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广西计划生育成果调查研究资评 0931090806303146黄自荣调查时间:2010-08-20调查范围：广西省调查对象：广西计生委调查方式：查阅计生委资料,咨询工作人员,查阅网络资料调查目的：了解我们广西目前的计划生育情况,政府宣传与实际情况的出入调查对象的情况：工作人员口述与计生委资料广西计划生育十年来已取得巨大成果,计划生育率达到 85%以上,生育水平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不超过 9,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特别是只有女孩的家庭,在分配集体经济收入,享受集体福利,划分宅基地,承包土地,培训,就业,就医,住房及子女入托,入学等方面给予优待,采取小额贷款,项目优先,科技扶持,政
2、策优惠等措施,帮助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户增加经济收入,解决实际困难,提高社会经济地位.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与扶贫开发紧密结合,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户予以优先扶持,提高他们的生产自救和发展能力,优先保障计划生育贫困户的基本生活需求.并且依托国家公共信息网,建设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系统信息网络通道.到 2005 年,90%的县级计生委建成 “三网一库“信息网络;95%的乡级计生办配备计算机. 把计划生育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使计划生育事业费增长幅度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切实保证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的经费投入积极利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社区,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
3、的职能调整到宏观管理,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检查监督等方面上来。网络资料：人口学意义上的“计划生育”是由夫妇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和家庭状况，自愿对生育孩子的数量、频度等进行规划。然而，这一家政活动在中国却演变成一场由政府强制规划、野蛮执行的杀婴、虐妇悲剧。强制计划生育是一场野蛮、肮脏、普遍而持久的人权灾难。野蛮是因为政府完全无视人民的意愿，以各种骇人听闻的手段践踏人们的生育权、生存权和财产权。肮脏是因为各级官僚机构把计划生育变成了敛财的手段，计划生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意义。普遍是因为这场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牵涉到每一个中国育龄男女和每一个家庭，持久是因为这场灾
4、难已经在中国持续上演了 20 多年。最近，强制计划生育在广西博白县引发了严重骚乱事件。这说明这场人权灾难依然在中国各地肆虐，已经把民众逼上了以暴易暴的绝路。 然而，遗憾的是，这场人权灾难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国际机构、人权组织和世界传媒的重视，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甚至无视中国民众的苦难，长期资助中国的计划生育项目。 广西博白县野蛮的计划生育事件又一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人们在惊叹之余，是对中国强制堕胎、结扎等计划生育的深恶痛绝。为了进一步揭示中国惨绝人寰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信息中心记者做了比较细致的调查，解剖了一系列案例。 一、黑社会组织为计生工作“保驾护航” 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的人身自由不受侵
5、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妇女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妇女的身体。 ”但这些写在纸上的法律对计划生育部门是失效的。因为类似于广西自治区博白县污辱、殴打、戕害育龄妇女的事件层出不穷，计划生育部门不仅常常狐假虎威地借用公安、法官实施野蛮的计划生育，而且常常借用类似于黑社会组织打压、处罚超生的农民。早在几年前，著名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先生深入调查了临沂县官权与黑恶势力相结合的计划生育现状，并且不遗余力地为弱势群体鼓与呼，从而激怒了当地官权而遭遇打击报复的。 2007 年 3 月，有一位专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学者于建嵘在走访调查了山东省微山县留庄乡、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先锋乡、 河南省
6、许昌市魏都区七里店乡、抚顺市东部红透山区、河南省虞县利民镇等地后，发表了农村黑恶势力和基层政权退化湘南调查一篇长文，文中记录了中国农村的官员们与地头蛇、恶霸、行霸、地痞、无赖等“结成同盟”的事实，有关依靠黑社会实施野蛮计划生育的问题如下： 乡镇干部在监督和评价村级干部时就往往以是否完成国家和乡镇的计划生育任务为标准。村干部有对待不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民时常常大打出手，从而达到罚款的目的。仅 2003 年至2007 年，先后有近 50 个农民被当地村干部纠集的黑恶势力打伤，5 人被打成重伤。湘南乡村由农村政治精英向黑恶势力蜕变，逐渐由“红”向“ 黑”蜕变，农村“ 政治精英”变成了村霸或黑恶势力的组织
7、者、保护人。湘南农民控告最多的就是基层政府在实行计划生育时使用暴力。由于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对基层党政往往实行“一票否决”和“政治承包”。因此，一些基层党政就采取诸如重罚、抄家、限制人身自由、强行手术、近亲连坐等“非常手段”来对待和处理那些超生的村民。而要运用这些“非常手段”就需要社会黑恶势力这些“非常之人”。而只要没有因此发生死人或群体性事件，上级党政对这些“非常手段”虽不公开支持，但在行为上还是默许的。农民控告党政干部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勾结社会黑恶势力“公然使暴”的案件一般也就很难得到处理。 文章进一步指出：可事实上，这种借口“国策”而暴力施政的行为，不仅不能搞好计划生育，反而为基层党
8、政和社会黑恶势力提供了掠夺农民的方便之门。现在一些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在计划生育上就是采取“放水养鱼”的办法来获取利益，即或与那些想超生的农民谈好罚款等条件让其超生；或对那些超生农民采取放任“政策”，等超生后再强行罚款；有的乡镇甚至还专门下达超生罚款指标，迫使村干部去动员那些不想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村民超生。由于这种“放水养鱼”的行为有国家权力及黑恶势力作为后盾，也就很容易达到目的 “政治正确” 和“ 利国利民 ”的借口已经成为计划生育“合法伤害权”的护身符。更可怕的是，在拥有合法伤害权之后，很多基层政府在计划生育执法时网罗大量黑社会流氓恶势力作为帮手。计划生育被基层干部利用为镇压农民的借口。 谁
9、敢上访告状中街村百名男女遭“镇压”（经济消息报，记者李凌）揭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生育”案件。 “因为农民要求村务公开，账目公开。1998 年 8 月份，河南省上蔡县杨集镇党委书记郑某带领 100 多人，以计划生育之名，将中街村的 80 多名上访群众抓走，并抢走物资价值 6 万余元。后以每人交 500 元钱释放。1998 年 11 月 24 日凌晨 4 点左右，该镇党委书记郑某又带领上蔡县公安、法院、司法、财政、县委、信访等单位的 300 多人气势汹汹来到中街村，到村民家抢劫，抢走总价值 30 多万元的财物，并且打人、抓人，每人收缴罚款几千元到一万元”。 为了完成计划生育指标与“目标责任制”
10、，各地地方官权不仅借用黑社会力量实施强制堕胎、刮宫、结扎及罚款，而且动用私刑进行打压。有一位记者见识了地方计划生育的黑恶后披露了他的见闻，以笔名为“漫流河畔”在网络上发了这样一个贴子：因为调查计生办滥用“私刑”，记者证件被副镇长无理扣押 。文章写道：2005 年 11 月 5 日，安徽省霍邱县马店镇群众反映该镇计生办又在二楼关押无辜老百姓十余人。本人便冒雨前往采访。当日上午十时许，本人来到马店镇计生办。在计生办院内楼梯口处坐着三四个妇女。见到本人，这几个人就站起来问我干什么，我说来看人，同时便迈腿上了楼。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看到屋内有十余个老百姓。便问他们在那里干什么？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说：“
11、在这里能干什么？媳妇妇检没回来，计生办就把人关起来。 ”这时楼下看门的一位年龄大的妇女追上来，向本人说：“这些人是来走亲戚的。 ”此言激起群众不满和哄堂大笑。这位年龄大的妇女极力阻止群众说话，并让本人到办公室，说已联系分管副镇长陈茂凯。大约过了六七分钟，个头矮矮的副镇长陈茂凯来到计生办办公室，还未进门，就大声喊：“人在哪里？”当本人出示记者证时，陈茂凯一把抓过去，揣在口袋里，无理扣押本人的记者证。并要记者到镇政府去。并说记者采访没通过他不行，并要记者出示霍邱县委宣传部的同意采访的介绍信。记者一再要求其归还记者证，但陈茂凯始终不予归还。并阻挠记者对群众的正常采访。在去镇政府的途中，陈茂凯说：“这
12、个副镇长我早就不想当了，马上乡镇就要合并了，合并后一个乡镇只有 7 名负责人，我也不想干了。 ”本人告诉陈茂凯：“你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在职一天就要敬一天责，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还没学好。 ”但陈茂凯却说：“不管怎样，没人能开除我的公务员身份。 ”在镇办公室，一位副书记的强烈干预下，陈茂凯才归还本人的记者证。当记者再次返回马店计生办继续采访时，计生办的大门已被从里面牢牢的锁住。 二、计生“土政策” 泛滥成灾 计生暴力为中国法律所禁止，中共当局也规定实施计生政策有“七不准”（这个文件的出台正说明了计生暴力事件的多发性、严重性） ，严禁使用暴力和其他不法手段推行计生政策，即使是现行计生政策的支持
13、者也不可能公开支持暴力。现在计生部门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声称绝大部分群众是自愿接受流产、引产、上环、结扎绝育等手术的。有一个新闻，说某地“计生工作人员克服困难，他们行动迅速，大抓清查、清理，牵制了几百名计生对象，通过耐心说服教育，有的已经主动走上手术台，落实了计生措施”。报道中“牵制”这个词，实在是耐人寻味。如果仅仅是通过耐心说服教育推行计生政策，可以说是依法行政，不过现实是各地依然不断出现大量的计生暴力事件。 歪嘴的和尚念歪经，由于计划生育是不得人心的政策，从制定程序到执行程序都不能反映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意愿，所以，地方官员在推行计划生育措施时，不断地增加一些“土办法”，“联系实际”制定一些
14、“ 土政策 ”就不足为奇了。从各地刷在墙上，写在纸上的标语口号就可见一斑：“一孩上环，二孩结扎” 、 “该扎不扎，见了就抓”、 “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歼灭三胎”、 “该扎不扎，房屋倒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这样的标语口号在许多农村处处可见。 广西有一个县关于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坚决落实已生育一孩上环，二胎结扎，计划外怀孕采取补救措施的规定。凡生育一个子女的，女方必须在分娩后的三个月内首选落实放环措施，并强制办理独生子女证；按政策申请经批准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育龄夫妇，在女方分娩后一个月内夫妇中一方必须首选落实结扎措施；计划外怀孕的要
15、自觉落实人流或引产手术。 ”这个文件用了“必须” 、 “强制” 等词，可以看出是强制上环和强制结扎。有一些地方推行更严格的规定：生育二女的，要结扎才给小孩上户口，不结扎就不给报户口。以此来要挟育龄夫妇结扎，因此，许多农村夫妇为了逃避结扎而远走他乡，孩子至今还是“黑市人口”。 为了加强外出务工人员实行计划生育，许多地区出台各自“相适应”的政策：例如中原平原的许多农村的计生部门规定，农民去外地打工的，每 23 个月要回一次原籍检查是否怀孕，路费自理。不回去的，有的地方政府的“土政策”规定“ 房倒屋塌，亲属羁押 ”，每人每天还要缴纳看守费数十元。对于那些在外省打工的人来说，3 个月的工资可能还不够回
16、家一次的路费。 西北农村的个别地区，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与计划生育捆绑到一起，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子女、或者非法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及其生育的子女，村庄采取的惩罚性措施也包括土地分配，除了对“超计划生育户”罚款以外，往往要不分、少分或者收回已经分配的承包土地。 西北农村许多地区，还将“从夫居”的习俗变成了“ 村规民约 ”。由于计划生育推行，独子独女户逐渐出现，因此，有的村庄开始接受女子在娘家招女婿，但“村规民约”规定必须是独生女或无男孩户才能“从夫” 。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未婚女子都要出嫁，并且到夫家居住和落户，不论你是否愿意到夫家落户和居住，娘家村一律不分配承包田，她们子女不上户口、亦不分配土地
17、。未被村庄同意和批准，婚后在娘家村落户的不给宅基地。 恶法与恶吏是中国的一对孪生兄弟。这种野蛮的计划生育政策到处盛行，在中国大地上演绎着昨天、今天与明天的人间悲剧。 三、计生政策对富人超生失控 一提起计划生育中的超生问题，人们往往想到农民和流动人口特别是民工。不错，他们中确有一些人超生并受到惩罚，这些人只是偷偷摸摸地超生、东躲西藏地超生。现在的事实是：党政干部、富人和名人的超生现象比比皆是，而且很难查处。他们是明目张胆地超生、理直气壮地超生，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他们“鞭长莫及”。以沈阳市为例，2000 年以来，先后查处了700 余例计划外生育的案件，其中超生者绝大多数都是高收入者，少数为行政官
18、员。 与农民偷偷摸摸、东躲西藏地超生不同的是，官员及富人、名人都是弄到“指标”后超生，被喻为“超生正规军”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建设局原局长秦怀文，与妻子生育三个女儿之后，又与情人再生育两个孩子，而就是这个“超生局长”在 14 年里却不断得到组织提拔。令人吃惊地是，这个局长最后的倒台却是因为情妇要讨个“名份”无数次上访才被纪检部门查处。 实际上秦怀文超生的伎俩十分简单，可以说漏洞百出，但是，就是不被计生委干部们“识破”。秦怀文第三个女儿没有姓秦，而是改姓叶，对外一直称这个女孩是其“连襟之女”，不承认是自己所生。 官员、富人与名人公开地超生几乎都是钻了中国漏洞百出地计划生育政策的空子，现有的制度
19、对有权有钱人是“失效” 的，因为他们很容易就能将这些政策游戏玩弄于股掌之间。王利权是温州市民营企业的老板，是富甲一方的有钱人，王利权有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在生第二个孩子时，王利权就是“疏通”了当地医院的人，开了张假证明，说他的第一个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 ”到了怀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他让老婆去了外地一个亲戚家躲藏着生下。王利权说：“生完孩子回来，反正政府也不敢把生下来的孩子掐死，交了罚款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子女多才是村民羡慕的“大户人家”。 包二奶生孩子已是官场一个普遍现象。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正是被包养的情妇告发的。情妇跟其多年并生育一个儿子，后因索要 200 万元“抚养费”未果的情况
20、下才举报其贪污受贿问题，王守业贪污受贿一个多亿的事实才浮出水面。与海南省临高县市政管理局局长邓善红“超生”相比，王守业可以说自愧不及。邓善红在当政十多年时间里，除“结发妻子”为其生育两个孩子外，先后又包养了十一个情妇，其中有六个情妇都为他生育一个孩子。 河南省郑州市一项调查表明，占百分之三十七的政府官员生育了二个以上的孩子，其它地区也就大同小异，并且都是“合法”地超生。有权人和有钱人超生已习以为常，而名人超生现象更是不足为怪了。去年岁末，43 岁的歌星毛阿敏在上海产下一个健康男婴，喜事随即在网上引发一片质疑：“毛阿敏前几年生过女儿，如今又产一子，国家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难道对明星就没有约束力？
21、” 演艺圈和体育圈内明星的超生问题并非个案。景岗山和马葭有两个孩子，足球明星郝海东也有一双儿女。在超生的明星中，有人是已经拥有外国国籍，比如拥有美国国籍的陈凯歌和陈红夫妇生了两个孩子，拥有瑞典国籍的韦唯和前夫生下 3 个孩子。电影演员章子怡接受记者采访，在讲到自己将来的生活目标时骄傲地说：“有漂亮的房子，几个小孩，几条狗。我有条件有培养能力，为什么不生呢？培养出人才建设国家。 ”“多生几个孩子培养人才建设国家 ”可以说是明星们最为理直气壮的“理由”，这些信息告诉国人：计划生育政策对富人、名人和官权是没有约束力的。 针对官员、富人与名人合法超生的方式方法，民间举例总结为“六种方式”： 方式一：伪
22、造证明。深圳的蒋先生并不讳言他获得第二胎准生证的原因：“我的孩子是有准生证的， ”原来是他通过关系找人开了证明，证明自己的孩子得了“先天疾病”，符合再生二胎的要求。 方式二：借腹生子。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曹景椿介绍说，在沈阳，某私企老板通过代孕中介将受精卵植入某大学女生的子宫，花费 15 万元，于 2005 年 5 月得到一子。 方式三：搞假离婚。同样是在沈阳，某私企老板为了多生孩子，先和妻子离婚(已育有一子)，按辽宁省计划生育条例 的规定，与一未婚女青年结婚生了两个孩子。又离婚，与另一未婚女青年结婚生了一个孩子。这位富人先后三个妻子，共生了四个孩子，所谓不违法的“超生”。此外，有的人搞假
23、离婚，暗中还保持夫妻关系。 方式四：“买” 准生证。 “多生孩子其实很简单，交一笔社会抚养费以后，多生的孩子一切都和第一个孩子一样。 ”38 岁的陈林，在广州经营一家大商城，今年 6 月份，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 方式五： 到香港生。 陈先生在深圳自己经营工厂，为了能多生一个小孩，他早早就做好了准备。等妻子的预产期临近的时候，就办理了去香港的双程签证。在香港生育，孩子一落地就是香港户口，这样并没有占用他和妻子户口所在居委会的准生指标，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就可以光明正大，而且还可以不被收取任何的罚款。 方式六：到国外生。史岚是一位连续在国外生过三个孩子的中国母亲，因为孩子的国籍不是中国，所以与国家提倡的“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的基本国策没有冲突，她曾自豪地说：“我们的家庭完全能够承受多个子女的教育成本。 ” .调查总结计划生育有非常灰暗的一面,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不少痛苦.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控制人口成效,但是造成了独生子过多，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年轻人孤独且负担非常之重.利与弊我们说了不算,留给历史去评价.计划生育工作虽是国策,也因以人为本,减少工作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多为人民办真正的事实,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