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城市化产生的一般性规律极其特征。1资本扩张是城市化的原动力，整个城市化过程就是资本扩大再生产过程在城市地域的体现； 2市场经济是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制度前提，市场机制是促进要素资源向城市集中的基础性机制； 3后起工业化国家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 4大城市超先增长的趋势，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5乡村人口和资源进入城市门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城市化的速度和水平； 6城市化过程伴随着“城市病”产生、加剧和缓解的过程。OR1.城市化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工业化、现代化是城市化的动力源、发动机；2.大都市区已被认为是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代表着当今城市化的方向；3.从城市化的布点、布局来看，都不是一开始就遍地开花
2、，而是有先有后，呈梯度型模式；4.从城市化的进程和速度来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成熟阶段，第三产业成为主导产业；5.从城市功能来看，都经历了城市功能日趋完善，城市承载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6.从城乡关系来看，都经历了城乡分离、城乡对立，甚至可以说是城市剥削乡村，到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的过程；7.在增长方式上，都经历了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的转变8.从城市化的机制来看，有的国家以市场机制为主，有的国家以政府干预为主。现在所实行的一般都是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调控体系。 特征：（一）城市化动力呈现出公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三足鼎立的动力结构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只有单一的公有经济成分。即公
3、有制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两种经济形式。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非公经济快速崛起，即除公有经济之外其他所有经济形式，包括民营和外资两大类。经济成分趋向于多元化。然而，公有经济的步伐却相对放慢了。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公有经济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这样，在 21 世纪之初，民营经济就取代公有经济而上升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民营经济是指由中国民间资本投资和管理的经济成分，包括除公有和外资之外所有其他经济形式。同时，外资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外资经济是指由境外资本投资和管理的经济成分，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两种形式。2006 年，公
4、有、民营和外资三种经济成分的比重分别是 23%、56% 和 21%。因此可以说，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为：公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外资经济为辅助，三者大体上成鼎立之势。这样的动力结构，就为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条件。（二）城市化模式演变成计划、市场和外向三种模式并存的格局城市化动力成分和动力结构的发展与变化，自然会带来动力机制和模式的演变。计划经济时期，在公有经济基础上，城市化形成了计划机制和模式。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民营经济基础上，又出现了市场机制和模式。同时，随着外向经济的发展，在外资经济的基础上，还形成了外向机制和模式。这样，改革开放 30 年来，与动力结构的演变
5、相适应，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与模式也转变成计划模式为主导、市场模式为基础、外向模式为辅助的格局。从总体上说，这样的模式结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兼顾了质量和效率，有利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三）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动力结构、机制和模式的优化，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不足 500 万人。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步伐显著加快。20 世纪 80 年代，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 1000 万人以上，到 90 年代又增长到 1500 万人以上。进 21 世纪，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接近 2000 万人，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在 90 年代（1990200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每年
6、扩大 938 平方公里，进入 21 世纪后（20002007 年）则平均每年扩大 1861 平方公里，几乎加快了一倍。（四）城市化质量显著改进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之所以加速推进，主要是由市场经济推动的。在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主要是一些小企业，甚至是个体户。由于个体私营企业规模小，素质低，不规范，主要从事些简单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因而，早期的城市化是比较粗放的，存在着大量的半城市化现象，而且带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压力。即使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各个城市也几乎成了建设工地。进 21 新世纪后，旧城改造接近尾声，过去那种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化开始降温，内在素
7、质的提升已成为新型城市化的主要内涵。尤其是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各地积极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了科技创新，信息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竞争力增强，城市化质量有了大的飞跃。例如，反映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各项公用事业指标，进 21 新世纪后均上了一个大台阶。尤其是园林绿地面积，在2000 年之后的建设进度比前一个时段快了两倍多（五）大城市发展优势明显增强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府主导的重工业化道路，中国大城市发展较快。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城镇快速崛起，大城市风光不再。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外围起步的，如农村和小城市，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这样，小城镇和小城市最先得益于市
8、场经济的推动，活力展现。然而，大城市由于受体制的拖累，负担过重，步履维艰。不过，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同时也将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打破了），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大城市的活力开始得以恢复和发展。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增强，大城市、特别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如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北京等，发展优势更加突出。20002005 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就显示出城市规模越大年均增长率越高的趋势（见表 2）。（六）城市化的地域差异已经形成中国城市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传
9、统模式，即从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计划模式；另一类是新兴模式，包括前面提到的市场模式和外向模式两种形式。传统模式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以政府为主导因素，主要通过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尤其在中西部地区，这种城市化模式目前仍占主体地位，甚至是唯一的模式。新兴模式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以资本为主导因素，由市场来配置资源，通过发展经济，推动城市化进程。新兴模式主要存在于东部沿海，尤其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步伐之所以显著加快，主要得益于新兴模式。由于这一模式是以新兴工业化（尤其表现为农村工业化，主要从事简单的加工和装配活动）为动力
10、的，城市化的地域扩张快，占地范围广，为离散型城市化。经过 30 年的发展，这一工业化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市场空间基本上开发完备），目前正在进行转型和升级。尤其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迫使其转型和升级过程不得不加快步伐，向着技术创新型工业发展。而且，这些地区的土地空间基本上被开发完备，不得不向着土地集约型的经济活动转变。同时，经过 30 年的发展，这些地区已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成为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也在转型和升级，向着服务业发展：一方面是商业贸易，另一方面是生产性服务业。这样，该地区的城市化就在原来初级工业化基础上开始进行再城市化过程，即商业化过程。根据中国的实践经验，城市化有三个阶段
11、：工业化商业化都市化。当然，这样的城市化主要是集中型城市化，地区中心城市将得到优先发展，如广州、深圳、温州、苏州、上海等。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就促使当地产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扩散，这其中包括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与扩散，如珠江三角洲向东边的惠州、北边的河源及西边的阳江等地进行投资。这样，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在产业上开始形成纵向关联，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梯级差异态势正在形成，并向纵深发展。这样，中部地区的新型工业化过程正在大规模推进，其重点在靠近东部沿海的省份，如安徽、江西、河北等省，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西部地区，只有少数几个条件适宜的地方有限地展开，如四川
12、盆地、关中平原等地，总体上规模不大。这样，经过改革开放后 30 年的发展，原来计划经济时期比较均衡的城市化格局就彻底改变了，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在地域上已经形成了梯度差异（见表 3）。（七）城市化增长重心开始内移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崛起，新兴城市化进程得以启动，从而使得中国城市化重心逐渐东移。进入 21 世纪之后，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投资重点开始西移，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增长重心出现了由沿海向内地移动的趋势。如表 4 所示，近年来中国东部地区的 GDP 和进出口额均出现了微弱的相对下降趋势，而中西部地区则有所上升（但东北地区几乎没有变化）。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中
13、西部地区增长幅度明显提高。从城市建成区面积来看，虽然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仍然赶不上东部地区，但差距在逐步缩小（只有 20052006 年中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有所反常，见表 5）。（八）农村隐性城市化进展加快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村庄建设步伐加快，村容面貌显著改观。楼房的出现，突破了传统上平坦的村落格局。街道路面的硬化，照明设施的建设，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普及或改善，如电视、电话、电力、供水、交通等，显著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虽然这并不是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但在内涵上与城市化是一致的。因而，可将当前的新农村建设称之为隐性城市化。还有一种形式的城市化，也是隐性的，但却是负效应。
14、主要存在于中西部边远地区的农村、山区或牧区，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去城镇打工，学生到附近城镇上学，富裕家庭也迁到生活条件较好的城市居住，从而使得农村人口逐渐减少，村庄不断萎缩，直至消失。在当地，由于农村人口减少，相应的使得城市化水平有所上升。负效应的农村隐性城市化虽有出现，但并不普遍，更多的是随着新农村建设带来的正效应的隐性城市化为主。这也应该是中国特色城市化的一种表现。2、中国城市化的阶段性特征。1980年，国务院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制定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我国进入推进城市化的阶段。表现出4个特征：1、“建制城市化”或称“表面加速”，即城市数
15、量增长很快，但非农业人口比重仅有缓慢上升。1983年起，实行市领导县体制和整县改市政策。城市数从1978年的193个增至1991年的479个。城市人口比重升至26.4%，但非农业人口比重仅为 18.5%。90年代大体延续了上10年的城市化政策。1990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城市规划法中，提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从此，我国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分别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50万人以上、20万人以上、不满20万人，建制镇也界定为城市；2、小城镇发展成效低于预期。表现为：（1）小城镇的成长性不强；（2）小城镇的经济动力不足，缺乏吸纳容量；（3）小城镇的服务功能弱
16、，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滞后，第三产业比重普遍上不去；3、农民工为城市经济增添了动力，但城市政府对进城农民的歧视性规制近几年在强化；4、近年在地方政府层面兴起推进城市化的高潮，而且不局限在一种模式上。表现为：（1）把城市化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制定近期和中期发展目标；（2）从本地条件出发采取多种推进方式；（3）以县城为主的小城镇规划建设明显升温。目前中国城市化已进入中期发展阶段。1978 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只有 17.92%。到1996 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 30.48%。可以说，从此中国城镇化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到 2006 年，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到 43.9%。见中国统计年鉴 （2007
17、年），第 105 页。这 10 年间，城镇人口比重平均每年提升 1.34 个百分点，比 19781996 年间平均每年提升0.7 个百分点快了近 1 倍。至 2008 年底，全国城镇人口比重已上升到 45.68%。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2008 年中国城镇人口 60667 万人，比 2007 年增加了1288 万人，城镇人口比重 45.68%，比 2007 年提高了 0.74 个百分点。近两年城镇人口比重平均每年提升 0.9 个百分点，比前一时期有所回落，但仍处于高位区间。可以说，目前中国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城镇人口持续快速扩张，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然而，从城市化本身特
18、点来说，中国城市化又处于一个周期转折点上。改革开放 3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总体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今非昔比。但是，今天的社会经济特征，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却有某些相似之处。（一）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经过改革开放后 30 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有了大规模扩张，目前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经济跃上了一个大台阶。事实上，20 世纪 70 年代末相对于新中国成立前或成立初期来讲，中国经济也是一大飞跃，而且是质的飞跃，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不管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还是现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
19、是普通民众生活仍然多处于较低水平。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但工业创造的财富主要用于发展工业经济自身和国防建设，并没有真正惠及到百姓生活（这是由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改革开放后，通过推行市场经济，使经济发展建立在民生福利的基础上，从而使得国民经济水平与人民生活水平大体上得到了同步的提高。今天，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总体上也迈进了小康。然而，核心问题是财富分配不均，大多数民众生活水平仍然偏低，中国整体上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并没有改变。与改革开放前不同的是，当时全国人民都不富裕，是均贫穷，而今天则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是发展不均衡状态下的相对贫穷。（二）生产力水平有
20、了大幅度的跃升改革开放后经过 30 年的发展，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有了大规模提升，目前已成为“世界工厂”：从打火机到汽车、飞机，中国都能生产，多项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可以供应全球消费。这与改革开放前国内商品严重短缺的局面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伴随着结构调整，中国工业正在进行升级改造，向着重化工业方向发展。然而，重化工业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有限。虽然近年来中国工业仍在突飞猛进，但却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劳动力闲置现象，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突出。尤其当前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就业压力骤然上升。这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形势非常相似。当时，中国工业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21、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除了轻工业较薄弱外，其他基本上都可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且正在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向着电子和石化工业发展。这些产业的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但同样是吸纳劳动力有限。这样，一方面是大量新生代人口进入了劳动力大军，另一方面是大批下乡知青和劳改干部陆续返城，从而造成城镇就业形势非常紧张。事实上，最初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就是在这种矛盾和困难压力下的无奈选择。改革开放 30 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遇到了这一困难。就业和饭碗，仍然是当前最紧迫的现实问题。（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基本成熟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打破了原来运行 20 多年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逐
22、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到目前为止，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渐趋完善。但是，今天的经济运行特征与改革开放前又出现了某些相似之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趋势是放权搞活，从而使经济发展越来越充满活力。然而，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政府加强了宏观调控，行政管束力不断增强。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尤其是中国加入 WTO 之后，随着国外大资本的进入，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在激烈的竞争下，资本的作用得以提升，大企业、大财团左右市场的能力增强，而小企业、小资本（尤其是个体户）则被大量挤出市场。这虽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是市场升级的表现，但速度过快，也会带来问题。这样，政府的
23、宏观调控，与大资本的市场垄断相结合，就使得中国经济运行逐渐趋于平稳而有序，像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前期那样大起大落的局面基本上没有了。但同时，经济活力也降下来了，当年的火热局面不再有了。这与 70 年代末也是相似的。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已经显现出了优越性（当时的经济也是热火朝天），并随后得以发展和壮大。经过 60 年代的补充和调整，到 70 年代已接近完善。然而，完善就意味着老化。到 70 年代末，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开始突显，经济失去了活力。改革开放 30 年后的今天，虽然市场取代了计划，但市场一旦走向垄断，同样是没有生命力的。不管是 20 世纪 7
24、0 年代末还是现在，共同特征都是垄断。不同的是，当时是政府一家垄断（管制），现在是政府与大资本联合垄断。结果都一样，市场失去活力，经济发展受阻。所谓的内需不振，其根源就在这里。（四）社会结构趋于稳定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动，原来的工人和农民这两大群体，出现了重大分化和改组。经过 30 年的演变，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基本形成。这一新的社会结构是：官员及资本所有者、企业主和社会精英居于上层，城市居民处于中层，底层是农民和农民工。这一结构与改革开放前基本一致。当时的社会结构是：干部居于顶层，享有许多特权；中间是工人和知识分子，也有相对较好的福利；农民居于底层，只能在集
25、体内部享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然而，社会结构一旦稳定下来，就会产生惰性，从而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总之，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大体上完成了一个轮回。计划经济后期，国有经济一家独大，城市化也就以大、中城市为发展主体，小城市和小城镇受到了抑制。由于体制原因，总体的社会生产力受到束缚，城市化进展缓慢。改革开放后，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调动了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和体制外市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使小城镇和小城市获得了发展动力，活力增强，从而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加快，民营经济在城市中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和扩张，从
26、而使大中城市活力开始增强。进入 21 世纪，中国加入了 WTO，随着外国大公司的涌入，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了应对竞争，民营企业纷纷走向联合，组成大企业、大集团。为了争夺市场，尤其是高端市场，这些大企业和大集团大举进军大城市，尤其是区域性中心城市。这样，就推动了大城市的快速发展。然而，由于市场竞争加剧，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就变得越来越严酷了。尤其是乡镇企业，还遇到了环境、技术和市场等门槛，处境更加艰难。这样，小城镇和小城市的活力不在，只有大城市一枝独秀。这似乎又回到了改革开放前。以广州为例，1978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广州是当之无愧的首位城市，其 GDP 在地区 GDP 中占 1/2 还要多
27、。改革开放后，由于港澳资金的进入，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得以启动。随着小城镇的兴起，广州的地位逐渐下降。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广州的GDP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仅占 1/4，其人均收入水平甚至还低于珠海、佛山等地。不过，到90 年代末，尤其是中国加入 WTO 之后，随着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推进，日本和欧美大企业大量进入珠三角地区。广州由于其良好的服务环境和基础设施，及其在华南地区的影响力，成为吸引大企业落户的首选，如本田和丰田汽车就入驻广州。再加上政府主导的以广州为中心的区域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大规模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广州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其在珠三角及华南地区经济中的中
28、心地位再次得以确立，并有了显著提升。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也大致经历了同样的变化趋势。综上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城市化正处于一个周期转换期：上一个周期行将结束，下一个周期即将开始。尤其在当前遇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更加强化了启动下一个周期的紧迫性。中国政府最近推出的扩大内需和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有助于开启新一轮的城市化进程。2、世界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在中国能体现吗？11 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在中国不能体现,原因在于中国公民不具备迁徙自由选择和完全的市场经济环境的前提条件,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要是在计划控制下进行, 是在控制中发展, 而不像多数国家那样在发展中控制。21 中国城市化水平
29、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出现了工业化率高于城市化率的反常现象, 可解释为中国 50 多年来实行的工业化赶超战略、“城乡分治, 一国两策”的二元社会结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和渐近式经济体制改革等多种因素的结果。31 我国已进入城市化的高潮期。根据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 城市化率达到 30 %左右, 城市化过程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2002 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 39109 % , 根据世界城市化的规律判断 , 我国已进入城市化的加速期。但是, 城市化进程阶段性规律是在实行市场经济和没有人口迁移限制的条件下实现的, 因此未来几十年城市化水平能否顺利加速,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纵观各国的城市化
30、，有许多差异，但也可从中找出共同的一般规律，大体有：1.城市化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工业化、现代化是城市化的动力源、发动机；2.大都市区已被认为是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代表着当今城市化的方向；3.从城市化的布点、布局来看，都不是一开始就遍地开花，而是有先有后，呈梯度型模式；4.从城市化的进程和速度来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成熟阶段，第三产业成为主导产业；5.从城市功能来看，都经历了城市功能日趋完善，城市承载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6.从城乡关系来看，都经历了城乡分离、城乡对立，甚至可以说是城市剥削乡村，到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的过程；7.在增长方式上，都经历了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的转变；8.从城
31、市化的机制来看，有的国家以市场机制为主，有的国家以政府干预为主。现在所实行的一般都是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调控体系。中国未来的城市化道路仍应集中培养大城市，乃至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借鉴国际上城市化发展的新趋势，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应遵循如下原则：（一）统筹兼顾，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环节，不仅体现在协调，也体现在全面和可持续发展上；不仅体现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也体现在“ 三农” 问题上。其终极目标，则是逐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克服二元结构的传统症结及其带来的种种矛盾。这是一项长远的使命，不可能期望在短期内达到。（二）实施城市群发展战略，培育全国
32、性经济增长极。区域增长极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通过行政手段，直接选定某些区域作为增长极；或通过市场方式(如利用资本市场)培育区域增长极；再就是依据区域经济发展特色，培育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实现产业、人才、资本、信息、技术集聚的城市化发展战略，通过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区域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实现城市群落与区域增长极的形成。（三）充分利用高科技，走城市信息化发展道路。信息化已逐步上升为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关键因素，成为人类进步的新标志。中国的城市信息化发展道路应做到如下几点：加快数字城市与城市信息港建设，培育若干个数字中心城市；积极培育数字城市体系，增强数字中心城市的区域
33、带动作用；以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为骨架，加快城市间信息通道建设，构建区域信息网络；积极发展城市信息产业，创立信息产业基地。（四）推进制度创新，为城市化提供良好软环境。制度改革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充分发挥市场在城市化中的内在作用，排除外在人为的干预，让城市化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发进行；深化经济组织的制度改革，适应市场机制要求，经济组织的用工制度必须是能进能退的用工制度，这完全依赖于经济组织制度改革的深化；加快以城市人口管理为核心的行政管理制度改革，放宽大中城市对农民户口迁入的管制，并对与户籍制度直接相关的制度如就业、子女入学、住房、社会保障等进行配套改革。（五）以创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协调城市化与人、经
34、济、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城市化对社会经济会产生重大影响，对经济增长、环境承载、就业提供、社会管理等都有相应的要求，必须协调好多方面的关系。这主要涉及：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合理调整行政区划，加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城镇协调发展；对现行的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等空间规划进行协调、整合，建立起全国协调统一的城市规划体系；加强对城市规划有关法规、规范的研究和制定，逐步形成完善的城市规划、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城市化健康发展提供法制保障。4、城市化是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吗？答案是否定的，城市化不是越快越好，不是越彻底越好，因为城市化的结果，对于各方面来说，都不只是得到，还
35、会有失去。农民改变身份，成为城市居民和股份公司的股东，得到一份归于个人名下的资产，他们可以自主处置，可以选择持有以持续获得分红，或卖掉一次性变现，也可以买进更多股份。但他们也将失去最为可靠的基本保障。当按照集体主义的原则而不是股份进行分配时，只要集体存在并且有收入，他们就能获得分配，而不管自己能力与贡献如何，这是最为可靠、最有人情味的保障。但实行股份制后，他们要面对新的形势作出自主的选择，当有人要求收购时是否卖掉股份，当形势看好时是否收购他人的股份，这些自主的选择可能带来更大的收益，但也意味着风险，意味着失去可靠的保障，如果在错误的时间选择卖掉股份变现资产，那以后连基本的分红都没有，生活可能陷
36、入困境。对经济发展来说，农民与集体主义相脱离，既能带来资源的流动和竞争，从而使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也会增加很多社会成本，失去集体主义基本保障的农民，如果不能适应新的社会需求找到一份工作，既是社会资源的浪费，也可能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一个简单的事实是，集体主义农民没有失业率概念，而城市居民却时时需要就业，这是城市化带给政府的压力。农民变成市民之后，失去了集体主义的保障，就要使他们进入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得到养老保险和失业救济，这也是城市化的要义。目前，国内不少地区大规模城镇化推动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城市化“超速”的负面效应正在显现。“超速”城镇化和与之伴生的“圈地”行为，导致城镇周围的空
37、间严重失控，土地和农田一批一批地被毁掉，产生大量的失地农民和城市边缘人群。部分地区的国土开发和建设布局出现了无序乃至失控的局面，许多高速增长的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地区，产业和布局混乱。随着国内城市化进程中的“摊大饼”模式的盛行，城市空间呈蔓延式大扩张、大膨胀，地面建筑密度过大，工业过分集聚，城镇人口、流动人口猛增，不少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已到枯竭和恶化的“临界点”。分析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涉及到产业的转型，新产业的成长，城乡社会结构全面调整，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环境的支撑和大量相关领域的立法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等诸多方面，必然是长期积累和发
38、展的渐进过程，并非越快越好。城市化是农业生产高度发展的产物，有其优点也有其问题。任何事物总有两个对立的方面，单看有利的一面似乎好的很，但单看另一面却可得出坏的很。所以就很多事物来说社会上都会出现对立的两派甚至是敌对的两个阶级。为城市化而城市化必然导致问题更加危害。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要城市化？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人均可用资源并不多。生产力水平实际也不很高，自称是发展中国家即表明了这一点。城市的发展必然带来能源的紧缺或过度开采，环境必然遭受破坏。高度集中的人口造成城市缺水，缺电，缺少新鲜空气，交通拥挤，垃圾倍增，高楼林立，社会烦躁等一系列问题。而要解决这些又必须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结果是产生一个不易人居的社会环境。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将使得农村已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词，城里所有的农村都有，而农村有的城里却很奢望， 农业生产要走集约化和规模化，农村的工业生产不能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农民向工业农、科技农的转化；村庄以自然环境为导向的相对集中；保留其与大自然的融合风格；组织起来的农民在教育，文化，医疗，科技，法律等等与社会类似同等的机会，这不叫城市化吗？农民有地有环境又有城里人的一切待遇，那可让城里人羡慕的。如果仅仅把农民搬进城，成为城市贫民，那么这城市化的进程还是慢点好。在这城市化进程的风浪中，我们还是要防止急功近利的人们圈地的行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