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关于农民收入的一组文章周其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经济学院）No.C2001012 2001年 12月 25日摘要：经济学的一个分析传统，是将收入流量看成是财富存量的“产出”或提供的“服务”。财富存量是随经济环境的变化而经常发生变化的，因此，凡是影响财富存量的所有事件，都会影响收入。本系列文章在上述传统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角度，那就是财富的产权界定状况，对财富价值、从而对财富提供的收入流量，发生决定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影响产权界定的一系列事件，可以解释近年中国农民收入的变动趋势。结论是，回避产权界定问题求农民收入增加的“ 招数” ，基本上都是缘木求鱼。“Income is a
2、series of events.”-Irving Fisher (1930), The Theory of Interest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一）数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全球名列前茅。同期，占全体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民，平均收入基本没有什么增加。这两件事情摆到一起，需要一个解释。在一些人看来，农民收入不过是或大或小的一个数目字，这个数目字，可以由政府的政策主动加以调控。如果这个见解对头，那么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缓慢和停滞，可就要归于政府无意增加农民收入，或者归于政府调控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实施不力了。但是，我们不是年年看到，政府总是将增加农民收入列为经济政策的首位？为了实施诸如粮食保护
3、价这样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政府难道不曾花费了巨额财政补贴、甚至不惜关闭全国粮食自由市场吗？所以，问题的难点是：政府有意提高农民收入、也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政策措施，但是农民收入的增加还是远不尽如人意。这个难点固然多少令人难堪，但它也提示我们，解释农民收入的变动，不妨到政府意愿和收入调控政策以外的领域去寻找答案。让我们从“收入”概念开始吧。收入是财富产出的服务常识可以回答，收入是挣来的。别人-亲戚、朋友、慈善机构和政府-当然可以赠送我们货币和实物，但那是别人挣来的。问一个浅得不能再浅的问题，凭什么可以“挣”得收入呢？许多人会回答：凭努力。是的，努力是挣得收入的要素。但是，倘若一点“本钱”也没有，无论
4、多少努力，都在空中漫舞，永远落不到地上变成收入。最简单的例证，贩夫要挣钱，努力固然重要，但总少不了一小笔用于周转的资金、一点关于怎样做买卖的琐碎知识、以及或大或小的一些“商誉”这些都是本钱。走卒要挣钱呢？最主要的本钱，恐怕就是他的体魄和脚力。2就是说，本钱是努力的载体。努力是要将本钱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无论如何，任何人离开了本钱，挣不来一丁点儿的收入。在这个意义上， “一本万利”或许是可能的，但“无本生意”就是白日做梦。实际上，种种对收入作出了贡献的“本钱” ，被人们忽略了。你的本钱全部是借来的吗？信用就是你的本钱。两手空空起家？本钱是时间和生命。凡是财富，都可以拿来当作谋取日后收入的本钱。要
5、当心，这里财富的概念，是指对我们人类有用、但又稀缺的资源。阳光对人类重要无比，但不是财富，因为阳光不稀缺。因此，没有人可以省下阳光来当“本钱” 。是的，从当前消费里省下来的财富，才可能成为挣得未来收入的本钱。在这个意义上，当作本钱的财富就是资本。鉴于资本概念已经被搅得模糊不清，我们不妨回到 1907年的费舍尔：资本就是产生未来收入流的财富。这一句话就够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基本线索：离开对财富、特别对财富中拿来做本钱的那部分资源的状况调查，我们无从理解收入。权利是否清楚界定至关重要收入是财富（资本）的产出，是否意味着农民收入增长低迷，是因为农民拥有的财富数量太少，或农民财富的价值偏低？是的，平均
6、而言，我国农民可用的耕地很少、实物和金融资产不多、受教育程度还低。本来嘛，说农民收入水平低下与说农民穷是一个意思。贫穷，还不就是财富的反义词？但是，从财富价值的角度看，上边的道理讲反了！人人知道，庄稼是地里长出来的。但是，要是因此说庄稼的价值由土地的价值决定，那就全盘皆错。事实上，土地所以值钱，就是因为它具有生长庄稼、产生净收益的能力。一块土地究竟值多少钱，是由这块土地未来生长的庄稼所可能提供的净收益决定的。所以，是产出流的市值决定了财富的价值。产出的市值，与市场交易大有关系。如果不加入市场交易，在满足生产者自家的消费之后，产出就没有太大的价值。但是在交易的条件下（也只有在交易的条件下） ，可
7、能发生“物以稀为贵”！市场并没有变魔术，关键是交易提高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从而提高了交易各方的生产率。200 年来，经济学来来回回讲的就是这套道理。传统的经济学只看漏了一点：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没有清楚的产权界定，一项产出究竟自用还是出让、究竟部分出让还是全盘出让、究竟出让的条件怎样决定，难以决择。没有清楚的产权界定，潜在的交易成本可能高到使得交易根本无从发生！这样联系起来，财富的权利界定（产权是也）影响产品市值，而产品市值又决定财富的价值。关于这一点的经验证据数之不尽：赃物卖价奇低，纠纷吓退潜在的房屋买主，战乱时期资产价格大幅度跳水。这些都表明，清楚界定的权利并被有效执行，本
8、身就是有价的。一连串相关事件的影响以上理论，简单无比。第一，不能离开财富（资本）来解释收入；第二，财富的产权界定影响产品市值，进而影响财富本身的价值。但是简单的概念，掌握起来最不容易。不然，为什么费舍尔说：“收入是经济学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由此，我认为解释农民收入的重点，不是政府的意愿和收入调控政策，而是农民财富的产权状态。比较起来，要是今天我国农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足 5%，而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所得 50%以上，什么收入调控政策或许还大有用武之地（至于长远的代价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使人感到调控政策专家生不逢时。简明的理论，只为调查和分析指明了方向。农民财富
9、的产权状态，涉及一系列互相影响3的复杂事件。为了便于阅读，我将用几个专栏文章的篇幅，选取几项重要事件作为调查的重点。可以向读者预告的是，我解释数年来农民收入几无增长的总线索，是除了耕地使用权，农民财富的产权界定在考察期间没有实质进展。粮价冲击土地承包权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二）本文讨论耕地权利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如我已经交代过的，财富的产权状况对收入的影响巨大。那么，改革二十年了，耕地资源的产权怎么样了？土地承包是伟大发明目前我国的最普遍的耕地制度，是集体土地由农户长期承包经营。要讲清楚“集体制”（完全不同于基于私人产权之间自愿选择的任何一种合作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只要农户私人承包
10、经营的合同条款清楚、能够被有效执行，集体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不要紧。讲不清楚的集体土地，清楚地承包给农户私人经营，这是农民的一项伟大创造。天下的合约，都以各缔约方清楚的产权为基础。我国的土地承包制，却能够在不准许私人合法拥有生产资料产权的环境里，通过一个承包合约，就界定了农户经营耕地的权利。仅此一条， “伟大”当之无愧！但是，挑战土地承包制的英雄好汉还是层出不尽。有人说农户经营规模太小；有人说该向“高水平的集体化”跳跃；有人劝说领头包产到户的小岗村“再带头走集体化大道” ；有人高举从来没有实行包产到户的“共产主义村庄”样板；还有人干脆提出“农地国有化”的宏大主张。总算上天有眼，这些挑战无一成功
11、。政府农村政策的第一条，还是“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 。粮价大涨质疑土地承包没有料到，挑战土地承包制的竟然是市场形势。1993 年秋后市场粮价大涨，闹得销区人心惶惶。京城一些研究权威，言之凿凿：粮食涨价引发通货膨胀，食品价格对物价指数上升的“贡献”高达三分之二！刹那间， “农业规模经营”卷土重来， “管制粮价”呼声四起。政府选择了粮价管制。全国范围内，粮食收购由政府粮食部门专营，私人粮商一律不准收购粮食；相当一批城镇，重新实行粮食统销。象北京这样的首善之府，还请回了购粮本，居民须凭本买粮。如意算盘，就是通过管制粮食市场，抑制通货膨胀。麻烦在于，单单管制粮食价格是不够的。生产粮食要用化肥、农药、电
12、力和各色机械；生产这些投入品，还要更多的投入品。政府管制粮价，非同时管制全部生产粮食的投入品价格，否则， “成本”终究还要把粮食价格顶上去。说粮价带动物价上涨，那么什么因素推动了粮价上涨呢？等到发现全部物价都在上涨（虽然上涨的幅度和先后有所不同） ，人们才发现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天下只有一个地方真正出了问题，那就是政府的印钞公司印发了太多的钞票。在高通胀下，重点管制粮价，等于宣布农民必须购买其他价格发毛的产品、但只准按照低于市价的统购价“出售”粮食。读者想来不难明白，如此之下，农民的收入会怎么样。储粮行为，不可小视还有一个插曲。通货膨胀期间，粮价为什么上涨得更猛？回答这个问题的假说无数，但4是对
13、我来说，宋国青的解释最有说服力。宋国青发现，农民一旦形成高通货膨胀预期，会增加粮食存货来应付。是的，任何实物存货都可以用来对付通涨。但是，粮食毕竟比较容易保存，而全国有亿多农户！每个农家多存两麻袋粮食不是什么大事，加到一起，数百亿斤粮食从“可售”转为“存储” ，市场粮价还不疯涨？懂得在高通胀条件下储粮惜售、避害图利的，当然还有国有粮食部门。比较起来，这是“机构大户” ，可以合法大手收购粮食，并且拥有雄厚的收购资金、储存场地和设施。既然预期粮食价格还会上涨，理性的选择当然是多储“良币（粮食） ”、多抛“劣币（钞票） ”。政府要国有粮食公司开仓卖粮，平抑市价，难道不是与虎谋皮？所以，政府越管制粮价
14、，农民和机构越惜售。你想一想，连市价都不能刺激农民售粮，政府要以低于市价的管制价格来收，还不是动员大家能躲则躲！存粮惜售行为的普遍化，推动粮价暴涨。至于关闭粮市、驱逐私人粮商，那都是火上加油的劣招。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粮食增产的条件下粮价依然可以大涨。这样“反常”的事情，1985年有过一次，1993 年是第二回。问题的关键不是土地承包制潜力已尽，不是农业生产规模太小，不是粮食消费需求缺乏弹性，更不是农产品带动物价全面上涨。要害只有一个，就是政府过度发钞，通胀预期“命令”农民和机构一起存粮待沽。但是，众多行家里手，没有几个真正弄懂了个中事理。比如，世界银行化了大价钱雇来的专家，好象到今天也没有看
15、懂宋国青的报告。价格管制等于动摇承包权是的，政府宣布管制粮价但没有宣布取消土地承包制，比“再版集体化、国有化”高明了一万倍。土地承包制是中国产权改革的第一块基石。土地承包制废了，不但农户恐慌，城乡全部个体户、私人企业主和公有制企业的承包经理，都会恐慌。那就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局面将回头再来。但是，我也要向读者指出，粮价管制连同管制扩大化，同样会产生削弱和动摇土地承包制的效果。这是因为，农民承包土地并不是为了诗情画意般的“对土地的依恋” ，而是要解决民生问题。承包权界定了农民运用土地和劳力等“本钱”来挣收入的权利。但是，要是种什么、种多少、卖什么价、卖给谁，统统都要被管制，那么土地承包权中就只剩
16、下“耕作（使用） ”权，而收益权和合约权都遭到限制。关于这一要点，我们下回仔细分解。交易权是产权的重点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三）粮价管制与土地承包，看来风马牛不相及。政府迫于市场形势，对粮食实行价格管制，同时又宣布继续稳定土地的家庭承包制。这样两项政策，彼此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说，管制粮价同样产生动摇土地承包权之效？ 产权一束，互相关联感谢许多产权经济学家的工作，使我们可以知道，产权是关于经济资源多种用途的选择权。其中，最基本的权利是张五常讲过的三项：使用、收益和交易。我们也可以知道，一束产权当中的各项权利，可以分别行使。一处房屋，可以由房主自己居住或出租，同时又抵押贷款，获得一点本钱。一鱼
17、两吃，对经济的意义非同小可。渐进主义的改革实践，还使我们相信，产权束中的各项权利，是可以分步界定清楚的。是的，早期的土地承包，只涉及清楚的农户耕作权。其他关系土地的权利，包括种什么和种5多少的决定权、农产品的市场交易权，以及承包土地的流转权利等等，都是后来“改革深化”的结果。但是我们也许忽略了产权经济学的一条重要道理。那就是，产权束中的各项权利，互相关联，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还以房屋为例，同一所房子，允许居住、但不准出租和买卖，比之于可住可租可卖， “产权”有什么不同？在那些可卖的房屋当中，对于房屋使用设置了种种苛刻限制的，卖价是不是通常要低？思考这类问题，要注意产权无非就是选择的权利。取消或
18、限制选择，与取消和限制产权同义。价格管制限制产权所以，认为价格管制只不过是政府管一管物价而已，是浅见。在任何情况下，价格管制都不能避免侵犯产权，特别是侵犯收益权和交易权。1997 年卷土重来的粮食市场最高限价，为此提供了经验例证。为了达到控制粮价的目标，政府不得不把对市场价格的管制，扩大到对市场渠道的管制（宣布政府粮食部门垄断粮食市场） ，再扩大到对粮食生产成本的控制（宣布农用生产资料供应的政府垄断） ，进而又扩大到对粮食生产的管制（控制粮食种植面积） 。这说明，市价 1元的稻谷限价 8毛出售，绝不是小事一桩。要不是比较全面地限制农民一系列选择的权利，天皇老子也不可能让每斤稻谷“便宜”2 毛钱
19、。价格管制不断地自行扩大，完全合乎逻辑。但是这样一来，种什么、种多少、在什么成本水平上种？卖什么、卖多少、什么价、卖给谁？这些选择权都要从农户承包土地的权利束里，划出来归政府的管制部门。这样的产权变动，对农民的收入发生什么影响？粗略分析，主要是三项：（1）生产粮食的意愿下降，结果是相应生产的收入减少；（2）按照管制价格交售粮食的意愿下降，相应的货币收入减少；（3）生产和出售非管制农作物的意愿提高，但必须以完成管制品的生产和交售为前提，否则就要增加对付管制的耗费。结果，在高通胀时期管制粮价，农民不但要交纳“通货膨胀税” ，而且要交纳粮食差价税。是的，农民按照管制价格多生产、多交售粮食，可以得到更
20、多的收入。但是，那样一来，农民用于生产和销售非管制产品的资源就将减少，农民反而更多吃亏。值得记住，在某些局限条件下，农民粮食收入的减少是避免更大吃亏的结果。“残缺”新解人们不免要问：天下有没有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产权？答案是，几乎没有。原因很简单，当一方完全自由地行使其产权，可能妨碍他方完全自由地行使产权。你买了房子，也买了音响，是可以在你的房子里放音响（行使产权也） 。但是如果你妨碍了你的邻居在他房子里休息（也是行使产权） ，你的产权就不能不受到一些限制。Alchian 有先见之明，他把产权定义为选择权的时候，加上了“由社会强制执行”的严格条件。是的，在鲁宾逊的荒岛上可以有绝对的产权。但是在那
21、个地方，要产权何用？社会对产权施加的种种限制，在性质上可以有分别。一类是普遍性的限制，就是任何情况下、任何人的产权都要受到的限制。半夜 11点以后不能将音响开得太大吗？那就家家如此、天天如此。另外一类限制，是特殊的，仅仅针对某些人，或者仅仅针对某些特殊情况。不同的限制，通过对预期的不同影响，作用于产权当事人的行为。产权经济学的文献里，有一个“产权残缺”的概念，说的是“完整的产权权利束里有一6部分被删除” 。需要补充，对一部分产权权利的删除和限制，如果是普遍性的，那就还可以预期；如果是特殊的，就难以预期。从经济行为受预期调节的角度来看，由种种特殊限制造成的残缺，显然对产权的损害更加严重。不幸的是
22、，粮价管制恰恰属于对农民土地承包权的特殊限制。虽然政府控制着钞票的发行，但是政府常常被各种经济形势支配，不能稳定货币的发行数量。同时，对政府超量发行货币（或者发行太少） ，什么时候引发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 ，专家们吵得一塌糊涂，农民怎么可以预测清楚？总之， “此诚危急”的时刻，价管说来就来。对于农民而言，粮价管制这类“国家大事” ，比天气还难以琢磨。有人奇怪， “土地承包制长期稳定 30年”的承诺，已经写进了政策文件和法律文件，为什么农民还是漠然处之？除开其他因素，我认为，时不时的农产品价格管制，表明“特殊限制”依然是现行土地承包制的一部分。既然特殊的残缺一时挥之不去， “长期不变的土地承包
23、权”不免就大打折扣了。保护粮价与垄断市场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四）果不其然，1997 年“软着陆成功”欢声乍起，通货紧缩紧跟就出现了。于是，又要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农民方面，因为粮食和农产品市价大幅跌落，农民名义收入下降，于是政府宣布粮食保护价政策。本文讨论，实行粮食保护价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政策目标是粮食粮食保护价政策，摆明政府非常在意农民的收入。试想，粮食卖不出好价钱，受损害的是花了各种本钱种粮食的农民。现在，政府不惜大手以高于市价的水平收购粮食，还不是要照顾农民收入？疑问是，政府有意增加农民收入，为什么不直接给农民发钱，而非要通过粮食保护价机制来干预粮食的价格和收购？我认为比较合理的解
24、释是，政府粮食保护价政策的着眼点，并不直接就是农民收入，而是粮食粮食供应的保障和平稳。中国这样的国家，多年缺粮缺怕了。人们担心粮食市价大跌可能损害下一个周期的粮食供给能力，所以要求政府用保护价来托一下粮市。问题是，政府是否算清楚这样做的全部代价？ 保护价的政策成本粮食保护价政策，不是免费大餐。第一项比较明显的代价，是财政的粮价补贴。市价 1元的稻谷，要按 1元 2毛的保护价收购，政府每收 1000亿斤，要补 200亿人民币，收 2000亿，补 400亿元。第二项，政府收购到手的粮食，要支付保管费用。粮食的仓储代价，包括仓库费用、贷款利息和损耗，向来不低。政府的仓储，如广东人所讲，是“阿爷（公家
25、） ”的生意，浮费还要高人一码。第三项，政策被利用的成本。大家都听说过“出口退税”变成大规模“骗税”的故事。我国“粮食战线”上，骗取价格补贴，早就算不得新鲜事。粮食不会说话，不能自述它是按保护价从农民那里收来的，还是被其他人按市价收购、再“倒卖”给国家粮库的。令人尴尬的是，国有粮食部门干起后一种勾当来，非常“专业对口” 。第四项，因为上一项代价存在，所以，开会教育、对帐验库、明查暗访、立案破案、杀7一儆百，一样也不能少。上述各项代价，在通缩时期会显著增加！我们已经说过，预期影响农民的存粮行为、然后存粮变动作用于市价。通胀如此，通缩也如此，只不过方向掉转了 180度。在通缩预期的作用下，上亿农户
26、每家减少一点存粮（此时粮食成为“劣币” ） 、增加一点出售，就可以把粮食市价狠狠向下拉。比较明显的是，市价与保护价的差距越大，执行保护价的代价就越大。“顺价销售” 出新招所以，能不能坚持粮食保护价，关键是政府有没有足够的“本钱” ，来和粮食市场的波动起伏下注。经验表明，补贴这类好事，明帐易算，暗帐难防。前几年一份审计报告曾披露，国有粮食部门亏损、挪用、浪费的资金达千数亿人民币之谱，粮食成为财政的一个大黑洞。代价如此昂贵，政府怎么承受得起？就是财力没有问题，又怎样向纳税人交代？1998年后的粮食保护价方案，终于出现“新意” 。政府宣布，国有粮食机构按保护价收购农民粮食，然后顺价销售。各位读者，你
27、知道什么叫“顺价销售”？那就是允许国有粮食部门将其营运成本，一起摊入粮食的销售价格！这里的算盘是这样的：既然政府出价最高，粮食当然全部被收购到政府手中；既然政府掌握全部市场粮源，它“顺”出来什么价，还不就是什么价？新政策的意图，是维持粮食保护价政策，又减少财政代价。是的，政策的理想可圈可点：政府成功地将粮食“顺”给了消费者，不但可以消除国有粮食部门的财务亏损，而且含在政府粮食保护价里的补贴，也等于谁购买、谁支付。政府顶了一个保护粮价的名义，至多垫付一些粮食收购周转金。农民收益、政府不亏、市场稳定，岂不是皆大欢喜？不料，新版粮食政策百密一疏，把需求的力量看低了。想想看，政府的保护价已经高于市价，
28、再加上国有粮食部门奇高的营运费用，如此“顺价” ，买家难道真的听之任之、无动于衷吗？殊途同归靠垄断市场的回应是：粮食不可不买，但可以大大地少买。所谓非买不可，是说一部分粮食非消费不可，且除了政府粮食部门，别无他处买得到。但是，不吃就要饿死的那部分粮食，少之又少。其他部分，你政府的顺价走高，市场的需求量铁定走低。说怪不怪， “需求”作为千百万人分散的决策和行动，居然从来不出大错。买方拒绝照单全收，政府的伟大意图将保护粮价的财政负担“顺”给买方就不可能完全成功。更有为数不少的农民，对政府实行保护价的承诺坚信不移，继续增加粮食生产、增加粮食出售。供求夹击之下，政府粮食部门的财务负担，不减反增。于是，
29、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空子” 。在财政负担、仓储容量和收购意愿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粮食保护出现程度不同的“有价无市” 。你派员下去检查吗？他说敞开收购，你走了，他照样关门。这就给私人粮商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按市价收购粮食，因为农民卖不动粮食，有人按市价收，总可以卖一点。由于彼此竞争，私人粮商的“顺价”远比国有粮食部门的低。这样“低来低走”的粮食，就是市道不景气也可以找到买家，应该不需要“论证”的吧！因此，政府就非全盘关闭粮食市场不可。道理很明显，现在如果不把“卖便宜粮食的”赶走，政府粮食部门“高来”的粮食不能“高走” ，砸在手里岂不成为大麻烦？1998-2000 年间，政府加大用行政手段垄断粮食市
30、场的力度，皆由此而起。结果我们看到，政府按保护价收购有困难，私人粮商按市价收购又不合法。全部粮食市场的实际容量也就是农民的售8粮总收入，因为实行粮食保护价引起的一系列事件，反而减少了。 “多”了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粮价飞涨政府要垄断市场；粮市大跌，殊途同归，还要政府垄断市场。抑商即抑农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五）话说 90年代中期，无论粮价大涨还是大跌，粮食市场总是难逃行政干预、调控和垄断。无巧不成书，农民收入伴随这一系列事件而呈现停滞趋势。我在上两文已经解释，粮食的高价管制和保护收购，怎样直接抑制农民收入的增长。本文集中说明，政府在粮食供求之间插了一杠子，抑制企业自由介入粮食生意，从而对粮农
31、收入的增长，产生间接的负面影响。普遍趋势里的各个不同差不多二百几十年前，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通过分析当时家庭开支的记录，发现食品开支占家庭总开支的比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二百多年以来，恩格尔定律经过各种验证，至今屹立不倒。不过，在每一个真实经济里，收入增加究竟引起食品开支多大比例的下降，还没有发现定则。就是说，从人均收入 300美元到 1000美元，食品开支的比例一定呈下降趋势，但究竟降为 25%，30%，还是 35%，那就不一定。我看过一项收集全世界 107个国家数据做的研究，结果是同样的收入水平之下，不同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可以相差 5到 10个百分点。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不同呢？哈
32、耶克论及农业的时候，有过一个论点。他说：一旦收入的普遍增加超过了一定水平，“那么除非市场向人们提供了他们所喜爱的新的食品，否则他们不可能在食物上增加开支”（见自由秩序原理 ，邓正来译本，下卷，第 139页） 。我认为，哈氏此说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为什么在普遍的恩格尔趋势里，不同的经济还是各个不同。可不是吗，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消费需求的自由度就增加了。除了那些维生的“必须开支” ，人们开始有更多的余钱来购买“非必须”用品。既然“非必须” ，那么多吃美餐少买时装，或者多买时装少上餐馆，都是可以的。不过这个变化一来，各种原本毫不相干的产品和服务，都要挤到一起来竞争买家的那部分“自由购买力” 。哈耶
33、克的见解高人一着：如果市场提供了人们所喜爱的新食品，食物开支是可能增加的。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一种新食品具有如此“致命吸引力” ，以至不但把居民的食品开支拉上去，而且还随收入增加而提升恩格尔系数。但是，用新食品相对竞争力的差异，来部分地解释同等收入条件下恩格尔系数的差异，不会太离谱吧？“生意眼” 至关重要看看我们的餐桌、食品购物单和大街小巷里的餐饮业吧，市场上冒出来的新食品何其多也！在北京城里满街招摇的“加州牛肉面大王” ，我在洛衫矶读书 6年可是闻所未闻。 “康师傅”据说是一家台湾的“乡镇企业” ，到了大陆市场，一年的方便面生意就做上百亿。四川刘氏兄弟在饲料市场上直追泰国正大集团的故事，
34、不是改革开放怕永远不能听到。还有那把大城市团团围住的“白色革命” （塑料大棚） ，所谓的“反季节菜果”赚去了多少钱？没有看到谁做过计算，所有这些“新食品”总共增加了多少对初级农产品的需求。我只能提供一个自信不容易被推翻的判断：倘若这些新食品一样也没有出现，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一定比现在还要不济。 “新食品”对增加农产品需求的意义，不容质疑。提供新食品，要靠企业家的“生意眼” 。我每次看麦当劳的红火生意，都会增加一点对9“企业家创造市场”命题的信心。试想那些从来没有尝过汉包的孩子们，怎么就是喜欢那种滋味、那种“吃法”以及那些个颜色和摆设呢？要说是需求刺激供给，本土的饮食习惯不知汉包为何物，谁能够凭
35、空提出如此的“需求”来？事情似乎是反过来的。不是由消费者下单，然后生产者照单生产，而是由“生意眼”先“猜” （或者叫“科学的市场调查和预测” ）消费者将欢迎哪种产品和服务，然后不断地“试” ，不断地改，直到形成投资、生产和供给。市场的本质，也许从来就是这样的。离开了“生意眼们”前仆后继的“猜”和“试” ，哪里会有什么需求的创造和市场的扩展？我们要记住的重点，是粮食、农业和食品，没有一个可以成为例外。抑商即抑农政府在粮食的供销之间插上一杠子， “生意眼”只好敬而远之。1998 年秋冬时节，我听北京“红磨房”的创办人讲他的面粉和面包生意。这位温州出生、在法国打工并进修了一些工商管理课程的人士，对大
36、都市中高档食品市场情有独锺。不料，千难万难生意上了轨道，粮市政策忽然收紧，除了政府的顺价粮， “红磨房”不得自行到市场上收购麦子！有了这个故事垫底，我对后来四川刘氏饲料公司不断向房地产、高科技“转型”之类的报道，就有了新的一层理解。放眼看去，涉足农业和食品的公司，分布的规则清晰可寻：行政干预越频繁、开关越没准的市场（比如粮食和棉花） ，象模象样的公司越少；有点看头的公司，比方大连、上海的远洋捕鱼、内蒙的奶制品和毛纺品，个个远离“顺价粮”那样的咄咄怪事。是的，对经济行为的解释，有时可以象万有引力定理一样可靠。在一个时而开放时而关闭的市场上，谁会打长期算盘呢？既然如此， “生意眼”只好到别处下注。
37、结果，越是“事关国计民生的战略产品”如粮食棉花，企业家生意眼的投入越发不足。没有企业家的帮助，农民要在恩格尔系数下降的趋势中，靠食品品种和品质来博取收入增加，根本没有胜算的可能。由此，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大错特错。正确的经济观是：重农必重商，抑商必抑农。政府真的要重农吗？请尽快从粮食市场脱身，放手让生意眼在粮食市场、棉花市场和一切农产品市场上大展拳脚。放弃农地的代价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六）农地一旦转成工业用地或城镇用地，其市值上升数倍甚至百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地的产权主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农地转为他用引起的增值，是由农地产权制度特别是农地权利的转让制度决定的。“地价增值归
38、公”大错特错差不多一百年来，有一个起源于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乔治.亨利的理论流传甚广。这个理论说，土地从农业转为工业和城市用途而引起的市值上升，是社会因素使然，与土地的主人没有关系。因此，如果地主从地价增值中获利，是不公平的。当年孙中山先生受乔治.亨利学说的影响很深。作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不但以“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而且认定必须禁止或限制地权的自由买卖，否则“富者田连纤佰，穷者无立锥之地”将卷土重来。在中华民国的政策传统上， “土地涨价要归公”一直是一句响当当的口号（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 。10但是，不论“土地涨价归公” 多么振振有辞，其背后的经济学却是错的。这种经济学认为，世间各种资源的
39、市值是由其成本决定的。难道真有“成本定价”这回事？举我桌上的茶杯为例，如果它从 1000公里外运来，难道就比它从 1公里外运来要卖得贵？倘若“成本定价”的理论对头，生产者不断提高成本就纷纷获利，人类的福利一定低得不值一提。权利本身有价现在我们遇到的，不过是一个特例：生产成本为零之物，市值突然飙升。一幅农地对于工业、城市的意义，不是肥沃程度，而是现在房地产商经常讲的位置、位置、位置。农地因“位置”突然身价百倍，而农地之主对于“位置的生产”显然没有下过任何本钱。他们可以从土地溢价中取利吗？可以的。因为农地主人对土地增值有一项重要贡献，那就是“放弃”农地的使用权。想想看吧，要是地主不放弃土地使用权，
40、工业家、地产开发商、城市规划官员们相中的“位置” ，增值从何谈起？放弃一项权利，要有代价。这个道理不难明白。农地的主人本来可以通过使用农地而获得收入，要他放弃使用，他就没有了那笔收入。因此， “由自己使用农地的所得” ，就构成了放弃使用权的代价。你不出一个合适的价钱，他横竖不会放弃本来可以有所得的农地使用权的。“值”字三讲比较不容易明白的，是产权的主人只有在他认为“值”的条件下，才接受别人的出价而同意放弃使用权。在真实世界里， “值”还是“不值” ，是头等的大事，不可以不讲清楚。抛砖引玉，我先讲三点。第一点，面对同一个出价，张三说值，李四说不值，他们两个都对。这就是说， “值”还是“不值” ，
41、是非常个体的、主观的判断。不明白这一点，经济学没法入门，因为象边际、比较优势这类概念，都以个体的、主观的判断为基础。这是经济世界不同于物理世界的地方，值得讲究“科学”者特别当心。以为掌握了经济学，就可以替别人、替“社会”做判断，是走入歧途。第二点，一支铅笔 5毛钱，买者认为“值” ，是他认为得到的铅笔对他而言，高于他所付出的 5毛。对于卖者呢？“值”就是他所得的 5毛，高于他为生产这支铅笔的全部所付。一笔生意成交，双方都认为“值” 。这是市场经济最令人着迷的“戏法” 。第三点，按照各方认为“值”的原则成交，所谓“资源配制”才有效率。这是因为，卖者放弃使用、换取收益对卖者更“值” ，而买者放弃收
42、益、换取使用对买者更值。普遍照此办理，那就不论资源归谁所有，非落到更有效率的使用者手里不可。商业世界，熙熙攘攘， “倒买倒卖” ，不亦乐乎，讲到底，就是不断在发现谁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资源。香港土地制度不高明所以，工业化和城市化要占用农地，仅仅“补偿”农民失去土地的代价是不够的。要证明土地被工业和城市用更有效，最简单可靠的办法，就是占地者的出价，要高于农民自己种地的收益。各位切记，惟有这样一条简单的准则，才能普遍有效利用土地。人们也许疑问， “补偿”要高到农地的主人认为“值”的程度，不会损害工业化城市化吗？看看历史吧。西欧、北美、日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领先全球，土地制度都是清楚的私人所有、自由买卖、
43、按值成交。难道 1700年的英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 25%，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结果？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工业化城市化大有苗头，难道与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法律保11障土地交易无关？被叫做“资本主义”的经济里面，香港是一个例外。因为是殖民地，香港的土地曾经全部归英国女王所有。为了在国王的土地上发展经济，香港发明了一个“土地批租”制，由政府主事，让工业家、地产批发商竞标购买一个时期内的土地使用权。政府“批”出土地，得到收入；业界得到清楚的、可以再度交易的土地使用权。不料政府当“地主” ，也可以别出心裁。为了更多一点财政收入，香港政府特意控制土地的供应数量，旨在“少批多得” 。香港政府常常“规划”
44、出一块土地，因为市场竞价“不理想”而收回，待来日再批。看到被当地人称为“石屎森林”的摩天大楼自天而降，你可不要以为香港的土地资源已经耗尽。事实上，港九岛上未开发的土地还有 70%强！ 如此一来，我们东方之珠的地价就在全球称王。是的，香港的税法简明而所得税率很低，连弗里德曼都说过值得美国学习。但是，香港政府通过土地批租而征得的“暗税” ，在资本主义经济里举世无双。香港要不是具有区域性的市场经济制度（特别是金融制度）的竞争优势，那样天价的土地市场无论如何是撑不住的。好在香港没有多少农民，无论土地制度如何，与农民收入没有大的关系。中国大陆挟 9亿农民之众，农地转非农的制度在国民党的“土地涨价归公”
45、、斯大林的国家工业化、人民公社集体制等等传统之上，又“引进”一套香港批租制，实在兹事体大。要知究竟，听我下周道来。“国土制”剥夺农民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七）按照现行土地制度，农地一旦转为工业或城市用地，就由“民土（农民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 ”变为“国土” 。在工业化城市化急速推进时期，这一事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可不察。三连环：民土变国土兴高采烈搬进商品房的城镇“房地产主”们也许并不清楚，他们物业的基础土地是怎样从农用转为非农用、同时又从民土转为国土的。简单作一个描述吧，那是一个三连环的过程。第一环，农地征用。政府根据发展规划，按照一定的行政审批程序，将农地征用为工业或城市用地。这里最画
46、龙点睛的，是“征用” 两个字。你道何谓“征用”？就是政府占民间财产为己用， “剥夺、充公、没收”的同义词也。试想，农地不是敌产，工业化城市化也不是战争或救灾，为什么非征用不可？这一问，就问到了问题的老根上。我以为，要害就是土地不能交易和“土地涨价要归公” 。在征用制之下，土地并没有被买卖，当然更无涨价之虑。 第二环，向集体支付补偿。政府征用了农民的土地，一点补偿也不付，总是交代不过去。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征地 1亩的补偿金，也就等于种植 1亩土地三几年所得的净收益！这分明是斯大林式的国家工业化剥夺农民的一个侧面了。不过，那时的人民公社可以“集体地”分摊土地被征的后果，犹如乡下人家添丁加口
47、， “桌上加双筷，锅里添瓢水”就对付过去了。现在，农户算是拥有了长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只要涉及到征地，农民还是只好“退下” ，要由“集体” （也就是几位乡村权力人物）出面，协调政府征地、领取并分配征地补偿。第三环，土地批租。政府向集体支付了征地补偿金之后，就可以放手批租土地了。当然，12这里批租的是土地在 50-70年间的使用权，而不是土地所有权。这一点很要紧，不但维系了“土地不准买卖”理论的面子，也使得对农民的征地制，看起来不怎么象“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权力租金替代权利租金这样一套土地制度，为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占用农地，混合了“土地不得买卖和涨价归公” （征地制） ， “国家
48、工业化” （超低补偿） ，人民公社制（惟有“集体”成为农民合法代表）和“香港经验” （土地批租制） ，实在自成一家。这再次表明，在迫切的经济需要面前，任何强大的传统总免不了要发生变异。这套组合起来的土地制度，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特征。 （1）决定工业和城市用地供给的，既不是农地的所有权，也不是农地的使用权。就是说，农地产权在法律上没有资格作为土地交易的一方，无权参加讨价还价。 （2）政府对工业和城市用地需要做出判断，运用行政权力（包括规划、审批、征地）决定土地的供给。 （3）权力租金而不是土地产权的权利租金成为目前农地转向工业城市用地过程里基本的经济刺激。在如此约束之下，各相关方将如何行为呢？两不
49、经济以权力租金驱动土地流动，效果如何还需要长期追踪观察和研究。目前我看这套土地制度，逻辑的一致性还在其次，实际效果上“两不经济”的端倪已现，值得注意。这里所称“两不经济”现象，是指目前大都市因为行政控制过严，所以土地供给普遍不足，结果地价过高，可能步香港经济之后尘；而许多小地方，却同时因为行政控制松弛，使得那些没有什么效益的工业和城镇建设项目，大量滥占了农地。简单概括，一头严重浪费城市化的机会，一头大量浪费农地。不是吗，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地的“市场地价” ，已经高得令一般产业界人士侧目，而红火的房地产市场，看来看去还是不能完全脱去“丹顶鹤”特色由境外和境内高收入人士的购买力主导离“国民经济主导产业”还差得远。其实，精明的房地产商人怎么会不知道，客户没钱赚的生意是做不长的。但是要让房地产价格降下来，就要把地价降下来，把政府附加在土地上的种种取费降下来。为此，首先必须大量增加商业中心城市的土地供给。问题是，土地供给控制在政府手里，而大都市的政府，差不多一股脑儿在学香港不但学土地政策，更学政府开支模式。如此下去，内地很快会出现若干个香港。那可是所得税率比现在香港高一倍、而地价拿收入平均所得水平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新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