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本学者柳田圣山主编的六祖坛经诸本集成一书，收集了流传于中日韩三国的十一个不同的坛经版本。宇井伯寿在其禅宗史研究一书中列举了坛经的不同版本近二十种。中国学者杨曾文先生在中日的敦煌禅籍研究和敦博本坛经) 、南宗定是非论)等文献的学术价值一文后表列的坛经不同版本更是多达近三十种。 坛经的这些版本，其正文并不一致，有些地方有很大的出入。 虽然坛经版本繁多，但真正独立的、有代表性的只有四种：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敦煌本是目前现存的年代最古老的本子，全名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 ，共 32 字。下署“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卷末题为“南宗顿教最上
2、大乘坛经法一卷”。此本不分品节，文字比较质朴。因此，有人认为它很可能是当时法海记录慧能说法的实录，也称作“法海本”。也有人认为它大约是在慧能大梵寺说法记录本的基础上，加上平日的言行、临终的嘱咐等附录性资料合编而成。敦煌本坛经是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在 1923 年从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文书中发现的，1928 年校刊后收入大正藏 ，其影印本收入鸣沙余韵 。1943 年，北京大学教授向达先生到敦煌访查古写经，从当地名士任子宜先生收藏的写经中发现一册梵夹式蝶装本，上面抄有四种禅宗文献，其中之一便是坛经 ，约为五代或宋初的抄本。该抄本是任子宜先生1935 年在敦煌千佛山的上寺发现并保存的。向达先生在 1
3、950 年写了西征小记小文(后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对此作了介绍。该抄本现收藏于敦煌博物馆，题目和内容与敦煌本相同，但错误较少，字体工整清秀，参考研究价值超过了敦煌本。经过校勘，可以断定敦煌本和敦煌博物馆本为同一系统，同出自完成于唐代中叶的坛经原本。敦煌本坛经约 12000 字，文字比较质朴，不分品目，后来由日本学者铃木大拙把它分为五十七节，并撰文解说。敦煌本坛经的发现，揭开了二十世纪禅宗典籍与禅宗史研究的序幕，引发了坛经研究的热潮，大大丰富了禅宗研究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书有宋刊本，今佚。 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六祖坛经一卷，僧法海集。 ”(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宋陈振孙撰，上海
4、古籍出版社，1987 年 12 月，356 页。)郡斋读书志著录的也可能是经过法海整理过的本子：“六祖坛经二卷，右唐僧慧能授禅学于弘忍，韶州剌史韦琚请说无相心地戒，门人记录，目曰坛经 ，盛行于世。 ”(郡斋读书志卷三下，第 19 页，宋晁公武撰，清刻本。)惠听本的内容虽然与敦煌本有一些出入，但基本一致。增加了慧能得法归来避难、传五分法身香、朝廷征召等事迹。 “坛经传授”从法海一直传到圆会，多传了圆会一代。由此可见，惠昕所依据的底本是圆会所传的本子，与敦煌本相近。据胡适先生和钤木大拙考证，惠昕改编坛经当在北宋太祖乾德五年(967)五月，后有宋刊本行世， 郡斋读书志著录：“六祖坛经二卷( 一本作三
5、卷 )，右唐僧惠昕撰，记僧卢慧能学佛本末，慧能号六祖。凡十六门。周希复有序。 ”(郡斋读书志卷三下，第 17 页，宋晁公武撰，清刻本。) 惠昕本的刻本已失传，后在日本京都兴圣寺发现抄本，因此又称“兴圣寺本”。日本大乘寺本、真福寺本等都是它的异抄本。北宋至和(1054-1056) 年间，僧人契嵩又将 坛经改编，全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 ，简称曹溪原本 ，一卷，十品，约 20000 余字。郎简序称契嵩抛弃了原来“文字鄙俚繁杂”的旧本，改用“ 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 ，可见契嵩本根据的 “曹溪古本” 不同于旧本。胡适先生以现存坛经的各种版本与敦煌本相比较，发现最早在内容上发生重大变化的就是契
6、嵩本，其后的宗宝本只是在契嵩本的基础上添枝加叶而已。因此，关键是要考察清楚契嵩本所依据的“曹溪古本”。胡适先生最早注意到了久已在中国失传、而在日本尚有传本的曹溪大师别传 。此书大约作于慧能死后七十年左右，即唐建中二年(781)左右。经过胡适先生的详细考证，可以确认契嵩所谓的“曹溪古本”，其实就是曹溪大师别传 ，因为契嵩本中所增加的主要内容，都可在曹溪大师别传中找到。甚至可以说契嵩本就是敦煌本(或惠昕本)与曹溪大师别传的合编本。元至元二十七年 (1290)，僧人德异在“吴中休休禅庵” 刊行坛经 ，世称“ 德异本”。据有的学者研究，德异本很可能就是契嵩本，不过经文已不是三卷，而是一卷十门。 元至元
7、二十八年(1291)前数年，光孝寺僧人宗宝再将坛经改编，题名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一卷，十品，20000 余字。宗宝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跋中说：“明教嵩公常赞云：天机利者得其深，天机钝者得其浅 。诚哉言也。余初人道，有感于斯，续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人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 ”此跋文写于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刊行也可能在这一年。从这篇跋文可看出宗宝在校雠时，根据三个不同的底本增加了一些文字，对坛经作了一些修改。此本最早有元刻本，据文禄堂访书记著录：“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一卷，宋释宗宝撰，元刻本，附说法图，次题门人法海集，半叶十三行
8、，行二十四字，黑口，至正二十七年德异序。 ”(文禄堂访书记 ，卷三，43 页，王文进撰，民国三十一年(1943)北京文禄堂铅印本。 )这里的著录有两处错误，一是书名应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二是宗宝是元人，不是宋人。由于宗宝本的错误少，分为十品，品名的概括性强，文字经过润色，比其他本子流畅优美，可读性强，便成为明代以来的流行本，历代的重刊本有数十种。一、坛经祖本，或可称之为法海原本，由法海集记而成。成书时间当在慧能去世的唐先天二年（713）至神会在滑台与北宗僧人辩论禅门宗旨的开元二十年（732）左右。它的内容当以慧能在大梵寺授无相戒和说摩诃般若蜜法的部分占据最大篇幅，后面附属缘记部分较少。后来的
9、敦煌本、敦煌新本（敦博本）的主体部分与它差不多，缘记部分至少没有慧能死后二十年的预言，有关坛经传宗的描述至多只有强调坛经重要性的话语，其中也没有禅宗祖统世系及传衣付法颂的内容。二、敦煌原本。当成书于开元二十一年（733）至贞元十七年（801）智炬（或作慧炬）编撰宝林传之前。从现在发现五种敦煌本坛经的写本或残片：敦煌本、敦煌新本、北京本、旅顺博物馆本二枚照片、国家图书馆藏有字七十九号残片，此外还有西夏文本，从格式和内容字句来看，它们源自于同一种坛经。我们不妨称这一坛经为敦煌原本，即诸本敦煌坛经所据以抄写的本子。敦煌原本是最接近坛经祖本的。可以认为，五经的主体部分未变，附属部分有所增加，大概主要是
10、：第一，吾灭后二十余年，邪法缭乱有人出来，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慧能死后二十余年（唐开元二十年左右），神会在滑台与北宗僧人崇远辩论。增加的这段，意为神会直承慧能之后，传南宗正法。此当由神会的弟子，或敬仰神会的南宗僧人所加。以上承神会自许的宗密（780 841）在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中说慧能死前授密语于神会，嘱咐二十年外，当弘此法，也可证明这点。第二，关于坛经的传宗部分。韦处厚兴福寺内道场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全唐文卷七一五）批评神会的后继弟子迷失真义，竟成檀经传宗，即只是重视以传授坛经作为付法的外在形式。据此，这部分当是由神会的门下所加。第三，五祖传衣付法颂。第四，从初传受七佛，释迦牟尼佛第
11、七菩提达摩第三十五慧能自身当今受法第四十据北宗史书楞伽师资记，五祖弘忍说有十位弟子在十方传法；又说：后传吾道，只可十耳。把慧能列为十大弟子之一。此书成于开元初年（约713716），仍作这种记载，说明当时南北二宗虽有对立，但不严重。北宗史书，包括此后写成的传法宝纪皆无祖师传衣及付法颂一类的说法。从现在资料来看，直到慧能去世之前，对北宗态度是相当缓和的。慧能死后，弟子分散各地，势力发展迅速，南北二宗矛盾日渐激化。神会首先发难，为南宗争正统，慧能和神会的弟子群起而响应。大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他们才将用来证明慧能是正统的祖统说和传衣付法颂之类加入坛经之中。敦煌坛经原本的传承世系是法海道际悟真。悟真生活
12、的时间当是公元 8 世纪中期至末期，或许经他弟子之手又将坛经修补，成此敦煌原本。三、惠昕本，是北宋乾德五年（967）惠昕的改编本。据惠昕的序，他嫌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以便于世人阅读，于是将此坛经分为两卷十一门。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晁迥生前看过十六次，其七世孙晁子健在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依据此本于蕲州刻印，后流传日本，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日本京都兴圣寺发现，世称兴圣寺本。惠昕本的传承世系是：法海志道彼岸悟真圆会。与敦煌原本传承世系相比，增加了二人：彼岸、圆会；法海的同学道际改为志道。志道是坛经所载慧能的十大弟子之一。可见，悟真曾两次接受坛经，一次是从法海的同学道际得；一次是从法海的另
13、一同学志道得，最后他又传给圆会。这是坛经的两个传承世系：第一，法海道际悟真所传是敦煌原本系统；第二，法海志道彼岸悟真圆会所传是惠昕本系统。从时间上看，后者形成应晚于前者，大约在 9 世纪前中期。从内容上讲，在传承的每一个环节，即从志道到圆会，都有补充的可能。惠昕本主体部分的结构与敦煌本基本相同，内容有增加，语句有相当部分被修改了，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十一章。惠昕本有不同的刊本，有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的周希古刊本（日本真福寺本），有政和六年（1116）的存中再刊本（日本大乘寺本、金山天宁寺本），有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的晁子健刊本（日本兴圣寺本）。这些刊本的内容虽基本相同，然而也有不同
14、之处。前两种刊本慧能常自称某甲，无大庾岭示惠明本来面目及风幡之议，也无谈及刘禹锡碑之事，而后一种已无某甲称呼，其它内容则有。另外，真福寺本、金山天宁寺本、兴圣寺本的祖统世系全同敦煌本，而大乘寺本的祖统世系已被按宝林传改过。四、契嵩本，成书于北宋至和三年（105）。据北宋工部侍郎郎简六祖法宝记叙，郎简认为当时流通的坛经为时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看到契嵩撰写坛经赞，便希望他将坛经加以订正，愿意出资刊印。二年后契嵩得到曹溪古本用以校勘，编为三卷，此即所谓的契嵩本。郎简批评的坛经当为惠昕原本，而契嵩得到的用以校勘的曹溪古本，大概是曹溪大师传，契嵩据此在坛经中补入慧能在韶州遇到刘志略，从其
15、姑听读大涅槃经，慧能死后七十年的预言及与印宗论佛性等情节。契嵩本被元代的德异本、宗宝本坛经所继承。五、德异本。德异本刊印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明以后的坛经多印有德异之序，认为当时流行的坛经为后人节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旨。他所说的坛经或为敦煌本，或为宋以后十分流行的惠昕本。德异说自己幼年曾见过一种古本，后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在一位通上人处找到此古本全文，于是在吴中的休休庵将此本照原样加以重刊。此即所谓德异本。那么，德异幼时看到和他据以刊印的古本坛经是什么呢？此当即契嵩本坛经。高丽在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所刊坛经是元代大德四年（1300）的翻印本，前面有僧万恒写的序，说中吴休休蒙
16、山异老（按，即德异）寻得大全之古本，刊印之后，于大德二年（1298）托商人送到高丽，嘱咐刊印流通，万恒便重刻使之流传于世。可见，高丽大德四年的刊本及明嘉靖三十七年的刊本皆属德异本。此外，元代延祐三年（1316）、清光绪九年（1883）的刊本也是德异本，朝鲜古代流通的坛经几乎全是德异本。德异本与元代宗宝本相比，在正文方面差别很少，但章节和排列次序有明显区别，前面原载的略序被宗宝改为六祖大师缘起外纪附在书后，二者所附文字也有不同。六、宗宝本。成书于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此是明以后最通行的坛经。明永乐南藏（密）、北藏（扶）、嘉兴藏（扶）、房山石经（万历四十八年刻石）等都收有此本，至于单刻本也多
17、属此本。宗宝的跋文说，他因有感于契嵩的坛经赞，开始留心坛经，出家后续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雔，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看来宗宝看过契嵩的坛经赞，并且也有契嵩校编的坛经，在此坛经前面刊有坛经赞。他所说的三本，也许是惠昕本、契嵩本、德异再刊本。他说的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不好理解，因为迄今没有发现元代以前缺此部分的坛经本子。与德异本相比，宗宝本没有重大变动，主要改变为：将品目由四字改为二字，如将教授坐禅改为坐禅等等；割裂和合并品文，如将悟法传衣分为行由和般若二品，把法门对示、付嘱流通二品并为付嘱一品；在段落的承接之处有增删字句，也有改变前后
18、次序，把正文改为小注等情形。如果德异本即是契嵩本的再刊本，那么，宗宝本所用的底本是契嵩本，而德异本是他的重要参校本。这样，对于宗宝本内容与德异本基本相同，前有契嵩的序及坛经赞的事实就可以得到解释和理解。七、曹溪原本。此当即契嵩本的再刊本。据元代德异本坛经之序，德异是照所得到的古本的原样刻印的，没有作任何改动。这一古本当即契嵩本坛经。现存明代成化七年（1471）刊印的坛经的编排、内容与朝鲜流行的德异本坛经完全相同，正文没有德异的序，后面所附师入塔后的小字记事中也没有一般德异本刊载宋太祖、仁宗、神宗等的尊崇六祖的事迹，也没有大元至元二十七年的文字。明成化本坛经的前面有明宪宗御叙，其中说：命廷臣赵玉
19、芝重加编录，锓梓以传。实际上不是重加改编。正文虽与德异本同，但没有德异的序，附记又不同，特别没有仁宗、神宗追赐慧能谥号的记述，很可能就是编于仁宗至和三年（1056）的契嵩本。此本坛经多次刊印。据清顺治九年（1652）刊本坛经的跋文，明成化本刻于曹溪，被称为曹溪原本，从明至清刻印过四次，是有意不用宗宝改本而刊印流通的。综上所述，坛经问世以后有一个多次改编和演变的历史，先后形成多种不同的刊本，可以认为是禅宗思想和历史发展的反映，考察和研究不同刊本的坛经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一、 坛经 “敦博本”和“敦煌斯坦因本”（以下简称为“敦斯本”）是同源的不同“听诵记写本”各自转抄而成的写本。 “敦博本”。
20、坛经西夏文译本 ：“惠昕本” ：“契嵩本”曹溪原本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宗宝本”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十品，不分卷，由上可见，现存坛经的主要版本应该说有四种，即敦煌一系的“敦煌写本” 、 “惠昕本”、 “契嵩本”和“宗宝本”。 “敦煌写本”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本子，而其中的“ 敦博本”和“敦斯本”极为可能是同源的“听诵记写本”各自转抄而成的写本。不过其发现在近代以后，所以自北宋以来流传的主要是“惠昕本” 及其演化而来的“契嵩本”，还有由“ 契嵩本” 进一步演化而来的“ 宗宝本”。而其中“宗宝本”是明代以后至铃木大拙以“敦斯本” 为底本编订的“五十七节本”盛行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最流行的本子。铃木大拙编订的 “五十七节本”由于给学术研究带来的便利而成为现代流行的本子，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