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随州史前时期随州的文化1、优越的自然环境 032、丰富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043、炎帝神农与随州 064、炎帝神农与中华远古文明 15夏、商、西周时期随州的历史和文化1、夏朝建立前后随州一带有关历史传说 202、殷商、西周时期的“ 南土 ” 233、商周之际的汉东姜姓古国-厉 254、周代汉东同姓封国-唐 27周代姬姓大国-随1、随、曾之谜 292、卓越的文化成就 333、杰出的思想家季梁 394、 神农遗教与农家学派的思想渊源 45秦汉时期的随县1、随县的建制 512、随县经济的发展 543、随县的文化 564、随县绿林军大起义 58魏晋南北朝时期随州的变迁21、政区变迁及其
2、地位 622、人口流动及社会风俗 67隋朝时期“汉东大郡”随州1、随州在隋唐统一王朝中的地位 732、随州社会经济的发展 763、地方吏治及人文活动 804、随州的道教与佛教 81宋元时期的随州风情1、宋元时期随州地理形势 842、宋元时期随州的经济态势 883、宋元时期随州的文化景象 914、高举义旗的随州英雄 95明清时期随州的振兴1、随州的区位形势和政权机构的运作 982、随州经济的昌盛 1033、随州的文化 108近现代随州社会的变迁1、晚清与民国时期随州的政局 1192、清末明初随州经济的变迁 1223、民主革命时期随县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1234、民国时期随县的社会经济 1255
3、、新式教育的缓慢发展 1316、抗日战争前后的随县 132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州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1、随州经济的振兴 1402、独具特色的随文化 150人类始祖-神农炎帝故里 国宝-曾侯己编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大洪山(主峰- 宝珠峰)资料来源: http:/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随州)制作人: 王高耀史前时期随州的文化1、优越的自然环境2、丰富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存3、炎帝神农与随州4、炎帝神农与中华远古文明4第一节 优势的自然环境一、地理环境随州位于湖北省北部，跨北纬 31 度过 19 分至 32 度 26 分，东经 112 度 43分至 113 度 46 分。全市南北长约 130 公里，东西
4、宽约 105 公里，总面积 6989平方公里，人口 157 万。其中，山地面积 4285 平方公里、丘陵面积 2094 平方公里、平畈 530 平方公里、河滩面积 80 平方公里，分别占总面积61.3%、 30%、7.6%、和 1.1%。随州北面与河南省南阳、信阳二市毗邻，南面与湖北省江汉平原的京山县、钟祥市相连，恰好处于北方黄河流域和南方长江流域的交接地带，真可谓西通宛洛，南达吴越，地当荆豫要冲，扼阻襄汉咽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曾对随州的地理形势作了如是描绘：“随北接黾厄，东蔽汉沔，介襄、郢、申、安之间，实为要地；义阳南阳之锁钥，随实司之；其山溪四周，关隘旁列，几于鸟道羊肠之险，洵用武者所必
5、资也。 ”早在远古代中期以前，随州地区全部原始的海洋所覆盖。在其后的吕梁构造运动中（约距今 17 亿年前后） ，因地球构造运动加剧，岩浆不断迸发，地壳发生了强烈的褶皱和隆起，局部地区海水退缩，使湖北境内的鄂西和大别山区第一次成为陆地，但随州地区依然沉睡于大海之中。寒武纪早期（距今 6 亿年前后） ，包括随州在内的大洪山一带才成为古海岛。寒武纪晚期（距今 5 亿年前后） ，随南盆地发生过大规模火山喷发。志留纪末期（距今 4 亿年前后） ，随着随州西北部的武当山一带上长为陆地，随州乃至湖北大部分地区相继成为陆地。在二叠纪（距今 2 亿多年） ，地壳又一次升降频繁，湖北地区又有两次大的海进海退，随州
6、地区也处于时隐时现的变化之中。直到三叠纪末期（距今约 2 亿-1.9亿年） ，地壳再次上升，随州终于连同整个湖北地区告别了大海。地球的构造作用造就了随州奇特的地势和复杂的地形，形成了良好的地势特点和复杂的地貌观：山脉与河流交错，山谷与坡地相衔，丘陵与平地呼应，有“万山千泉百洞 ”之称。随州的北面是属于淮阳山脉西段的桐柏山，其主峰太白顶海拔 1140 米，西南面是褶皱断块山大洪山，其主峰宝珠峰海拔 1055 米。其间为丘陵和坡地，中部是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的平原，称之为随枣走廊，这是古今南北交往的一条重要通道。在平原之上，有 水流贯其间。 水是汉水东面最大的一条支流，它发源于大洪山北麓，流经
7、随州、安陆、云梦，至应城与云梦交界的虾咀分流，西支经汉川北部至新沟注入汉水，东支由云梦入孝感至武汉谌家叽注入长江。在 水两岸，爱百条支流呈叶脉状分布，其中流量较大的厥水、漂水、差水、均水等，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水系，可称之为员水流域。可谓河流纵横，土地肥沃。同样，地球的构造作用也给随州留下了大理石、铜、金、铁、硫、石油等丰富的矿产资源。二、生态环境随州处于中纬度季风环流区域的中部，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因受太阳5辐射和季风环流的季节性变化的影响，随州气候温各，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较长，严寒酷暑时间较短。据统计，年平均降水量大部分地区在 865-1070 毫米，年光照相馆总数在 2
8、009.6-2059.7 小时之间，年平均气温15.5 摄氏度,无霜期 220-240 天。温暖的气候条件，良好地地貌特点，造就了优越的生态环境，尤其是大洪山一带，保留着很多珍贵的植物种类，其中主要包括中亚热带的常绿阔叶林和北亚热带的常落叶混交林。繁茂的植和充足的果根，使随州的动物资源也相应丰富，从腔肠动物、昆虫、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到哺乳类，应有尽有，而且至今还保留有一些珍贵的物种如大鲵、金鱼等。可以说，自古以来，随州大地一直是动植物栖息和繁衍的理想场地。自然环境和生物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在人类的远古时期，良好地自然环境和生物资源是原始人类生存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备条件。
9、由于随州地区处磨擦生代以来气候气候适宜、雨量充沛、林木茂密、绿草成茵、果根丰富、动物繁多，加之大洪山一带石灰岩分布广泛、溶洞发育，因此，随州大地便成为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的重要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第二节 丰富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一、下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考古及相关资料表明，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生活在随州这块宝地上。1957 年 6 月，湖北省文管会一文物调查组在距随州市区约 5 公里的山地采集到一件石英岩打制的石器。该石器打击点集中，半锥体较平，石片角为 118 度，放射线较清楚，而且器物大部分边缘都作了粗糙的第二步加工，刃缘呈明显的弯曲状，在石器左侧，从台面到末端均保留着天然
10、的砾石面。1996 年 5 月经裴文中先生鉴定，确认这件石器是旧石器，这是湖北乃至长江流域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遗物。正是由于旧石器时代人类在随州地区的创造和积累，才为当地新石时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随州境内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十分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50 余处，出土文物近 3000 件，其中较为重要的遗址，有淅河镇西花园、三里岗镇冷皮垭、厉山镇陈家湾、殷店戎家湾、淮 河镇莲花寺、高城赵家庙、万店点将台等 7 处，而通过正式考古发掘的，则只有淅河镇西花园和三里岗冷皮垭遗址。淅河镇西花园遗址表面呈一南北向长方形土丘，高出周围地表约 5 米。遗
11、址文化内涵大致可分为上、下层，下层因已深入潜水面以下，操作十分困难，未能进行大规模发掘，出土遗物很少，查已可主宰其文化内涵与遗愿地区仰韶文化类似。上层为屈家岭文化层。在这一层发现房基 5 座，这些房基皆由红烧土块堆积而成，木骨泥墙，茅草之类盖顶。红烧土由稻草拌泥土烧成，里面含6有大量稻谷壳。发现窖穴 1 座，成人墓葬 2 座，其中一座为二次葬。儿童瓮棺葬发现 6 座，皆用罐、鼎、瓮等陶器 2 件或 3 件横置相套，作为葬具。出土有当时众使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生产工具种类计有骨镟、石刀、石铲、石斧、石奔、陶网附、陶纺轮等，生活用具种类计有陶彩绘扁腹壶、直筒杯、高柄杯、钵形座豆、圈足碗
12、、大口罐、小口罐、鼎、擂钵、盆、锅、甑、器盖、和器府等，装饰品有空心陶坏和玉珠等。此外，还发现有用途不明的鹿角。西花园遗址的发掘，为我们了解随州境内原始文化的内涵、性质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冷皮垭遗址位于今随州城西南 40 公里的三里岗镇冷皮垭，跨越中不仅出土发磨制石斧、石刀、石镰、石箭镞等石器，而且出土了夹砂陶、泯质灰陶与泥质磨光黑陶等陶器，其中以彩绘蛋壳黑陶最为典型。值得注意的是，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含稻谷壳的红烧土块，某些土块稻料呈密集块状，虽大部分已经碳化，但仍能清晰辨识稻壳的痕迹。根据遗址出土文物分析，其文化内涵大致包括屈家岭文化和类似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这两种文化遗存。与随州西北紧邻
13、的枣阳市鹿头镇雕龙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为我们了解随州一带史前时期的文化面貌提供了极富参考价值的资料。1984 年，襄阳地区博物馆组织文物考古工作者对雕龙碑遗址进行了调查。据调查简报报导：遗址中发现有平行条夹弧形纹、草叶纹、白衣饰红彩和棕彩的彩陶片，器类包括曲腹杯、支座、戳孔圈足豆等，都具有大溪文化的因素。尤其是两件复原的曲腹杯，与枝江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第三期同尖顺较为相似。这似乎表明大溪文化的分贝地域已延伸到汉水流域的北端，与中原仰韶文化交汇。但雕龙碑遗址遗物中屈家岭文化的因素仍居主要地位，调查所风彩陶中的风格纹罐形鼎以及扁凿形、瓦棱形、鸭嘴形鼎足等都是屈家岭文化中常见的的器物。而彩
14、陶中的草叶（或钩叶） 、弧线三角、斜方格、大圆点加黑宽带纹和红顶敛口罐（碗）等，又具有浓厚的仰韶文化色彩。为了进一步豫雕龙碑遗址的文化内涵，自 1990 年 5 月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对雕龙碑遗址分区分段进行了 4 次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房址 11 座、灰坑 41 个、土坑墓 33 座、瓮棺葬 29 座，出土了石器、陶器、骨器等数百件文物。墙体中大量稻草的出现，恰与西花园和冷皮垭遗址红烧土中稻谷相呼应。雕龙碑遗址面积约 5 万平方米，文化堆积一般厚 2 米左右，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为雕龙碑一期文化，发现一座由东、西两椭圆形浅坑并靠近组成的简易房址；出土的陶器中，红陶中，红陶
15、略高于 50。其次为黑陶和灰红陶，灰陶极少，代表性器物有陶直口折腹钵、锥足根部按捺多个窝绞的鼎、束腰器座、角形盖钮等。其年代距今约 6000 年左右。中期为雕龙碑二期文化，发现的房址为单间或双间地面建筑，平面呈方形、长方形，建墙不挖基槽，系长方形木骨垛草拌泥而成，墙及室内居住面积均为红烧土；发现的单人土坑墓葬随葬器物极少；婴儿瓮棺葬的葬具主要是鼎、盆、尖底缸、罐、瓮等；出土陶器中红陶约占 40，黑陶交之，灰红陶、灰陶较少，代表性器物有平折沿弧腹盆、敛口钵、口附小杯的大圈足盘和足面饰宽竖槽的鼎、釜、草帽形大器座等。已测定的年代（经校正）为距今 55005300。晚期为雕龙碑三期文化，发现的房址为
16、圆形单间、长方形 3 至 4 间，是挖7基槽起墙的地面建筑，有的基槽还垫有红烧土碎块；发掘的土坑墓除 1 座外，其余的都是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基本上未见随葬陶容器，而普遍随葬猪下颌骨；出土陶器中黑陶略高于 23，灰陶次之，红陶和灰红陶很少，典型器物为仰折沿鼓腹平底罐、矮圈足罐和矮凿形足鼎等，纹饰以浅细的篮纹最具特色。其相对年代约为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早期，估计距今 5000 年以内。雕龙碑遗址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从房屋形制上看，雕楷碑遗址的木骨泥糊墙体、烧烤房屋地面和墙壁与西安半坡、淅江河姆渡、湖北大溪相似，但北方同时期房屋圆形的多、半窖穴式多，而雕龙碑遗址房屋则大多是方形的、地面式的特
17、别是该遗址中发现的推拉滑动式屋门结构，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尚属首次发现。从葬俗上看，雕龙碑遗址的葬俗动工不完全同于北方，也不完全同于南方。如婴儿华瓮葬的葬具，既有半坡人是用一个瓮，雕龙碑人则是用两面三刀个瓮对扣。从出地器物来看，雕龙碑既有类似半坡的尖底瓶，也有受南方大溪文化影响的黑陶，还有大量类陶和彩陶。因此，有的专家认为，随枣走廊人微言轻一个整体，正是北方黄河流域和南方长江流域原始文化频繁接触、交会、吸收、融合之区，将有可能产生（命名）一种新的原始文化类型；雕龙类型遗址墙体中大量稻草和大型陶贮粮器心脏大量酒器、纺轮、猪骨的出现，说明雕龙碑遗址的主人生活的时代，家畜已实行饲养，农耕以水稻为主
18、，纺织已成较为普遍的生业。随枣走廊西花园、冷皮垭、雕龙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表明，在距今 5000-6000 年这近千年的岁月中，随枣走廊有一支远古人类在此生息劳作。第三节 炎帝神农与随州在讨论炎帝神农诸问题时，似有一个前提需要预先明确：自先秦以降，各种典籍关于炎帝神农的种种记载都是间接取之于上古神话和传说，并非有直接文字可考的信史。冯天瑜：炎帝文化研究方法论三题 ， 炎帝与炎帝文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而无论神话或传说，最初都是口耳相传的。扩散得愈广，流传得愈久，变异就愈大。后来见于文献的神话和传说，只是实际存在的神话和传说的一部分，而且必然有不少参差之处乃至抵牾之处。异
19、源的神话和传说，凡互有出入之处，孰是孰非，有些是分得清楚的，可以考实辨明；但也有些是一时分不清楚甚至永远分不清楚的，那就不妨众说并存。对于这类真伪莫辨的难题，宁可多一点模糊性而少一点明确性。先哲有言：“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 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王之事，或隐或显，亿不识一” 列子杨朱 。的确，神话毕竟是神话，传说毕竟是传说，它们折射甚至幻化出远古的某些史迹，适度的模糊才是求实的态度，过度的明确反而会失真。张正明：炎帝杂论 ， 炎帝与炎帝文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对炎帝、神农氏、烈山氏之间的关系及其生地，就应作如是观。一、炎帝、神农氏、烈山氏的分合因由8(一
20、 )炎帝与神农氏 在古籍中，有关炎帝神农氏的记载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在一段文字中只提炎帝或只提神农，对炎帝与神农的关系则避而不谈，如周易系辞下传 、庄子盗跖 、 商君书 画策 、 国语晋语 、 新书制不定 、 淮南子兵略训)、 礼记 祭法 、 史记三皇本纪唐司马贞补。 、 荆楚岁时记 、 括地志等；二是在一段文字中同时提到神农和炎帝，虽说未言明二者关系，但在用词含义中似非一人，如史记封禅书 ；三是将炎帝神农与烈山氏或曰厉山氏视为一人，如世本帝系 、 礼记祭法郑注、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杜注、国语晋语韦注和帝王世纪等。那么，炎帝和神农氏及其与烈山氏究竟是否同一个人? 我们认为对此很难笼统作出肯定或否
21、定回答，其主要原因恐怕是一个“历时性 ”的问题。任何原始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和传说，这些神话和传说记录着他们祖先的业绩，总结了他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寄托着他们的期望和理想，情节虽则离奇，然而具有不可忽视的科学价值和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血统相近和居处相邻的若干原始民族，往往有某些相似甚至相同的神话和传说，异源的原始民族的融合，必然伴随着异源的神话和传说的融合。任何神话和传说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有空间上的移徙与分歧和时间上的演进与变异。因此，对古代的神话和传说，不可拘泥于一地之言、一时之见，而必须作多向的、动态的考察和研究，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历时性” 。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炎帝自为炎帝，神农自
22、为神农，彼此不相涉，神农氏始见于周易 。 周易系辞下传：“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于此可知，神农氏是继包牺氏之后出现的以始作农具而闻名的远古农业氏族或部落的首领。又庄子盗跖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耕
23、而食，织而衣 ”，是“神农之世” 社会生活的突出特点；“ 民知其母，不知其父 ”，则直接指明了当时尚处于母系氏族时期。商君书画策也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 ”此外， 管子 和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也都说到神农。这位神农不用刑政、不起甲兵，显然不是那位曾与黄帝大战以致“血流漂杵” 的炎帝。同时提到神农与炎帝并将神农置于炎帝之前的文献材料，只有史记封禅书所引管子的一段话，原文是这样的：“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牺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
24、；黄帝封泰山，禅亭亭”虽然在一段文字中同时提到神农与炎帝并排出二者先后顺序的文献仅此一见，但这条材料毕竟为我们探讨神农与炎帝的关系提供了主要证据。此外，如前面提到过的文献记载神农、炎帝三种情况的另外两种情况也提供了佐证。因为如果神农与炎帝从来都是一人，为何先秦典籍毫无所载，而所载者皆为汉魏9以降学者的注疏?不过，我们考证早期神农与炎帝并非一人，为的是正本清源，并不意味着完全排除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乃至有过合一的历史。相反，我们认为汉魏以降不少学者将神农与炎帝视为一人，自然不是空穴来风。情况是汉魏以降不少学者将神农与炎帝视为一人，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从主观方面看，神农与炎帝都同农耕有关，他
25、们既是氏族或部落的名称，又是其首领的名号。神农氏的主要贡献在于“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周易系辞下传 ，即发明农耕。而远古时期农耕对天文历象的依赖性非常大，作为“以火名官”的炎帝 史记三皇本纪 ，在天文历象方面显然要高出一筹。加之炎帝部落广泛散居于黄河中游和汉水流域，地广人众，虽较神农部落晚起，却后来居上，一度成为包括神农部落于其中的部落联盟，炎帝也因而成为这个部落联盟的“身号”世本帝系 。但神农部落毕竟兴起较早，对农业的贡献较大，因而成为这个部落联盟的“ 代号 ”或“世号”潜夫论五德志 。 “神农炎帝” 或“炎帝神农氏”在世人的心目中不仅融为一体，而且成为世袭性称号。从民族学角度上说，氏族、部
26、落首领称号的世袭性是自然的或普遍的。例如从亚洲华北平原迁徙到美洲的印第安人的一支易洛魁人部落联盟内， “每一个首领职位的名号也就成了充任该职者在任期内的个人名字，凡继任者即袭用其前任者之名”。即新任首领就职之后， “他原来的名字就 取消 了，换上该首领所用的名号，从此，他就以这个名号见知于人”。摩尔根：古代社会 ，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从客观方面看，炎帝与神农合二而一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共处、同尊、合并三个阶段。张正明：炎帝杂论 ， 炎帝与炎帝文化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战国时代，五行学说大盛。五行与五方、五色相配，有关的古帝不得不按五行学说各就各位。 淮南子天文训说：“中央土也
27、，其帝黄帝 ”；“南方火也，其帝炎帝”。中央为黄色，黄帝是正称；南方为赤色，因而炎帝别称赤帝。五行学说把炎帝定位在南方之后，原来居于南方的神农便与炎帝为伍。这是第一阶段共处。随着周朝的建立，周人陆续东迁。奉炎帝为始祖的姜姓周人除小部在齐国外，多数被周朝派到淮、汉之间，让他们镇守南方。少数姜姓的周人留在关中的东部和中原的西部，势力分散，不为诸侯所重。由此，关于炎帝的神话和传说在淮、汉之间流行起来，在关中反而不大流行了。南迁到汉水中游北部的姜姓周人崇奉炎帝，原住在那个地区的土著楚蛮崇奉神农，久而久之，相互影响，前者也崇奉神农，而后者也崇奉炎帝了。这是第二阶段同尊。春秋中期以后，楚国席卷淮、汉诸侯，
28、所有南迁的姜姓周人都成为楚国的臣民，而且，同楚蛮一起，逐渐与楚人融合了。先前本已难截然分开的同一部落联盟的两位部落首领，终于化成一位古帝炎帝神农氏了。这是第三阶段合并。上述合二而一的过程，大致完成于秦汉之际。因此， “炎帝神农氏” 这个称号10始见于成书于秦汉之际的世本帝系 。大局初定，一时还不易得到公众普遍认可。因此，连大史学家司马迁在涉及炎帝与神农的关系时也表达得含蓄而委婉。 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
29、农氏，是为黄帝。 ”在这里，司马迁既说“ 神农氏世衰”，不能征伐暴虐百姓的诸侯，却又说“ 炎帝欲侵陵诸侯 ”，岂不是说炎帝与神农并非同一个人? 清人崔述在 补上古考信录中即提出如此质疑：“ 夫神农氏既不能征诸侯 矣，又安能侵陵诸侯? 既云世衰矣，又何待三战然后得志乎?且前文言衰弱，凡两称神农氏皆不言炎帝；后文言征战，凡两称炎帝皆不言神农氏。 ”于是，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然则与黄帝战者自炎帝，与神农氏无涉也。 ”然而，崔述却忽视了关键的一点。 史记五帝本纪 这则材料的最后部分，恰好否定了他的意见。司马迁说，黄帝在阪泉战胜了炎帝，又在涿鹿擒杀了尤后， “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30、。这里的被代替者“神农氏”即被战胜者 “炎帝”，说明司马迁在潜意识中是将炎帝与神农氏视为一体的。当然，这个神农氏决不是始作耒耜、教民农耕的神农，而是其后裔中与炎帝同时且共为一部落联盟者吴量恺：神农氏的兴起与炎帝文化的效应 ， 炎帝与炎帝文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大约从两汉之际起，公众才一致认为炎帝即神农了。先秦典籍视神农与炎帝为二，固然有诸多因素，但那时神农与炎帝合二而一的客观条件尚未完全形成则是最主要的原因。(二)炎帝神农氏与烈山氏 神农别号烈山，对此，史家无异议。 “烈山”始见于国语和左传 ，似乎比“神农” 早出，或许是神农氏的古称。 国语鲁语记春秋初年鲁国大夫展禽的话说：“
31、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春秋末年晋国太史蔡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大约成书于战国或汉初的礼记祭法几乎全文引用了上述展禽的话，所不同的只是把“烈山氏” 改为 “厉山氏”，把“ 其子曰柱”改为“其子曰农 ”。其原文为： “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 ”对于礼记祭法 改“ 烈山氏”为“厉山氏” ，东汉郑玄在注中作了说明。他说：“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又汉书古今人表作 “列山氏”。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
32、也说：“神农氏起列山，谓列山氏。 ”实际上， “烈”、 “列”、 “厉”三字上古均为月部来纽入声，王力拟音为王力：诗经韵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读音相同，故可通用。如楚辞招魂 “厉而不爽些” ，王逸注：“厉，烈也。 ”诗经 “垂带而厉”，郑玄注： “厉字当作烈。 ”汉郊祀歌 “体容与，万里 ”，晋灼注：“世，古列字。 ”师古注： “世读与厉同。 ”可见，说厉山氏、列山氏就是烈山氏，是完全正确的。徐扬杰：炎帝神农氏在中国史前传说中的地位 ，罗运环：战国农家学派与神农及神农故里 ，均载炎帝与炎帝文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对于礼记祭法改“柱” 为“农”，唐孔颖达作疏时
33、作了解释。他说：“ 其子曰农，能殖百谷者，农谓厉山氏后世子孙，名柱能殖百谷，故国语云：神农之名柱，作农官，因名农是也。 ”这就是说， “柱”也好， “农” 也好，都是神农之名，其名虽异，其实则同。有的学者认为，柱，就是田主的“主” ，它是由最早的农业工具点种用的尖头木棒演化而成的孙常叙：耒耜的起源及其发展 ，11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据周礼大司徒记载，古代祈年要祭祀主稼穑的神，称田祖或先啬，始耕田者，为此在社稷坛周围“树之田主” ，也就是立木主作为田神的象征。点种棒是最早的农业工具，早期农业阶段正是在它的帮助下使沉睡的种子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因而产生了对工具的崇拜，点种棒成了祭典中主稼
34、穑之神的标志木主，即柱。所以烈山氏之子柱“能殖百谷百蔬” 的传说，记载的是原始农业脱胎于采集狩猎的历史。处于农业前夕的澳大利亚人不仅常用火猎，而且还会利用袋鼠喜食雨后或山火后新生嫩草的认识，组织专门的捕猎。 苏CA托卡列夫等主编、李毅夫等译： 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 ，三联书店 1980 年版。可见对植物生长规律的认识不仅源于采集，也来自狩猎。从民族调查还可知点种棒是从采集用的挖掘棒和狩猎用的矛演化成的，火猎的经验为火耕技术奠定了基础。原始农业与火猎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应是柱为“烈山氏之子 ”的由来，也证明柱是作为农业创始者的代表而成为农神的罗琨：神农架下话神农 ， 炎黄文化与现代文明 ，武汉
35、出版社 1993 年版。农，甲骨文的写法是上从林、下从辰。据古文字学家考证：“从林者，初民之世，森林遍布，营耕者于播种之先，必先斩伐其树木也。辰者，蜃也， 淮南所谓摩蜃向耨 也。 ”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可见“农”与原始农业有关。史前遗址中也多见蚌铲、蚌镰等蜃器， “辰”在甲骨文中正是蚌壳的象形。 说文释“农，耕也” ，但甲骨文中与农字有关而表示行为动作的字写作从林、从辰，下更有一手形，这个执蜃而作用于林木的字隶定为蓐，即耨。可见农的原始涵义应是与刀耕火种农业相关的农具。可能柱与农有同为农具的共性，因而可以互易。柱首先演化成了农，进而演化成神农。因为柱是农神，
36、神农的古义也是农神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文物出版社1985 年版。 吕氏春秋季夏纪有“无发令而干时，以妨神农之事 ”汉高诱注：“无发干时之令，畜聚人功，以妨神农耘耨之事。 ”， 礼记月令也有类似记载，文中的神农即指农神。由于吕氏春秋十二纪与礼记月令可能采自周书一类的古书，所以神农为主稼穑之神应是较原始的涵义。农与神农涵义均为农神，构成均有“ 农” 字，出现时代却有先后之分，可见“神农”这一用语的形式是对“农”“神而化之”的结果。上古社会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极重视祭祀，并对祭祀对象有严格规定。 礼记祭法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
37、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 ” 国语鲁语 说：“ 凡帝、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 ”神农氏所以作为农神受到祭祀，正因为他是有功烈于民的农业发明者。罗琨：神农架下话神农 ， 炎黄文化与现代文明 ，武汉出版社 1993 年版。正如太平御览卷 78 引礼含文嘉所说的：“始作耒耜，教民耕，其德沉厚若神，故为神农也。 ”也有学者认为，神农原来或许是属于厉山氏部族的农业神，其人神的名称可能是“柱” ， “稷”是其职称， “农”是其神性，后来由于信仰者的范围扩大，姓氏和名称不但失去意义，反而成为扩大信仰的障碍，因而失传，便以其神性作为神名而称“神农” 刘守华
38、：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炎帝神农 ， 炎黄文化与现代文明 ，武汉出版社1993 年版。综考诸家所言可知，东汉以降的学者将烈山氏、神农氏、炎帝三者等同起来，自有其缘由。因为作为远古农业发明者的神农要从事农耕，首先必须放火烧山，古代流行的斧耕火种即后世所谓刀耕火种，凡有林草的山，必须先烧后种。而烈山，就是烧山，也就是孟子滕文公所说的“烈山泽而焚之” 的烈山吕思勉：三皇五帝考 ， 古史辨七册中，它代表原始田猎时代的生产12技术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 ，龙门联合书局 1961 年版。 “烈” 指火的程度， 说文火部即谓：“烈，火猛。 ”“炎”指火的形状， 说文火部即谓：“ 炎，火光上(升) 也。 ”原
39、始居民放火烧山，火光熊熊，所以又称炎帝。 “赤”为火之颜色，二字义近，而且形似，至今仍有“赤日炎炎” 之语，故炎帝又称赤帝，如 逸周书尝麦 、 大戴礼记 五帝德皆作“ 赤帝”。由此可见，赤帝是炎帝的别称，烈山氏是神农氏的别称，鉴于稷在世之时为虞代，其父烈山氏有天下之时就更早了，因此烈山氏似为最早的神农。至于神农氏与炎帝的关系，除了前文的论述以外，还需补充一点看法。自从后起的炎帝与神农合一后，炎帝神农氏又成为一个时代概念，即凡该部落集团后裔，既可称神农，又可称炎帝。吴量恺：神农氏的兴起与炎帝文化的效应 ， 炎帝与炎帝文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对此，古人已有所发现。如史记封禅书 引管
40、子佚文谓“神农” 与“炎帝”先后“ 封泰山”，司马贞索隐就引邓展的话说：“ 神农后子孙亦称炎帝而登封者。 ”又史记五帝本纪记：“(黄帝) 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这里的“炎帝”，即沿袭先人称号的炎帝神农氏部落联盟的后裔。韦昭在为国语晋语作注时即明确指出：“神农，三皇也，在黄帝前。黄帝灭炎帝， 灭其子孙耳，明非神农可知也。 ”因此，炎帝神农氏至少有三重涵义，即既可看作部落联盟首领的称号，又可视作部落联盟的代号，还可视作农耕文明阶段的时代概念。正如炎帝、神农氏、烈山氏三位一体一样，上述三重涵义也是三位一体的。二、炎帝神农与随州厉山由于神农与炎帝有时代早晚之别，所以在探讨其生地时也宜将二者分开。至于炎
41、帝神农氏合一后的生地，则另当别论。(一 )神农生地据大量的文献记载分析，神农生于烈山。 国语鲁语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也说：“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 ”礼记祭法的说法也基本相同： “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 ”前文已充分论证烈山氏、列山氏、厉山氏实为一人，其子柱或农即神农。烈山，很可能就是神农之先辈也可说是第一代神农放火烧荒之地，或人以山名，或山以人名，总之神农起于烈山已无疑问。那么，烈山在现今何处呢?对此，魏晋以降的文献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为论述方便，现援引如次：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42、戮水 记：“( 赐)水源东出大紫山，分为二水，一水西迳厉乡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传云：是神农所生处也。故礼谓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子书所谓神农既诞，九井自穿，谓斯水也。又言汲一井则众水动。井今湮塞，遗迹仿佛存焉。亦云赖乡故赖国也，有神农社。赐水西南流入于戮，即厉水也。赐、厉声相近，宜为厉水矣。一水出义乡西南入随，又注 。 水又南迳随县，注安陆也。 ”这一条资料从整体上说明了随县即今随州北部的山川形势，展示了二水分流的整体方位，指出了赐水即厉水，赖乡、赖国即厉乡、厉国，赐、赖、厉声相近，故相通。这表明神农氏曾育于此，并活动于这一地区。吴量恺：神农氏的兴起13与炎帝文化的效应
43、 ， 炎帝与炎帝文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南朝刘宋盛弘之编撰的荆州图记 ，先是图佚，遂称为荆州记 ，后来全书失传。该书是古代一部重要的荆州地志，它记载的“神农生于厉乡” 的传说和事迹，为后世诸书所征引。如南朝萧梁刘昭注释后汉书郡国志时，在原文“随，西有断蛇丘 ”下即注曰： “古随国。即衔珠之蛇也。杜预曰：有赖亭。 左传僖十五年齐伐厉，在县北。 帝王世纪曰：神农氏起列山，谓列山氏，今随厉乡是也。 荆州记曰：县北界有重山，山有一穴，云是神农所生。又有周回一顷二十亩地，外有九重堑，中有九井。相传神农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则众井动，即此地为神农社，年常祠之。 ”唐代初年欧阳询和令狐德芬等
44、人编纂的艺文类聚 、唐代中期徐坚、张说等人撰写的初学记 、北宋初期乐史主持编纂的太平寰宇记 、北宋初期李日方主编的太平御览等著名典籍，皆征引了荆州记关于神农生于随州厉山的记载。唐代萧德言所编括地志记载：“厉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昔神农生于厉乡，所谓列山氏也，春秋时为厉国。 ”唐代后期李吉甫编撰的元和郡县志记载：“ 随县，本汉旧县，属南阳郡。即随国城也，历代不改。厉山，亦名烈山，在县北一百里。 礼记曰：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故曰厉山氏。 ”北宋王存等主编的元丰九域志记载：“随州：神农庙，在厉乡村。 ”南宋罗泌路史记载：“神农井在赖山(即厉山 )，旧说汲一井则八井皆动，人不敢触。今惟一穴，大木旁荫，即其处立社。 ”清代章学诚主持编纂的湖北通志舆地志记载：“厉乡，在州北，今名厉山店。亦云赖乡，故赖国也。有神农社。 ”上述记载无一例外地表明，神农生于厉山，厉山位于今随州北。神农生于随州厉山一说代代相因，众口一词，足证不谬。(二 )炎帝生地国语晋语记：“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长期以来，不少学者把这一条资料作为论定炎帝生地最早、且最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