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华教育改进社与历史教育改革 *朱 煜 *中文摘要：作为五四时期的重要教育社团，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历史教育改革方面的活动，过去鲜被学界关注。本文试图通过该社历史教学委员会的成立、编制新学制历史课程纲要、开展新学制历史课程实验、参与编纂新学制历史教科书等内容的研究，初步勾勒该社历史教育改革活动的基本面相，揭示相关活动所反映的价值取向与特点，审视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之间的“ 有机互动”，说明该社在 20 年代中小学历史教育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关键词：中华教育改进社；历史教育改革；新学制；历史课程；历史教科书壹、前言五四时期 1，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特别是受到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中国出现了学校
2、教育改革的高潮。在这股新教育改革浪潮中，教育界学人在致力于新教育研究与实践的同时，为了发挥群体聚合所产生的能量扩增作用，组织了许多民间教育社团，他们联络各学科同仁，分工协作，积极推进教育改革。中华教育改进社（以下简称改进社）是五四时期相当有影响的全国性教育社团。它成立于 1921 年 12 月，由新教育共进社、 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合并而成，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进行”为宗旨。改进社组织架构由全体大会（年会） 、董事部、总事务所组成。全体大会定社务方针，董事部主持社务，总事务所执行全体大会和董事部议决的各项事务。蔡元培等被推举为董事，陶行知任主任干事。总事务所下设 3
3、2 个专门委员会，集中了教育界和众多学科专家，分别研究各级、各类、各科的教育问题。而中小学教育改革始终是改进社关注的重点。北伐战争开始后，改进社逐渐停止了活动。改进社存在时间虽然短暂，但在新教育改革运动中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民国时期权威工具书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评价它“对于中国教育之改进，功绩甚大” 2。当时史学界的许多著名学者，如梁启超、顾颉刚、朱希祖、何炳松、陈衡哲、* 本文系扬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的阶段成果之一。*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1 学术界对五四时期的时间断限，比较公认的上限为 1915 年，但下限不一致，有些学者认为到 1921 年，也有著作将下限止于 20
4、 年代中期甚至末期。本文论述范围大体上起自 1915 年新文化运动的发端，迄于中华教育改进社基本停止活动的 1926 年。不过，鉴于改进社生存的时间实际只有五年左右，而中小学历史教育改革的实践及效果的呈现往往还要有所延续，因此，本文的论述在时间上间或稍有延伸。2 教育部，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上海：开明书店，1934 ，页 163。柳诒徵等，还有一些教育界知名人士，如胡适、蒋梦麟、朱经农、徐则陵、吴研因等，他们都是改进社的重要成员，在推动历史教育改革方面，做了大量探索性工作。目前，学术界对五四时期教育社团的研究总体比较薄弱，关于改进社的研究，迄今似未见有专著问世，相关论文仅有数篇，且大多没有
5、留意历史教育改革问题，更缺乏对之深入细致的探讨 3。鉴于此，本文拟就改进社开展的历史教育改革活动，包括组织历史教学委员会、制订新学制历史课程纲要、开展新学制历史课程实验、编纂新学制历史教科书等问题进行梳理与分析，试图大致勾勒改进社历史教育改革活动的基本面相。贰、历史教学委员会的成立作为综合性的教育社团，改进社下设的 32 个专门（学术）委员会 4，成为日常研究、处理各学科领域教育改革的具体策划和执行机构。1921 年 12 月改进社成立时的章程草案和 1922 年 7 月第一届年会正式通过的章程，在第四章第十条都写着“组织委员会”一项，各学术委员会工作的主要职责是：处理有关该门学术或该种问题的
6、事项；审查有关该门学术或该种问题的议案；处理董事部长或主任干事交议或委托的事项等 5。第一届年会时，各学术委员会尚未诞生，大多数议案都是会前由参加改进社的专家磋商、提出，年会时再加以研究、通过的。各学术委员会相继成立后，会前各种议案的考虑、草拟，会后对相关议案的跟踪、指导、协调、督促等一系列事务，毫无疑问就由各学术委员会承担了。历史教学委员会组建于 1922 年 8 月。1922 年 12 月，改进社公布的“组织系统图”中已经列有“历史教学委员会” 。同时，还发布包括“历史教学委员会”在内的各学术委员会负责人的选举结果以及委员会的人数 6。需要略作考辨的是该委员会的具体名称。因为 1922 年
7、 11 月章洪熙的社务报3 关于改进社的研究论文，公开发表的主要是：涂怀京， 中华教育改进社对 20 年代教育科学化的贡献 ，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 3 期；何成刚， 1922 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济南历史教育会议述评 ， 历史教学2006 年 12 期。此外还有，刘惠璇， 中华教育改进社与教育独立运动（1920-1927） ，台湾师大 1986 年硕士论文；卢浩， 中华教育改进社 ，华东师大 2003 年硕士论文；赵洁， 中华教育改进社与近代中国教育 ，北京师大 2005 年硕士论文等。为数甚少的这几篇论文，只有何文是探讨改进社与历史教育问题的，不过仅关注了第一届年会历史教育改革议案，其
8、它论文，虽或在某些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然而大多没有专题研究改进社的历史教育改革活动。4 1922 年 7 月，改进社第一届年会议决组织各专门委员会，年底组建了 24 个委员会。后陆续增加，到 1924 年7 月第三届年会时，改进社已成立了 33 个委员会。1925 年 8 月第四届年会时，原“体育委员会”和“教育卫生委员会”合并为“体育与卫生委员会” ，委员会总数由 33 个变为 32 个。参见朱有瓛等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页 550551；胡晓风、金成林主编， 陶行知全集卷 12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页 4041
9、、6971；中华教育改进社编， 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次社务报告 社内印刷品，1925 ，页 6163。5 中华教育改进社委员会规程 ， 新教育5 卷 4 期1922，11 ，页 885。6 章洪熙， 社务报告 ， 新教育5 卷 5 期1922，12 ，页 1082；新教育6 卷 1 期1923，1 ，页91；“中华教育改进社组织系统图” （制作人为章洪熙） ， 新教育6 卷 1 期1923，1 ，页 105。告写的是“中小学历史教学研究委员会” 7，而“组织系统图”以及陶行知的“社务报告”则写作“历史教学委员会” 。究竟是“中小学历史教学研究委员会”还是“历史教学委员会”？自然有必要首先厘清这个
10、问题。事实上，在第一届年会历史教学组的第一次会议上，被推举为本组主席的徐则陵提出“组织中小学历史教学研究委员会议案” ，会议通过了该案，并公推徐则陵、何炳松二人拟定委员会组织简章。接着，第二次会议，徐则陵将委员会简章草案提出让与会者讨论，结果除对于委员人数、分组以及经费三条稍有修改外，其余大体一致通过。随后，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正后的简章，公决梁启超、朱经农、柳诒徵、徐则陵、何炳松五人在委员会未成立之前充任筹备员，并略作分工，北京由何炳松负责，南京由徐则陵负责。在议决案中，提出“由本社函请国内学者九人以上，组织一中小学历史教学研究委员会，研究中小学历史之目的，教材，教法等问题。 ”同时，公布
11、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小学历史教学研究委员会简章 。简章共五条，第三条“组织”一项，规定委员会由“研究历史及研究教育者九人或九人以上组织之” ；第四条“职员”一项，提到委员会“设干事一人，副干事一人，书记一人，由本会委员互选之。 ”8从会后章洪熙的社务报告看，当时该委员会的名称确实是“中小学历史教学研究委员会” ，并且 8 月 10 日的董事会通过了该委员会拟定的一份 11 人的委员名单 9，在改进社二十多个学科组中，这份名单的提出，应该是相当早的。徐则陵提议组织委员会的缘起，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会议虽然通过了议案，但“问题复杂，非短时间所能解决” ，而成立委员会以后则可以“从长讨论” 。这个意见得到
12、与会者的普遍赞成。不过，第一届年会期间，并非仅历史教学组有组织委员会的动议，徐则陵就了解到“各组讨论结果，议决设委员会者甚多。 ”10可以查考的，第一届年会各组通过的议决案，教育行政组有“设教育行政组委员会案”和“设教育行政研究会案” ；师范教育组有“组织师范学校学程教材研究委员会案” ；中等教育组有“组织中等教育研究委员会案” ；职业教育组有“组织职业学校学程标准委员会案” ；初等教育组有“组织小学学程委员会并征求草案案” ；女子教育组有“组织女子教育研究委员会案” ；公民教育组有“组织永久的公民教育研究会案” ；地理教育组有“组织地理教学研究会案” ；体育及国民游戏组有“组织全国体育研究会
13、案” ；心理教育测验组有“组织教育心理常期委员会案” ；图书馆教育组有“组织图书馆教7 章洪熙， 社务报告 ， 新教育5 卷 4 期1922，11 ，页 915。8 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分组会议记录历史教学组 ， 新教育5 卷 3 期1922，10 ，页 503505。9 这 11 位委员是：梁启超、何炳松、柳诒徵、徐则陵、朱经农、朱希组、陈汉章、熊遂、黄叔巍、吴研因、陈衡哲。见章洪熙， 社务报告 ， 新教育5 卷 4 期1922，11 ，页 915。10 徐则陵等， 今夏中华教育改进社关于史地教育之议案及历史教育组地理教学组之会议记录 ， 史地学报2卷 1 号1922，11 ，页 45。
14、育研究委员会案” ；义务教育组有“组织义务教育委员会案”等 11。全部 20 个组有13 个组提出组建学术委员会。这提示我们，成立学术委员会是第一届年会大多数学科组的共同愿望，此其一。其二，当时各组学术委员会的名称并不统一，有的称“某某委员会” ，有的为“某某研究委员会” ，还有的命名“某某研究会”等。然而“规则参差办事不易” 12，年会闭幕一个月后，董事会就迅速拟定“委员会规程” ，且各组成立学术委员会的议案和部分组提出来的委员名单也很快上报董事会议决。最终，董事会也许为统一命名起见，大约在 1922 年 11 月左右，对外公布了 24 个命名比较整齐规范的学术委员会及委员人数。在这份名单上
15、， “中小学历史教学研究委员会”被更名为“历史教学委员会” 。此后，改进社的社务报告以及年会的相关资料，在叙述学术委员会时，均用“历史教学委员会”之名。前已述及，1922 年 8 月 10 日的董事会上就通过了该委员会拟定的一份 11 人的委员名单。年底，委员人数增至 15 人 13。同时，委员会选出主要负责人。他们是：正主任梁启超，副主任徐则陵，书记陈衡哲。委员：朱希祖、朱经农、何炳松、李泰棻、吴研因、胡适、柳诒徵、黄叔巍、陈汉章、杨敏曾、熊遂、顾泰来 14。历史教学委员会与清末民初的许多新知识界社团一样 15，存在着一定的松散性，其成员各有本职工作，大都并不住在一地，委员会虽然制订了颇为具
16、体的简章，有分组研究和共同研究的计划 16，但毕竟是志愿参加的民间学术组织，尽管其成员彼此之间一定有不少联系，然而以“历史教学委员会”组织名义开展的大规模活动，似乎并不多见。不过，我们还是能从主持起草新学制历史课程纲要、参与新学制历史课程的实验、编纂新学制历史教科书以及承担某些研究任务中，看到该委员会及其成员的身影。这是其一。其二，委员会成员中，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学者比例高，而且主要留学美国。委员会三位负责人中，徐则陵、陈衡哲都曾是留美生，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其他成员，胡适、朱经农、何炳松、顾泰来等曾在美国留学，朱希祖为留日生。作为国学大师，梁启超虽然早年接受的是传统教育，没有海外留学的11 学
17、术会议各分组会议报告之议决案主文 ， 新教育5 卷 3 期1922，10 ，页 595620。12 徐则陵等， 今夏中华教育改进社关于史地教育之议案及历史教育组地理教学组之会议记录 ， 史地学报2卷 1 号1922，11 ，页 45。13 章洪熙， 社务报告 ， 新教育5 卷 5 期1922，12 ，页 1082。14 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一览 会议印刷品，1925 ，页 4748。15 桑兵， 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 北京：三联书店，1995 ，页 291。16 历史教学委员会的研究计划分为两种：（一）分组研究；（二）共同研究。以分组研究为主，在分组研究的基础上，委员会集体讨论分组研究
18、的结果，这就是所谓共同研究。共分三个研究组，即计划组、编辑组、实验组。计划组研究的内容：（1）历史教育调查。如国内外教学目的调查，现行教科书的分析，教学法的性质等；（2）历史教学目的及教材。如目的之确定，选择教材的标准，编排教材的原则等；（3）历史课程。如厘定课程，时间分配，选修与必修等；（4）历史教学方法。如中小学各年级历史教学方法的确定等。编辑组研究内容包括：历史学程的详细纲目，编辑教科书和参考图书等。实验组主要研究试教指导以及成绩测验等方法。见徐则陵等， 今夏中华教育改进社关于史地教育之议案及历史教育组地理教学组之会议记录 ， 史地学报2 卷 1 号1922，11 ，页 62。背景，但戊
19、戌变法失败后，他辗转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地；五四前后，又曾漫游欧洲，足迹遍及欧洲大部分国家。海外的游历，也使梁氏受到西学的熏陶，在文化教育上，致力于中西文化的融合，被誉为 20 世纪初“影响最大的西学思想及自由意识的宣传家” 17。委员会的成员有海外留学背景或者海外生活经历的占较高比例，这是它的另一个特点。大约也正是因为有这个特点，从而使改进社历史教育改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有模仿欧美国家历史教育的倾向，在 20 年代教育改革的氛围和语境下，既在许多方面推动了历史教育的进步，也似乎部分存在忽略本土文化及民族性的特质。其三，历史教学委员会荟萃了不少史学界及教育学界之名流。譬如，梁启超、胡适是家喻户
20、晓的名人，又与官方及社会各界有较多的联系。陈汉章系清朝举人出身，与章太炎同为国学大师俞樾的弟子，是有“两脚书库”雅号的史学家 18。朱希祖系太炎门生，时任北大史学系主任，因推行课程改革而为史学界所瞩目。柳诒徵曾师从晚清著名文史学家缪荃孙，与陈垣、陈寅恪齐名，有“南柳北陈”之称 19。徐则陵在二、三十年代是与陶行知、陈鹤琴、廖世承等教育家比肩而立的著名学者。陈衡哲是中国现代第一位女大学教授 20，曾与胡适、任鸿隽同期留美，三人私交甚笃，而陈与任后来“由朋友进而为夫妇” 21。其他如朱经农、吴研因、杨敏曾、李泰棻、顾泰来等，均是学界硕彦或青年才俊。由他们共同组成这个委员会，无疑会大大提高委员会的学
21、术声望和社会影响力，便于历史教育改革活动的顺利开展。叁、制订渗透“新史学”的历史课程纲要众所周知，梁启超 1902 年发表的新史学成为近代中国新史学思潮的里程碑。虽然其后梁氏对新史学的解读及治史旨趣屡有变更，但也有坚持不变的学术思想，如强调“存真” ，提倡科学史学，主张史学应关注社会史以及“世界的中国”等等。应该说，梁氏的这些史学观大多为后来的新派史家所继承，成为 20 世纪初以来新史学的基本价值取向 22。不仅如此，清末民初学界编译外国史学著作较前也有很大发展，成为新史学的组成部分 23。这些情形对 20 年代改进社学者研制新学制历史课程纲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参加新学制讨论会的庄俞，其观
22、点就颇有代表性。他的看法是， “从前小学教授历史，限于本国，现在交通渐见便利，国际渐趋大同，世17 宋仁主编， 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页 15。18 孙常炜， 爱国史学家陈汉章先生 ，收入象山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经史学家陈汉章 合肥：黄山书社，1997 ，页 24。19 孙永如， 柳诒征评传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 ，序言，页 1。20 陈衡哲，冯进译， 陈衡哲早年自传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译者前言，页 8。21 陈衡哲，冯进译， 陈衡哲早年自传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页 228。22 关于二、三十年代新派史家的史观，王汎森
23、在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一文中有详细论述。载罗志田主编，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 （上）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页 31130。23 参见胡逢祥、张文建， 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页 187、254。界历史似乎不可不酌授一二，以唤起儿童的世界观。 ”24一本由新学制讨论会集体编辑的著作认为，学生学习世界史“可以深知各国特有的文化” ， “可以避猜忌，释嫌怨，而至于国际谅解；国际和平就此种着一因了。 ”25也就是说，世界史教学可以培养学生开放的国际视野，形成正确的国家观念。再如，沈佩弦、余光藻认为， “（历史教学）当注重历代生活之
24、实际方面、社会方面以及政治方面，经个人之创造与群众之互助，以演进其一族之文化者。 ”26强调历史学习与生活、社会结合，重视文化的了解，这样的观点，鲜明地反映出新史学背景下，人们历史教育目的观的某些变化。1923 年以“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名义颁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包含小学、初中、高中三份历史课程纲要。这三份课程文件的起草人均为改进社的成员。兹以朱经农、丁晓先草拟的小学历史课程纲要为例。该纲要对新学制小学历史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作出若干具体的规范要求。如开篇说明小学历史课程的目的是：“1、使知生活演进，社会变迁，和世界趋势的大概。2、培养正确人生的观念。养成探索事物原委的兴趣和习惯。 ”2
25、7这与清末“忠爱” 、 “自强”以及民初“知国体之大要” 、 “养成国民之志操”的目的相比，突出了三点：第一，注重生活史、社会史的教学；第二，重视了解世界发展趋势；第三，强调培养学生历史学习的兴趣和探究习惯。而这些方面，在清末的“章程”或民初的“标准”中，基本都付之阙如。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显然与新史学和新教育思潮密不可分。该纲要的“程序”一目为整个纲要的核心部分，它列举了小学历史教学的内容目标：第一学年1、基本的历史故事讲述如动物的原始，及人 类的裸体，生食，穴居，巢居的片段故事。2、关于纪念日的历史事迹。第二学年1、原始人生活。如居处的变迁，火的 发见等。2、由本地祠庙等纪念物推考历史事实
26、。3、关于纪念日的历史事迹。24 庄俞， 对于新学制小学科目的意见 ，收入教育杂志社编辑， 小学的新课程（下）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页 8990。25 新学制实施讨论会编， 新学制小学实施教学法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页 54。26 沈佩弦、余光藻， 小学教材选择与组织之原则 ，收入教育杂志社编辑， 小学的新课程（下）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页 15。27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编， 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学科纲要部分，页 15。第三学年1、原始人生活。衣，食，住的进化，社会的形成和变迁。2、事物发明史。注重属于文化事业的
27、，如文具等。3、由本地祠庙等纪念物推考历史事实。4、关于纪念日的历史事迹。第四学年1、近代本国大事。如中华民国成立前后的历史，和近代外交大事等。2、事物发明史。如注重农，工，商业发达的事迹和应用器物。3、历史观念的整理如朝，代，种族，境界的时代观念等。4、时事研究。第五学年1、本国历史大事。注重种族的分并，学 术文化的演 进等。2、时事研究（与公民科联络合并）。第六学年1、本国历史大事。注重社会，国家的 变迁等。2、世界历史大事如西洋文化由来，文艺复兴，各国的建立，世界大战，民治运动等。3、时事研究（与公民科联络合并） 28。改进社的学者吴研因欣赏该纲要体现的淘汰传统历史教育观念垂训主义和掌故
28、主义，渗透历史进化观的取向，但同时也提出批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1）历史知识的获得不在“零碎的故事” ，而在观念的养成。 （2）初小第四年，事实上有许多学生都将毕业，而纲要在第一至第四学年的课程设置只有本国史，没有世界史，未免使学生少了接触世界史的机会。 （3）在高小的两年里，纲要虽有世界史的教学目标，但世界史仅占全部内容的 1/4。 （4）虽然纲要的中心观念是进化，但它 “无非把进化说明史事，不是把史事说明进化” ，仍然不符合历史科学化的倾向 29。诚然，国史与世界史比例的失衡是该纲要的缺失之一，但它与清末高小“章程”和民初小学校“标准”中历史课为“清一色”国史相比，无疑向前迈了一大步
29、。其后，20 年代末民国政府刊行的历史课程标准，初中和高中部分国史与世界史的轻重比例还算“旗鼓相当” ，惟小学部分因受教育界“课程综合化” 、 “合科教学”思潮的影响，历史与地理等科合并为“社会” ，小学生仅能获得一些支离破碎的历史知识，对世界史28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编， 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学科纲要部分，页 1517。29 吴研因、王志瑞， 小学历史教学法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页 2526。事、特别是世界史中所包含的各种理念的认知也就无从谈起。由此可见，朱经农、丁晓先制订的这份纲要所表现出来的某种“现代性”颇当肯定。当然，纲要的
30、架构还有些松散，不能充分显示用史事说明进化的教学目标，吴研因的批评有几分道理。不过，在朱、丁两位起草的纲要中，世界史在高小两学年所占比例，不算“时事研究”的话，并非 1/4，而是 1/3，此其一。其二，虽然，历史教育的关键，不在记忆诸多“零碎的故事” ，而在观念的养成。然而，如果漠视小学生历史学习的认知水平，不恰当地提出培养学生种族、境界、变迁等历史观念的过高要求，其实也是不容易实现的。而这一点，吴研因似乎并没有关注。五四时期，史学界形成思想解放、独立思考的学术风气，尤其是西方进化论及新史学观的传入，推动着学者对史学功能进行重新定位。曾是改进社社员的陶孟和，在题为新史学的讲演中，对历史的功用提
31、出新的认识：历史不是我们的借鉴。古时之情形与现代不一样，如花必须有热有水有光，而后能生长；要素简单 ，可以推 论。历史记述人群事迹不能如是 简单，故不能以古事为今事之榜样。人 类之生活状况不同，而生种种之情形，如国会，革命，国民大会等各国皆有的现象， 绝不相同。人 类 的情形极其复杂。不能以孟子所说的五百年一治一乱的语，拿来证近来的事。由此观之，我 们不能用历史为考鉴。 从进化论的眼光观察， 现代与过去相 衔接。明古代 过去之事，即可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现在，我们自己，我 们同胞，明白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可以明白。简言之，历史是与人一种看法。 历史所研究的不是过去的事实若何，是怎样会产出那 样的
32、事实 30。陶氏明确指出，学习或研究历史的目的，是通过了解过去的事情，藉以帮助人们认识现在，明了现代社会的由来。另一位学者陈训慈在历史之社会价值以及摘译美国人赫尔的历史之价值等文章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如他在历史之社会价值一文中提到：吾人研究一事一物，若仅见其目前，而不究其源流，其 结果但为断片之智识，非真正之了解也。历史之价值，即在供 给此源流之 说明，以实吾人之智识，而促文化之进步也。又说：史家广大之怀，本无所谓民族国家种种界域。然政治史家之末流，且以史为唤起爱国之工具；近今世界交通日繁，文化沟通亦日著，故史学趋势，已不复囿于国别，皆以人体全体为归 31。30 陶孟和讲演， 新史学 （张
33、世泰笔记） ， 教育丛刊1 卷 2 集1910，3 ，页 4。31 陈训慈， 历史之社会的价值 ， 史地学报1 卷 2 号，见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史地学报 （影印本）第 1 册2005，4 ，页 237238。陈训慈的观点很清楚，历史的主要功能，即在帮助后人形成对事物渊源发展的认识，历史并非爱国观教育的工具。大致而论，受新史学的影响，五四时期的历史学者开始改变传统的史学功能观，把历史作为一门积累人类知识和活动经验的学问，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认识史学的功能。比如，他们认为，后人通过对历史的学习，往往会被自己先辈的业绩所感动，从而产生一种强烈的对国家、对民族的历史感情。史学的这种功能是确实
34、存在的，但这一功能也容易被政治家所利用，导致偏狭的民族感和狭隘的爱国心 32。五四时期的史家更多地强调历史是对过去的一种知识，历史的主要功能在帮助后人明白社会的现状，而不是思想或伦理灌输。同时，历史关注的领域也从以政治史为主，扩展到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学术等在内的全部文明史。对历史功能认知的改变，必然影响人们的历史教育目的观。吴研因就表示， “要打破垂训主义、掌故主义或者消遣主义的历史，而使历史成为历史的历史 。 ”又说：“学校中教学历史的最大目的，便是要使学生能够了解世界；其次便是使他们得到一点历史的方法 。”亦即“养成一种求发见的态度，学习一种发见的方法” 33。基于这样的学术背景
35、，改进社史家主持编制的新学制历史课程纲要才会对历史教育的价值作出新的诠释。纲要凸显历史教育的主体价值即在了解过去社会的概貌以及社会变迁演进的轨迹，以作为认识现代社会的重要途径。前已述及，朱经农、丁晓先起草的小学历史课程纲要在“目的”第一条，即强调使学生“知生活演进，社会变迁，和世界趋势的大概。 ”改进社成员常乃悳、徐则陵分别起草的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 、 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也秉持大体相同的理念。此外它们都主张养成学生读史的兴趣、习惯及研究历史的方法，而有关爱国精神之类，在这些历史课程纲要中，几乎已经难觅踪迹。可见，新学制历史课程纲要吸收了新史学以及历史教育功能观的基本看法。虽然，新
36、学制历史课程纲要仅是参考性的课程文件，当时编写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及历史教学并非都将之奉为准绳，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历史教育，恐怕也是无须置疑的。而且，纲要所确立的历史教育目的观，对 1929 年教育部颁行的历史课程暂行标准产生一定的影响。譬如，1929 年高级中学普通科本国史暂行课程标准确立的“目标” ，就有“说明今日中国民族形成的由来与各种政治社会问题发生的源流” ， “由历史事实的启示，研讨政治社会改革的途径，务使历史事实与现代问题发生密切的关系” ， “指示历史研究的方法，养成无征不信的态度，以培养学生自由研究的习惯”等句 34。 高级中学普32 参见刘俐娜， 五四时期学者对史学功能的认识
37、 ， 历史研究1996 年 3 期，页 9395。33 吴研因、王志瑞， 小学历史教学法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页 8、10。34 教育部中小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编， 中小学课程标准（第三册） 上海：卿云图书公司印刷发行，1930 ，页 4142。通科外国史暂行课程标准则强调， “过去的研究，是了解现代社会的唯一途径。这是研究一切历史的根本目标。 ”研究历史，要“纠正狭隘的排外的民族成见，养成博大的合作的观念与公正宽厚的精神” ，还特别指出， “中国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上，自有其卓特的成就，但各国民族的学术文化，也有为中国所不及而足供我们采择者。”外国史教学，应注意“阐发外国的学术思想与
38、其特长的精神，以为中国民族观摩效法，截长补短的一助。 ”等等 35。应该说，这些观点与新学制历史课程纲要所渗透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由此可见新学制历史课程纲要在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也足以说明改进社史家对历史教育的推动作用。肆、开展新学制历史课程实验1922 年 11 月，中国正式推行新学制课程改革。次年 6 月， “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制订出供各地参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改进社成员朱经农、常乃悳、徐则陵应邀分别起草了小学、初中、高中三份历史课程纲要，为新学制历史课程的规划和设计作出了贡献。不仅如此，改进社还坚持一边研究，一边实验，在实验中不断检验与完善新学制历史课程。南京的东大附中是改
39、进社在南方的一个重要实验基地。校长郭秉文是改进社的董事，具体负责教务的廖世承是改进社中等教育委员会主任，从 1922 年 1 月至1925 年 8 月改进社机关刊物新教育编辑部一直设在东大 36。可以说，改进社与东大、东大附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 1922 年春季，新学制尚未在全国正式施行之时，东大附中就自行筹备，拟定了课程原则、学分表、课程表等。接着，请各科教员编制课程大纲，由各分科会议拟定，再请高师和大学的教授审查，然后由全体职教员会议议决。该年秋季，东大附中即开始实施新学制， “较之省立任何学校为早” 37。基于“发展个性”的理念，东大附中初、高中都实行分科选科制，设职业科与普通科两
40、类。职业科内，分商业、师范两组；普通科内，分预备升学各组，各组之中，有必修科目与选修科目。初中选修科目的学分，约占全部学分的 1/6；高中选修科目的学分，约占全部学分的 1/3。初中的必修科目有 混合历史一门， “注重近代重要的事实，不分国界。 ”选修科目有本国史 。高中必修科目设置世界文化史一门，高中升学组第一系选修科目包括东亚各国史和西洋史两门 38。35 教育部中小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编， 中小学课程标准（第三册） 上海：卿云图书公司印刷发行，1930 ，页 5354。36 王西征， 从新教育到新教育评论 ， 新教育评论3 卷 1 期1926，12 ，页 1114。37 廖世承等， 施行
41、新学制后之东大附中 上海：中华书局，1929 ，页 57、60。38 廖世承， 本校编制新学制课程的经过情况 ， 中等教育1 卷 3 期1922，7 ，页 13、25。混合历史课程，为初中一年级学生必修科目，分两个学期讲授。内容总共29 个主题 39，范围为中外近现代史，且以中外关系史及亚洲周边国家的史事为主，从纲目标题看，渗透着爱国、民主、共和的理念。其后，常乃悳起草的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 ，也将初中历史课程设计成中外历史混编，内容范围虽扩大到整个中外通史，但纲目总数基本差不多，其中近现代史部分的主题，大多数与东大附中的纲目有相同或相近之处。高中世界文化史课程，为高三学生的必修科目，亦分两学
42、期讲授。上学期讲授东洋各国文化，下学期讲授西洋各国文化。 “教材注重各点”包括：一、学术（含文学、科学、美术、学术之沿革、各国学术之比较） ；二、社会（含经济、风俗、社会之沿革、各国社会之比较） ；三、政治（含法制、兵制、税制、选政、政治之沿革、各国政治之比较） ；四、宗教（含派别、沿革、各教之异同） 40。该要点虽然简略，然而与后来徐则陵起草的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相对照，两者的基本框架似乎比较相近。比如，徐则陵的纲要将文化史分宗教的、知识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五类，东大附中的这份世界文化史要点，大体也是这样的设计思路，只不过将有关经济的内容合在“社会”之中；而“学术”部分则相当
43、于“知识的”一类。具体各点，除了有关各国学术、社会、政治及宗教的比较外，其余内容基本上被其后徐则陵起草的“新学制纲要”所涵盖。1923 年秋季，东大附中根据“新学制纲要” ，结合该校一年来试行的经验，对各科课程大纲重新编定。新的历史课程纲要规定，初二开设混合历史 ，为必修科目，每周 3 小时，讲授一年。初三设置本国历史选修课，每周 3 小时，一年授毕。高一和高二分别设置东亚各国史和西洋历史课程，为选修课，均为每周 3 小时，一年授毕。虽然 1922 年 5 月制订、1924 年 1 月重订的本校新学制简章规定高一设置本国史必修课，但据历史学科教学的细则历史课程纲要看，似乎并未开设。该简章还规定
44、，初一、初二开设史地混合课程，事实上，这样的合科课程由于难度较大也没有能够开设。需要注意几点变化：第一，该校 19221923 年度，曾在高三年级进行了世界文化史课程的试验，1923 年夏“新学制纲要”亦规定高中须开设文化史必修课。而东大附中新的历史课程纲要取消了该课，最有可能的解释是，经过一年的试验，以及教员认真的研讨，觉得该课问题较多，其中大约包括许多教员尚缺乏承担文化史课程的学识与经验。由此也可说明， “新学制纲要”对学校并没有指令性的约束，学校能根据自己的办学理念和条件，参照新学制课程改革的精神，自主地、稳39 廖世承， 本校编制新学制课程的经过情况 ， 中等教育1 卷 3 期1922
45、，7 ，页 24。40 廖世承， 本校编制新学制课程的经过情况 ， 中等教育1 卷 3 期1922，7 ，页 25。妥地开发课程。第二，初中混合历史课的教学要点，没有照抄常乃悳的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 ，而是基本采用傅运森新学制历史教科书的内容目录，包括：历史以前的状况、人类生活状况的变迁、人类信仰的变迁、人群组织的变迁、人类思想的变迁、人群的斗争和连合、中华民国、中国的将来、世界的将来，共九个专题。并规定，教科用书暂定傅书。这说明，傅书“中外历史混编”的专题史体裁，加上白话体、新标点、插图多、不枯燥等特点，在 20 年代曾经被不少人认为体现新学制理念而风靡一时 41。不过，也许由于学界对傅书也
46、存在争议，因此，东大附中历史课程纲要使用了“暂定”二字，而且特别说明，教学时教师取材与原书可以略有出入。第三，与“新学制纲要”比，东大附中的历史课程纲要增加了历史教学方法方面的内容，使教学更具有操作性。它要求“初中重讲演，高中主自习。至教学时图表书籍以及他种标本，有可利用者，教师均尽量采取，作为辅导教材。 ”42值得注意的是，纲要显然并不赞成在初中历史课盲目推行欧美所谓以学生自主研习为主的新教学方法，如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等。而高中历史则主张采取学生自习、教师辅导的教学形式。与东大附中几乎同时，改进社教育试验的另一个重要基地北京高师附中，从 1922 年 2 月至 1923 年春， “历时一年
47、之久，经三十余次委员会之讨论” ，又“经中华教育改进社中等教育委员会参加讨论后” ，制订出实行新学制的“学则”及“学科大纲” 43。该学则规定，初中不实行分科制，有必修与选修科目；高中分职业科与普通科，普通科内分第一及第二两部，第一部偏重文科，第二部侧重理科。初二开设本国历史必修课，分两学期讲授，每周 3 学时，共 6 学分。初三下学期开设外国历史必修课，每周 4 学时，共 4 学分。高中普通科第一部开设中国历史必修课，在高一年级讲授，分两个学期，每周 2 学时，共 4 学分。高中另有属于公共选修的世界历史课，在高二年级开设，分两个学期，每周 2 学时，共 4学分。从“学程大纲”或“学程标准”
48、的“教材要目”看，初中本国历史分为“总论”和“分论”两大部分。前者偏重政治史，后者为社会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方面的内容，两者都采用专题史体裁 44。 外国历史则采取通史体裁编排 45。1923 年春，北高附中以“前期实未及详细研究” ， “虽仅具眉目，而以尚非急需”41 傅运森编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 ，分上下两册，1923 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231929 年间，曾多次再版印刷，其中上册 1929 年 6 月印到 102 版。见北京图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合编， 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页 214。42 廖世承等， 施行新学制后之东大附中 上海：中华书局，1929 ，页 157。43 北京高师附属中学试行新学制各种学则及科程 ， 教育丛刊4 卷 1 集1923，4 ，页 3。44 初级中学本国历史学程大纲 ， 教育丛刊3 卷 7、8 集1923，2 ，页 3839。45 初级中学外国历史科学程标准 ， 教育丛刊3 卷 7、8 集1923，2 ，页 4041。之故，并未向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