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六讲 转型经济学：从实践到理论,一、本讲引言,转型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形成源自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中国、东欧以及前苏联30余年来政治经济体制大规模变迁的观察、比较、反思以及综合归纳，转型经济学研究层次的拓展与研究主题的深化决定了转型经济学必然呈现出跨学科综合的趋势。 本讲对转型的“新自由主义研究范式”、“制度演进学派研究范式”、“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式”以及“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式”作了评述。,吴垠刘灿的观点,我们认为：转型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能是对转型经济学学科体系进行简单的内容置换，而应当是使这些既有的理论范式逐渐融合为一体并突出强调转型经济学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的理论内核、科学的方法论以及客
2、观公允的转型绩效评价方式，这样才能使转型经济学成为一门既具有相当历史厚度，又紧贴当代各国经济改革发展现实，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前瞻未来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科体系。,论题缘起,转型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形成源自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中国、东欧以及前苏联30余年来政治经济体制大规模变迁的观察、比较、反思以及综合归纳。事实上，至今为止是否可以将转型经济作为一个独特的经济形态加以研究仍然受到质疑。这种质疑在学术界表现为经济学家们对“转型经济学”是否能够成其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存在争论。,两派意见,赞成者 （1）在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里，关于转型研究的文献迅猛增长，使转型经济学这一研究领域开辟、巩固成为现代经
3、济学中最活跃的前沿领域之一； （2）国内外既有一批相对固定的主要从事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又成立了专业的学术机构并出版相应的学术著作和刊物以扩展其影响力1； （3）一些顶尖经济学家已经根据自己对转型过程的理解创立了相应的转型经济学学科体系，其中，罗兰体系（Rolands System），斯蒂格利茨体系（Stiglitzs System）、科勒德克体系（Kolodkos System）和科尔内体系（Kornais System）可算作其主要代表,赞成者的案例,1 国外以研究转型经济学为主要目的的研究机构包括：密执安大学的威廉戴维森研究所，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斯德哥尔摩转型经济学研究所（SITE）
4、，鲁汶天主教大学的LICOS，爱丁堡黑里约瓦大学的经济研究和转型中心（CERT），布拉格的经济研究中心及研究生教育经济学研究所（CERGE-EI），莫斯科的俄罗斯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和新经济学院等等。 而国内从事转型经济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包括：南开大学的转型经济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的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辽宁大学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等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也曾多次出版转型经济专题报告，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EBRD）每年出版转轨报告（Transition Report）来研究俄罗斯、东欧等国家的转型进程。,反对转型经济学学科
5、化的学者则认为：,（1）不同政治力量、转轨动因、利益集团的介入，使得转型的初始目的、手段和过程充满冲突和矛盾，各种转型实践模式不是服从于某种共识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正统与例外的矛盾关系，而是并列的关系，因此很难将这些转型模式归纳到一个一以贯之的、有效的理论体系之中,反对转型经济学学科化的学者则认为：,(2)转型的过程不是没完没了的，随着中东欧十个转型国家“重返欧盟”1，俄罗斯踏上“普京路线”以及中国政府宣布在2020年建成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经济转型的过程迟早会成为历史 1 这十个国家分别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以及保加利
6、亚。,反对转型经济学学科化的学者则认为：,转型经济学并不是一个有着长久生命力的学科（冒天启，2004），转型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不能总是局限在历史的故纸堆里引经据典而不顾及当代各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的巨大变化。,引言小结 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提示我们：,必须走出狭隘的转型学术观，特别是要避免简单认同既有的“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或“北京共识”的转型经济学理论框架设定。 以重新定位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主题、理论内核、主要方法以及绩效评价体系作为出发点。 全面反思我们对于转型目标的认知局限、对转型过程的简单忽略、对转型经济体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全然漠视，真正提炼出转型经济学可成其为一门学科并为各方所认
7、同的一般性来。 使转型经济学成为一门既具有相当历史厚度，又紧贴当代各国经济改革发展现实，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前瞻未来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科体系。,二、转型经济学 之 学 科 分 析,（一）转型经济学学科术语的基本界定 转型经济学这一术语最初在国内的传播是与转轨经济学、改革经济学和过渡经济学混用的。随着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家们开始认真厘清这些概念之间的细微差别，为转型经济学学科对话口径的一致性作出了贡献。,代表性的观点包括：“转轨”(Transition) “改革”(Reform) “转型”(Transformation),名词解释,所谓“转轨”(Transition)， 是指以前的传统模式完全被
8、另外一个不同性质的模式所取代的社会经济性质发生变化的过程，其显著特点不仅在于大规模的市场化，而且在于压倒一切的私有化、自由民主和全面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名词解释,“改革”(Reform)只被认为是不改变以前传统模式性质的前提下对其体制的某些不当之处进行的改动。 “转型”(Transformation)只被看作是一个相对短期的更侧重于经济体制或制度迅速转变的概念 。,三个概念进行了排序与引申,按照西方学者的标准范式（即“华盛顿共识”原则）来看，转轨（Transition）是优于转型（Transformation）的，而转型（Transformation）则优于改革（Reform）同上述的三个术语
9、不同，“过渡”一词则属于中国学者的首创，其代表性著述包括盛洪（1994）所著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张军（1996）所著的中国过渡经济导论以及景维民（2000）所著的过渡经济论,“过渡”与“转型”,“过渡”一词所突出的是一种不稳定的变化着的过程 “转轨”则注重了变化的内容是经济调节机制从计划“轨”向市场“轨”的转变 而“转型”强调的是这个变动过程的性质是属于制度结构和体制形态的转变，是从一种体制模式到另一种体制模式的转换，也可能是一种混合体制内部计划与市场成份的此消彼长，因而“转型”的方向具有不确定性（即可以是计划向市场的转变，也可能是逆向的转变发生）,概念分析小结,转型这一概念是最能准确表述这一
10、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的术语，它也越来越被更多的学者所认同、接受。 作为学科分析而言，界定清楚这些术语，有助于我们的理论分析跳出“转轨”、“改革”、“过渡”等范畴的局限性1，始终着眼于把转型经济学定位于一门具有理论性和实证性的学科范畴，它是用来寻求对改革、转型、发展历程作出科学的理论解释，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归纳为策略性或政策性的应用范畴。 因此，建立起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一般性转型经济学理论体系才是我们始终应当追求的目标。,“转轨”、“改革”、“过渡”等范畴的局限性,1 这些局限性体现在： “转轨范式”容易使研究陷入到单纯为体制变革而变革的局限中去，各国转型的根本目的显然并不是为了仅仅获取一个市场体制这
11、样简单，毋庸置疑，转型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增长与民众福利改善； “改革范式”则容易使研究陷入就政策谈政策的术语体系之中，难以形成令人信服的理论学科体系； 而“过渡范式”则无法涉及体制变革完成之后的更深层次的转型问题（如社会转型、文明转型等），因而是不全面的。,（二）转型经济学研究层次的扩展与转型经济学研究主题的深化,狭义的转型含义 从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 转型经济学研究基本层次的扩展 厉以宁(1996) 加藤宏之 (2003) 靳涛（2005） 陈志武教授（2006）,厉以宁认为：,中国是一个转型的发展中国家。 转型是指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发展
12、是指中国正在从不发达状态迈向现代化。 正是由于转型与发展这两项任务结合在一起，中国所遇到的问题，尤其错综复杂，这里既有转型中的问题，又有发展中的问题,加藤宏之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中，同时并存着另一个从市场未发达阶段向发达的市场阶段转变的任务。这使得中国经济转轨面对的任务并不单纯，体制转型并非是纯而又纯的体制形态转变，双重转型是其典型特征,靳涛（2005）指出：,转型的概念应当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体制转型或者说经济转型，指从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即狭义的转型；第二个层次是国家或社会的转型，是指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再加上政治体制转型；第三个层次是文明的转型
13、，这是历史长程意义上的转型，它是指国家转型再加上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可以称为广义的转型。,这三个层次的转型是相互制约的，且存在非对称性。按照上述三个层次逐步扩展转型经济的研究层次，必然会使转型经济研究发展成为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陈志武教授（2006）认为：,中国在1978年以后，实际上在进行三项大的转型：（1）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2）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3）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吴垠、刘灿（2009）的观点,上述学者对转型概念的层次性划分在更深层次上蕴含着转型经济学学科研究主题深化的问题。那种仅以体制变革作为研究主题的做法实质上将使转型经济研究局限在一个
14、很狭小的范畴内，是不利于其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的。,即转型概念的层次化扩展必然伴随着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主题由体制转轨这样的特殊化问题向转型国家如何顺利实现赶超发达国家并促进经济长期科学发展这样的一般化问题的深化过程，换言之，即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不仅要关注经济体制转型的特殊性，还要更加关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共识即民富国强以及如何实现这种民富国强的问题，这样的转型经济学研究主题的深化探索必将从普适意义上反映各国人民为摆脱饥饿、贫穷、短缺而寻求生活富足、经济发展、民主进步的一种主动或被动的行为选择，因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延续、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三）转型经济学研究的既有理论范式：主题深
15、化意义上的评述,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深化决定了转型经济学研究必然会呈现出跨学科综合的趋势，形成了以下的一些学派： 转型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研究范式 制度演进学派分析范式 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式 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式,1、转型的“新自由主义研究范式”,转型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研究范式”是在延续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理论范式，它主要综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弗莱堡学派的研究成果。 其代表人物包括约翰威廉姆森、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阿斯朗德、墨菲、弗里德曼、拉巴津斯基、鲍依科等人。,“新自由主义研究范式” 特征：,该范式强调以市场为导向，主张
16、转型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摧毁原来的中央计划体制，并实行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以及私有化。 其代表人物，曾担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将这一理论范式归纳为“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著名的休克疗法即是以这个共识为指导而制定的。,华盛顿共识,1威廉姆森（1989）把华盛顿共识归结为10个方面：平衡预算，严格控制预算赤字；优化公共开支；优化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提倡资本市场自由化；建立可变动的有竞争力的汇率体系；走贸易自由化之路；吸引外国投资；推进国有部门的私有化；政府放松管制；明晰产权并保护私有产权。,学术界的评价：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很多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持否定态
17、度，他们认为在俄罗斯、东欧国家面临的转型衰退、亚洲金融危机和拉美经济危机等重大灾难中，新自由主义范式的影响都“功不可没”；,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范式提供的政治经济改革政策的良性效果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如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2003）就极力为休克疗法辩护，认为向市场经济转型不过是转型的一个阶段，最终必须要实现宪政才算完成转型，而且预言由于俄罗斯实行了宪政，从长期看会发展更好；而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仅是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及WTO规则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吴垠、刘灿的观点：,我们认为，尽管转型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研究范式影响范围包括了亚洲、拉美的新兴
18、工业化国家，独联体地区以及中东欧的数十个转型国家，但由于其理论范式局限于“为转型而转型”的范畴里，忽略了这些转型国家本身特殊的经济结构与所处的发展阶段问题，使得将新自由主义范式特别是以华盛顿共识原则作为转型指导方针的这些国家都经历了转型过程中的持久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以及贫富分化，这使得主张“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研究范式一度被人们鄙弃。,罗兰教授对此曾总结到：“政策建议无论多么详尽，都不可能是在真空中作出的”。转型的“新自由主义研究范式”从精致的理论中所设计出的“转型方案”没有顾及各国转型实践的根本难点在于：必须在不产生过多经济混乱的前提下，让所有这些复杂的变化发生这是因为在转型中，经济还
19、必须运行，人们的各种需要还必须得到满足。罗兰曾以“这一困难可以与飞机飞行中拆换发动机相比”来比喻转型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研究范式的缺憾，这也提醒我们将各国转型的实际过程作为转型研究的起点加以通盘考虑是何等的重要。,2、转型的“制度演进学派”研究范式,转型的“制度演进学派（Institutionalism-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该研究范式具体是指转型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引入了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这两个学派引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观察到了：转型绝不仅仅是“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大规模私有化、稳定化和自由化。按照“华盛顿共识”设计转型方案的俄罗斯
20、、东欧各国所遭遇的“有休克、无疗法”便是其存在重要缺陷的明证。,Kolodko（1998）的评价：,正是因为华盛顿共识忽略了制度建设在转型中的重要性，因此必然导致制度真空（Institutional Vacuum）。,因此，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分析范式对制度因素特别强调的特征，“转型”绝不是仅仅注重价格放开、市场自由以及国有部门的私有化，还应当注重合同的制定与履行、法制、社会和政治环境的配套以及制度变迁和演化的复杂性和非线性等因素，对这些因素的强调促成了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1，从而大大拓展了转型经济学的研究层次和视野。,“后华盛顿共识”,1是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些
21、内容主要包括：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高社会储蓄水平；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更合理的进行税率改革；加强政府对金融系统的监管；维持可浮动的竞争性汇率；加强市场制度建设；维护政府的权威；加强对教育、文化和环境的重视；强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等等。,（1）新制度学派的研究范式,转型的“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科斯、奥利弗威廉姆森、德姆赛茨、张五常、诺斯和哈特和林毅夫等人，在他们看来，转型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的选择，其核心是确定产权的标准1，因此必须设计出各种制度，以保证可能的最大效率，这实际上就是“科斯定理”所揭示和倡导的主要内容。 1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林毅夫虽然也主张转型过程中制度选择是重要的，但
22、他并不认为确定产权是制度选择的核心问题，这一点使他有别于其他制度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成就和不足,新制度学派在研究转型问题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将产权、交易费用、激励、经济行为等因素纳入到了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分析之中，成功地将转型分析动态化；,但其不足之处在于，该学派陷入了科斯“产权神话”的理论缺陷之中，认为只有迅速地私有化和严格保护私有产权才能顺利实现成功地转型，在这一点上，科斯、诺斯等人开出的转型药方实质上与新自由主义范式并无二致。,Stiglitz对此曾评价,“提倡加速私有化进程的人们（即新制度学派，本文作者注）有一种神话市场过程的倾向” “有些拥护自由市场论的人说，成功的第一步就是使
23、国营企业私有化。他们的观点对与否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我知道他们的这一结论没有科学依据”,要使市场有效率地运作，不仅必须有良好的金融市场，还要有法律框架来实施破产并保障契约的履行。 另外，还需要一整套法律法规来保证竞争的有效实施。对于那些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来说，如何使竞争有效地实施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使政府干预去促进竞争的实施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吴垠，刘灿的评价：,转型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范式” 的理论突破是有限的，它并未彻底与新自由主义学派决裂。,（2）演化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演化经济学的理论根源可以追溯至达尔文时代，其生物进化论的思想诱发了这一经济学思想的产生（Hodgson & Geoff
24、rey Martin，2001）。 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新兴经济理论才逐渐摆脱“非主流”的称号，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代表性著述,博尔丁的演化经济学（1981年）尼尔森和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1982年）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2001）,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可以视为演化经济学范式用于分析转型问题的集大成之作。,该书中提出了如下几个深刻的问题： 现实经济社会里还存在不同市场经济模式，如日本式、美国式、法国式、英国式 等等，如何理解这种制度的多样性? 转轨国家应转向哪种市场经济模式? 制度是如何演化的？ 如何理解博弈问题在制度演化过程中的多重均衡性质？,青木昌彦的回答,青木教授采用了
25、一种制度演进和进化博弈的分析工具，形成了一种内生性博弈均衡的制度演进观，并特别通过建立主观博弈模型来阐明他对制度演化和转型的基本思想。 青木教授的上述学术贡献把演化经济学从古典和旧的演化思潮阶段推进到了新演化经济分析的阶段，这一推进历程，客观上也使转型经济学的研究实现了从新古典的结果均衡到“无意识”的制度演化再到“有意识的制度演化”分析的“范式进步”，这一进步实质上使转型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回归到了真实制度演进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过程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讲，转型经济学的“演化学派研究范式”是对“新自由主义研究范式”的根本突破。,其他学者对该学派的评价,周冰（2008）指出：“事实上，演化经济学并不是
26、一种系统的经济学说，而是具有社会经济系统动态演化思想的非常庞杂的一种理论潮流”，但即使如此，他也承认： “转型经济学研究也是系统演化路径上的分叉或者突变的那一个点，即转型是演化过程的一个阶段而已”。,3、转型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式”,从特定意义上讲，发展经济学是一种“旧”的转型经济学，而转型经济学则是一门“新”的发展经济学。 而转型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式”则是将发展经济学的一系列命题、主张、分析方法纳入到转型分析的框架之下。,罗兰教授认为：,“可以把转型看作具有特殊初始条件的发展经济学的次领域，与其他发展问题相比，这些初始条件包括：广义的国家所有制和强大的国家权力，过度工业化，相对高水平的人力
27、资本和经济发展，以及低的初始收入不平均” 。,（速水佑次郎，2003） （Ofer，1987；Hayami，1998），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等的观点,在转型的“发展经济学范式”的研究中，往往将转型发生之前的苏联、东欧各国以及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视为一种在“可行的人类组织的范围内使市场作用最小化和政府计划及指令作用最大化的设计” 。,同时指出前苏联、东欧、中国以及越南在转型之前所搞的那一套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完全致力于将消费抑制在政治上可行的最小水平上并通过政府计划和指令强制性地提高资本形成率和经济增长率，这在本质上属于“唯发展模式” 或林毅夫及其合作者所提出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28、”,吴垠，刘灿的评价：,这种理论分析十分巧妙地把体制转型问题纳入到了发展经济学的视野之中，不仅大大拓展了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层次，而且使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侧重点向经济发展的若干重要命题发生了转移。,例如，在转型的“发展经济学范式”看来，前苏联、东欧及中国在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并贯彻“唯发展战略”之初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其成功的根本前提在于：,（1）这些国家都是后发国家（相对同期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而言）； （2）都采取了强迫储蓄机制使有形或无形资本积累速度快于先行国家； （3）在这些国家国民收入水平低下，人们对商品需求极为相似以致能大致估计出商品供求的条件下，中央计划体制所倡导的“唯发展模式”
29、在经济信息可控的条件下能够实现成功地运转； （4）这些后发国家强烈的民族主义及意识形态倾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各级政府官员的免费搭车或寻租行为，进而建立起训练有素的官僚体系。,但这种成功终究是昙花一现，中央计划经济“唯发展模式”的缺点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显露无疑，它表现在：,（1）强迫储蓄所导致的资本快速积累不可避免地使资本边际生产力急剧下降到几乎为零（Weitzman，1970；Easterly & Fisher，1994）； （2）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需求的多样化增长，这种唯发展模式中政府的作用超越了其信息能力的限制，计划的错误累积性地增长到无法抑制的局面，这种现象使哈耶克1
30、935年关于苏共体制的预言变为了现实； （3）高压的意识形态在长期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是无法延续下去的1，官员的腐败、寻租行为的盛行将积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最终导致计划经济的崩溃。,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载（俄）独立报，1999-12-30 的回忆,1对于高压意识形态下前苏联长达70年的经济发展，原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回忆时曾指出：“我们在近70年的时间里走入了一条死胡同，偏离了人类的康庄大道。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经济意识的理想化扭曲了最基础的财产关系，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忘记过去，就意味着没有良心，但要想回到过去，就意味着没有脑袋。”,简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唯发展模式的失败，根本
31、是源于其发展的模式存在重大的缺陷，因此，林毅夫（1994）所提出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在这些国家以“体制转型”的形态发生便不足为奇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转型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范式对当今各转型国家特别是中国的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依然具有深刻的理论指导意义。,4、转型的“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式”,早期的比较经济学研究文献，主要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制度”一词在当时经济学家的思维中，其实就等同于“主义”（ Bonin，1977），这一时期的比较经济学分析带有相当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转型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则对比较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重大挑
32、战，它在促进了比较经济学的第二次复兴（孙景宇，2004）的同时，也形成了转型的“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式”。,转型的“比较经济学范式”形成的历史原因：,其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制度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那种纯以“主义”作为比较对象研究的“旧比较经济学”分析显然已经不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 其二，大批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体制转型活动、使同一“主义”内部也出现了多种经济体制类型，使得转型的“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式”分析开始具有了更为广泛和一般的含义，即从基于“主义”的比较分析方法，开始转向纯粹制度本体论的比较分析。 其三，通过决策方式、信息、动力机制和知识传播以及文化等因素的比较，来阐述不同制度结构的历史路
33、径及其经济后果差异（顾自安，2006），在这一体系下，比较的对象既可以是大的所有制模式，也可以是一项具体的转型制度安排（例如政府间分权体制或国有企业体制等），从而拓宽了比较研究的视野，也有利于转型经济学研究层次的拓展与研究主题的深化。,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研究进展来看，转型的“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式”出现了两种理论研究取向：,一是以斯坦福大学青木昌彦教授发起的“比较制度分析”（CIA）学派的研究取向 二是经济学家对转型国家不同的转型纲领、目标、路径、方式及其所建立的多样化制度安排的具体化比较分析,三、转型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方向,既有的转型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多样性特征以及转型经济学学科体系向跨学科综
34、合方向发展的趋势值得关注。“单纯作为自身的领域，转型研究是难以成功地发展的，转型研究必须在与经济学其他领域的相互作用中发展，从不同的专业领域提供的不同视角中受益” 罗兰,学科发展方向的基本看法,转型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形成应当是使这些既有的理论范式逐渐融合为一体而不是彼此相互独立。 但是，这种融合的过程不能是对转型经济学学科体系进行简单地内容置换，而应当突出强调转型经济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内核、科学的方法论以及客观公允的转型绩效评价方式，这样才能为转型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开辟道路。,（一）理论内核：从转型的特殊性向一般性转化,“转型的主要收获是重新求证了近代落后国家经济社会的转型难题” 使转型经济学
35、学科的理论内核摆脱从计划到市场体制转变这一现象层面的约束，并转而将转型的理论内核界定为后发国家对追求民主进步以及经济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不懈探索就应当成为当前及今后转型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理论诉求,（二）科学的方法论：凸显转型经济研究的历史厚度与现实解释力,“好的转型经济学研究，应当总是得出对经济学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这一观点之所以是正确的，主要是因为好的模型可以适用于许多不同的情况，还因为经济学家使用共同的工具去分析不同的情况，这些工具来自共同的语言。没有理由相信转型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的种种相互作用，是与其它的经济的相互作用完全分离的” 罗兰,转型经济学研究业已形成的各种研究范式来看，其采用的主
36、要分析方法至少可归纳为五类：,第一类是激进与渐进的分析方法 第二类是转型的收益成本分析法 第三类方法是宪政与非宪政的分析法 第四类方法是将预先设定的转型目标作为可观察的指标来对转型进行分类和判断 第五类是制度分析法,吴垠刘灿的观点,上述这些关于转型研究的方法还是过多地局限在了就转型论转型的范畴之中，而没有适应转型经济学研究层次拓展和研究主题、理论内核深化的趋势，将研究深入到转型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析以及在特定社会历史结构中去分析转型的相关问题。 因而，既有的这些转型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既无法在各派经济学家之间实现“可通约”，其所得出的结论也是难以具有普适意义和推而广之的应用价值的（至多只是各领
37、风骚“两三年”）。,吴垠刘灿的观点,由此，我们提出：只有将转型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定位于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范式，才有可能将转型过程中潜藏于人与人、人与集团、集团与集团之间表面交易关系之下的生产关系（也即是利益关系）揭示出来，并在此基础上考察转型的历史演进以及转型国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运动推动的、有机的、内在不均衡的变化过程，这样或许能使转型经济学的研究得出具有更具一般意义的结论，并凸显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历史厚度和现实解释力,（三）客观而公允的转型绩效评价方式,怎样评价转型的绩效问题？ 这对所有学派的经济学家而言都不是一个简单而轻松的话题。因为绩效“一方面可以用行为的客观标
38、准来衡量，也可以从行为者的主观努力或操劳上来衡量” 。 从这个意义上讲确立转型绩效评价的基本准则就应当提上转型经济学学科建立发展的议事日程之上了。,转型经济学绩效评价的基本准则至少应当包括两点：,其一是将“民生”改善与否作为转型绩效评价的核心准则，这是因为转型的绩效无论表现为体制转轨的绩效还是经济发展转型的绩效，其最终成果都要体现于“民生”的改变之上，“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这对任何转型国家而言都是一致的。 其二是确立“不以一时的转型成败论转型”的“审慎”评价原则,转型绩效的具体评价方法这一技术性问题,（1）斯蒂格利茨（1998）用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形式 （2）吕炜（2005）提出的利用会计学上的“权责发生制”的思路来清理转型过程中已发生的费用和未偿费用，并以之正确评价转型当期的盈利，再用来指导和调整下一步转型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