）来衡量，国家层面的盈余质量跟国家高的股票资金成本和
17、低的股票交易量相关。他们的假设假定收益的这些特征跟盈余操作的不透明度有关。Pincus, Rajgopal, and Venkatachalam (2007)发现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就是收益的非正常现象，往往集中在这四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这些国家都是普通法系国家，这个收益的非正常化跟Hung (2001)的收益强度系数正相关，跟股权集中度负相关。还有集中不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非正常收益跟投资者的保护权利负相关。Pincus et al. (2007)等人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很有启发性的，就是盈余管理跟非正常收益相关。Biddle and Hilary(2006)用Leuz 等人
18、的平滑指数方法，用资料证明了平滑指数与较低的投资效率相关，投资效率是用投资现金流的敏感度衡量的。4.4 总结在跨国研究中考虑的某些控制机制影响的推断，这就决定了不能用美国的样本，因为美国缺少这种控制因素的变量。这些研究大体上得出这样的结论收益信息含量（包括盈余管理）是受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银行和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法典法系和普法法系国家、会计制度、管理者个审计人员的激励制度的影响。跨国研究的差异通常被看做广泛理论研究框架（对信息需求的不同、财务准则反映重大价值的能力）的一个代表。跨国研究并非提供有关内控机制的参考。跨国研究通常运用的盈余质量指标是建立在盈余基础上的，比如 ERC 和及时的损失确认
19、。在跨国研究中还有许多差异可以影响建立在盈余基础上的指标，而不只是研究者们设想出来的几个决定影响因素。研究清楚的认识到，潜在的另类结果，并且大多数研究，或者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控制未成形的国家之间的差异来源，或者模拟期望的差异源比如工业集中度。然而，即使观察变量如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常见的模型，并且很少考虑不可观察的文化差异比如对政府机构的信任（Zingales, Sapienza, and Guiso, 2008)。尽管有证据表明经济与市场发展之间存在差异，但是让你意外的是，很少有人在研究盈余信息质量时，控制这些建立在回报基础上的盈余质量的替代变量回报的组成组成部分(Frost, Go
20、rdon, and Hayes, 2006)。5.盈余信息质量的决策影响因素这一章，我们根据（表一）已经检测的盈余质量的决策影响因素列举的一些研究，一共有六个类别：1.公司的特征 2.财务报表 3.管理和控制 4.审计 5.股票市场的激励机制 6.外部因素5.1 公司特征作是盈余质量的决策影响因素之一一些研究运用多种变量来替代公司的基本情况，包括简单的行业成员，并且提供大量的证据证明公司的特征跟盈余质量的各种替代变量相关。Hagerman and Zmijewski (1979)提供的初步的证据证明公司的规模、风险、资本密集度和产业聚集跟公司的财政政策选择有关。特别是后进先出法是进行检验的普遍
21、的选择(e.g.Jung, 1989; Lindahl, 1989).Lev (1983）在实证和理论方面把一个公司运营环境中的经济因素的各种替代标量与公司的盈余特征（即盈余的稳定性和波动性）相联系。Dechow (1994)将公司营运环境的各种特征与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捕捉公司潜在的业绩联系起来，这里的盈利能力是通过股票的获利能力来衡量的。公司有四个特征应单独讨论：1.业绩和损失 2.增长和投资 3.负债 4.规模。5.1.1 公司的业绩大多数研究影响公司盈余质量的替代标量的公司特征是绩效。这些研究的假设是弱的公司绩效激励人们进行盈余管理。Petroni (1992)接着用资料证明了财政弱的保险
22、公司往往偏好通过谨慎性储备以备损失求尝的需要。DeFond and Park (1997)用数据证明，收益平滑指数，当公司的期望业绩是好的或是坏的，而实际公司在无盈余管理的情况下业绩是坏的（好的） ，在进行绩效管理后公司的业绩是上升的（下降的） 。Balsam, Haw, and Lilien (1995)建议公司应灵活及时的选择增加收益的财务处理方法当公司的资产收益率降低时。Keating and Zimmerman (1999)表明，业绩不佳的公司使用的自由裁量权，在会计准则允许的情况下采用对自己有利的财务出来方法。财务弱的公司也要揭露内控缺陷的问题(Doyle, Ge, and McVa
23、y, 2007a)并且更可能纠正以前的报告盈余，这可以解释为盈余管理的事后证据。(Kinney and McDaniel, 1989).Francis, Hanna, and Vincent (1996)没有发现在控制了资产减值的可能性的情况下，账面价值的减少与公司业绩不佳相联系的证据。在数据库中只有一个反面的证据是由 DeAngelo, DeAngelo, and Skinner (1994)做的研究。他们选择的公司样本是，这个公司有持续的损失，他们发现收入反映潜在的经济状况，而不是反映经过操作的利润增长，他们承认他们的样本是一个特殊样本，改公司是一个问题公司，而不是业绩不好的公司。5.1.
24、2 公司成长个投资在讨论第三部分时对于是否成长、不可观察的因素或者把收益作为衡量公司成长的指标、收益的稳定性的影响。关键是告诉成长的公司很少有稳定的收益。这个发现一点也不奇怪。在会计期间盈余概括反映了公司盈利的过程的业绩情况。如果主要的过程改变了（比如增长了） ，那么盈余的特性比如稳定性和平滑度就会受到影响。像 Penman and Zhang (2002)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相关证据，证明财会系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司成长状况。除了盈利的特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影响公司的成长，公司的成长还与大量的测量误差和认为操控的可能性相关。我们没有发现有文献专门把公司增长作为及时反映亏损和基本信息的角色，但是，
25、研究人员曾检验过把公司成长作为盈余刮泥决定因素的外部指示器。Dechow et al., 2009研究发现AAER公司有高的市价与账面价值的比率和高的收益，在盈余操作的年份。Doyle et al., (2007a) andAshbaugh-Skaife et al. (2007)发现年轻的成长型公司更多的揭露内控缺陷，然而，没有发现证据支持重述金额与公司成长有关。5.1.3公司的债务Watts and Zimmerman (1986)提出了债务契约假设：公司在接近债务违约是会采取自增加公司收益的财务处理方法，避免债务违约。起初的调查研究，资产负债率或其他的替代变量证明债券的存在（比如Bowe
26、n, Noreen, and Lacey, 1981; Zmijewski and Hagerman, 1981; Daley andVigeland, 1983; Johnson and Ramanan, 1988）这些文献提供了一致的交叉证据证明高资产负债率的公司会选择增加公司收益的会计处理方法。除此之外，Balsam, Haw, and Lilien (1995)还提出了，当公司的财务杠杆最高时，会适时选择增加收益的会计处理方法。LaBelle (1990)还发现财务杠杆越高利息覆盖率月底与财务政策的选择有关。尤其在石油、天然气行业，Johnson and Ramanan (1988)
27、和Malmquist (1990) 经营特征与成功努力的选择和全部的费用账户有关。并且发现与杠杆系数有关的变量越来越成为重要选择的影响因素。接下来这三篇文献验证的是财务选择而不是财务方法。Bartov (1993)发现公司适时进行资产销售并且用销售所得来降低收入的波动和避免债务违约。指数平滑和债务契约对实际盈余管理的解释是彼此促进的。Kinney and McDaniel (1989)研究发现高的财务杠杆的公司更有可能纠正以前的报告盈余，这意味着他们的误报。Efendi et al.(2007)研究发现低的利息覆盖率的公司更可能重述。除此之外，Dechow et al. (1996)发现AAE
28、R确认的操作盈余的公司比控制公司有较高的杠杆率。但是Beneish (1999) 在操作利润的公司样本中没有发现这种关系。以前的文献都是解释了财务杠杆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作为债权给公司提供盈余管理刺激证据的动机的证据。但是他们没有检验债权的特殊性。后来研究人员用特殊的债权契约数据测试了债务契约假设。Sweeney (1994)提供证据证明了当公司接近违约是会采取增加收入的会计处理方法。DeFond and Jiambalvo(1994)发现公司在年报中披露债务违约的前一天营运资产的收益和非正常收益都较高。在违约的年份，收益在控制了管理的变化和审计质量会增高。Dichev and Skinne
29、r (2002)运用了大量的样本详细证明了债务契约，结果表明非正常的大量（或少量）的贷款，是会计处理方法也随之左右变动，这与债务契约假设相一致。相反DeAngelo et al. (1994)发现公司有没有债务契约时，公司的收益的相对差异很少。所以得出结论，公司月接近违约时，直接或间接的处理方法是，公司可能进行盈余管理。这个结论意味着，对盈余质量的估计是比明确的。一方面，事实上盈余通常是认为投机的操作的结果，也就意味着盈余反映的信息不可靠。另一方面，在债务契约假设下运用的盈余管理的机制是典型的会计方法的选择问题，这是非常透明的。如果盈余管理对决策制定者是透明的，或因为会计方法的选择是明显的，或
30、者决策制定者是理性的，能推断公司选择增加收益的会计处理方法是为了便面债务违约，那么盈余信息，就不会影响决策制定者的观点。Barth, and Kasznik (1999)提出证据，并且提出股票市场投资者可以通过公司在债权市场上的激励政策的线索理智的推断出公司的盈余管理。他们对英国财务杠杆高的公司资产重估价值与股票市场的反映关系不大，这恰恰解释了这种情况，投资者能够感知财务杠杆高的公司是否故意提高了资产重估价值。Dhaliwal, Lee, andFargher, 1991; Core and Schrand, 1999研究发现杠杆系数也被预测跟建立在回报基础上的盈余质量的替代变量有关。比如，E
31、RC,当股票的价值被看做公司价值的反映时。Plummer and Tse (1999)将股票持有者需要的信息和债权人需要的信息作为既定的风险的函数，他们发现ERC( 同期回报率和非预期的收益)随着股票回报既定风险的增加而降低，但是对于债券回报则相反。5.1.4公司规模前期文献调查了，公司规模和由政治可见度假设（大的公司往往选择收益降低的财务处理方法来避免政治监督）驱使下的财务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比如Jensen and Meckling,1976; Watts and Zimmerman, 1986的研究。Hagerman and Zmijewski (1979)研究发现公司规模的大小同选择收
32、益降低的2种会计处理方法正相关（资产减值和投资税），但是这两个要素无关（存货和过去的养老基金的分期偿还）。Zmijewski and Hagerman (1981)用资料证明了较大公司更可能选择这样一套财务政策，就是总体上收益降低的，也就是，公司的规模不能很好的解释个别政策的好坏，他解释的是整个公司的政策。Bowen, Noreen, and Lacey (1981)用证据证明了石油行业的政治可见度假设（即大公司避免使用利息资本化的财务处理方法），但是其他行业却相反。而且Zimmer (1986)发现在澳大利亚大的公司都资本化利息，这与政治成本议题相矛盾。Moses (1987)发现公司规模和
33、市场份额与财务政策的变更尤其是平滑收益相关。总体而言，在特定的情况下，公司的规模可能是这种政治能见度的一个指示器，他会增加预期的政治成本。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对于目标行业的公司或是年轻的公司政治成本可能是最严重的。即使有非常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财政压力会对盈余管理产生动机并且公司规模常被用作压力的替代变量，但是草率的作出公司规模跟任何的盈余质量指标相关是不恰当的。公司规模可以作为一些因素的替代变量（比如经济环境、资本市场压力、金融资产等） ，但是不能作为政治可见度的替代变量。有些研究假设固定成本与保持充分的内部控制程序有关，因此预测公司的规模与内控质量呈正相关。这些研究表明规模小的公司更可能存在
34、能控缺陷，更可能纠正前期的报告盈余，(Kinneyand McDaniel, 1989; Ge and McVay, 2005; Doyle, et al., 2007a; Ashbaugh-Skaife et al., 2007)5.1.5 对公司盈余的决策因素-公司的特征的总结我们的回顾得出以下的观点，首先，重要的公司特征跟财务处理方法相关。任何推测会计政策的选择作为盈余质量的指示器的研究，在推测存在机会主义的之前必须控制这些重大的差异。第二，公司的业绩差会激发盈余管理的动机是已经得到证实的。然而机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行为，已经不是一个热门话题。( 见 DeAngelo et al.,
35、1994).虽然有证据证明公司的规模跟盈余管理存在联系，但是不能由此而推出一般结论，公司的规模跟盈余质量在任何情况下是相关的。最后，股票投资者好像放松了来自于从公司的债务契约到盈余管理的激励。但是关于投资者放松奖励的限度并将理性盈余管理的期望纳入他们的定价中的证据是足的，尽管与债务相关的激励是盈余管理最强的记录奖励，并且对投资者来说是最透明的。除了 Aboody et al.(1999) and Shivakumar (2000),在我们的数据库中，在没有其他人研究在市场公平的条件下投资者放松盈余能力的收益，代表效率合约的条件下价值最大化的表现。5.2 财务报告的方法是盈余质量的决策影响因素5
36、.2.1 财务处理方法我们运用“方法”这个词大致包括原则（比如总费用、收入的确认） 、与会计准字相关的估计（直线和加速折旧法） 、估计（比如养老金会计假设） 。前期有2 篇文献对会计处理方法和收益平滑度进行了测试，Barefieldand Comiskey (1971)发现直线折旧法比加速折旧法得出更平滑的收益曲线，Beidleman (1973)认为公司的养老金和退休费用和研发费用平滑收益，但是来自非固定的下属公司的汇款、其他营业费用、退休金对收入的影响，对收益的平滑不影响。这些研究都承认会计处理方法是内生变量，但这儿实证研究没有述及这个问题。Gonedes (1969）审查了会计政策的选择
37、和股票资本成本的的关系，作为“ 决策制定者认识到风险程度（不确定性）“的度量，并将其作为盈余信息含量的代名词。后面的两篇文献生成虚拟数据比较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下与收益相关的内容。Dharan (1987)运用分期确认收入的方法和销售百分比法确认产生收入流，其中包括经理对未来现金流量错误估计的假设。他发现销售百分比法一般会降低收益的波动和现金流量的预测误差。当收益很容易预测时，权责发生制模型的相对利益较大，但随着收益模型残差标准差的增大，这种利益会降低。Healy, Myers,and Howe (2002) 发现将设计研发费用的成功努力的方法运用于医药行业，得出的现金流量比将费用直接化或全部资
38、本化更接近于实际价值。Moses (1987)尝试了在他样本中选择盈余质量替代变量方法的影响的直接评估。他指出公司财务出来方法是为了实现盈余指数的平滑，他的分析包括了所有方法的变更，他们主要跟公司的库存和养老金会计相联系。收入的增加的变化比收入减少的变化更有可能，这些变化与公司规模的大小、奖励计划、和达到收益目标的激励政策正相关。有 5 篇文献证明了特殊会计政策的选择。Loudder and Behn (1995) andAltamuro, Beatty and Weber (2005)认为研发费用的资本化，前 SAB101准则关于收入确认的方法，两种方法都增加了公司的收入，结果产生了许多的通
39、过盈余反映系数（ERC)反映的具有信息含量盈余信息。 Lev and Sougiannis (1996)运用一个聪明的方法来理解影响盈余质量的会计方法的选择。他选择了一个实际的公司数据，并模拟盈余结果，假设如果研发费用资本化，收益结果是怎样的，结果显示，资本化的数额跟股票市场上用来估计高研发的公司的信息是相关联的（也就是价值相关性） 。Aboody, Barth, and Kasznik (1999)发现在美国资产重估增值与预期现金流量正相关，并且现金流量与投资者的反映正相关。Sivakumar and Waymire (2003)研究了 20 世纪初，对固定资产处理的一个变更，发现运用这种方
40、法会增加会计信息的不对称性，没有发现平滑的证据，平滑技术包括调整的会计收益和实际的总成本。5.2.2 其他的财务报告方法McVay (2006)提出，公司自行决定一定时期损益表的分类，变更费用类别是视为是缺少持续性的做法，有几个文献证明公司往往在以第一个会计年度及时确认收益，Kerstein and Rai(2007) and Jacob and Jorgensen (2007)用资料证明，在前三个会计期间收益的扭曲是最严重的，因为盈余管理的激励政策与年度的经营成果联系最大。Brown and Pinello (2007)提出企业在中期比在会计年度会更多的应用盈余管理，避免收益的下滑，因为在中
41、期财务审计程序增加的盈余管理的机会。5.2.3 基本准则和建立在盈余质量上会计处理方法上的准则原则性标准的优势是，他排除了对一项经济交易可选择的其他的会计处理方法，只支持一种会计处理方法，这样会反映一些更基本的信息，会产生更多的有用盈余信息，因为这样会减少的盈余管理。经理们无法通过一些投机的方法选择一些不恰当的会计方法和估计策略，而只能遵循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建立在原则性基础上的准则限制了经理们提供相关信息的能力。两项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原则性标准可能不会减少机会主义盈余管理。Cuccia, Hackenbrack, and Nelson (1995)采用现场调查的方式，询问经理们制定税务申报的
42、决策。Nelson, Elliott, and Tarpley (2002)对审计师做了一项调查，不仅评估了经理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而且评估了审计师酌情调整的可能性。然而，Barth, Landsman, and Lang(2008)假设国际会计准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盈余信息的质量，因为国际会计准则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他们还用证据证明了，运用国际会计准则将会减少盈余管理，更及时的确认损失，更大的价值相关性。他们也谨慎地承认收益的事后的特征是体制之间的差异的反映，国家的体制会影响对信息的需求，执行力度，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公司的基本特征。虽然他们试图控制这些差异，但结果仍受他们的警告。5.2
43、.4 总结关于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可以捕捉公司的基本面信息的证据相当少，或者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或者不同的基本面。首先，我们非常的意外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文献很少，但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却很有说服力。如果公司选择了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那是因为他们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如果会计处理方法是强制的（比如外生变量） ，那么就没有交叉面之间的差异的检验。另一种方法是研究公司在不同的强制报告制度下（比如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报告期） ，这种方法产生了忽略相关变量的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发现有限的几篇文献或运用模拟方法或者检验具体的方法。总之，会计处理方法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的测试结果只能说是会计方法的特
44、殊。会计方法的选择被投机的运用于盈余管理的目的，因此降低盈余质量的做法不值得提倡。这并不意味着现金流量的方法（该方法也包括估计或者更积极的收益确认的方法被认为是投机的）在确认收入中占主导地位。然而投资者好像能更高效的调整他们的价值决策以反映没有报告出来的信息。并且当投资者期望进行盈余管理时，也会调整他们的价值决策。5.3 管理和控制是盈余质量的决策影响因素引用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的术语，内控包括监督机制，在代理关系中领导作出的乐观决策。还有绑定机制，在某成本水平上有代理人作出的乐观决策。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机制包括：1）董事会 2）内控程序 3）管理者的股权 4）
45、管理薪酬 5）管理的变更。对董事会和内控程序的研究文献，将内控视为监督财务报告系统以限制经理操作盈余的机会和能力。关于管理者股权和管理薪酬将二者视为预期会影响盈余质量的因素，因为他们提供了盈余管理的动机。这两个事例，都说明了内控影响盈余管理、可操作盈余和财务错报（是衡量盈余信息质量的普遍标准）。5.3.1 董事会和盈余信息质量几个文献用资料证明了，较独立的董事（比如可以通过较多的外部持股股东来衡量）和较高素质的审计委员会（可以通过独立性性见面机会来衡量）与较少的盈余管理有关（可以通过可操作盈余、避免收益下降或亏损情况的出现可能性、账目操作、内控质量来衡量）Beasley, 1996; Klei
46、n, 2002; Vafeas,2005; Farber, 2005; Abbott, Parker, and Peters, 2004做了以上的研究。Krishnan (2005)用资料证明了审计委员会的素质和内控程序的相关正相关。Garca Lara, Garca Osma, and Penalva (2009)高效监督（普遍用治理作为替代变量）与不对称及时性正相关。Larcker et al. (2007)运用39个治理变量和并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管理因素。他们发现14个管理因素和盈余质量（用可操作盈余和重述来衡量）存在复杂的若相关。Larcker and Richardson (2004
47、)发现在强有力的管理下会使审计收费和盈余之间成负相关。这些研究（除了Larcker et al., 2007）一致提出审计委员会的素质额盈余管理正相关，这个结果不足为奇，因为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监督财务报告的程序。由这些研究可以推断：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审计委员会的素质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的预测有最大的内部有效性。这个理论强调董事会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是弱有效的。Adams, Hermalin,and Weisbach, 2008研究表明高层领导经常参与像关于公司总体决策这样的高层会议。所以，质疑董事会与盈余管理质量之间的关系是合理的，但对于用跨部门之间董事会的特征的差异来解释跨部门之
48、间盈余管理的差异是不能让你信服的。建立在全局基础上的测试分数作为可能影响盈余管理的内控的一个替代变量，必须假定分数的差异是与影响盈余管理的机会和动机的内控机制的质量有关。测试假定管理的监督作用影响盈余质量而不是盈余管理，比如谨慎性会面临更大的风险。许多内控机制是替代或补充因素。比如，Krishnan(2005)强调审计委员会和内控程序是互补的。Larcker et al. (2007)更全面的论证这个问题，并且认为当只局限于运用一套公司管理措施时，这个问题会导致经济问题（比如，不一致的系数估计）。5.3.2内控程序在萨班斯法案下运用内控揭露，Doyle et al. (2007b)发现在财务报
49、告过程中内控程序在重大的缺陷的公司存在低的盈余质量，较大的可操作盈余，低的盈余稳定性，并且比起其他公司更可能重述。Ashbaugh-Skaife etal. (2008)发现若公司调整了内控缺陷则可能是盈余质量提高。内控和重述之间的关系源于这样的假设，内控降低了有意或无意的错误。5.3.3经营权对于经营权会提供财务选择的动机存在两种争议的观点：壕沟防伪效应（大股东以小数股东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取个人利益）和利益协同效应（股东的利益跟公司的价值是一致的）。这两个影响为盈余管理和权利集中度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提供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对于哪个占主导地位是让人费解的。前期的两个研究Smith, 1976; Dhaliwal, Salamon, and Smith, 1982表明，管理者控制的公司比所有者控制的公司更有可能操控会计处理方法（比如折旧方法）来增加报告期的盈余或平滑收益。，这支持了壕沟防伪效应。Warfield, Wild, and Wild (1995)发现经营权跟可操作盈余的多少负相关，跟盈余的信息含量正相关。Wang (2006)用资料证明了创立家族产业具有相同的结果。Gul, Chen, and Tsui (2003) 证明了管理权限对审计收费和可操作盈余之间正相关关系有缓解作用。这些结构都支持了利益协同效应。相反，Larcker et al. (2007)发现内控力度，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