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林彪“5.18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1966年夏，周总理几次在谈话中提到“北京工作组”或“首都工作组” ，我一直没搞清它具体指什么。这篇文章解答了一些疑问。同时，这篇文章也为林彪做了一些辩护。71年后批林彪时，有人指责他的518讲话是念政变经。其实，防政变是毛主席自己部署的。他从1965年底离京，直到1966年7月下旬才返京。因为到7月底， “北京工作组”已经明了北京没有政变的威胁。林彪在著名的1966年“518讲话”中提及：“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
2、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本文试图根据目前国内已公开的资料，对“5.18讲话”前后大半年时间（即从1965年11月至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 ，毛泽东“没有睡好觉”而在“上层”采取的“防止反革命政变”措施，作一概述。一、更换中办领导人1965年
3、11月29日上午，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谈话称，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须立即调动杨的工作。半年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加诸于杨尚昆的罪名主要有两项：1、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2、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机密。所谓窃听器，其实是录音机。中办机要室曾自1958年11月始，对毛外出时的一些重要谈话进行了录音。次年11月，毛明确表示不同意搞录音，但机要室似乎有些“阳奉阴违” （批杨时认为是得到其支持） ，1961年1月底至4月初毛外出期间，
4、发现还有录音情况，大为光火，指示随卫的汪东兴即行报告中央书记处查处。中央书记处据此批评中办机要室，并决定分别给予该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吴振英以严重警告、警告处分。此事为什么四年多以后才成为对杨极不信任的诱因？很大可能是1965年10月期间，又发现中办下辖的中央档案馆的所谓“失密”问题（即杨的罪名的第二项） ，这样，两事虽相隔四年，但帐却合起来一起算。11月5日，彭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宣布杨工作调动，离京到广东工作。11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职务，任命中办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为中办主任，同时，中办机要局局长李质忠提为中办副主任。有学者论及，1965年11月中央是“撤销
5、”杨的职务，不确。中央正式通知，用的是“免去”的说法，与“撤销”性质有所不同。杨的罪名，是在半年内逐步升级的。12月14日，毛泽东约李质忠谈话，称：“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破坏，要把这个意思告诉中央机要局、机要室，还要告诉军队的机要局、广播事业局的负责同志都要注意” 。杨尚昆是12月10日离京去广州的，但到穗后职务尚未明确，由此亦可见将其调离北京决定之匆促。29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去电中央，催问杨的具体任职。30日，中央书记处方研究决定并经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核阅后通知中南局，任命杨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
6、书记，自然，对杨来说，这不过是一个虚衔。半年后，1966年5月22日，陶铸、赵*（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向杨传达中央决定称，停止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免去其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改任肇庆地委副书记。同月底，中央同意杨自己调换工作地区的要求，改任山西临汾地委副书记。7月3日，正式宣布其隔离审查。1966年5月，被怀疑与海外有联系、外泄机密的中办副主任田家英自缢身亡。主管中央档案事务的副主任曾三停职审查。6月，周恩来的亲信、国务院副秘书长（前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调任中办第一副主任，7月，童兼新组建的中办秘书局局长。8月，成立中办政治部，将中办的组织人事统归其管理，调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良恩
7、为中 办政治部主任。二、整肃军事系统高层在中央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职务五天后，1965年11月15日，军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停职审查。中央及军委办公厅主任同时变动，令人很难相信纯为巧合。肖向荣停职后，由军委副秘书长、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军委办公厅代主任，调国防科委副主任路扬为办公厅第一副主任。12月2日，毛泽东在林彪报送的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关于55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批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一般认为，毛这段话是针对罗瑞卿所言。六天后，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解决罗瑞卿问题的常
8、委扩大会议，正在华东的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周恩来、邓小平受命代表中央与罗谈话，会后，罗停止工作。12月29日，中央任命杨成武为代总参谋长。我们注意到，杨成武的两个新职，都带“代”字。罗瑞卿在党内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军事系统，他最具实权的职务还不是总参谋长，而是军委常委兼秘书长，罗据此主持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的军委办公会议。显然，以杨成武的资历和威望，远难承担如此重任。196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军委副主席。这一决定，着眼点其实是最后一位叶剑英，毛意在将投闲置散已久的叶推上第一线。以叶剑英的元帅身份，当然足可以将罗比下去。3月4日至4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
9、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负责主持。由于邓、彭不能经常到会，另组织一个七人小组，其实就是由该小组的主要成员叶剑英牵头主持。叶在会议上作了题为“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主要发言，并于会议结束后的4月24日与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共四人联名向毛、中央报告，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 。讨论罗问题的小组会议，除罗外还捎带批判了刘亚楼（已去世的空军原司令员） 、肖向荣、梁必业（总政副主任）三人。肖华在会议发言时说：“我们对刘亚楼同志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 ， “刘亚楼同志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当了罗瑞卿同志
10、的工具” 。 “还有肖向荣同志，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在罗瑞卿同志的包庇怂恿下，帮助罗瑞卿同志干了很多坏事” 。 “梁必业同志和罗瑞卿同志的关系也是很不正常的” ， “梁必业同志跟罗瑞卿同志跟得很紧，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和罗瑞卿同志一唱一和，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 。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中央批转了七人小组4月30日关于罗瑞卿错误的报告，决定停止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如此这般，罗在军内的实权性职务一分为二，主要者由叶剑英接替，杨成武辅之。三、加强广播事业局安全警卫早在1962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中央台在现场进行实况转
11、播的播音员时，突然心血来潮、忧心忡忡地说：“我们说话别人听不见，他们说话全世界都能听见，广播就是重要。那个国家搞政变，都要先拿广播电台，伊拉克一个坦克团和一个广播电台就把卡塞姆推翻了。要重视广播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中近东许多国家发生政变，搞政变的人开始就要夺广播电台，向全国和全世界讲话，原政府的声音就听不到了” 。毛泽东当即吩咐周恩来说，你们要管广播电台，电台怎么样？不要出问题。要从部队调一个强的干部去领导广播事业局。当年10月13日，根据毛、周的意见，中央调陆军第63军政委丁莱夫到广播事业局任党组书记，文化人出身的原书记梅益降为二把手。次年4月，中央批准广播事业局建立党委，丁为第一书记，梅为
12、第二书记。在毛泽东与李质忠谈话刚好一个月后的1966年1月14日，周恩来约丁莱夫、杨成武、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谈广播电台的安全保卫问题。周称，广播事业局要成立电台安全保卫小组，要从部队调一个现职参谋长专管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3月27日，周恩来在杨成武、王尚荣（总参作战部长） 、吕展（北京市公安总队总队长）及丁莱夫等陪同下，检查广播事业局大楼（时局机关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均在同一大楼内）的安全警卫情况，指示要制定警卫应急方案、指定应急支援部队、播音室前要有战士守卫、大楼院内不能开门太多、广播剧场不能对外，等等。3月28日及4月12日，周恩来分别检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位于北京市郊的两个
13、发射台双桥491台、沙河573台的安全警卫工作。4月8日，拟调广播事业局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陆军第63军参谋长王寿仁抵京履任（据王寿仁后来回忆，他是乘坐周恩来的专机赶至北京的） ，5月30日，中央正式任命王寿仁为广播事业局副局长。5月14日，即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展开对彭真的批判期间，周恩来于0时40分指示广播事业局代管北京市台。广播局上午研究确定了代管办法后，向周作了汇报，周当天批示同意。5月27日，公安部队司令部作出关于加强广播电台武装警卫情况的报告 。报告称，年初以来，根据周恩来、总参和公安部的指示，公安部队对加强重要广播电台的警卫工作采取了很多措施。各地98个重要广播电台普遍加强了兵力。各
14、总队对电台警卫工作均指定专人负责。各重要电台的警卫部队还调整加强了干部，并有营以上干部重点掌握。各省、市、自治区对调动电台警卫部队的权限都作了规定，以防止发生问题。加强了通讯联络，给警卫部队配备了无线电台。四、成立首都工作组，扩编北京卫戍区1966年5月15日，周恩来、叶剑英依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关于首都工作组的实际功能与存在时间，我们至今得知尚少。从它的组成人员来看
15、，似为一跨军、地两方，跨党、政部门的高层次的协调性机构。它的组成人员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5月后兼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 、军委副秘书长兼代总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总政副主任、华北局第一书记（5月后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中办主任、国务院秘书长、北京军区两位副司令员（其中傅在5月后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北京市及华北局的各一位书记。5月18日，即林彪“5.18讲话”的同一天，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进行部队调动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拟调陆军第63军189师和陆军第65军193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卫戍区司令员由傅崇碧担任。部队到后，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
16、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调整。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5月26日，叶剑英主持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研究和决定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讲话称：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北京卫戍区进行扩编。除傅崇碧兼卫戍区司令员外，调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作珍任卫戍区
17、第二政委（7月，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兼第一政委） 。扩编调入的部队，与5月18日周恩来与杨成武等商议后报告毛泽东的方案有所变动。5月27日，军委命令，将原属公安部队总部指挥的首都警卫师、北京市公安总队及陆军第63军所辖的第189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首都警卫师改称警卫第1师，北京市公安总队改称警卫第2师，189师番号不变。6月15日，军委电示，将陆军第24军所辖的第70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番号不变。扩编后的北京卫戍区从仅有新建的一独立团增至拥有四个师的建制。其中189师为北方甲种师编制，辖三步兵团、一炮兵团和一坦克团共五个团，5月31日至6月6日，从石家庄获鹿地区进抵北京市郊长辛店、清河
18、、南苑。70师为陆军机械化师编制，是陆军第24军以至整个北京军区的主力，辖三摩托化步兵团、一高炮团、一加榴炮兵团和一坦克团共六个团，6月20日至21日交接完毕，位于原驻地北京以东顺义、通县及怀柔一线不变。毛泽东并不讳言，所谓“保卫首都” ，其实是针对彭真的。正如1967年2月他会见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所说：“北京市委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现在不是改组了吗？还不行，还得改组。当发表改组市委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是四个卫戍师。以前两个师是好的，但太散了” 。五、撤销公安部队番号1966年2月22日，毛泽东在南方召见叶剑英、杨成武时指示：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人民
19、解放军。将内卫部队与国防军混为一体，是历史性的倒退。此前，公安部队的建制属公安机关，由军事系统和公安机关实行双重领导。毛显然对这种双重领导的体制放心不下，认为“太散了” ，为此，开倒车也在所不惜。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第407次会议，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康生等出席，谢富治、林枫、叶剑英、杨成武、肖华、汪东兴等参加。会议决定：“经请示主席批准后，决定撤销公安军这个军种。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撤销后，分别划给各军区管辖，城市可留一部分归警备司令部指挥。具体问题，由杨成武同志和谢富治同志商办” 。据此，中央成立了由谢富治、杨成武、李天佑、杨奇清、徐立清、李天焕组成的公安部队整编小组，负
20、责提出整编实施方案。5月16日至22日，公安部队党委在北京饭店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总队领导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书记处第407次会议决定。5月29日，公安部队整编小组向中央提交全国公安部队整编报告 ，经周恩来审核后报告毛泽东，6月6日，中央、军委批转了这个报告。6月7日，军委发布命令称：“遵照毛主席、中共中央关于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决定” ，军委决定除北京市公安总队已于5月27日拨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外（余注：这里没有提及首都警卫师，是因为该师在调归卫戍区前虽属公安部队总部领导指挥，但建制仍属北京军区） ，其余全部公安部队自7月1日起，拨归各大军区、省
21、军区、上海警备区建制领导，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撤销。以原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为基础，和现炮兵管理导弹部队的机构合并，整编为第二炮兵领导机关。此后，全国公安部队按照中央和军委的命令进行了整编。各省、市、自治区公安部队于6月30日拨归各军区领导。公安部队共向各军区移交编制定额36万人（实有37.8万人） 。以上概述，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是：其一， “防止反革命政变”是在毛泽东本人督导下所做的一篇“文章” 。是毛泽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防修反修思维的具体实践。其二， “防止反革命政变”的总决策者，是毛泽东本人。无可否认，林彪因其自身的利害关系，对此决策是积极响应的，但更
22、不可否认的是，周恩来、邓小平，尤其是周恩来，也是积极响应、坚决贯彻的。在此过程中，如果非要说林与周有什么区别，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林彪是讲得多，做得少，而周恩来却是做得多，讲得少，如此而已。周处处亲力亲为且并非没有讲话，在林彪“5.18讲话”后第三天的5月21日，周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讲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这是有案可稽的，说林彪一个人在念“政变经” ，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其三， “防止反革命政变”一役，使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显著上升。谢富治、叶剑英、杨成武及肖华，都是此役中风头甚劲者。区别在于谢、叶、肖等人似乎都没有山头，或者
23、说从不显露出有山头，而杨成武却是有山头的，与其说是后来所指的“华北山头” ，不如说是“63军山头” 。我们注意到，在“防政变”的大部分措施中，隐约都有63军的影子。杨本人，是该军前身冀中部队司令员；郑维山、傅崇碧，先后担任过该军军长；黄作珍、丁莱夫，先后担任过该军政委；路扬，曾任该军政治部主任；王寿仁，该军参谋长。调入北京卫戍区的189师，是63军的老部队。毛泽东最忌山头， “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 （毛泽东语） ，此为两年后的“杨余傅事件” ，埋下了伏笔。林彪“571工程纪要”的重大疑点“571工程纪要” ，是林彪反革命政变的纲领性文件。它的真实性，对整个案件的定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4、但是，历经30多年的反复查证，这个所谓的“571工程纪要” ，仍有重大疑点 。（1）至今没有查到关于林彪授意和批准这个“纪要”的直接证据。“中央文件”中再三强调， “纪要”是林立果根据林彪授意搞的。但是，历经30年，始终没有查到林彪怎么授意，怎么审阅，怎么批准该“纪要”的证据。后来查获的“571工程纪要” ，充其量，只是一个笔记，没有正式文本。也就是说，没有林彪对它的批语和认可的证据。为此，林案的专案人员，非常头痛。以致图门和高文明不得不推测说：有一个“正式文本” ，被林彪一伙带上了飞机。遗憾的是，他们的推测，又与周恩来的话，发生了矛盾。周恩来说，林彪除了那本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外，什么文件，
25、也没带走。因此，所谓“林彪授意” ，只是一种猜测！（2）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中，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证人” 。根据现有的材料，不仅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集团“主犯” ，没有看到过这个“政变纲领” ，而且，在所谓政变“指挥班子”的所有成员中，也没有一个“目击证人” 。就连参加过“南苑机场密谋”的成员和被“571工程纪要”列为“保密范围”之内的所有活着的“联合舰队”的成员，以及所谓“分舰队”的“上海小组”的成员，竟也都没有一个人，看到过这个“571工程纪要” 。也就是说，所有被关押审查的数万名涉案人员，没有一个人，看到过那个神秘的“571工程纪要” 。一位“权威”
26、人士，在谋害毛泽东的黑太子一书中说：据那个在直升飞机上被俘的李维新供认：在“571工程纪要”的制定过程中，他曾“断断续续”地在场外，作过一些服务工作，但没有直接参加“纪要”的制定，更没有亲眼目睹过这一重要文件。且不论李维新，这样一个求生心切的阶下囚的话，是否可以采信。充其量也只能算“半个”孤证！仅凭这样“半个”孤证，怎能支撑得起“571工程纪要” ，如此重大的历史情节呢？因此，历经30多年的审查，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令人十分尴尬的、却又是不争的事实：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 ，都是“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人见过这个“纲领”！ 世人不能不怀疑，究竟有没有那个“571工
27、程纪要”？！是不是又象“毛泽东在滴水洞给江青的信”一样，是“四人帮”凭空杜撰出来的？！（3）关于“571工程纪要”的出处，有着许多版本：57号中央文件中讲，是在空军学院的一个“秘密据点”的保险柜内查到的；后来作为“四人帮”时期，林彪专案组负责人之一的纪登奎，又说是在被迫降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还有一个版本，说是一位空军学院的普通工作人员王某某，事隔几天后，在清扫已是一片灰烬的“秘密据点”时，在桌子上的乱纸堆里，无意中发现的。而且是记录在一个被遗弃的小本子上。换句话说，还不是正式的文本。人们不禁要问：这么一个事关重大的机密文件，怎么会“无意之中” ，遗落在一个已经被翻得狼狈不堪，已经被烧得遍地灰烬
28、的垃圾堆里？让一位普通的工作人员，将这么一个至今找不到“目击证人”的“绝密文件” ，豁然之间，“大白于天下”？根据一位对林彪一案颇有研究的“舒云”作者的最新版本说，就在林立果销毁了“秘密据点”的所有材料后，李维新曾鬼使神差地到过“秘密据点” ，并逗留了一段时间。这就为最后揭开“为什么林立果在秘密据点 ，烧尽所有材料后，竟会留下最重要的571工程纪要 ”之谜，打开了想象空间！正是这些在时间、地点、目击证人等关键情节上，前后难以相互印证的“权威”证据，才使人们不能不疑窦丛生！在林彪反革命集团内部，至今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的“571工程纪要” ，被“正义的法庭”作为定案的最重要的证据。这种情况，在
29、国、内外法律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查清李文普那一枪！李文普本是林彪身边的一位保卫参谋，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向专案组提供了一个重要证据：他在林彪逃亡机场的车子里，听到林彪问及“伊尔库斯科有多远？” ，从而确认林彪要叛国投敌。之后，他命令林彪的坐车，停下来。他跳车时，被林立果开枪打伤。李文普的证词，就成为林彪企图投靠苏联，卖国求荣的重要证据。我们且不去说李文普提供的证据，仅是一个孤证的问题。也不提作为林副主席的随从人员，车行半路，命令林彪的驾车，停下来的可能性问题。我们在此只研究一下，李文普下车时，被林立果开枪击伤的问题！研究一下李文普有没有说谎的问题！凤凰卫视在采访参与坠机现场勘察的苏方人员时
30、，苏方当事人说：到场的苏方的法学专家，在勘察现场时，提出机上无“枪战”的结论。证据就是：苏方察看了林彪座机人员的全部武器，机上枪支毫无击发痕迹！对于这一点，苏方人员的说法是可信的。因为世人无法相信，苏方专家，连枪支是否击发，这样简单的技术问题，都鉴定不了！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既然苏方现场勘察人员认定：所有枪支均无击发。也就是说，包括林立果用来向李文普射击的那支枪，也是没有击发痕迹的。那么显然，李文普身上那一枪，就不是林立果打的，而是李文普自伤！林豆豆和张是在现场给李作临时包扎的当事人。当时就作证，此一枪是李文普自伤。但李矢口否认！后来给李文普包扎的人，不止豆豆和张。还有其他医务人员。他们都是重
31、要当事人。走访一下这些当事人，就可搞清楚李文普是自伤，还是他伤！另外，李文普自己的那支枪，事后专案组肯定已经收缴。专案组对枪支的使用情况，必然了解！实际上，李文普挨的那一枪，是他自伤，已无疑问！因此，李文普在枪击问题上，作了假证，说了谎，就确凿无疑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李文普为什么要在自伤和他伤的问题上说谎？！他又是怎么说的谎？期间，他与专案人员之间，有没有互相默契，又达成怎样的妥协条件？！这样看来，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与李文普挨的这一枪同时提出的林彪问的那句“伊尔库斯科有多远？”的话，也是李文普在专案组的逼迫下，一块儿造假的产物！有一点刑案经验的人都知道，实际上，在刑案中说谎和作假证，也很难
32、。造假后，往往难以自圆其说，一旦细察，总会漏洞百出！总之，查清那一枪是否李文普自伤，非常重要！这是一个林案的突破口。因为李文普是提供林彪叛国投敌证据的唯一证人。 （是孤证）既然，他在枪击问题上做了假，说了谎，那么，人们对他提供的关于林彪要去苏联的证据的真实性，可信性，就不能不提出质疑了！谁掌握了破解林彪案的钥匙？纵观林案的重要证据，实际上只是三位小人物在支撑。其一，是李维新（原上海空四军的宣传干事） ，他是“571工程纪要”的半个见证人。其二，是李文普，他是林彪企图叛逃苏联的唯一证人。其三，是空军学院的普通工作人员王某某，他是“571工程纪要”的“缴获”者。这么大的一个林案，靠这么三个小人物来
33、支撑，实属滑天下之大稽！随着香港卫视对林案的质疑节目的播出、 “重审林彪罪案”和解放日报对舒云女士质疑林案文章的连载，党内、军内、国内、世界史学界、传媒界对林案的质疑，真是“甚嚣尘上” 。 但是，官方面对这些来自全世界的言之有物，掷地有声的质疑和挑战，为何一言不发？如此低调？！凤凰卫视揭示了一个谜底：实际上，官方并不掌握破解林案的钥匙、第一手材料和“王牌” 。 当年，官方为了在全国人民面前摆脱， “林彪，这个毛的接班人，在一夜之间，变成谋害毛的刽子手”的被动局面，把手中所有的牌，都一古脑地打了出去，以正视听。甚至不惜编造谎言，蒙骗世人。没想到纸包不住火。33年后，官方面对来自全世界“甚嚣尘上”
34、的质疑声，落的个无牌可打的地步。事实也正是如此：当年，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不是我们的孙一先参赞，而是苏联人。到现场次数最多的，是苏联人。在现场时间最长的，也是苏联人。最要命的是，从现场拿到“黑匣子”和大量物证的，还是苏联人。时至今日，这么多第一手材料都在俄国人手里，而且至今没有向世人公布。其间，暗藏着多少玄机？还不得而知。当年，周恩来似乎只关注林彪是否确在机上，是否确已死亡，这些事关尽快给林彪结案，以便摆脱政治上的被动局面的问题，还来不及搜集有关坠机证据的技术细节！结果，丧失了取得第一手证据的时机。这就造成了今天破解林案的钥匙和王牌，都攥在俄国人手里，而不在中国官方手里的被动局面！如果现在官方再
35、象图们之流那样，不知天高地厚地摆出“教师爷” 、 “专案权威”的架式，贸然出来说三道四，俄国学者一旦出来说话，打一两张小牌，官方就会十分被动！因此，面对甚嚣尘上的质疑，官方只能一言不发，也算是“以静制动” 。按理，林案已时过境迁33年了，前苏联也成为过眼烟云。揭露林案的真相，对俄国人已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为何至今那个黑匣子还不解密呢？从利害关系犯罪学的角度分析，这些林案第一手证据的解密，对我国官方利害关系最大：林案真相直接关系到我国官方，是否曾向全世界撒下一个弥天大谎？关系到官方在世界范围的“诚信力” “公信力”！关系到毛晚年的一项重大罪恶和本来面目！因此，林案不解密，政治上，对我国官方最有利！
36、那么，为何俄国会按我方的利益，压着林案的王牌，不出牌呢？！四人帮以后，邓和江都多次去过俄国。就他们两人的性格和为人而论，不能想象他们二人在谈话中，会不涉及林案，这个敏感的话题。其间，我方是否和俄国有什么政治交易呢？！是否林案又会成为双方达成“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筹码呢？ 是交易就会松动。我们总不能老是让人家楸着小辫子，老是让自己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过日子。俄国也不会让手里的王牌烂在手里。制度的悲剧：林彪为什么要暗杀毛泽东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在这里隆重举行。 在这一天，毛泽东主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授予了一个后来企图暗杀他的人
37、，这个人就是跟随他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林彪。 （好笑！到底是林彪想杀他，还是他想杀林彪？李注）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在“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有这样一段堪称经典的文字：“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 然而，这个被确立为接班人的林彪，最后却准备以暗杀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的方式“接班” 。 1971年3月，林彪集团策划了一个“571工程”计划。所谓“571” ，即“武装起义”的谐音，图谋“夺取全国政权” 。由于阴谋败露，当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
38、区坠机身亡。 1981年，林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为什么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他为什么最后要选择以暴力的方式获得权力？ 从中共后来公开的林彪集团“571工程”纪要及其实施的秘密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披露的这样一些内容：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必要性、必然性 B52（注：代指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
39、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和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和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和 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
40、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 独和 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和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
41、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配，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不用再引用了，以上足以表明：林彪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 ，并且代表了当时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 然而，林彪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按照当时的权力规则，他除了选择暴力的方式获得权力外别无选择。暴力的方式即强迫的方式。 当时是怎样的权力规则呢？ 首先，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获得全国政权，就是靠武装革命靠暴力（强迫）获得的。中国共产党从几十年残酷的武装
42、政治斗争中逐渐发现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成功，从理论和实践上确立了一个坚定信仰的规则：以强迫的方式获得权力。 林彪戎马一生，跟着毛泽东南征北战，武装革命、暴力斗争的成功经历使“以强迫的方式获得权力”的规则在枪林弹雨中溶入了毛泽东、林彪那一辈人的血液里，时刻滋养着高度紧张的脑细胞。利益论认为，任何成功的事件都为他人效仿提供了一种规则。只要这种规则有可能使人占有最大利益，任何人都可能会按照这种规则进行选择。即：有什么样的规则，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选择。林彪似乎可以靠耐心等待获得国家最高权力，但他怕自己的身体“熬不过”毛泽东。而且，特殊的权力规则派生出的
43、残酷的权力斗争，也使他的前途充满了变数。虽然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已被神圣的党章确立，但深谙权力规则的林彪明白：无论是韬光养晦，还是党章，都是靠不住的。一个人（毛泽东）靠威信使他人获得权力，这个人也可以靠威信使他人失去权力。 1969年11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含冤去世。刘少奇之死，使林彪不得不为自己的命运而惶惶不可终日。 当林彪膨胀的权欲得不到进一步满足时， “以强迫的方式获得权力”自然而然成了他最终的选择。 然而，林彪的强迫遭遇到了更大的强迫。他的最后一战失败了，他的生命也以此而告终。 林彪这位曾指挥千军万马叱咤疆场的元帅，最后却在政治权力的角逐中葬身异国，粉身碎骨，成为孤魂野鬼。 即
44、使林彪以强迫（暴力）的方式获得了国家最高权力，对国家和人民来说同样是悲剧。人们已经无须假设他“武装革命成功后”会怎样行使权力，因为他的“571工程”计划昭然若揭的表明他会继续恪守使他成功的规则：以强迫的方式获得权力。 规则的继续，意味着一切都会继续。 假设死去的人活着会怎样，以假设来争论谁是谁非都没有意义。因为一切都是假设，一切假设都不等于事实。而只有事实才最有说服力。 林彪之死，至少可以证明一个事实：林彪的悲剧，是制度的悲剧。 人是生活在各种各样的规则中的。人为了满足各种各样的需要，他必然会按照有利于自己的规则进行选择。因此，林彪的悲剧，从根本上讲是当时那种特殊规则的悲剧，即：是悲剧性的制度
45、（规则）制造了林彪的悲剧。 悲剧性的制度不结束，悲剧就不会落幕。 1976年10月，制度的悲剧又重演了：试图以强迫的方式获得权力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集团，被华国锋及其支持者先发制人的强迫方式夺去了权力。 虽然邓小平曾被强迫方式多次夺去权力，但他对华国锋以强迫方式获得权力欣喜不已，因为“四人帮”的倒台使他有了复出的希望。 华国锋以惊心动魄的强迫方式获得的权力，使邓小平成为最后的赢家。当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后，对获得的权力备感珍惜。他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务实精神，艰难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发生了飞跃性的进步。 面对经济上取得的辉煌成就，邓小平对如何从根本上改变
46、传统权力规则从而保住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一直耿耿于怀。 邓小平虽然无愧于他得到的权力，但他对得到权力的传统规则却心怀不满。因为这种规则曾使他三起三落，使人民经历了一场浩劫，他深知其害。 他曾心有余悸地说，当初抓（强迫方式） “四人帮”是非常时期的非常选择，警告同仁“下不为例” 。 1986年9月3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他不无忧虑的坦言：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1986年9月13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再次透露出他的焦虑：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
47、989年9月4日，邓小平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说：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信上是很不正常的。 关于规则的作用，邓小平有深刻的认识。他有一段睿智而经典的讲话：“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毛泽东同志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
48、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 年迈的邓小平迫切想建立一种新的权力规则新的规则可以使任何人都不会选择强迫（暴力）方式改变政权。 一种新规则的扎根和生长，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培育。然而，生命给邓小平的时间太有限了，我们也不必苛求这位进入垂暮之年的老人把什么事情都替我们做好。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当胡锦涛顺利当选党的总书记时，邓小平已经去世。这次权力的和平更替，标志着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集体确立的新的权力规则第一次经受住了考验。 只有结束了悲剧性的制度，林彪的悲剧就不会再重演了。
49、有什么样的规则，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选择。 附： 林彪简历 林彪，湖北黄冈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叶挺独立团任排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随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到井冈山。1930年后，历任红四军军长、第一军团军团长，参加长征。1937年任红军大学（后称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全国解放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一九七三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一九八一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扭曲的历史：林彪事件的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