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 东 方 启 蒙 运 动侯传文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东方各国先后发生了旨在文化现代化的启蒙运动。这一运动对东方各国的社会文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启蒙运动决定了东方各国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和共同方向。在东方各国加快现代化进程，迈向21世纪的时候，对19世纪东方启蒙运动重新审视并做出适当的评价是非常必要的。一东方启蒙运动作为普遍性的社会文化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期，但东方的启蒙思想却由来已久，可以说东方启蒙运动是在东方文化数百年演变的基础上产生的。大约在15世纪前后，东方主要国家由于内部社会发展和外来文化影响，开始发生文化演变。其主要表现是宗教改革的发生和市民文化的兴起。东方宗教改革最典型的
2、是发生于15世纪，由罗摩难陀（1356一1467）倡导的印度教虔诚运动，主张各宗教平等，宗教内部平等，消除种姓歧视，给不可接触者以拜神的权利；主张个人通过内心的虔诚和爱实现与大神的结合，从而淡化宗教仪式和祭司中介的作用。其次是伊斯兰教内的苏菲运动。苏菲作为伊斯兰教内部的异端和反对派产生在公元八、九世纪，但对南亚和西亚地区的宗教思想发生巨大影响，形成宗教改革运动则在14世纪以后。其特点是主张平等，反对伊斯兰教上层的骄奢淫逸，提倡节俭，主张清心寡欲；反对烦琐的宗教仪式，强调内心修养，认为通过爱可以达到与真主结合。再次是东亚地区佛教禅宗的流行。禅宗产生在唐代，但作为中国最大的佛教宗派主要流行于宋元以
3、后，属于佛教中的改革派。禅宗反对传统佛教的烦琐思辨和仪规，主张直指内心，见性成佛；反对传统佛教的出世主义，主张禅耕一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日本德川时期的宗教以禅宗净土真宗为主，美国学者罗伯特拉贝在其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一书中将这种宗教与欧洲基督新教相提并论。 西方学者习惯于将中国的儒家称为儒教，中国学者中也有对儒家的宗教性的论证。 果如此，明代产生的陆王心学便是儒教的改革运动。市民文化的兴起主要表现为日本江户时期的町人文化，中国明中叶出现的城市市民文化，阿拉伯一千零一夜中所表现的平民意识等。这些市民文化主要表现为对财富的兴趣，对爱情自由的追求，对平等的向往，对个性的尊重，以及对旧的道德
4、和秩序的不满。其次，东方启蒙运动是在东方大多数国家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背景下发生的。欧洲列强自16世纪便开始了对东方的殖民侵略，葡萄牙于1510年侵占印度的果阿，1557年侵占中国的澳门。此后，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便接踵而至。16世纪末17世纪初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便先后沦为殖民地。阿拉伯地区13世纪以后先后被蒙古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社会和文化发展陷入停滞状态。18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解体，西方列强开始染指这一地区，使大部分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印度17世纪开始被英国蚕食，到19世纪初完全沦为殖民地。非洲自16世纪成为西方列强
5、瓜分的对象，至19世纪大部分国家沦为殖民地。亚洲一部分还保持主权和独立的国家，包括伊朗、泰国、土耳其和中国等，也先后沦为半殖民地。日本虽然避免了被殖民的厄运，但也是在列强炮舰的逼迫之下才实行开国政策。面对列强的侵略和殖民统治，东方各国人民并没有屈服，而是前赴后继，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而斗争。落后的状态和屈辱的地位，使东方各国的先进分子奋发图强，革故鼎新，为民族进步和发展而努力探索。 参阅陈来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东亚传统 ，载读书1997 年第 3 期。 参阅何光沪中国文化的根与花 谈儒学的“返本”与“开新”，载原道第二辑（团结出版社，1995）；李申儒教、儒学和儒者，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
6、997 年第 1 期。文中都有对儒家宗教性的论述。这种民族主义是近现代东方各国的主要精神动力。第三，东方启蒙运动是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过程中发生的。东方与西方在欧洲中世纪的千余年中基本上互相隔绝，各自发展。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新航路的开辟和经济贸易的发展缩短了东西方的距离，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历史地相遇了。由于两大文化性质不同，其对立与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但异质文化更具有互补性，互相交流更易产生裂变效应。就东方而言，主要是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和回应的问题。西方文化在东方的第一批传播者是基督教传教士。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有400余人，其中著名传教士有利玛窦、龙华民、高一
7、志、熊三拔、艾儒略、毕方济、金尼阁、汤若望、邓玉涵等，他们除了将基督教神学传播于中国之外，还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学等科学技术。 日本的西学知识最初也得益于传教士，但西学对日本思想界发生显著影响是18世纪初荷兰在日本设立的商馆，所以日本的西学又叫兰学。印度与西方的接触始于16世纪,17世纪后随着贸易的发展，交往的增多，特别是大量殖民据点的建立，西方文化对印度传统文化形成冲击。阿拉伯地区与近代西方文化的正式接触始于18世纪末，拿破仑对埃及的人侵也但进了欧洲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传播。沦为殖民地的东方国家接受西方文化更为直接，因为各宗主国在殖民地推行西方式教育和宗主国语言。
8、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东方文化人知识分子基本有三种态度，一是拒斥，视西方文化为异端邪说或洪水猛兽，极力抑御和排斥；二是屈服，认为西方文化一切都好，失去了立足点和自主性，成为洋奴；三是汲取和借鉴，真正发现西方文化的优秀和优越之处，从中汲取救国救民的真理。只有第三种态度才是东方启蒙运动的真正动力。第四，东方启蒙运动是与东方社会的近代化同步进行的。东方社会的近代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封建制度的没落和解体，二是资本主义的形成和上升。从前者的角度看，这是东方社会的停滞甚至倒退时期；从后者的角度看，这是东方社会的转型和过渡时期。对于东方的近代化社会转型始于何时，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社会文化转型是一个相
9、当长的历史阶段，而不是一个时间点。东方的近代化社会转型大致始于16世纪，其标志之一是中国、日本等社会稳定正常发展的国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标志之二是部分东方国家开始沦为殖民地。这种社会转型开始是缓慢的、局部的，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变，到19世纪开始加速，出现质变，并且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东方启蒙运动是东方文化的转型，这种文化转型与社会转型是一致的、同步的、密不可分的。社会转型是文化转型的基础，社会转型使新的阶级力量产生，有了新的思想文化需求，新的意识形态才会应运而生；而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经过启蒙运动的传播，又成为推动社会转型的强大动力。可以说，没有东方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就没有东方启蒙运动；没有东方
10、启蒙运动，东方的近代化社会转型也不可能完成。二有组织有理论有传播阵地和实际活动的东方启蒙运动首先发生在印度。印度启蒙思想家罗姆摩罕罗易1814年开始专门从事宗教和社会改革活动，在加尔各答创办了印度最早的民族报刊明月报和镜报，创办了传授科学知识的近代学校印度学院，并于1828年成立了致力于宗教和社会改革的组织“梵社”。“梵社”作为宗教改革组织主要是对印度教进行改革，取消各种偶像崇拜、烦琐仪式和落后习俗，以古代奥义书中的“梵”作为最高和唯一的神，即以一神教代替多神教，用内心崇拜代替烦琐仪式，用理性检验各种权威。社会改革方面主要是对寡妇殉夫（萨蒂）、童婚等落后习俗的反对和抵制。除梵社之外，印度启蒙运
11、动的团体和组织还有以亨利狄洛吉奥为代表的青年孟加拉派，达耶难陀婆罗室伐底创立的“圣社”，辨喜主办的“罗摩克里希那教会”，伊斯兰教中密戈阿赫美德领导的阿赫美蒂雅运动和塞义德阿赫默德领导的阿里伽运动等。 参阅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这些启蒙思想家大都接受过西方教育或去西方作过考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有深厚的印度传统文化根基，其宗旨都是借鉴西方文化改造民族传统文化，打的旗号都是印度文化复兴，因此印度的启蒙运动又称印度文化复兴运动。西亚北非地区启蒙运动的中心是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当政时期（18051849）实行富国强兵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内政改革，包括创办学
12、校、发行报纸等，同时注重向西方学习，大量派遣留学生。由于对外扩张的错误和列强的干预，阿里的政治经济政策都失败了，使埃及沦为半殖民地，但阿里的文化政策为启蒙运动的兴起打下了基础。学校培养出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报刊成为传播启蒙思想的工具，归国留学生成为启蒙运动的主力军。如留法归国的塔哈塔维写了记述法国社会风貌和政治情况的巴黎掠影，向国人传播科学民主思想。他还担任外语学校校长和翻译局局长，翻译出版西方各类著作2000多种。启蒙思想家们在翻译外国书籍，引进外国文化的同时，注意发掘整理阿拉伯古代文化典籍，并用新的观点和方法进行阐释。社会世俗领域的启蒙运动很快影响到宗教领域，19世纪后期发生了由阿富汗尼和
13、阿卜杜领导的伊斯兰教宗教改革，他们接受了西方文化和启蒙思想的影响，对古兰经和圣训作出新的解释，从而将启蒙运动引向深入。埃及兴起的启蒙运动很快影响到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掀起了更广泛的以阿拉伯文化复兴为旗号的思想启蒙运动。主要代表人物有叙利亚的布特鲁斯布斯塔尼、阿卜杜 拉赫曼卡瓦基比、黎巴嫩的希布利舒马伊尔等。日本的启蒙运动发生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前后。主要启蒙思想家有西周、福泽谕吉、中江兆民等。他们都曾留学或游历欧美，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同时对东方传统文化的弊端认识也比较探刻，因此他们的启蒙以介绍和引进西方文化，批判东方传统文化，鼓吹白由民权思想为主要特色。西周于1873年发起
14、成立学术团体“明六社”，发行明六杂志进行启蒙教育。福泽谕吉是日本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和著述。他认识到东方落后的根源是个人没有独立性，因而提出：“生当今世，只要有爱国心，则无论官民，都应该首先谋求自身的独立，行有余力，再帮助他人独立。先谋个人独立，再求一国的富强，则西洋人的势力又何足惧。” 到19世纪80年代的自由民权运动，日本的启蒙运动达到高潮。大井宪太郎、中江兆民、植木枝盛等是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们汲取了卢梭、穆勒、斯宾塞等人的天赋人权和民主主义思想，主张推翻专制制度，还权于民。中国的启蒙思想可以上溯几代人，从明中叶到20世纪初，大约有六代思想家从事启蒙工作。
15、明中叶李蛰的民主思想孤鸣先发；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的科学精神曲高和寡；明清之交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掀起一股启蒙思潮；清中叶龚自珍、魏源首倡新学与变法；清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变法维新；民国初期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由改良到革命。启蒙的火种不仅始终没有熄灭，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越烧越旺；新思想的萌芽经过几代思想家的培育，逐渐生根开花。从龚自珍、魏源到王夫之、黄宗羲，再到徐光启和李贽，都有资格称为启蒙思想家，但作为影响全国的大规模的启蒙运动则始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人继续从事启蒙工作，同时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和其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都具有启蒙的性
16、质。三由于国情不同，东方各国的启蒙运动各有特点，形成了不同的近代化模式。一是日本模式。首先，与其他东方国家不同，日本虽然也经受了列强的压迫，但基本是在独立自主的状态下进行明治维新的，并由此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其次，日本在东方属于后起的民族，传统的包袱比较轻，而且其所有的传统也大都是外来的，因而其反传统最彻底，甚至提倡 福泽谕吉劝学篇，见姚鹏等编 东方思想宝库， 604 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脱亚入欧”，既没有“忘祖”之虑，也没有引起惊慌失措和激烈反对；第三，日本的明治维新是自上而下，启蒙思想家大多是绝对主义的官僚知识分子。 维新成功之后建立起来的是国家专制主义制度，而且急
17、于在经济实力上赶上和超过西方列强，启蒙运动并没有充分发展的机会，因而很不彻底。二是印度模式。首先，印度是文明古国，有过辉煌的值得自豪的古代文化，而近代以来政治上遭受异族统治压迫，文化上一撅不振，死气沉沉，有被外来文化淹没之势，因此印度启蒙思想家打起了“印度文化复兴”的旗号，以增强号召力和凝聚力；其次，印度是一个宗教化的民族，一般来说，一个印度人总要信奉某一宗教的某一教派，宗教是各种意识形态的外壳，因此印度的启蒙运动大都以宗教改革的形式出现；第三，作为一个曾有悠久而辉煌历史的大国，从沦为殖民地的那天起，印度人民就没有停止过斗争；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印度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不断强化，摆脱殖民统治，
18、争取民族独立成为当务之急，因而启蒙与救亡的矛盾比较突出，启蒙运动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三是阿拉伯模式。首先，公元10至12世纪阿拉伯地区出现经济和文化的繁荣，社会和思想文化发展都居世界前列。13世纪后长期受异族统治，社会文化停滞，近代以来又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感受到民族屈辱，因此阿拉伯的启蒙思想家也打起了“阿拉伯文化复兴”的旗号。其次，由于阿拉伯长期受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程度比较落后的民族的统治，本身没有产生先进生产方式和外进思想文化的土壤。因此阿拉伯启蒙运动的外发性更强，是由留欧学生回国后发起的，其社会阻力比较大，影响相对较小。第三，阿拉伯是伊斯兰教的核心地区，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
19、宗教成为唯一的意识形态，而启蒙运动先在世俗社会兴起，然后向宗教内部渗透，因而阻力特别大。四是中国模式。作为曾经辉煌而又近代落伍的文明古国，中国与印度相似；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与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相似；作为以人文政治为中心的非宗教性民族，中国与日本相似。中国的维新变法式的启蒙运动与日本比较接近，但中国的传统文化比日本深厚强大得多，因而来自传统的阻力也比较大，新与旧之间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因此中国的戊戌变法没有成功，近代化没有像日本那样一蹴而就。另外中国比东方其他国家有更长久的思想启蒙传统，因而中国的启蒙思潮具有前赴后继，一浪高于一浪的特点。最初只是少数进步知识分子个人的先知先觉，继而形成具有
20、较大影响的社会思潮，然后才有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尽管东方各国启蒙运动各有特点，但由于相似的文化传统和相同的时代背景，东方启蒙运动也表现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和问题。其一，内发性与外发性相结合。学术界有一种普遍认同的观点，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是内发的原生性的，东方的现代化是外发的次生性的。如果没有西方的进人，东方将是万古皆长夜。历史很难假设，但可以分析。现代化的问题太大了些，就与现代化直接相关的东方启蒙运动来说，既具有内发性，又具有外发性。其外发性主要是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是东方启蒙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其内发性问题却比较复杂，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首先,19世纪发生的东方启蒙运
21、动都有其更早的先驱者或传统渊源。中国在维新派之前有魏源、龚自珍，有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黄宗羲，之前又有晚明的徐光启、李赞等。这种启蒙精神在中国有自己的社会土壤和文化传统，因而后一代启蒙思想家都有对前一代启蒙思想家的学说和精神认同。日本发生于明治维新之后的启蒙运动虽然西化色彩更浓，有人提出了“脱亚人欧”的思想，但他们所提倡的个人独立、个性自由以及殖产兴业等思想，在日本不仅有长期的叮人文化基础，而且也有思想先驱，如石田梅岩、安藤昌益、三浦梅园、佐藤信渊等。印度启蒙运动是以宗教改革的形式进行的，是与印度16世纪的宗教改革血脉相通的。其次，东方启蒙运动并非外力强加的，更不是外来势力所为，而是东方各国知识
22、分子面对本国现实问题的自觉的匡时救世之举。是东方文化自强不息的维新意识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体现。第三，东方启蒙运动的目的是改造东方传统文化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而不是抛弃或割断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 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29 页，马采译，商务印书馆，1992。这个传统。出发点在内而不在外。综上所述，这种内发性是东方启蒙运动的内因，正因为有这样的内因，才发生了这样的启蒙运动，才使这些国家避免了拉丁美洲和南部非洲那样丧失自我主体文化，陷人完全殖民化的命运。其二，启蒙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启蒙主义和民族主义是近代东方两大社会文化思潮，前者注重个性解放和社会进步，以科学民主为思想武器，反对宗教迷信和
23、封建专制主义；后者注重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以爱国主义为旗帜，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二者有时相辅相成，有时相反相对，构成错综复杂的矛盾。就启蒙运动本身来说，具有二者结合的特点。首先，东方启蒙运动是面对积贫积弱的民族，危机四伏甚至已经沦亡的国家，先进的知识分子上下求索，寻找救国救民之道，从而开出的启发民智、改革社会的药方。这种救国救民的出发点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其次，启蒙主义者大都是反帝反殖的爱国主义者。在民族运动兴起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投身于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第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东方各国，封建势力与外来侵略势力经常互相勾结，封建统治者必须依靠帝国主义的扶植才能继续生存，因此
24、反封建本身与反帝反殖是结合在一起的。其三，革新与复古相结合。启蒙运动的本质是革新，但印度大多数启蒙思想家都打起了印度文化复兴的旗号，西亚阿拉伯地区的启蒙思想家也打起了阿拉伯文化复兴的旗号，中国也有一部分启蒙思想家注重传统文化的研究，由此形成东方启蒙运动革新与复古相结合的特点。原因之一是东方各国古代的辉煌与近世的落后的反差。这种现象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些相似。而且近代东方各国处于落后挨打的屈辱地位，更易激起对辉煌的古代的缅怀。原因之二是东方古代文化中的确存在与启蒙思想一致的内容。如印度古代吠陀和奥义书中有民主和人道思想，佛教中有平等博爱思想，中国儒家文化中有人本主义和世界大同思想，古代阿拉伯文化中
25、也有科学精神和平民意识的精华。启蒙思想家大都接受过西方近代人文主义的影响，他们以这种新的视角去整理本民族的古代典籍，自然会发现其中的一些科学与民主的内容。原因之三是打起复古的旗号可以减少启蒙的阻力。张扬民族文化中的科学民主精神比一味引进西方文化更易被国民接受，而且可以避开封建顽固势力的围攻，从而减少启蒙运动的阻力。因此越是启蒙阻力大的地方，越借重复古旗号。复古只是手段，革新才是目的。四东方启蒙运动推动了东方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是对东方传统文化的解构，是东方文化转型的标志。但与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相比，东方启蒙运动进行得很不彻底，启蒙的任务没有完成。欧洲启蒙运动不仅直接为法国大革命作了充分的舆论
26、准备，而且基本上摧毁了封建思想体系，解开了拴在人类脖子上的两条绳索宗教迷信和封建专制制度。从此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公认的社会准则。而19世纪东方启蒙运动不仅没有带来强大而深刻的社会革命，而且没有撼动封建思想和宗教迷信的基础。以至于整个20世纪东方还笼罩着专制主义、宗教迷信、等级制度的阴云。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东方启蒙运动缺乏充分的思想文化准备。欧洲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便开始了近代化的启蒙工作，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已经有长达400年的思想文化准备。个性解放、自由平等观念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已蔚然成风，所谓启蒙只是将这些观念向群众和上层统治者进行传播推广而已，是条件成熟
27、情况下的顺势而为。东方各国启蒙运动发生之前虽然也有先驱，但只是少数进步人士的先知先觉，并没有形成普遍的社会文化思潮，他们的思想有的还被视为异端邪说，如李贽把自己的著作题为“藏书”，本人也因“敢倡乱道”被捕入狱；王夫之则避居山洞数十年著书立说。印度近代启蒙运动与15世纪宗教改革的联系也只是一种精神血脉，而不是思想准备。阿拉伯10世纪前后民族上升时期形成的科学精神和民主意识并没有得以延续，而是由于蒙古人和奥斯曼人的统治和宗教意识的强化而中断了近千年。没有充分的思想文化准备，不仅封建秩序没有受到根本的动摇，国民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和熏陶，而且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比较弱小，在强大的封建顽固势力围剿之下常有寂
28、寞和困惑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启蒙的使命便很难完成。其次，东方启蒙运动的阶级基础非常薄弱。启蒙运动的性质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的阶级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时期的产物。欧洲从13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到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资本主义己有比较充分的发展，中产阶级的阶级基础相当雄厚。东方社会资本主义的萌芽大约在15世纪前后，与欧洲基本同步，但由于历史机遇不同，东西方资本主义的命运大不相同。欧洲由于社会比较稳定，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刺激了殖民热情，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东方则相反，一方面由于社会动荡，落后民族对先进地区的征服和长期统治，导致社会发
29、展的停滞甚至倒退，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出现回流；另一方面，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先行一步，对东方各国采取殖民掠夺政策，造成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缓慢和畸形。到启蒙运动兴起的19世纪中叶，东方各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还非常薄弱，资产阶级的力量还非常弱小。没有深厚强大的生产力和阶级基础，代表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要求的启蒙运动也不可能深人持久。其三，东方启蒙运动的外发性导致内部阻力增大。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武器是理性和人权，这种思想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的理性和人性的进一步发展，人文主义又是古希腊理性和人道主义传统的复兴和张扬，欧洲启蒙思想家虽然也有对东方理性主义的借鉴，但基本是以内发性为主。如上所述，东方启蒙运动既有内发
30、性，又有外发性。其外发性主要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启蒙思想家大都直接接受过西方文化影响，有的是归国留学生，有的受过西方式教育，有的曾到西方游历或者读过西学著作，由他们发起启蒙运动不易被普遍认同；思想武库基本取自西方近代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尽管有的思想家打起了复兴古代文化的旗号，但东方古代的科学民主思想毕竟不成体系，而且与近代科学民主思想有很大的距离，这种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需要经过长期磨合才会被普遍接受，因此东方启蒙运动的社会文化阻力更大。其四，列强环伺的外部环境，不允许东方各国有充分的启蒙过程。一方面，列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愿看到东方的进步和强大，常常与东方的封建势力结成同盟，阻挠和压制启蒙运动；另一方面，列强的入侵、瓜分和殖民统治使救亡成为当务之急。导致启蒙与救亡的矛盾。启蒙与救亡的关系是近代以来东方各国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的一对。二者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启蒙为了救亡，救亡必须启蒙，民族意识的增强与自我个性意识的觉醒是相互伴随、互相促进的。但在近现代东方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启蒙与救亡的矛盾。一方面，作为启蒙思想武器的西方文化是伴随着殖民入侵进入东方的，因而与民族意识发生矛盾；另一方面，启蒙与救亡之间存在着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问题。对当时的大多数国家来说，救亡图存、民族独立更是当务之急，从而把救亡放在第一位，影响了启蒙运动的深人，使东方启蒙运动未能得到从容而彻底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