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011年半月谈第4期：改革，当奋然前行展开中央的“十二五” 规划蓝图，推进改革的色彩依然那么醒目。浏览新近媒体的专项民意调查，呼唤改革的意愿依然那么强烈。如何将改革的色彩化作鲜活的图景？让改革的意愿成为生动的实践？我们还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抖擞精神，放下包袱，奋然前行。改革的风险究竟多大，是悬挂在各级施政者头脑中的一个长长的问号。当下的改革，从市场经济的完善，向社会结构的重构突破，从思想观念的解放，向利益关系的重组深入，从经济发展动力的提升，向社会公正的坚守转型，必然引发更多的社会争议：会不会在打破原有利益结构的同时带来新的失衡？会不会导致既得利益者的强力抵制，出现“改革者困境”？会不会冲击
2、现存秩序，影响必需的社会稳定？如何降低改革的成本，减缓改革的震荡，成为改革者面临的一大考验。要改革就会有风险，不改革就会有更大的危险。我们需要的不是回避风险，掩盖风险，而应是直面风险，战胜风险。这也是中国改革30多年来一路前行的宝贵启示。想当年，安徽小岗村农民冲破极“左”路线的重重禁锢，首创农业大包干，掀开了中国农村历史崭新的一页；深圳特区人勇担历史使命，敢闯敢试，先行先试， “杀出一条血路”，率先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里闪耀的，正是生生不息的改革精神。当然，我们还要善于化解风险，降低风险。决策改革是一个权衡利弊的过程，推进改革是一个不断兴利除弊的过程。在法治的轨道上转型，在稳定的前
3、提下运行，在有序的参与中深化，这当是改革者正确的抉择。更要看到，推进改革的目的，恰恰是要更好地解决社会现实中突出的问题和累积的风险。看一看新一轮城市化进程，不少地方出台政策，执意强力推进“资本下乡”、 “撤村并居”、 “占补平衡”、 “两个置换”，侵害了一些农民的合法权益，引发了接二连三的群体事件。寻求化解矛盾冲突的根本之策，恰恰在于尊重农民意愿，在于民主法治建设，在于赋予农民以自由选择权、民主参与权和利益表达权。改革的时机是否合适，也常常是各级施政者决策中的一道难解的课题。谁都知道，深层改革，尤其需要宽松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但不无吊诡的是，危机从来就是改革的催化剂。中国30多年来的每一步重
4、大改革，几乎都属于“压力逼进型”而非“利益诱致型”。我们现在还处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后处理期，处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转型期。改革的环境很不宽松。但这里恰恰有推进社会改革的重要契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可以给应对危机中的人们更多的生活安全，给发展转型中的经济更多的内在动力；社会管理制度改革，可以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优势，弥补政府和市场的失灵，更为有效地消解社会郁积的矛盾，释放社会发展的活力；社会流动机制改革，可以尽可能地让每个人凭借其自身能力通过公平竞争，获得更为平等的改变境遇的资源、更为公正的就业发展的机会和更为多样的向上流动的渠道；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可以在教育医疗文化诸方面更好地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
5、环境宽松之时，我们或许会忽略深层改革的紧迫，而尽兴地去创造、分享发展的红利。而当环境趋紧之际，我们则很可能更加谨慎，甚至踌躇不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当下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已难以再现，各种社会矛盾正日渐积累，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有前车可鉴，深化改革，我们不应有轻易的忽略或犹疑。改革的选择有无替代，则是更多各级施政者实践中的一个自然的考量。正是担忧改革的风险，等待改革的时机，不少地方政府将施政的精力全部投注于抓发展、重民生、促和谐，满心期望以此来替代改革、置换改革。确实，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但是，发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未经转型、并非科学的发展还可能不断积累问题，生成问题，
6、激化问题。今天的发展，究竟是谁来发展，为谁发展，发展的成果由谁共享？究竟如何解决发展中的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土地滥占等问题？究竟怎样改变投资出口主导经济增长、政府权力配置生产要素的格局，实现内需拉动的发展战略、消费主导的经济平衡？显然，这需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资源价格机制和政府职能转换等配套改革。确实，民生是国计的起点和终点，民富是国强的基础和标识。更要看到，民生深处是民权。从温饱需求的满足，到小康生活的建设、幸福人生的追求，从经济自由的释放，到社会空间的开拓、政治权益的保障，民生的内涵在不断深化，民生的品质在不断提升。而且，只有在人民当家做主制度的不断完善中，民生进步才会有2更坚实的根基和更
7、深广的意义。确实，社会更加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当通过改革建立一个社会利益均衡机制，让社会的每一个公民，都有平等的利益表达的权利；就要寻找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的主要源头，从制度的层面而非单一的政策层面上，从改革的全面深入而非单一的行政推进中，去理顺多元化的利益关系，扶持边缘化的弱势群体，遏制膨胀化的权贵资本，惩治弥漫化的腐败现象，从而构建良性的官民关系、劳资关系，消弭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和贫富分化。改革需要理念和设计，更需要信心和行动；改革需要智慧和能力，更需要勇气和良知。2011年半月谈第5期：努力创新社会管理中国社会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在社会管理方面呈
8、现出了一系列阶段性特征。为了给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一个和谐有序安定的环境，我们需要通过创新社会管理来应对这些新的社会管理问题和管理要求。而创新社会管理，功夫在“服务”之中，我们要通过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做好公共服务来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 创新社会管理首先是理念的创新。对社会管理来说，管理是手段，服务是根本，不能本末倒置。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社会管理的最高境界与理想目标是服务不是管理，不是把社会管死，而是着眼于增加社会活力，调动社会积极性，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中国社会管理实践表明，稳定不是死气沉沉，秩序不是鸦雀无声。人民群众自愿参与的社会管理才是真正有效的社会管理；人民群众自觉创造的社会稳
9、定才是真正的社会稳定。当然，为实现社会服务确实需要一定的管制与审批，需要一定的管理形式，但归根结底管理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而不是相反。比如，政府不是为审批、管制而存在，而是为社会服务而存在。温家宝总理说：“管理就是服务，我们要把政府办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为市场主体服务，为社会服务，最终是为人民服务。 ”这句话说出了社会管理的真谛。政府减少审批事项，减少不适当的规制，不再抱着公章收费，靠着许可拿钱，是走向现代社会管理的开始。以城市管理为例。保持城市的良好秩序是现代城市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小商贩摆个小摊以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这也是一种就业。为了城市美观和交通秩序需要依
10、法依规对摆摊加以管理，但在实行管理之前首先应该提供服务，提供能集中摆摊又不收或少收管理费的地方。不少城市在这方面已有成功的探索。创新社会管理关键是提高服务水平。创新社会管理，需要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更需要不断增加和谐因素。如何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就要看我们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服务水平了。是否能满足群众合理诉求，及时调解复杂矛盾，有效保障群众权益，直接反映着我们服务水平的高与低。我们要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新特点，通过推行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建立国家信访信息系统，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为人民群众表达利益诉求
11、提供制度化的平台，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逐步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我们要深入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入到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之中，建立健全全方位、多层次、动态性的社会信息反馈网络努力获取深层次、预警性的社会信息，并加强对社会舆情的综合分析和研判，加强对各种不稳定因素发展变化趋势的预测，切实提高社会预警能力。我们还要从矛盾纠纷多发、有些判决难以定纷止争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重要作用，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结合起来，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多种办法，统筹化解矛盾纠纷。所有这一切努力，就是要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
12、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让群众利益发生冲突时可以协调，利益受到损害时可以申诉，群体之间出现矛盾时可以调解，正当权益可以有效保障。3创新社会管理根本是夯实公共服务的基础。社会管理从来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不能简单地就管理谈管理。我们要通过加强社会建设、做好公共服务为社会管理创新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近些年来，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大幅上升人民群众的公共需求正逐步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升级，我国公共需求呈现出增长迅速、主体多元、结构复杂、需求多样的特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需求同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这种矛
13、盾反映在社会层面上就表现为社会管理问题。只要我们把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项社会事业做实、做好、做到位，真正让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社会和谐就有了坚定的基础。所以，在现阶段创新社会管理最为根本的要求就是，要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注重向公共服务薄弱的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就业、就学、就医、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正从根本上减少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2011 年半月谈第 6 期:积极稳妥推进
14、城镇化建设实现工业化、推进城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在多年的实践中，我们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由于推进城镇化任务艰巨而复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明确要求：“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我们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科学规划，严格管理。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对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要解决好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实
15、际问题。要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和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切实保护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权益。城镇化要同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相互促进，这是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的目标是把城镇化率从 47.5%提高到 51.5%并要做到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这是我们未来五年的任务，也是针对目前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问题而提出的要求。比如说，目前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的统计中，包含了 1 亿多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但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享受到城市户籍所附着的社会福利，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这种现象被描述为“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或“半城镇化” 。当
16、然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如产业支撑、资源环境、基础设施承载能力等问题。所以， “十二五”时期推进城镇化建设，要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城镇化观念，少走弯路，逐步提高我国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首先，要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为城镇化提供产业支撑。有产业就有就业机会，而相对充足稳定的就业是城镇化的基础要让农民家庭进入城市定居，最基本的条件是能够就业、在城镇有基本稳定的收入。这就要避免盲目的城镇化，不能以为圈了地、建了城区就是城镇化了。从根本上讲，城镇化是非农产业集聚和发展的结果，必须有产业、能就业，使进入城镇的农村居民真正转为非农产业劳动者，这样他们才能在城镇长期、稳定地生活下去。第二，做好城镇建设
17、和发展规划。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中，将“城乡一体化”的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的统筹，其中首先就是要求做好土地利用和城乡规划。推进城镇化必须要考虑到资源、环境、公共设施的承载能力，不能盲目地扩大城镇的建设规模，不能以为大就是好，不能以为大楼高、马路宽就是城镇化，城镇除经济功能外，还要具备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功能。4第三，要努力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推进城镇化，必须打破城乡之间二元分割的体制除了搞好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外，更重要的是打破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藩篱，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只有这样，城乡间人口与劳动力的流动、转移才可能变得自然。第四
18、，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特别处理好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就业、教育、看病等方面的基本保障问题。对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应为他们通过努力逐渐融入城市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或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在现阶段，还不能急于割断农民和农村的联系，首先要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其宅基地的用益物权。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不能随便侵犯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必须尊重农民自由选择的权利，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将放弃这些权利作为农民进城的一个条件。第五，在农村土地问题上，必须认真执行现行法律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土地的政策规定，不能以城镇扩张为由去侵占农民和农村集体土地权利。允许在规定范围内进行试点探索，但是
19、不能违法侵权。应按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目标，探索农村非农用地进入建设用地市场的途径与机制。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方面，应严格执行政策（国务院 2010 年 47 号文） ，不能擅自扩大试点范围和违反“增减挂钩”具体规定。第六，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落实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 （即“三化同步” ）的战略和工作要求，既要克服冒进、盲目的城镇化建设，也不能忽视农业和农村的建设，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 ，真正促进“三化同步”发展。2011 年半月谈第 8 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呼唤顶层设计十七届五中
20、全会提出，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 “十二五”规划重申了这一要求，并对深化各方面的改革做了总体规划。提出顶层设计的要求，具有战略学和方法论的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来说，各方面的改革都要重视顶层设计，社会管理和创新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曾经以“摸着石头过河”作为重要的战略思想。由于中国的改革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没有现成的方案可搬，所以必须坚持试验，逐步探索，在反复实践的过程中探索出一条成功道路。但这一思想并不排斥对改革进行总体上的思考、研究和设计，更不排斥制定改革的总体方案。事实上，在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在上下互动、反复试验的基础上，从中央到地方都先后
21、作出了许多有关改革的重大决定，发布了很多重要文件和方案。如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等一系列改革方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根据新形势、新课题和新特点，进一步提出“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要求，是非常必要的。通过顶层设计，可以进一步明确改革的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使各方面的改革更加稳步、有序地推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迫切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新形势下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中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进一
22、步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这样一项任务，具有非常鲜明的整体性、综合性和广泛性一是社会领域的体制、政策涉及几乎每一个人：因此，所有的改革方案、政策和措施都要通过顶层设计精心谋划，必须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切不可有少许大意或疏忽二是主要的社会政策必须保持相当程度的均衡性和协调性。没有这种顶层设计，而由各个地方自行其是，5不平衡就会非常突出，缩小各种差距的要求就很难实现。三是社会领域的管理、服务、政策和措施都需要花钱。如果没有整体性、系统性的
23、谋划，没有全局和整体的观念，没有比较统一、统筹兼顾的政策，钱的来源就不好解决，有了钱也不一定能花好。那么怎样加强社会管理和创新的顶层设计呢？中央已经对此作出了全面、系统的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并不是另起炉灶，凭空设想一套所谓的方案。而是要按中央的部署，进一步通过顶层设计加强社会管理以及加强社会体制改革的整体性、协调性和平衡性。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注意研究总结以往改革设计的经验教训。30 多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已经设计过无数的方案，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其中的经验教训都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总结。走了 30 多年后，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或许能够看得更加清楚。二是为顶层设计提供组织保证。即
24、要把硕层设计的任务分别具体落实到有关机构，原来的国家体改委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顶层设计的任务。现在体改委没有了，但顶层设计的任务不能削弱。根据现有机构的职能，有关机构必须加强顶层设计，而且要加强有关部门之间的协调，防止各行其是或互相扯皮。三是处理好顶层与下层的关系。顸层设计，还不完全等同于整体设计。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涉及广阔的领域、广大的地区，方方面面，包罗万象，不可能都靠顶层设计出无所不包的全部方案，顶层设计只是一种总体性、原则性的设计，或者是关键领域、关键环节的设计，起的是导向、示范、引领、规范、提纲挈领、带动全局的作用=所以，它不是取代下层各个方面的设计，而是要把它与各个层面的设计衔接起
25、来使顶层设计与下层设计构成一体。四是处理好基层探索与顶层规范的关系。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是鼓励基层组织和群众敢闯敢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也应该鼓励群众和基层组织大胆探索，大胆创新，不能因为强调顶层设计，而限制基层组织和群众的探索创新，要继续坚持上下互动，一方面积极鼓励基层创新，一方面及时总结和吸取基层创新的经验，将它们上升为全局的政策举措。2011 年半月谈第 12 期：2 亿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如何保护政绩考核机制不完善，严重缺乏职业病防治意识据悉，近几年，中国每年因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给国家带来的经济损失达 2000 亿元以上，占 GDP 的 2.5%左右。而在国际贸易中，因劳工标准（包括劳
26、动保护条件）遭到反倾销而造成的出口损失更难估计。广大劳动者在劳动生产过程中被牺牲的健康和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长期以来，地方发展的政绩评估指标主要偏重反映经济数量和增长速度，而为追求经济总量付出的劳动力代价却没有被计入在内。由于职业病不同于工伤事故，除急性职业中毒之外，潜伏期长，多数不会当年发病。例如，尘肺病的发病期限较长，大部分患者接尘工龄可在 10 年以上。因此，政府监管的效果可能到继任者的任期中才体现出来，而由于该指标现在并未纳入政绩考核中，因而常常被忽视。正是由于考核机制出现了问题，我国目前职业病防治在政府监管、预防措施和救治保障等各方面的资源投入和执行力度都严重不足
27、。甚至某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让未经职业病危害评价的企业开工投产；在企业运营过程中阻挠正常的职业卫生监督与监测工作，干预职业病诊断结果；在出现职业病群体事件时采用捂、堵、拖的手段。上述行为不仅造成了职业病防治领域的种种弊端，更大大加剧了社会矛盾。计划经济时代的职业病防治体系，已严重脱离实际我国目前的职业病防治体系实际上是以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为蓝本设计的。随着中国经济实现向市场经济转型，非公有制企业迅猛发展，职业病劳动者的来源和性质也悄然发生变化。6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告诉半月谈记者，该中心 2011 年职业病调研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 172 名职业病劳动者中，有 66.7%
28、来自民营企业，8.2%来源于外资企业，只有 21.4来源于国有企业。许多民营企业规模小，基本没有职业病防护设施和防护用品，生产作业环境条件恶劣，生产工艺落后，有毒有害物质严重超标，而且往往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否认劳动关系。许多私营单位还在职业病诊断过程中拒绝提供相关资料，并常以注销企业的形式来逃避赔偿责任。宏观劳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国的职业病防治体系却没有及时进行调整。黄乐平列举说：在预防方面，对私营企业的培训和监管不足，导致劳动者体检率过低，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更不足 1%；在诊断方面，劳动者需提供职业史等大量相关材料，许多私营企业拒绝提供，法律却对其无任何惩罚性规定；在申请诊断过
29、程中，一些职业病诊断机构往往要求由用人单位提出诊断申请，或由用人单位带领劳动者提出诊断申请，方才受理；在赔偿方面，职业病劳动者要经历非常复杂的程序，时间极为漫长，其中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在私营企业尤其艰难。我国的安监和劳动监察部门仍然未对此进行回应，没有对职业病危害行业的用工情况进行有效行政备案，对劳动关系的行政调查力度也不足。这进一步造成了职业病诊断以及赔偿的困难。职业病劳动者成维权弱势群体，获得政府部门救助难现行职业病诊断制度要求企业自证其罪，也导致劳动者备齐申请材料难。黄乐平说，目前，劳动者申请诊断需要提交的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现场危害调查和评价以及临床表现和辅助检查结果等材料，都掌
30、握在用人单位手中。而用人单位往往拒绝提供相关资料。 职业病调研报告显示，48的职业病劳动者，曾经因为材料不齐全而被职业病诊断机构拒绝受理。而在维权过程中，繁琐的程序设计更进一步增添了职业病劳动者的维权成本，甚至异化为用人单位逃避责任或拖垮职业病劳动者的合法利器。在现有职业病防治体系下，劳动者只能被动维权，在发生了损害时主张金钱赔偿，却不能在生产过程中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进行有效抗衡。虽然法律也规定了检举、控告的权利，劳动者可以拒绝危险作业，甚至解除劳动合同，但这些都不是积极的劳动权利，劳动者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站出来同违反职业病法律的行为作斗争。具体而言，一方面，劳动者在职业病防治法中的权利无法
31、对用人单位形成有效威慑；另一方面，劳动者在职业卫生方面缺乏集体协商的机制，无法和用人单位进行真正平等的对话。监管主体的不明确则给职业卫生监管带来极大困难，也导致实践中有关部门相互推诿监管责任。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职业病防治的监管工作，但中央编办有关文件又将职业卫生监管职责划归安监部门。监管主体的不明确使得职业病劳动者无所适从。根据义联职业病调研结果，有约 1/4 的职业病患者向卫生行政部门求助，而向安监部门求助者不足 1/8。获得卫生部门救助者仅为 7.6%，获得安监部门救助的比例更低至 2.3%。职业病预防体系建设严重不足，职业卫生标准亟待完善除了劳动者权利弱势、监管缺位以外，还
32、有一个重要的成因是目前我国对职业病预防体系投入过少。由于投入问题，我国职业病防治队伍建设存在严重不足，卫生部门下设的职业卫生防治机构呈现不断萎缩的趋势。目前，全国独立存在的省级职业病防治院（所）只有 12 家，地市级职业病防治机构大多已经合并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县级的职业病防治人员更少。以职业卫生基础相对较好的广东省为例，平均每万名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人员只拥有职业卫生监督人员 0.68 人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人员 2.18 人。据卫生部统计，2009 年各级职业卫生防治机构列入监控 12192032 人，以 2 亿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计算，只有 6.1%纳入监控。自职业病防治法实施以来，我国职业
33、卫生标准体系建设已有了很大进步，但仍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当前，职业病认定标准趋于僵化，职业病目录的确定落后于职业病防治的工作需要。随着新科技和新工艺的不断引入，新的职业危害因素不断出现，职业病种类也不断增加，但职业病目录却没有根据现实情况得到及时调整、补充和公布。72011 年半月谈第 23 期：文化工作者应加强自身素养推动当代中国文化繁荣昌盛，奏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旋律，文化工作者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 ”文化工作者要成为优秀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必须加强自身素养，做职业道德和人格操守的示范者。 古人云：“
34、马不伏枥，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国。 ”文化工作者是文化的享有者，更是文化的生产者、传播者，坚持什么样的历史观、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工作方向。文化工作者的自身素养是人品、人格的底蕴，也是其文化工作品质、水准和风格的重要基础与来源。文以载道。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代又一代文化工作者秉持中华民族精神，与时代同进步，与人民共命运，实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转向，并发展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弘扬和发展，为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做出了积极贡献。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建设和发展中，始终与庸俗、落后的文化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
35、而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文化工作者之所以作风浮躁、追逐名利，文化领域之所以“三俗”之风有所抬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文化工作者放松了对自身素养的提升，社会责任感弱化，职业道德失范；文化虚无主义之所以还有市场，是一些社会成员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扭曲在文化上的突出反映。文化工作者必须适应其社会角色和时代需要，加强自身素养。优秀的文化工作者首先要有群众观点，要有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贴近实际的实践素养，以及建立在这一素养基础上的思想理论素养。这是解决文化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文化发展源于人民群众不断深化的伟大实践，否则文化工作将成为无源之水、
36、无本之木。文化为了人民、属于人民，那些不反映乃至扭曲人民群众的意志、心声的所谓文化，当然不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更不会被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而传之久远。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工作者是维系者和守望者，承担着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放歌的历史责任。培养和修炼这方面的素养，需要文化工作者走出象牙塔，投入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去，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中去，拜人民群众为师。植根于人民、植根于实践、植根于生活，文化工作者发展和创造文化的动力与源泉才会永不枯竭。优秀的文化工作者还必须是职业道德和人格操守的示范者。文化工作者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其职业道德和人格操守状况如何是衡量一个社会道德水准的重
37、要尺度，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好坏和社会价值取向的走势，也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成败。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工作者弘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其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二，必须坚持德艺双馨，严谨笃学，潜心钻研，淡泊名利，自尊自律，承担起弘扬文明道德风尚的历史责任，以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促进社会风气健康发展；其三，文化工作者之间要相互尊重、平等交流、取长补短，摈弃“文人相轻” “门户之见” ，共同营造风清气正、和谐奋进的良好
38、氛围。优秀的文化工作者还应该具备崇尚科学的素养。文化工作是思想性、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工作门类，科学性是其根基所在。无论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都是以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内涵与形式为基本特征的社会文化形态。当今时代，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发展日益广泛而精细，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越来越扎实的科学基础。文化工作者作为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对于复杂多样的文化社会现象和问题，不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不以科学的精神探究，不以科学的认识回答，是难以启迪人们的思想、弘扬人间正气、塑造美好心灵的。从事文化工作，应从不断发展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
39、文科学中汲取营养，积累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精神。惟有如此，才能不断创造出以科学为基础的优秀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同时也向文化工作者提出了加强自身素养的要求。文化工作者适应社会角色和时代需要的综合素养的培养、修炼和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但也不8是高不可攀的。只要脚踏实地、专心致志，人人都可以有所获得；只要笃定志向、坚定信念、不懈追求，最终必将有所成就。随着广大文化工作者不断加强自身素养，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一定会展现出更加鲜明的时代风貌和更加光明的前景。2011 年半月谈第 22 期当下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何在从“房产加名税” 到“ 月饼税 ”，近来关于税收的
40、话题不断挑动公众神经。一些人好像已经形成了对税收的“ 条件反射”，一提到收税，第一反应就是反对。公众为什么会形成对税收的抵触情绪？如何排解这种情绪？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樊勇对此进行了解释。樊勇认为，公众这种对税收的抵触情绪不利于推动我国“十二五”期间的财税体制改革，尤其是税制改革。想要排解这种情绪，政府和公众都应该从财政收和支的角度看问题。政府要注重增加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支出，让公众感觉到政府不仅收了钱，也为老百姓办了事。公众为何会出现对税收的抵触情绪税负的轻重，是一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概念，它需要与纳税人享受到的福利相比较。比如，甲交了两元的税，乙交了 3 元的税，不能简单地说，乙
41、的税负比甲重。如果甲交了两元的税，享受了 1 元的福利；乙交了 3元的税，却享受到了 3 元的福利。比较而言，其实是甲的税负重于乙。从这个角度来看，公众之所以会出现对税收的抵触情绪，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缴了税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福利。当公众觉得政府收了钱没办事，或者没办好，他们就会将情绪发泄到税收上。税负轻重与否，需要与福利水平相比较才能得出结论。由于我们现在很难拿到我国以及国外福利水平的数据，所以现在还没有关于我国公众税负轻重的精确研究结论。一般情况下，学界会用政府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政府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政府所有收入（包括土地出让金、各种收费等财政外收入编者注）
42、占 GDP 的比重这三个概念，从不同层面来反映税负水平。根据 2010 年财政数据，我国政府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接近 18%；政府公共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在 20%左右；政府所有收入占 GDP 的比重，目前没有公开的确切数据，考虑到政府筹集的社会保障收入和各级政府庞大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这个比重应该不会太低，有学者估计超过 30%，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甚至接近某些发达国家水平。上述数据与当前一些突出的民生问题相对照，反映出我国目前的税负的确不轻。虽然前段时间公众的注意力一直放在个人所得税上，实际上，现在公众承担的流转税（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编者注）要远远重于所得税。财
43、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 年全国税收收入中，各项流转税加在一起占到近 55.0%，所得税加在一起仅占 24.2%。但由于流转税属于间接税，是一种隐性税负，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在消费时已承担了这些税负，所以并未像所得税一样引起关注。从理论上讲，流转税具有累退效应，即消费越多，承担的税收负担越重。由征税引起的商品涨价幅度，往往遵循着生活必需品最大、日用品次之、奢侈品最小的规律。也就是说，高额流转税对普通人的影响相对而言要大于高收入群体。当下很多收入差距根源在于社会财富的一次分配不均今年 6 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修改个人所得税法，决定从 9 月 1 日起，将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由2000 元提
44、高到 3500 元。此次减税措施使 6000 万工薪阶层不用再缴纳个人所得税。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积极的减税措施。但我们也要看到，此次修改只是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的一个小手术，个人所得税的征税项目有十类，此次修改只涉及其中的一类工资薪金所得。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观念，就是将个税简单理解为对个人工资薪金的征税，将个税改革理解为对工资薪金免征额的调整，这种认识是非常片面的。对于当前的个税体系来说，十类征收项目都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对工9资薪金个税免征额的调整只是总体改革的第一步。通过将免征额从 2000 元提高到 3500 元，来缩小当前的居民收入差距，显然是杯水车薪。我们不能将缩小收入差距完全寄希望于税
45、收制度改革上。要知道，当下很多收入差距，根源在于社会财富的一次分配不均。税收只是一个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手段，想要用它来解决分配中产生的所有问题，显然不现实。想要真正解决收入差距问题，还是要对社会财富分配进行综合改革。2012 年半月谈第 1 期心态也是一种力量我们经历了“更复杂” 的 2011，又迎来了“ 更严峻”的 2012。我们是否还能保留一份清醒的定力，还能拥有一种健康的心态？弃浮躁焦虑而理性把握形势，弃投机泡沫而回归实体兴业，弃路径依赖而强力推进转型。这应是我们的正确抉择。毋庸置疑，经济增速正呈明显的放缓之势。这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我们是否已经告别两位数的增长时代？社会争议着，怀疑着
46、，甚至悲观着、背后，有一种浮躁和焦虑在。我们已经习惯了跨越发展，习惯了一枝独秀。现左怎么看这放缓之势？增长是硬指标，发展是硬道理。所以，2012 年的主基调是“稳中求进”。只是，我们应当清醒，市场自有其规则，经济自有其周期，我们可以去利用规则，去调控周期，但不能去扭曲、篡改规则，无法去熨平、消灭周期。当出口面临世界经济增长下行，金融市场风险增多，保护主义倾向突出，国际贸易增速回落，我们不能抱有奢望；当投资规模一再扩大，所占 GDP 比重超过 50%，我们实难重复4 万亿带动 18 万亿的投资故事。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中速成长的大趋势中，一厢情愿地寄望于政府干预和拉抬速度，只会导致投资效益下
47、降，产能过剩加重，通胀压力升高，经济结构不合理状况更加严重，从而收获倍加苦涩的发展主义之果。其实，经济增长的放缓也是宏观调控取向中的适度调整，也是发展方式转型中的自然回落。把通货膨胀降下来，把资产泡沫挤出去，恰恰是为更健康的成长清除隐患，开辟道路。而且，我们有信心，“稳中求进”的增长，9%或 8%的速度，放在国际背景中去看，仍然是一个很可观的成绩。比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更要紧的，是保障和激发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创造和尊重经济自我调节的能力，积蓄和催生发展方式转换的推力。比稳定出口稳定投资更要紧的，是扩大内需尤其是拉动消费，这是中国经济的战略基点。这就需要我们把发展的注意力更多地聚焦于收入分配改
48、革，聚焦于社会民生建设。我们还当看到，产业“空心化”现象日渐蔓延，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向资本家靠拢，逃离实业投机暴富扭曲着创业兴业的社会心态。实体经济的健康和繁荣，始终是国民财富和国家强盛的根基。我们不是不要发展虚拟经济，但是，首先要夯实实体经济这一基础，必须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应当紧紧围绕壮大实体经济来发展虚拟经济。看一看楼市：在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和开发商牟取暴利的契合中，房价被一再推高，终于积聚起风险重重的市场泡沫。看一看股市：上市公司圈钱无度，不知回报股民，恶化股市生态，挑战监管制度，导致市场炒作风气盛行；创业板时闻高管纷纷闪电辞职疯狂套现，演绎转瞬间千万富翁的“造富”神
49、话。看一看钱市：击鼓传花的炒作游戏和食利人群的急剧膨胀，先后衍生出一个个民间借贷的危机。不知何时，我们的心底都多了一个气泡，都想把它尽快吹大，不惧吹暴。财富路径的扭曲，加剧贫富分化，污染社会风气，戕害创业精神，将使得经济与社会变得愈益脆弱起来。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让市场和政策、改革和调控更多地向中小企业10着力，向民营经济着力，向新兴产业着力，真正为实体经济拓展发展环境、未来市场和利润空间，让更多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专注于实业，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财富，吸纳就业，造福社会，已是当务之急。中国经济更广阔的前途还在于创新，在于转型。可是，历经 30 多年发展，路径依赖已经成了不少地方政府领导的心理定势，经济形势越是严峻，这一心态越是强烈。资源约束愈来愈紧，不少地方恨不得一个早上把它全部开发成一个个闪着金光的数字。可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又靠什么来发展呢？环境污染愈演愈烈，当年的“宁可毒死，不可穷死”，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发展权益的扩大，这样的口号还能再喊下去吗？招工难度愈来愈大，为了保住劳动力廉价优势，一些地方政府想尽办法限制职校生外地就业，组织实习生无偿打工，甚至直接补贴企业主用工成本释放比较优势，依靠要素驱动，这条路子已经越走越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