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另类的医疗史书写_评杨念群著_再造_病人_书评与文评另类的医疗史书写评杨念群著再造“病人” 余新忠说起医疗社会文化史,若在 10 年前,恐怕绝大多数大陆学人都会感到一头雾水。而今,这一以往甚少为人注目的研究领域,似乎正趋向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热点。不仅相关的论文日益频繁地出现在历史研究 、 近代史研究等重要的史学期刊上,而且仅 2006 年就有 4 部论著问世。同时,当年 8 月份,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还举办了国内首届“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最近面世的论著中,笔者以为,杨念群所著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以下简称再造“病人”
2、,引文径括注页码)无疑是其中最具分量和影响的著作。再造“病人” 是一本有些怪的书,有不少的评论称其为“四不像”之作,既不是政治史,也不是社会史,既不是文化史,也不是思想史。这无疑与作者“打破学科本位”的学术理念与追求密切相关。但从全书的研究主题、问题意识、书写方式等方面来看,将其归入医疗社会文化史的范畴,应该是合适的。事实上,从该著的导言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也是作者自己的定位。只不过,其风格不仅与正统的医学史有明显的不同,而且与一般的历史学者从社会文化角度切入的疾病医疗史论著也不尽一致,可谓是另类的医疗史书写。即使是放在整个历史研究领域中,该书大概也算得上是一部别具一格的著述,而对新兴的医疗社会
3、文化史来说,就更是一部极具探索性的“新”著。其“新”或探索性不仅表现在学术理念上,也反映在有关书写历史的方法方面。不管这些探索是否成功,至少为我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普遍性的问题,比如,如何消化和吸收新的学术理念,历史究竟该怎样呈现,等等,并进而为继续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契机与借镜。92阳敏:解读中西医冲突下的政治空间杨念群专访,南风窗,2006 年 7 月 15 日。该著凡 465 页,近 43 万字,甫一出版,就受到了各界广泛的推介和好评,比如,吴飞:“拯救灵魂”抑或“治理病人” ,读书2006 年第 3 期;赵旭东:现代“病人”是怎样产生的?,2006年 4 月 19 日中华读书
4、报;沈洁:穿越历史的那些时刻,2006年8 月 18 日文汇读书周报 。即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 年),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 年版。一、全书梗概对于读者来说,该著的“怪”可能首先就表现在其题目上,病人就是病人,何来再造?而且病人还要加上引号。显然,作者以此作为书名,自有其独特的考虑,根据作者的自述,这样做是意欲表达
5、,“近代中国的病人不仅与古代意义上的病人已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近代病人不仅承担了罹患疾病的原始生物含义,而且也承担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思想和制度内涵。 ”(导言,第 7 页)也就是说,“生病”并非纯粹的自然生理现象,病人其实也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现代“病人”的产生是近代以来一系列社会政治行为再造的结果。不过,读罢全书,我们会发现,这似乎并非全书的主旨,书中虽然也有些地方涉及于此,但作者主要做的却是,从医疗和身体入手,借助“空间” 、 “地方”与疾病隐喻等概念,来梳理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主要源自西方的现代医疗卫生机制(或者说“空间”)是如何植入中国社会的,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
6、的政治和社会运作机制。中国医疗卫生机制的近代转型与现代机制的建立,是一个关涉面极广的大题目,大凡医学教育、医政管理、医疗和求诊行为、医患关系、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中西医学交流与冲突、医疗与健康观念、清洁卫生观念与行为、检疫与防疫和国家卫生监管等等,均可归入,而且,其中任何一项似乎都值得深入地探究。在一本书中,要处理如此多的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也不是作者想做的。他希望的似乎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择一些与医疗卫生相关的个案来做细致的探索,并通过共通的学术理念的实践,以现代医疗卫生空间植入中国社会的情形与这一过程中政治和社会运作机制这一共同的主题来将这些个案贯穿起来,形成一种由点及面、
7、松散与连贯结合的书写格局。全书除导言和结语外,共分九章。 导言:医疗史的另一种叙事主要介绍作者的研究思路与全书的布局。首先以故事的方式引出身体的问题,借用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的思路,指出,一般认识中,近代以来中国人贫弱的身体其实象征着中国国家的衰败,“得病的身体作为一种文化的隐喻载体,内涵和边界日益扩大,甚至暗喻着中国国土疆界被频繁侵害。 ”(导言,第 3 页)经由身体,将疾病同国家和政治联系了起来。通过这一联系,作者似乎希望表明,他的研究将从文化和后现代的视角出发,以疾病与医疗为切入点来探讨中国近代的空间政治,而将其与传统疾病医疗史研究过于强调科学主义理念和线性的现代化叙事模式区别开来。第一章救
8、不了灵魂的医生叙述了 1832 年西医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宗教色彩日渐淡化,从为了拯救灵魂的纯粹传教到更加注重世俗的作为科学的医学的转变过程。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基督教内部“预言精神”和“秩序精神”的此消彼长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前者的核心是在摧毁异端偶像和制度的同时寻求一种超越性的终极体验和希望,而后者则倡导更有耐心地在世俗范围内进行工作,并能相对容忍世俗中不完美事务的存在。进入 20 世纪后,随着美国“社会福音派”影响的增强,西医传教士开始比较现实地面对“灵魂难以拯救”的状况,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了医学本身,与此同时,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也强烈抵御灵魂的被拯救,加上西方现
9、代科学话语霸权地位的全面奠定,终使“西医传教士的双重角色发生了更加严重的错位,宗教承担的神圣意义在世俗氛围的浸淫下似已变得无足轻重。 ”(第 39 页)第二章对陌生空间的恐惧与接纳主要处理的是西方医疗空间在进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因应中国社会的“地方感”而逐步加以调适。对西方封闭医疗空间的恐惧和医院治疗“委托制”的不理解,伴随着当时风起云涌的反教运动,在晚清社会形成了众多诸如“采生折割”之类的想象与谣93余新忠/另类的医疗史书写言。面对本土文化的抵制,西方医疗空间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比如有限度地公开医疗空间,委托治疗中营造虚拟家庭氛围等,以赢得中国人的信任。从而,进入中国社会的西医也不再是原
10、本意义上的西医,而打上了许多中国社会的烙印。作者希望借此摆脱以往西医传播史研究中预设非西方世界只具备被动接受西方影响能力,而不具备反作用可能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表明“西医的传播并非一个纯净的过程,而是与当地社会文化反复互动后达到某种平衡的结果” 。(导言,第 8 页)第三章“公医制度”下的日常生活主要讨论了在医学“国家化”的构架下,西方医疗空间逐步渗透至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之中的情形。民国以降,在“强国”必先“强种”这一理念强烈驱动下,中国开始了由国家来全面操控医疗卫生事务的医疗“国家化”的改革进程,在此背景下,西方医学人士通过引入“社会服务”理念(在治疗的同时,为病人提供相关的社会服务),和依托
11、地方自治网络,主张走出医院、走进胡同的“兰安生”模式,力图将西方的医疗空间渗透至城市的各个角落和民众日常生活之中。在这里,作者再次强调了中西之间的互动,认为西方医疗走出医院这样相对封闭的空间而逐渐融入当地社区乃是纯粹的精英西医模式(“协和模式”)与中国社会状况开始发生互动契合的表现。第四章现代城市中的“生”与“死” 考察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城内传统掌管人们生与死的产婆和阴阳生的生存空间日渐被压缩直至最终被现代医疗卫生专业人士所替代的历史。产婆和阴阳生在传统社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行为不仅是一种技艺,而且也是一种彰显秩序与伦理的仪式,他们主要处理的“生、死者的亲属与传统社区人群的协
12、调关系问题”,这与现代意义上的生命控制有着明显的区别,现代的生命控制“则企图通过生命的数字化和严格的量化分析,把传统社区中的道德实践问题转变成与国家现代化目标相联系的行政管理与机构控制问题” 。(第139 页)随着“兰安生模式”的推行,医疗社区的逐步建立,他们也逐渐被视为文明与科学的对立面而受到控制并最终被取缔。在这一过程中,原本伦理化的自然社区也开始被行政化的卫生社区所代替。其改变的不只是生死控制本身,还有城市空间的管理控制机制。在此,作者并未高举科学的大旗对非科学的产婆与阴阳生给予贬斥,而是努力对作为弱势群体的他们的声音做了一定的考古和“复原” 。第五章乡村医疗革命:社区实验则将视线从城市
13、转向了农村,介绍了 1930 年代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陈志潜在定县的三级医疗保健实验和乡村中的“巫” 、 “医”之争。陈志潜是兰安生的学生,他秉承预防医学的理念在定县开展的三级医疗保健实验(县、乡、村),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兰安生医疗社区计划在乡村的延伸。在实验中,陈志潜特别注意尽可能地降低成本,以便让村民能够承受得起,同时还注重三级医疗保健人员的“在地化”训练,以避免出现外来专家送医模式中的“雨过地皮湿”效应,这一点与兰安生模式有所不同,但两者同样都排斥中医,而这妨碍了保健员“在地化”程度的深化。因为在当时的乡村,不必说西医,就是中医,有时也未必有更为草根的“巫医”更受欢迎。在这种情况下,陈志潜
14、提出了“社区医学”的概念,“强调医学应基于所有人的需要和条件,而非基于那些单独的个人;基于治疗和预防方法相结合,而非单独依赖治疗技术。 ”(第 196 页)以求与巫医在社区中扮演的多功能角色相抗衡。它不像兰安生的卫生试验区那样试图取代原有的自然社区,而是希望借助原有的网络,力图与地方资源包括民众的“地方感觉”相协调,以求逐渐将西医导入乡村本土化的运作轨道。第六章追缴“巫医” 关注的是京郊及京城的巫医。首先介绍了京郊农村的“四大门”(胡门、黄门、白门和柳门)信仰和作为巫医的“香头”在“四大门”授意下为人顶香看病的情形。乡民对神灵的信仰几乎完全以是否灵验作为取舍的标准,“四大门”作为“分散性宗教”
15、虽然不曾像“制度性宗教”94近代史研究 2007 年第 6 期那样取得官方的认可,但其往往利用制度性宗教作为自己的门面而喧宾夺主,在塑造地方意识和感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顶香看病的盛行具有重要的文化因素,和在一个社区中乡民把精神疾病自觉归属于非医疗的神的治疗范畴有关,“香头”在社区道德伦理秩序中具有一定的支配力量,但“香头网络并非一种严密主动支配乡间生活的权力系统,而是通过自己是否灵验的能力支配着乡民处理日常事务时的选择意向,随机性、即时性的色彩较强” 。(第226 页)巫医作为制度外的存在,一直不为官方与正统医学所认可,不过在传统社区中,“巫医”和中医并非完全相互排斥,而有一种相互倚重和包容
16、的关系。直到 20 世纪以后,随着西医“科学”地位的确立和国家卫生行政的展开,巫医才作为官方着力取缔的对象,生存空间受到行政力量的强力挤压,在北京等城市中逐渐失势。第七章中医自救面面观探讨了民国至 1950 年代,面对强势的西医,以个体为单位从事医疗活动的中医为了自救,经过痛苦的抉择,而最终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纳入现代防疫卫生体系的过程。中西医论争是中国医学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不过作者认为以往的研究“仅仅强调从医学体系的知识差异上进行比较,而没有考虑到中医在近代受到攻击的最核心的原因是医疗行政能力的阙如,特别是在预防功能上与西医的最终差别” 。(导言,第 9 页)中医只具备个人救护的资格,而无力进
17、行集体的保健和防疫。面对西医的日渐强势和“政治正确性”的确立,中医不得不奋起自救,一方面循着西医的知识体系来论证中医的独特学理和现实价值,另一方面,则尽力改变自身传统个体、分散的诊疗形态,努力向组织化、行政化的诊疗体系靠拢,积极加入到国家的医疗和防疫组织之中去,特别是在 1949 年以后,由于国家对中医的提倡,中医暂时摆脱了在制度上被废除的危险,从而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第八章防疫、社会动员与国家讨论的是 1952 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对发生在朝鲜和中国部分地区的“细菌战事件”的应对。1952 年 2 月以后,在中国媒体上出现了美国战机在朝鲜和中国东北、青岛等地区投掷细菌,开展“细菌战”的
18、报道,尽管对于这些报道在细节和真实性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厘清和证实,但作者显然没有着力于此,而是巧妙地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政府的应对方面。他指出,一开始,中国政府和军方基本上采取一种单纯的战时防疫策略,但很快就发现这样的策略所面临的困境:或者导致社会的恐慌,或者不被重视。故而,国家很快改变了策略,开始将此视为一种激发爱国主义、开展社会动员的契机。通过构建一种“颠倒的想象”(即本来人们认为,中国人身体的贫弱与不卫生乃是因为西方现代医疗卫生机制的缺失造成,而现在则将这种想象颠倒过来,认为我们现在的疾病乃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投掷的罪恶的细菌造成的),使爱国主义和卫生运动联系了起来。这样国家不仅有效地激发了民众
19、的爱国主义热情,也通过社会动员,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推进了现代卫生机制在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确立。 “因此,群众自发行动实际上是空间政治规训与调控下的一种结果。 ”(第 354 页)第九章在政治的表象背后探讨的是 1960 年代以后的赤脚医生制度。作者认为赤脚医生制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陈志潜在定县的“在地化”试验,只不过,后者只波及定县的数个村庄,而前者却成为乡村医疗变革的一场全国性的“制度化”实践。另外,赤脚医生实践对中医的包容也与陈志潜的试验明显不同,更有利于充分利用农村的现有资源与降低医疗成本。作者认为,赤脚医生的实践虽然兴盛于“文革”期间,但绝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产物或表现形式,
20、而有着许多非政治性的因素,其一开始就被置入了人情和利益的网络之中。赤脚医生在当时良好的医疗表现,显然与他们在乡村社会网络中相对丰厚的报酬与较高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是相对较为优厚的报酬、较为严密的监控机制和乡土亲情共同编织出了一幅赤医成长图景” 。(第 404 页)这一非常政治化的运动,其实包涵着对传统的融合。到 1980 年代,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合作医疗体制的95余新忠/另类的医疗史书写解体,赤脚医生也失去其存在的基础而淡出了历史的舞台。结论医疗史、 “地方性”与空间政治想象是对全书的总结和对研究思路、理念的提炼。作者从“医务传教士与现代帝国殖民品格的形成” 、 “地方是如何被感知的
21、” 、 “疾病隐喻、社会动员与国家意识 ”和“跨区域运动与地方性的重构”四个方面对全书的内容做了总结。指出,“近代以来医疗领域发生的所有变化,与其说是中西医冲突和融合的历史结果,毋宁被看做现代中国完成基本构造和建设任务的一个重要步骤。 ”(第 409 页)“本书从现代帝国的殖民品格、 地方性的确认和重构,以及现代传统的实践作用三个方面力图诠释医疗行为与政治变化的关系。 ”(第432 页)从而表明作者的医疗史研究主要是希望从医疗的角度来探讨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与社会运作。他认为,以往的研究尚未能综合地考虑以上三个方面的互动,而该著则力图贯通这三个要素,提出一种新的解释。二、贡献与启示近 10 年前
22、,杨念群出版了那本颇具影响的有关儒学地域化的著作,被评论者称之为“区域研究取向的探索”。在那部著作中,他力图在地域的范围中,来更好地把握思想界的“知识形构序列”,并追寻更贴近真相的“历史真实序列” 。不过此后,作者似乎并没有在区域研究上继续探索下去,再造“病人” 虽然频频使用“空间”与“地方”等概念,但显然与地域无关。然而,比照两著,可以看到,不管主题和研究理路是如何不同,但作者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从传统到现代承接的思考则从未停止,只是将关注点从思想和地域上移开,而转向“地方”社会中的人,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医学意义上的身体,希图从“地方”中的“身体”而不是“地域”来理解中国近代社会和政治的转
23、变。在中国以往的历史研究中,作为有生命的人,一直不被关注,该著以身体作为聚焦点,以此出发来理解社会文化与政治,在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乃至中国历史研究中,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进展。与地域相比,身体显然是一个更为细微而生动的存在,作者显然没有将身体视为一个无差别的自然身体,而放在“地方”中力图展现身体的“地方感”,以及这种地方感是如何影响中国现代医疗空间的建立的。在这里,他似乎已经完全放弃区域取向的追求,而采取“超地域”的路径,将中国视为一个整体,无论东南西北,还是城市乡村,都有着各自却未见“差别”的“地方感” 。作者这样的处理,显然是因为这里所谓的“地方”是相对于西方的“地方” 。作为整体
24、的中华文明,自然有众多相当一致的“地方感”,但在具体的处理中,是否也应该顾及作者原本倡行的地域史路径,对“地域”的差异有所考量呢?这或许值得作者进一步思考。显然,这部极具探索性著作的贡献绝不仅限于此,掩卷而思,其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书写方法上,该著中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从一个个故事引出来的,在观感上给人一种强烈的新鲜感,在这里,传统史学著作中的条分缕析、现象罗列与细致的考订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以及穿插在故事间的联想与分析。显然,这样的书写与正统的历史著作相比,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并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情境感” 。要在史料中找出一个个具有情节而又有典型意义的故事,
25、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作者如此书写显然付出了很大的心力。叙述这些故事,96参阅拙文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第 9498 页。参阅程美宝区域研究取向的探索评杨念群著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 ,历史研究2001 年第 1 期,第 127139页。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近代史研究 2007 年第 6 期显然并不只是为了增加趣味,而是希望借助这些典型事例来呈现当时的历史情景,并引出问题。比如以“余先生的故事”来表明在接受西医传教士的治疗过程中,灵魂的难以救赎(第 2224 页);通
26、过大树底下动手术这一故事,来说明为了打消中国民众对西医封闭医疗空间的恐惧与顾虑,西医不得不顾及“地方感”,有限地开放医疗空间(第 6975 页)。当然,讲故事并不意味着通俗而有吸引力,事实上,平心而论,该著虽然嵌入了很多的故事,但却绝不是一本容易阅读的著作,甚至可以说还有点费解。因为它们都是独立而不连贯的小故事,作者还赋予其很多意味,并有意通过这些故事来证明西方的某些理论。所以,故事之后不仅有很多的引申,还往往夹杂着不少福柯、吉登斯等人的理论。读者要跟上作者的思路,从那些小故事中读出大意味,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这样的串联本身也并非一定是顺畅的。故而,这样的书写对于引发读者的思考和加深读者
27、的历史情境感显然是有益的,但似乎不利于我们比较清晰地把握近代以来医疗卫生机制的变动脉络,往往给人一种阻断之感。其次,该著从医疗入手,相当部分关注的是现代政治运作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自然亦可看作是政治史的探索,不过与以往以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政治史研究明显不同,它对政治的关照是从身体切入,在社会文化的双重视野下开展的,可以说是政治史的重新出发。政治史一直是传统史学主要关注的对象,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研究者的视野日渐从社会上层转向民间,以及社会史研究的不断兴盛,政治史大有渐受冷落之势。然而,无论是什么时代,缺少政治的历史都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如何从新的视角更全面地来关注和理解政治已
28、经成为当代社会史和政治史研究共同面对的课题。在这方面,该著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政治的角度,即从医疗和身体出发,来探讨现代西方医疗卫生制度是如何植入中国社会的。该著没有从国家层面着力于探讨现代医疗卫生制度的订立,而是致力于梳理这些制度是如何在“地方”社会文化网络中被接受和运行的,以及国家通过怎样的运作机制来加以推行的。比如,作者多处谈到,现代医疗卫生制度在向民间推广的过程中,往往不得不根据“地方感”而做出适当的调适,如倡导“社区医学”以求与巫医在社区中扮演的多功能角色相抗衡(第五章)。又如,在第八章中,作者向我们讲述了国家是如何以“细菌战事件”为契机,通过构建“颠倒的想象”来开展社会动员
29、,推动爱国卫生运动的制度化开展。再次,作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的影响采取了一种非常审慎的态度,能以一种历史而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西方”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西方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显然是全面而深刻的,如何认识和把握西方的影响向为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西方往往被视为一个抽象的存在,或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或指针,或为侵害中国的罪恶渊薮。然而,西方乃是具体而历史的西方,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中国社会在西方的影响下发生了急剧的变动,而西方本身也同样处在变动之中,其自身的变动,自然也会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而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视。该著则较好地处理了这
30、一问题,在第一章和结语的第二部分,作者比较细致地梳理了 1920 世纪西方传教士传教理念的变革,即从较早的以灵魂的拯救作为主要乃至全部的目标,到后来更为重视世俗事务和科学的传播,而这一变动显然对中国西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过,作者虽然认识到了西方的历史性,指出了传教理念的变动,但作为一部医疗史著作,却对1920 世纪西方医疗卫生机制的变动,这种变动对中国的影响,以及西方的差异性等问题,似乎关注不够。比如在第三、四等章节中,作者以美国传教士兰安生的“卫生社区”试验作为西方医疗空间的代表,并完全以时间序列梳理了“警”和“医”的分分合合,似乎没有意识到西方近代医疗卫生模97余新忠/另类的医疗史
31、书写式,其实存在着强调预防的英国模式、引入警察制度的德国模式等的区别,而且对中国产生影响的,还包括主要借鉴德国模式的日本模式,这些,特别是近邻日本的实践显然都对中国近代医疗卫生制度的建立与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能审慎而历史地看待西方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若能将这一认识贯彻始终,显然就更值得称道了。同样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没有把西方的影响视为一个单向度的过程,在具体的论述中,特别注重中国社会的“地方性”对西方影响的反作用,注意到西方的医疗空间在植入中国社会的时候,往往会与“地方感”相妥协,认为这些地方性同样是型塑现代中国传统的重要的因素。比如,他通过对赤脚医生的研究指出,“即使在最为激进的政治口号
32、的规范下,或者在貌似最政治化的行为表达中,仍潜藏着传统行为逻辑的影子。这些影子不但不是和现代中国的政治传统相对的,而且很可能成为塑造现代传统的一种重要元素。 ”(第 429 页)对传统和“地方性”的能动性,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呈现。最后,该著十分注意呈现历史的复杂性。尽管历史的演进纷繁复杂,但研究者和读者总是希望删繁就简,从纷乱的资讯中梳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然而这样的清晰,往往会以牺牲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为代价,甚至导致历史的图景越清晰,离历史的“真相”越遥远。该著在全书的最后称:“本书则试图在医疗史的研究中,综合考虑三大因素(即现代帝国的殖民品格、 地方性的确认和重构,以及现代传统的实践作用)在互
33、动运作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性,以避免原有解释各执一端的偏见。 ”(第 432 页)这一认识似乎体现在全书的许多方面,比如对西方医疗空间植入过程非单向传播的处理,充分考虑到赤脚医生这样表面上激进的政治运作其实蕴含着丰富的传统资源等等,而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作者没有对传统和“地方”做简单化的处理,将其视为现代、文明、科学的对立面,而能以“理解之同情”来全面地认识它们的某些合理性,比如在第四章中,专门辟出较多的篇幅来“复原”和呈现“产婆”和“阴阳生”的声音。(第 150168 页)毫无疑问,呈现历史的复杂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不仅需要有相应的学术理念,而且还有赖于较为深厚的学术功力,特别是涉及中西比照的问题
34、,若不能对中国和西方的相关情况有较深的了解,稍不留神,就会陷入处理问题“简单化”的窠臼。这类的问题,差不多是所有研究都难以完全避免的,该著也未能例外。比如,第二章“恐惧感的消散”一目中,作者指出,西医的医院为了获得中国人的认同,而不得不有意识地在医院中创造家庭氛围,认为,“西方医院对家庭和社区人际伦理关系的有限认同与移植,毕竟缩小了西方医学与中国百姓之间的距离,至少在双方之间形成了一个谈判的场域 。 ”(第 75 页)在这里,作者显然预设了以家庭医护为特征的中国和以“委托制”式的封闭医护空间为特征的西方之间的对立,然而,以家庭作为医护空间真的只是中国的专利吗?实际上,西方不仅在近代以前同样如此
35、,而且就是到了 20 世纪20 年代,全美仍有一半的医疗就诊活动发生在家庭而不是诊所或医院。故而,希望在医院封闭的医护空间中营造家庭的氛围,恐怕也不会只是中国“地方性”的独特要求。于此,作者显然为了凸显中西之间的差异而对中西历史的复杂性做了简单化的处理。98参阅罗伊波特编著,张大庆等译剑桥医学史第 4 章,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特别是第 235244 页。参阅金宝善旧中国的西医派别与卫生事业的演变,文史资料选辑1985 年第 1 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版;拙稿“Treatment of Night Soil and Waste in Modern China and Rem
36、ark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ublic Health Concepts”,待刊。参阅 ChristopherHamlin,PublicHealth and SocialJustice in the Age ofChadwick: Britain1800185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刘士永“清洁” 、 “卫生”与“保健”日治时期台湾社会公共卫生观念之转变,台湾史研究第 8 卷第1 期,2001 年 6 月;梁其姿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南开大学,200
37、6 年 8月。近代史研究 2007 年第 6 期三、呈现历史还是践行理论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到,再造“病人” 在历史研究理念与方法上取得的成绩与给我们的启发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当然,评价一部史学著作,不可能不问及其在呈现历史的经验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该著近 43 万言,作为一部论述 100 余年医疗卫生史的著作,无疑向我们呈现了相当多幅关乎医疗卫生的历史图景,有些呈现得还相当细腻。比如,西医传教士是如何在中国建立西方医疗空间的?在医学国家化的背景下以兰安生为代表的西医是怎样在城市中确立卫生社区并取代原来的自然社区的?传统掌控生死的“产婆”和“阴阳生”的行为、功能以及是如何逐渐被取缔的?
38、定县试验中,西医是如何在乡村中渗透的?依托“四大门” “顶香看病”的巫医在民间社会的行为方式与生存状况如何?面对西医的强势挤压,中医为了自救是怎样改造自己,将自己纳入现代医疗卫生机制之中去的?“细菌战事件”是怎么回事?它和爱国卫生运动又有怎样的关系?赤脚医生的缘起与实践情况如何?等等,特别是对“产婆” 、 “阴阳生”以及依托“四大门”的香头等一些以往被视为从事封建迷信事务的人群做了相当全面而细腻的描述,往往给人以进入情境的“现场感” 。不仅如此,作者还揭示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发展脉络,并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展示了民国以来中国各界是如何以各种形式推进现代医疗卫生(主要是西方的)机制渗透到
39、基层社会的,即从“兰安生模式”到陈志潜的“定县实验”再到共和国时期的爱国卫生运动,最后为赤脚医生实践。其间虽有所区别与发展,但内在的演进理路则是十分清晰的。又如,作者将爱国卫生运动与“细菌战事件”联系起来,将后者视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契机,颇促人省思。还有,传统与现代在诊疗行为方式方面,显然有极大的不同,作者从传教士西医东传的角度,提出了医护空间变化这一对医疗机制、行为与医患关系均产生重要影响的问题,即从传统的家庭到医院封闭空间的转化,这在以往的中国医疗史研究中,可以说是基本被忽视却颇具价值的问题,因此问题的提出本身就甚具意义。不过,读者如果希望能更进一步从中看到一幅较为完整的近代以来医疗卫生
40、机制演进图景,那恐怕会感到有些失望。实际上,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到,全书九章所讲述的问题,虽然都不无联系,但基本可以说是各自独立的,如果完全从医疗卫生的角度来说,要串起来似乎也有点勉强。当然,按专题来写,也是史学著作常见的形式,然而,一般各个专题都会照顾到所研究时段的完整性。但该著有所不同,各章之间虽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大体却是按时间序列来编排的。也就是说,该著基本是按一个专题代表一个时代的医疗卫生的方式来处理的。比如,清末民初,主要谈的是以西医传教士为承担主体的西医东传;1920、1930 年代,谈的则是西方医学空间和实践在城市与乡村社会的植入与渗透;而讨论巫医的逐渐被取缔以及中医的自救,涉
41、及的时段主要在1930、1940 年代(部分延及 1950 年代);1950 年代论述的是“细菌战事件”;最后,讨论了主要发生在1960、1970 年代的赤脚医生制度。各个专题固然都是非常重要而有趣的,但它们是否就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医疗卫生,显然是个问题,而且,有不少的问题,也并不仅仅出现在作者所讨论的时代中,但作者却对此前的渊源和此后的延续甚少给予关照。这些都使得读者只能得到一些片断而非全景式的历史图景。对作者来说,这样的评论,或许显得评论者并未真正读懂他的用心,实际上,作者确实一再说过,他不过是借医疗卫生说事,他所关心的并非医疗卫生本身,而是从“医疗史”的视角来观察和理解现代政治。然而,我
42、们是不是能在读完该著后,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现代政治运作的演进图景99参阅该著导言,另外作者还在总结该著的基础上撰写了如何从“医疗史”的视角理解现代政治(“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南开大学,2006 年 8 月)一文。余新忠/另类的医疗史书写呢,似乎也不能。这大概也不是作者真正着意之处,真正萦绕于作者心头的,可能既不是医疗卫生机制的近代转型,也非现代政治运作的历史演进,而是希图通过引入和实践时兴的史学理念与方法,来表明或修正某些理论以及提出某种研究范式。这一点,从该著的结语中可以看得最为清楚。作者指出:“本书对医疗史的研究有必要建立在对以下因素进行总体关照的基础上:综
43、合考虑现代帝国的殖民品格 、 地方性的确认和重构以及现代传统的实践作用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往的研究往往只单独涉及三大因素中的一项,而没有考虑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本书通过现代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力图贯通这三个要素,提出一种新的解释。 ”(第 410 页)可以说,该著最后的落脚点,主要就是在实践或修正这些理论或理念,而那些专题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也出于践行理论的需要。比如,有关西医传教士的讨论,特别是第一章,主要阐明的就是现代殖民品格的变动以及西医传入对中国的影响,从而借此打破以往研究中将西方视为一个抽象的“近代”代名词的刻板认识。我们从中并不太能看得清当时西医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全貌和实际的影响,但
44、西医传教士在拯救灵魂与医治身体之间的内在矛盾以及 20 世纪以后传教策略的变化却给人印象至深。在后面几章,特别是第二至七章中,作者一再论及的是西方医疗卫生制度在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普遍性的“空间”和作为地方性知识载体的“地方”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在这部分,基本可以看作是作者对福柯权力与空间理论和布迪厄等人“地方感”理论的实践与修正,所要强调的是,西方的知识与空间在进入非西方社会的过程中,并非是一个单向的纯净化的传播过程,而是一个须与“地方感”达成默契与妥协的双向互动过程,必须充分关注“地方感”的重要性。而在“细菌战事件”的论述中,作者则希望践行疾病隐喻的理念,表明疾病与政治之间的关联,即国家
45、借助细菌是“帝国主义象征”的隐喻,实施社会动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而“细菌战”实际的情况,以及爱国卫生运动兴起的源流与实际影响,却基本不在作者的视野之中。在最后一章中,作者通过谈论赤脚医生制度,来打破以往研究中所秉持的“现代中国”的政治运动与传统之间是根本对立的认识,认为发生在文革期间的这一运动其实相当多地包容了草根的“传统”因素,并进一步申论“地方性”问题,即地方的重构不仅包括中西互动,同时也包括上下互动。不仅如此,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作者进而提出了一种有别于从传统政治史路径和社会史路径来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史的新研究范式,即从医疗卫生切入,立足“身体”来对现代政治进行重新解读,因为,“现代政治
46、不仅是行政体制运作的问题,而且也是每个个人的身体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面临被塑造的问题;包括政治对身体进行的规训与惩戒。 ”从身体出发来探讨中国历史,显然是一个前沿而极具开掘深度的研究视角,目前国内史学界虽已有关注,但显然尚未真正开展研究。因此,尽管这一视角并未能贯穿全书,但作者有意识地提出这一视角和范式,对进一步促进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化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可以看到,作为一部历史著作,该著虽然探讨的是历史问题,但主要意欲呈现给读者的却大多是一些超越历史的抽象的理念或理论。不用说,一部著作,能在研究理念和理论上取得突破,无疑就是非常成功的。当然,如果同时能更多地呈现一些较为清晰、完整的历史演变
47、图景,那无疑就锦上添花了。不过实际上,在一定问题意识的指引下,通过对某些历史个案的研究,来讨论一些100有关中国身体史的探讨,可以参阅余新忠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第 3 部分“身体有历史吗?”,历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第 164168 页;侯杰、姜海龙身体史研究刍议,文史哲2005 年第 2 期,第 510 页;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的形成,18951937,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0 年版,第 132 页。杨念群:如何从“医疗史“的视角理解现代政治,“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南开大学,2006 年 8 月。近代史研究 200
48、7 年第 6 期普遍关注的理论问题,也是目前史学研究中经常采用的方法。因此,该著围绕着问题来选择个案的研究,亦无不可。该著之所以没有在呈现历史与践行理论的结合上做得更好,我想除了作者在研究理念上偏重于阐发理论外,也与作者在利用文献资料上的偏失有关。虽然,总体上来说,作者所引用的文献相当宏富,而且还难能可贵地运用了不少传教士留下的英文史料以及较多的英文论著,但偏失也多有存在。首先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利用方面,尽管医史学界的研究,在理念和方法上,多有令人遗憾之处,但毫无疑问,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积累,中国医史学界对中国疾病医疗的研究已有相当的规模和成就,特别是在有关具体问题和制度演变方面,可资利用的成果
49、显然不在少数,而且近年来国内历史学界也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大多没有在该著中得到反映。作者做如此的处理,也许是有感于已有的相关研究不尽如人意。不过以笔者的感受,从这些未必令人满意的成果中,特别是早期的一些医史研究中,还是可以发掘出不少可资利用的线索和信息,对此不够重视多少影响了作者将一些具体医疗史问题表述得更为清晰。比如有关西医传教士的医学传教,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已有不少相关研究,对传教士的近代医学的源流进行了论述,但这些并未引起作者的关注。虽然作者对传教士医学传教过程中在拯救灵魂与医治身体之间的内在紧张以及为赢得中国民众的信任如何与“地方感”达成默契、妥协等方面有非常细致的描述,但我们始终未能从作者的论述中对近代传教士的医学传教的概貌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实际上,作者若能对此多一些关注,不仅有利于读者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