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胡宝国：我读 东晋门阀政治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已经出版十几年了，相关的书评时有所见。我也想写，但又有种种顾虑，一直希望在别人的评论看到自己想说的话。可是这个想法每每落空。看来，自己想说的话还得自己说。 政治一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与通常皇权至上的时期不同，东晋一朝出现了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最开始是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士族琅邪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间势力强弱有变化，所以王与马之后，还会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等等的变化。同样，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制约的关系，所以任何一家也并不能轻易地取代皇权，由此，共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
2、 至此为止，问题似乎已经圆满地解决了。但是，作者的思考并没有停下来。他又发现，在士族与皇权之外，还有另外一支不为人所注意的政治力量在起着作用。这支力量就是流民。当时北方有源源不断的流民南下，这些流民不是西汉那种流民，而是一支由流民帅控制的武装组织。他们起初在热闹的政治史中虽然不显眼，但在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是皇权、士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发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发现了这条线索，才能完整地解释东晋之所以存在、东晋之所以消亡。我们看作者的总结：“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
3、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 ”可见，如果作者没有引入流民问题，这个最终的结论是不可能得出的。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 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倘若长久地没有进展，通常是因为研究者忽视了不应忽视的因素。寻找到这些被忽视的因素是很困难的。困难不在于它们隐藏得有多深，而在于前
4、人已有的研究思路根深蒂固，无形之中会制约后来者思想的展开。关于门阀政治，以往的研究者多是从士庶对立的角度加以讨论，不要说流民问题，就连皇权在这之中的地位、作用也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作者突破了不易突破的制约，所以才为人们展现出一番新的天地。抛开流民问题不谈，上述结论本身也十分精彩。作者没有过分地渲染东晋南朝间历史变动的剧烈，而是清醒地注意到历史变化的背后也还存在着历史的延续。要解释变化中的延续，必须看到历史的深处，如果思考仅仅停留在表面，那么“延续”与“变化”的同时存在只能使研究者在解释上陷入困境。 政治一书二十五万字。如果让我写，可能有三万字就够了。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大的篇幅？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对
5、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偏好，不妨说他有一种“细节嗜好”。要说明细节问题，没有足够的篇幅是不行的，因为在这里，一般性的说明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永嘉之际，晋室南渡。关于南渡的建议者有三种记载。一说是王导，一说是裴妃，一说是王旷。对于这样的问题，谨慎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不作判断，只是存疑。轻率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会勉强认定一种是真实的，而排斥其他。但作者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说：“以上三说，各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 ”这个结论真可谓是预料之外，情理之中。在考证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不考证了，用敏
6、捷的思维化解了这个问题。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许多。 将近二十年前，田余庆先生曾和我们学生说：“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需在我们的考虑之中。 ”以上这个例子可以说是排除反证的经典之作。 老实说，究竟是谁提出了南渡的建议并不重要，如果我来研究，大概不会注意这个问题。这里之所以提出它，主要是想说明作者在解决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智慧。优秀的学者就是这样，他不仅会提出有价值的观点，而且也会让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样。从古至今，智慧远不如知识增长得快，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智慧的光芒时，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他不会永远顺利的，他也会陷入困境。在阐释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原因时，他提出
7、的理由使人怀疑。首先，作者采用了一种叙述的模式来说明问题。他指出，东晋王导与司马睿的政治结合，实际是来源于西晋王衍与司马越的政治结合。同样是王、马结合，但地位却不相同，在西晋，政治上是以司马越为主，王衍为辅，而在东晋，则是“王与马共天下。 ”王、马之间关系的变化是因为早在西晋末年尚未南渡的司马睿与王导结合时，司马睿就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上。那时的他只是一个“恭俭退让”， “时人未之识”的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这种关系延伸到东晋， “便有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由此开启了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这样叙述历史事实是一点也不错的。但是从道理上讲，我们并不能排除前一对王与马
8、南渡的可能性。如果过江的是司马越与王衍，必定还是以马为主，以王为辅。如此一来，岂不是就没有百年门阀政治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信过江的只能是司马睿与王导，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因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导以后并没有结束，而是一再出现，持续百年。对于东晋皇权来说，这种局面绝不是一个偶然事故所能造成的。 在本书结尾的时候，他又再次触及到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 ”他说得依然没有错，但依然只是对事实的陈述而不是
9、解释。东晋出现门阀政治，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曾当面征询田先生的意见。他略作沉思，答道：“我不愿意追求终极原因，因为一追求终极原因，文章就飘起来了。 ”的确，对于习惯了从细节出发的他来说，追求终极原因是太难了，终极原因不会在细节里。 无法在深层次上解释门阀政治的出现，这其实并不仅仅与他个人的研究习惯有关，而且也与政治史研究方法本身有关。极端地说，单纯的政治史研究可以解释从去年到今年的政治演变，但却无力解释政治形态的根本变化。当整个政治形态都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必定牵涉到超出政治史范围的更大的历史变动。这就如同说我们可以用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分析辛亥革命时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但却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解释
10、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这里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形势种种因素。在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候，终归是政治跟随着时代，而不是时代跟随着政治，尽管表面现象可能恰好相反。 政治史研究方法对他的制约不仅表现在研究东晋门阀政治时。在研究三国史时，同样的问题也发生了。在孙吴的建国道路 、 李严兴废和诸葛用人等文章中，他为我们揭示出了吴、蜀政治演变的清晰线索，关于曹魏，他也写过若干高水平的文章，但涉及到曹魏发展线索的时候，他沉默了。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吴蜀的历史较为单纯，都是有头有尾的，容易把握。而曹魏则不然，一涉及到曹魏，就必定要和前面的东汉、后面的西晋联系起来
11、，而汉晋时期的历史变动是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一到这时，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即使不考虑政治史以外的因素，单纯思考政治发展线索，他面临的困难也同样不少，因为从东汉的党锢之祸到西晋的八王之乱，时代剧烈的、多次的变化打碎了政治史，政治史只是些零碎的片断。我们知道，他的性格是从细节出发，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间环节的一条完整链条。当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他只能沉默了。 有趣的是，在他沉默的地方，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陈寅恪先生在书 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说，东汉末年有两种政治势力，一为内廷之宦官，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魏末曹氏与司马氏两党之争就是汉末斗争的继续
12、。曹操为宦官代表，而司马氏则为信奉儒学的士大夫的代表。魏晋禅代，曹氏败，司马氏胜，斗争终于有了结果。这是一条清楚的线索。为什么陈寅恪能找到线索呢？很明白，他所凭借的是他自己的阶级分析学说，而他的阶级分析学说说穿了就是血统论。曹操是宦官的后代，所以曹魏就是宦官阶级的代表。这样，他用理论把断裂的政治碎片缝合了起来。他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田余庆先生曾委婉地指出，陈寅恪先生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曹氏父子早已转化为皇权的代表，而不再与宦官有何关系。我要补充的是，在转化为皇权以前的东汉末年，曹操就不在宦官阵营内。密谋诛杀宦官的计划制订时，曹操就已经参加了。从他晚年的回忆中看，年轻时的曹操的理想很简单，就是想当
13、一名合格的士大夫。借用田余庆先生的分析方法，可以说东汉末年的曹操是介乎于宦官、士大夫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 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陈、田的不同。他们都在研究政治史，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深层上看，他实际上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他的理论。在他那里，只要理论不缺乏，几乎所有的历史线索都是能找到的。总之，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两种方法，各有利弊。陈寅恪先生的政治史是有理论背景的政治史，所以他研究问题涉及的时段较长，显得有气魄，而田余庆先生的政治史在气魄方面就显得略逊一
14、筹了。田余庆先生的优势是，思考缜密，一旦得出结论，往往不可动摇。公允地说，陈寅恪先生在他认为有用的若干历史细节、若干点上也有极精致的考辨，但是在点与点之间则往往有较大的跨越。他跨越的幅度越大，失误的机会也就越大。 我曾当过几年教师，我曾道貌岸然地告诫学生说：“要注意克服自己的缺点。优点不用管它也会发挥作用，而缺点不被克服就会妨碍你的进步。 ”这话看似合理，其实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经验告诉我们，人真正能克服的缺点都是小缺点，致命的缺点是无法克服的。陈寅恪先生是如此，田余庆先生也是如此。大师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大师也不是因为克服了缺点才成为大师的。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点发挥得淋漓
15、尽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陈寅恪先生是成功的，田余庆先生也是成功的。 学术要发展，我们一定会找到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新的方法不会离旧的方法太远。 （原载于书品 ）2、胡宝国：在题无剩义之处追索田余庆先生新作拓跋史探 ，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北魏子贵母死制度与离散部落的关系；第二，拓跋与乌桓共生的问题；第三， 代歌 、 代记与魏书序纪的关系。我认为，其中第一部分是全书最为重要、最为精彩的部分。 关于北魏子贵母死这一现象，前人早已注意到。赵翼说：“立太子先杀其母之例，实自道武始也。 ”( 廿二史札记卷一三“魏书纪传互异处 ”。)周一良先生说：“拓跋氏入中原前之旧制，凡其子立为太子者，母妃先
16、赐死，至孝文帝母犹因此而被杀。但北方其他少数民族未闻有此风俗。且游牧部落亦不如封建王朝之易于发生母后专权之例，其来源尚待研究。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韩国学者朴汉济对此提出过一个解释。他认为，子贵母死既非拓跋旧法，也非汉制，而是北魏胡汉体制中的特殊事物，其目的是为了加强皇权。(见田书所引)这个解释是不错的。 关于北魏离散部落， 魏书中一共有三条记载。 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 ”魏书卷一三高车传：“ 太祖时，分散诸部，惟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 ”魏书卷八三上贺讷传：“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 ”对于道武帝离散部落、
17、分土定居之举，研究者多从拓跋社会由部落联盟向国家转变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求得解释。这个解释也是不错的。 总之，不论是子贵母死，还是离散部落，都是老问题了，而且也都有了不错的解释。不过事情常常是这样的，不错的解释往往对我们妨碍最大，因为它使得我们有理由停下来，不再进一步思考。田余庆先生的可贵之处却恰恰是不满足于此，而是按他惯常的思考习惯，在一般人停下来的地方继续穷追不舍。他指出：“拓跋鲜卑，相对于先后兴起的其他胡族说来，是一个发展缓慢的部族。东汉桓帝时拓跋南迁， 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 ，群体庞大松散。汉末建安年间拓跋诘汾再次南迁，部落联盟更扩大了。拓跋部作为联盟领袖，其后妃必取之于七族、十姓以外
18、的部落，其女子也必于七族、十姓以外择偶。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可能出现一些与拓跋部世代为婚的部族，形成于拓跋部的特殊关系；由于君权不张，拓跋后妃也就自然而然地居间起着联络作用，甚至有可能成为维系拓跋部落联盟的关键人物。 ”(2425 页)在本书的另一处，作者明确写道：“道武帝建国，并没有强大的外界敌人要去认真对付，真正棘手的倒是他的母族部落和妻族部落，甚至还有他自己的母、妻。这一现象令我恍然大悟，原来道武帝用战争手段离散部落 ，首当其冲的竟是母族贺兰和妻族独孤，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打破部落联盟的束缚，建立帝国，是此举直接的、急切的原因。至于更为根本的社会原因，如部落役使之类，在当时似乎是第二位
19、的。离散部落之举和子贵母死制度看似无涉，却是内蕴相通，后者是前者的后续措施。 ”(3 页)至此我们看到，作者从他独特的思考角度出发，终于把本来属于皇室内部的子贵母死制度与看似毫不相干的离散部落问题结合了起来；两个问题的结合真可谓互相发明，相得益彰。如果没有联系到离散部落，关于子贵母死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无话可说；如果没有联系到子贵母死，离散部落的问题就难以落到实处，而只能是国家形成理论的一个具体例证而已。诗歌语言中有所谓“陌生化” 之说。一位诗人朋友曾就此向我解释说， “形式主义”批评家们提出过一个概念，他们认为文学，这里主要指诗歌，目的就是要把语言“陌生化”，也就是说，让语言能够给人以新的刺激，
20、提供看待世界的新角度。借用这样一个概念，我们不妨说，田余庆先生也是把我们熟悉的问题陌生化了。在原本已经题无剩义之处开掘出了新的局面，提供了新的思考动力。不过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诗歌语言的“陌生化”是诗人的有意追求，而田余庆先生的“陌生化” 却并非刻意为之，而只是他研究工作的客观结果而已。 与陌生化的结果相反，对于熟悉他研究特点的人来说，作者在书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一点也不陌生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政治史的方法。我们知道，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作者曾研究了南方几大家族的政治关系，而在拓跋史探一书中，作者研究的则是北方几大部族的政治关系。这本书的各个部分总括起来说，实际上就是一部拓跋早期政治
21、史。众所周知，年鉴学派重视长时段，而对于属于短时段的政治史则比较轻视，认为是“转瞬即逝的尘埃”。这个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在以前写的读东晋门阀政治 一文中，较多地指出单纯政治史的缺陷。但是读了拓跋史探 ，我却感到政治史的方法也有它不容忽视的长处。政治史虽然不能解释一切，但从此入手，却也可以发现并解释民族史上的很多重要问题。具体到早期拓跋史，政治史的方法显得尤其必要。如果从传统的民族学的角度去研究，除非有更多的考古发现，否则已经没有多少可以利用的资料了，而一旦从政治史的角度切入，就会发现还有不少值得我们分析的素材。正是借助于政治史，作者才描绘出了一个早期拓跋族的隐约身影。由此，拓跋早期的历史不再
22、只是一种部落国家的理论概念的演进，而是变得具体了、生动了、活泼了。研究政治史，不止田余庆先生一人。但他的政治史研究却别具一格，颇有值得论说之处。我们知道，研究政治史，既可以依据政治学的某种理论框架展开，也可以不要这些框架。在我看来，田余庆先生属于后者。我们看作者在本书前言中的一段话：“五胡十六国这一破坏性特别突出的时代得以结束，归根结柢是五胡日趋融合，其主要部分终于陆续积淀在农业地区而被汉族文明逐渐同化之故，这可说是今天史界共识。但是，在这漫长过程行将结束而又尚未结束的时候，为什么是拓跋部而不是别的部族担当了促死催生的任务呢?”(1 2 页)我们再看作者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就“王与马共天下”说的一
23、段话：“ 为什么江左会出现这种政治局面呢？总的说来，偏安江左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产物，而江左政权依赖于士族，则是门阀制度发展的结果。士族高门与晋元帝共天下 ，归根到底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但是这还不能说明为什么是琅邪王氏而不是别的高门士族与晋元帝共天下 的问题。 ”(3 页)这两段话充分反映了他对历史的认识。这个认识简单地说就是：当时的事情必有当时的原因。由此，他自然不会满足于理论框架给出的解释，也不会满足于一般性的说明，而是一定要找出一个具体的历史原因。受这种认识的引导，他在本书中又有如下的一段话:“我不排除道武帝曾在某个时候发布过离散部落号令的可能，也不排除某些具有定居条件的部落俯首接受号
24、令的可能，但不认为所谓离散部落主要就是如此而无其他更直接、更急迫的原因和具体的过程。 ”(62 页)把问题具体化的思路会很自然地诱导出新的疑问：道武帝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离散了哪些部落？道武帝母后究竟又是来自于哪个部落？回答了这几个问题，离散部落与子贵母死之间的关系就自然地呈现了出来。在解释历史现象时，研究者很容易急切地求助于“规律” 、 “趋势”来加以说明，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一再向“ 具体”索要答案。与众不同的思考方法使他更像是一位旷野中的孤独旅行者。在他不断的追问中，泛泛的解释愈来愈显得苍白无力，而我们原本熟悉的问题也终于变得陌生了。 研究早期拓跋史，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料太少。作
25、者虽然竭尽全力钩沉索隐，但很多地方还是不得不以推测来弥补资料的不足。这之中有的推测极有道理，给人以启发，但也有的推测难免令人生疑。在代歌 、 代记和北魏国史一文中，作者指出魏书乐志中真人代歌 “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应该就是拓跋史诗。根据有限的记载，作者进而推测，在当时替道武帝整理、辑集代歌者只能是汉族士人邓渊。以后邓渊又奉命修代记 ， 代歌中的内容应是代记的主要资料依据。因此代歌 、代记同源。邓渊之后，又有崔浩修国史。记录了早期拓跋史的代记基本包含在了崔浩的国史之中。这些资料以后又成为魏收魏书序纪的蓝本。因此辑集代歌 、撰成代记的邓渊应是魏书序纪的第一作者。由此，作者就勾勒出
26、了代歌代记崔浩国史魏书序纪 这样一条史学发展线索。我认为这条线索不仅清晰而且很有道理。其中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意识到代歌与代记之间可能的联系。 代歌早已不存，根据有关的只言片语而注意到它的价值，并将其纳入史学史的发展线索中是很不容易的。 与上述合理的推测相比，接下来的推测就不那么合理了。关于邓渊之死，史书中是有明确记载的。 魏书邓渊传 载，渊从父弟晖坐和跋案， “太祖疑渊知情，遂赐渊死” 。但作者不相信这条材料，反而认定邓渊与以后的崔浩一样，也是死于国史之狱。在毫无材料依据的情况下，作者为什么一定要作出这样的推测呢？我想，这或许是因为作者不自觉中已经被前面自己发现的代歌 、 代记的线索束缚住了。我
27、们先来看崔浩国史之狱。崔浩因修史“备而不典” 、 “暴扬国恶 ”而遭祸。 通鉴也说崔浩国史“ 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北人无不忿恚”。由此可知崔浩国史当是记录了一些有悖人伦、有伤风化的早期拓跋故事，因此惹怒了皇帝，引来杀身之祸。但是，崔浩所记拓跋早期历史是从哪里来的呢？根据代歌 、 代记线索，这些内容应该都是从邓渊所撰代记那里来的。既然崔浩已经死于国史之狱，那么更早的邓渊能不死于国史之狱吗？看来，为了符合这个逻辑，作者只能让邓渊死于国史之狱了。更为值得商讨的问题还不是邓渊之死，而是关于离散部落的史料依据。根据作者的统计，贺兰部被离散的经过是这样的： 第一次：据资治通鉴记载，北魏登国三年(三八八年
28、) 三月， “燕赵王麟击许谦，破之，谦奔西燕。遂废代郡，悉徙其民于龙城”。作者指出：“显然，慕容麟尽徙代郡民于龙城，当包括三十年前的前燕时期由贺赖头率领居于代郡平舒城的数万贺兰部民在内。 ”(67页)第二次：登国五年，道武帝与慕容麟合击贺兰、高车诸部于意幸山。稍后，铁弗刘卫辰又袭贺兰，贺兰部请降于拓跋， “遂徙讷部落及诸弟处之东界”(70 页)。第三次：登国六年，贺讷兄弟内讧，后燕“兰汗破贺染干于牛都”，慕容麟“ 破贺讷于赤城，禽之，降其部落数万。燕主垂命麟归讷部落，徙染干于中山”(70 页)。第四次：作者在叙述皇始三年贺讷之弟贺卢逃奔南燕后说：“至此，道武帝舅贺讷、贺染干、贺卢三人，只剩下贺
29、讷一人，据贺讷传，此时贺讷已无所统领，而且后嗣无闻。道武舅氏中还有一个贺讷的从父兄贺悦，待道武诚至有加，得到道武善遇。贺讷、贺悦的部民，自然也被强制离散，分土定居了。这是第四次离散贺兰部落，也就是现知的最后一次。 ”(7071 页) 以上离散贺兰部事例中，第一次、第三次都是被慕容部离散的，真正被拓跋部离散的只有第二次、第四次。我们再看独孤部被离散的情况。第一次：资治通鉴登国二年记“燕王(慕容 )垂立刘显弟可泥(亢泥)为乌桓王，以抚其众，徙八千余落于中山”。作者指出：“刘显八千余落徙中山，这是独孤部的主要部分第一次被强徙，是独孤部落离散之始。 ”(80页)第二次：刘亢泥降于慕容氏， 魏书 太祖纪
30、皇始元年 (三九六年)六月“遣将军王建等三军讨(慕容) 宝广宁太守刘亢泥，斩之。徙亢泥部落于平城”。作者指出：“这是魏书所见独孤部民第二次被强制迁徙。 ”(83 页) 独孤部被离散两次，一次是慕容氏所为，一次是拓跋氏所为，这与贺兰部被离散的情况类似。作者在五十九页曾分析说：“部落离散，就其实质说来，本来是部落发育的自然过程，它之所以在道武帝时比较集中地出现，却也是由于道武帝创建帝业的特别需要。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离散部落只留下这几家外戚部落的个案，而大量的对道武帝帝业无害的部落却得以保存下来。 ”显然，作者十分关注、十分强调的是道武帝拓跋离散贺兰、独孤部落，而不是别人的离散行动。但是，根据他提供的
31、事实，不论是对贺兰部还是对独孤部，离散部落的发动者都是不仅有拓跋珪氏，而且也有慕容氏。两家各占一半。既然如此，恐怕就不能把离散部落很特殊地仅仅看成是道武帝为打击外戚部落， “创建帝业的特别需要了”。应该说，作者也意识到了慕容氏在离散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在三十五页又补充说：“看来，贺兰部破败主要是拓跋部借慕容部之力，得利的是拓跋部。 ”这个补充其实没有太大用处。这里所谓“借慕容部之力” 一说，给人的感觉似乎慕容氏只是前台的表演者，而拓跋氏才是幕后操纵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上述由慕容部发动的离散事例就不构成对本书观点的反证了，但遗憾的是，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材料可以证明。所谓“得利的是拓跋部”云云
32、，其实只是一种客观效果而已，并不能因此把慕容氏离散贺兰、独孤部归结为受拓跋氏操纵的、有预谋的行动。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概念问题。究竟什么是离散部落？按书中多数场合的表述，所谓“离散部落” 就是指强制迁徙部落。但十六国时期某个部族强制迁徙另一个部族从甲地到乙地是常有的事情。如果仅在此意义上来理解离散问题，那道武帝离散部落还有什么特殊意义可说呢?作者似乎也认识到这个问题需要解释，所以在七十五页又说：“强徙部落自十六国以来就是常有的事，包含离散部落，但并非都离散。道武帝在完成帝业的过程中，从总体上意识到离散部落的深层意义，理解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因而采取更主动更连续更强烈的措施，不只是迁徙部落，而且还要离
33、散部落。这是他与十六国君主的不同之处。”按这个表述，似乎强制迁徙部落又不等同于离散部落了。 按我的理解，强制迁徙部落不等于离散部落。前引官氏志说：“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 ”贺讷传说：“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 ”按离散的结果既然是“同为编民” 、 “君长大人皆同编户” ，因此所谓“离散”应该是指打破部落内部旧有社会等级结构而言的，唐长孺先生也是这样理解离散部落的，他说“部落的解散使贵族、人民都成为单独的编户”(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 ，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205 页)。而所谓强制迁徙部落，只是把某部落从甲地强制迁徙到乙地，是不可能起到这种
34、作用的。按作者表述，似乎道武帝不只是迁徙部落，而且还离散了部落，但根据前面提到的有关贺兰、独孤部的史料，我们见到的还只是迁徙而不是离散。总之，如果我的理解不错，如果强制迁徙部落真的不等于道武帝登国年间的离散部落，那么本书所有关于此的讨论就值得重新考虑了。写到这里，我不想再就作者的种种可疑推测说更多的话了，因为作者本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前言中说：“我衰年涉入拓跋史题，颇感力不从心、步履维艰，更感到资料不足，结论难下。 ”他还说：“基于以上认识，我把本书所见主要作为窥探拓跋史的一种思路，而不一定是作为确切结论，奉献给读者，希望起到促进思考、共同探求的作用，以期尽可能把古史的这一模糊区域一点
35、一点加以辨识。 ”凭借着几十年的研究经验，田先生当然知道要尽量避免过多推测，本书诸多推测实在是出于无奈，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炊。史料的极度缺乏制约着每一个研究者。他已经竭尽全力了，尽管有些推测还需要再斟酌，但他毕竟已经给我们描述出了一个以前未曾见过的、精细的历史过程。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载，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本传又载司马迁语：“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实录”之说、 “文采 ”之说，正反映了史学的两个特点，一方面，史学是求真的学问，另一方面，史学也是展现史家思想、才华与魅力的手段。换言之，史学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艺术的。从求真的角度看，我对拓跋史探多有疑惑；从展现史家个人才华与魅力的角度看，我又认为这是一部成功的著作。这种矛盾的态度或许就说明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真与美有的时候并不能完全统一。 （原载读书2004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