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沈从文研究文献综述沈从文研究文献综述作者：雅嘉拉达(yajialada)自从新时期以来，沈从文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虽然，它肇始于所谓的“沈从文热”，并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其它各种“热”先后发生，但同其它一些“热”相比，沈从文研究却具有明显的持久不衰的特征，并由此带来现代文学研究中其它相关课题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这一情势的出现，决非仅仅由于研究者个人偏好与热情所致，也不仅仅由于沈从文研究当时在政治层面上所具有的拨乱反正的价值。单凭个人的偏好与热情不可能使之持久，政治层面上的需求也只能是一时的“流行色”，沈从文研究的兴盛只能取决于沈从文及其创作本身所具有的文学研究的
2、品位与内蕴。“沈从文现象”，是 20 世纪中国具有独特色彩与内涵的思想文化现象。当然，沈从文研究并非起始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沈从文先生其人其文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生。在此，笔者将分“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 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 ”（ 49 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努力对沈从文研究领域的基本概况和发展形势做一较为全面的论述，为笔者即将展开的沈从文研究方向的论文储备资料、理清思路，并期望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帮助。一早期沈从文研究有不少地方或者失之偏颇且比较单一，但它毕竟是沈从文先生尚在文坛时的论说评论，不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且也
3、是沈从文研究的基石与铺垫，我们万不可忽视而应好好吃透好好利用。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沈从文就开始为文坛所注意。到 30 年代，沈从文已经拥有广泛影响。但直到1949 年前，对沈从文的研究却没有溢出文学评论的范围。当然，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在它尚未走完自己行程的时候，一切研究都很难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可是，在 1949 以前，对中国现代文学带有文学史色彩的研究文字却非绝无仅有。为后来的研究者不断称引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诸导言，其分文体对第一个十年文学过程的总结与描述，就分明具有文学史研究的特征。早在 20 年代，沈从文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
4、言里所界定的“乡土文学”作家，但他却无缘进入中国新文学大系； 30 年代，沈从文在文坛上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鲁迅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所作沈从文是“自新文学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1之一的论断，是以史学眼光看沈从文的，但留下的也仅仅是一种结语似的判断，缺少具体的论述与阐释。而大量的评述沈从文的文字，或急于从政治上给沈从文定性，或仅就沈从文个别及部分作品的创作倾向与特征作一般性评论。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一直被国民党视为异已，而左翼文学阵营亦将其看作陌路人。国民党的报纸称其“站在反革命立场”，而在沈从文卷入的文坛论争“京派”与“海派”之争、“禁书问题”之争、“差不多”之争、“反对作
5、家从政”之争中，沈从文又被左翼文学阵营视为“官的帮闲”之“京派大师”2、为统治者“越俎代谋”的“忠而获咎者”3、“对大多数应社会要求而写作的作家们”“作敌意的挑战者”4以及“停止抗战 ”5论的制造者。如果说，这些责难还仅是一种逻辑引伸而非政治属性认定的话，那么， 40 年代，因其“民族自杀的悲剧”论与芷江县的熊公馆而引发的批判便突然升级。沈从文被界定为“一贯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6，是“鸿鸾禧里的穆季”7、“地主阶级的弄臣”8这些政治判决，显然与已知的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带有明显的“左”的痕迹。也许，当社会变革以一种激进方式被推进时，任何与这2种激进方式不相粘附的言行都难免被怀疑为反对革命。而且
6、，在上述种种场合，沈从文也并非没有可责难之处。好在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人们不必再为此作更多无谓的辩难。在大量的沈从文文学作品评论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评倾向与模式。其一、以思想性及真实典型论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这些批评主要以沈从文早期创作和乡土题材作品为对象，“空虚的作家”9“没有思想的作家”10“作品人物都是空洞无物的”10，几乎是众口一词的结论。因而，存在于沈从文早期创作中的“那种轻松，那种优美，都是无聊而甚至应该排斥的”11。而这种对“思想”的要求，是以“暴露时代的苦难”唯其如此，作品才有思想为标尺的。有人据此将会明与绅士的太太相较，认为绅士的太太“那暴露的东西”“会明再增多十篇还抵
7、不住。”12不能说这些批评毫无根据，当“湘西世界”在沈从文早期作品中雏形初露时，实在还谈不上什么深刻思想。然而，勿论那种“轻松”与“优美”的背后，也自有其思想情感的底蕴在，而仅以是否暴露时代的苦难为衡量作品“思想”有无的唯一标尺，也难免陷入偏狭。然而，这类批评由此出发，终于发展到对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真实性与典型性的质疑：“使人怀疑那不是中国”。12最典型的莫过于这一段边城论：这种善良的人是不是现实中人物呢?不错，在目前中国社会中，是有这样的人存在，但那是特殊的，不是普遍的。13虽然论者承认边城人物的真实性，但由于那“不是普遍的”，因而是非典型的。这显然是一种被简单化了的社会学批评模式。即便
8、如此，在这类批评文字中，同样得到普遍承认的，一是沈从文创作呈现的独特风格。“风格的独异的奇趣”，“不变的独特作风”，是屡见不鲜的考语；二是沈从文对青年读者的广泛影响：“沈从文的短篇小说到底引诱了许许多多的年轻的读者，照亮了通到文学之园的途径。”11苏雪林堪称这类批评的突出代表。较之上述评论，她的沈从文论显然高人一筹。她不再简单地指证沈从文的作品“没有思想”，而是第一个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老迈龙踵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引燃整个民族青春火焰。”然而，对沈从文作品里具象世界真实性的怀疑并未稍减：“叙述十之八九是靠想象来完成的。”14而对沈从文“文体
9、作家”、“文字的魔术师”的界定，又堵塞了其进一步探究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底蕴之路。尽管如此，苏雪林对沈从文作品艺术特征概括“第一是能制造一种特殊的风格，“第二是句法短峭简练，富单纯的美”，“第三是造语新奇”，却颇有见地。其二、从艺术欣赏出发，忠实于自身的艺术感觉的批评模式，即所谓的艺术批评模式(既非形式主义批评，也非纯粹的感觉主义批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西渭的批评。在他的边城与八骏图和评萧乾篱下集、芦焚的里门拾记(在与沈从文相互比照中进行)15的文字中，将沈从文的评论纳入他确立的一种理论前提下：在小说世界里有两种作家伟大的小说家与自觉的艺术家。例如巴尔扎克，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然而
10、，严格而论，不是一个艺术家。依照这种划分，沈从文是一位“渐渐走向自觉艺术的小说家”。因为沈从文的艺术制作，表现了“具体的生命”，而他“所涵有的理想”，是融化在作品中“各自的生命里”的。阅读沈从文的作品，“感觉，想，回味，是不免的步骤。”因此，在论及边城时，刘西渭说：3人世坏吗？不！还有好的，未曾被近代文明沾染了的，瞧!这角落不是，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而简单的灵魂。在这里，刘西渭提供了对沈从文作品的另一切入角度。同时他在实际上提出了另一意义上的真实论，即所谓“真实”，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真实，而是艺术感觉上的真实。尽管刘西渭给予边城以极高评价，但这种批评模式同样限制了对沈从文作品深层意蕴的
11、理解，以至沈从文自己在谈及刘西渭的批评时说：“我的新书边城出了版，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即以极细心朋友刘西渭先生批评说来，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我过去生命中一点点哀乐的原因。16以上是对早期沈从文研究简单大略的概说。二进入新时期以前，从 49 年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大约三十年间，如果掐“头”去“尾”(这“头”，是指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尾”，是指唐弢先生主编、成书于 1979 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的是沈从文研究的空白。在此期间，没有一篇有关沈从文的研究文字发表，图书馆里，连稍稍象样一点的沈从文作品或研究资料目录也
12、没有。虽然，随着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已被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继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后，又有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和林志浩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然而，在这两种文学史中，除了在有关文学运动的章节中，完全移用郭沫若、冯乃超等人在斥反动文艺、略评沈从文的中对沈从文的政治批判外，在全部有关文学创作历史的描述中，则完全抹去了沈从文的踪影；为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配套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上海教育出版社)中，沈从文及其相关言论，仅作为附录列入反面教材与反面人物榜。这种情势的出现，无论是当时编者的一种自觉认定，抑或另有不得已的苦衷，都同当时中国现
13、代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国现代文学史即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史相关。唯有在作为这一阶段序幕的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及作为尾声的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还给予了沈从文及其创作一席之地。无论如何，这都是难得的。然而，作为文学史，对一个作家，无论是单独以章以节、还是与一些作家杂揉于一节之中叙述，都意味着对其历史地位的一种给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在这两种文学史中的地位，都只能属于“小家”之列。而且，或由于初创，或由于几十年沈从文研究留下的空白，这两种文学史有关沈从文创作的评述，都留下了明显的史料方面的错误或作品内涵把握上的偏失。例如，前者在评述了沈从文带传奇色彩的乡土作品如黔小景等之后说：“后来
14、这些题材写穷了，就根据想象组织童话及旧传说了(如月下小景、阿丽思中国游记)。”(事实是阿丽思中国游记发表于1928 年，尚属其早期创作，而更多成熟的乡土题材作品，包括黔小景，都发表于他的这些题材“写穷了”之后)，后者则将边城中的顺顺称为“团总”(其实并非团总，在小说中团总另有其人)，指会明、新与旧等篇“忽视了军队中严酷的等级制度以及他们和人民的尖锐矛盾，却去大量地描写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4琐屑。”使人明显感到对作品内涵理解的简单化倾向。就在沈从文政治上受批判、创作被漠视的 30 年间，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沈从文研究却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藉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
15、 年英文版初版、1979 年中文版)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在这样三个方面，这两部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一、沈从文“大家”地位的给定。虽然，由于编写体例不同，二者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中国现代小说史采用列作家专章方式，中国新文学史则以不同时期各文体发展状况为原则设章，各章又集中介绍作者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数种作品集，但在这两种场合，能进入相关章、节的作家与作品集均屈指可数，具有明显可见的主观选择性。在夏志清那里，沈从文得以以上万字的篇幅被介绍，而在司马长风那里，沈从文的几乎所有代表作，包括边城、长河、湘行散记、湘西，先后七次进入相关章节。并且，在其阐释中，二者皆毫无
16、保留地肯定了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地位。二、极力将沈从文的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前者认为，在道德意识方面，沈从文“是与华茨华斯、叶慈，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是中国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后者则推举沈从文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犹如莫泊桑之于法国，契诃夫之于俄国。三、作为上述判断的根据，则是沈从文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层关怀。夏志清认为，沈从文肯定了“神话的想象力”是使人类“在现代社会中，唯一能够保全生命完整的力量”。在具体剖析萧萧、会明、生、夜等作品的基础上，指出构成沈从文小说人物世界的两个系列乡村少女和老头子，“是沈从文用来代表人类纯真的感情和在这浇漓世界中一种不妥协的
17、美的象征。”而在司马长风的笔下，无论是对八骏图主题的揭示：“无常的人性，无常的爱，无常的欲，这是八骏图所写的主题，人一堕无常之纲，便成为奴隶”，还是对相关作品的激赏：“沈从文将整个的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浓缩为心灵的哀欢”(关于(湘行散记)；“长河具有这些，但不止这些，还可以听到时代的锣鼓，鉴察人性的洞府，生存的喜悦，毁灭的哀愁，从而映现历史的命运”(关于长河)，都显示出一种对沈从文创作新的切入角度：沈从文对民族、人类人性流变的深层关怀。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夏志清自己申明的“反共”立场，导致他对沈从文政治面貌及相关作品内涵的曲解。一方面，他将沈从文政治上明显可见的中间立场及其与左翼文坛的距离武
18、断为“反共”，另一方面，又有意淡化沈从文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批判即如谈及长河对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的嘲讽与批判，夏志清完全回避沈从文对国民党当权者苛扰地方以及国民党政府对湘西少数民族的政策“还是过去的继续”所引起的那份“沉痛感慨”，而将其普遍化为“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的“农民对政府的原始恐惧”；称“永恒与流变”是长河“固有的主题”从哲学层面上说，这一判断并没错，但这一哲学思辨赖以存在的作品具象世界由“湘西事变”引发的湘西少数民族与国民党政权的尖锐冲突及沈从文反国民党立场，则被这一哲学抽象完全消解了。又如，在谈及萧萧时，为了论证沈从文对“纯真与自然”人性的追求时说：“读者看完这小说后，精神为之
19、一爽，觉得在自然之下，一切事物，就应该这么自然似的”，完全漠视了沈从文在这篇小说中对“乡下人”在这种“自然”状态下因理性蒙昧而导致的悲剧处境的沉重反思，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曲解。同夏志清相比，司马长风明显地表现出其政治上的中立及“纯文学”倾向。其批评模式，则是刘西渭批评模式的延续。这从他对刘西渭的推崇可见一斑：“到了刘西渭，中国才有从文学尺度出发的，认真鉴赏同时代作家和作品的批评家。”司马长风的批评也是“鉴赏”的。尽管在对沈从文作品整体“感觉”和局部描写的艺术体验方面，有许多精采之见，却缺乏对沈从文创作整体构架的完整的逻辑把握。5新时期，随着重新评价沈从文的呼声日益高涨，国内的沈从文研究终于
20、掀开了新的一页。进入 80 年代后，不仅见于报刊的研究论文数量日丰，而且有多种研究专著问世，更遑论各种现代文体史如小说史、散文史、流派史及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了；到 90 年以后，沈从文研究正越来越走向繁荣。这里，笔者将分两个时段对新时期以来的沈从文研究作简单综述，即八十年代的反思重构期，九十年代以还的初步繁荣期。其中，关于后一时期的论述，将侧重对主要产生于九十年代的已经具备一定价值沉积的研究成果的介绍，同时简单论及当前最新研究所得。八十年代是沈从文研究的反思重构期。新一代的沈从文研究者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因政治上的误解、创作阐释中理论的偏至造成的对沈从文及其创作的异读是如
21、此之多，而这种读异在许多人头脑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又是如此严重。于是，直接回答这些责难或对过去已有的判断针对性地提出反命题，便成为一种必然之势。正因为如此，这一阶段的研究便不能不带上浓重的反思色彩。 这种反思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正名。作为最早研究成果的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17。及其后来的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18皆以相当的篇幅，通过沈从文 20-40 年代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立场及其卷入的文坛论争的辨析，论证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而是一个既对历届军阀政府及国民党政府取批判态势，又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保持距离的民主主义者。这种辨析在西方学者看来殊不可解
22、，以至美国的金介甫怀疑这是不是文学研究。为了进一步提供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的证据，一些研究者还从沈从文创作中寻找其政治倾向的进步性，如余永祥在一幅色彩斑驳的湘西历史画卷19一文中指出，沈从文看到了病态社会肤体上的各种毒瘤，强烈地要求改变那“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世界，这就使他的作品显示出不可否认的进步意义；吴立昌在他的论文20中，通过对沈从文作品的分析，指出其以全部热情，将摄取人性美的焦点，对着下层人民，甚至还对着革命者，这是对准了；凌宇在分析沈从文小说倾向时，也是从其作品对下层人民生活的逼真描写及对上流社会的暴露与批判两个方面立论的。二、对沈从文创作方法的辨析。其始，就有人极力证明沈从文创作方法的
23、现实主义特征。而董易在自己走出来的路子21一文中认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如渔、 龙朱 、雨后、神巫之爱等，是浪漫主义的，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他从具有自然主义倾向发展到按严格的现实主义原则进行创作。丈夫、生、牛、贵生、大小阮可称得起现实主义杰作：而在 30 年代，他的思想和艺术臻于成熟之境，已经能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写出萧萧、三三、新与旧等短篇以及堪称最具有沈从文风格的代表作边城、长河这样的中篇和长篇小说；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当沈从文侧重表现“人生形式”时，其作品写实成份较重，当他侧重于寄托自己的美学理想时，其作品抒情色彩较浓。而最能体现他创作风格的，则是写“实”与“抒
24、梦”二者的结合。三、从正面阐释沈从文美学理想的基石人性的价值。几十年来，“人性”是一个为人忌讳的字眼，然而，它偏偏又是沈从文美学理想的基石。因此，在有限的程度上肯定沈从文作品探索“人性”的价值，便成为从这一角度研究沈从文的普遍特征。笛易、余永祥、吴立昌等人的有关论文22，都是如此。四、从“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代表作家角度阐释沈从文创作的美学价值。例如高云在他的沈从文论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中国乡土风俗描写得最细致、最充分的”，是沈从文23；许志英、倪婷婷则认为，沈从文作品给人们提供了“既区别于古代的田园枚歌，又与鲁迅为代表的那批作家取得了某种精神上的联系”的“另一种环境下的乡村生活
25、”。24而凌宇的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25则将沈从文置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历史演变的整体框架中，认定沈从文的小说“完成了抒情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质6的飞跃”，边城等以湘西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则“标志着抒情小说在艺术上的成熟”。上述这种“反思”与论辨，从现在看来，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一、以一种反命题代替原命题，也许同时就意味着对原命题赖以存在的理论模式的认同。以歌颂下层人民乃至革命者论证沈从文作品倾向的进步性，恰恰是对一种简单化的理论前置是否直接歌颂下层人民乃至革命，是判断文学作品进步性的必不可少乃至唯一的条件；而力图寻找沈从文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特征，则意味着研究者还没
26、有走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独尊论的阴影，正如朱光潜批评的那样：“于今的文学批评家爱给作家戴些空洞的帽子，这人是现实主义者，那人是浪漫主义者，这人是喜剧家，那人是悲剧家，如此等等，我觉得这些帽子戴在从文头上都很合适。这种辨证的统一正足以证明从文不是一个平凡的作家”；在“人性”问题上对沈从文创作“复杂性”的阐释，如果不触及沈从文人性观建构的复杂性，便只能重复一种简单的两点论。其二、由此带来的，是研究者立论时无法挣脱的尴尬。例如，虽然，表现出沈从文关心现实政治、具有进步倾向的作品非止一篇，如大小阮、三个女性、菜园、泥涂、腐烂、黑夜、过岭者等等，但相对沈从文创作全体，仍只是微弱的量，更何况其中对革命者的歌
27、颂，其所关注的，只是表现在人物身上的道德与人格力量。与左翼文学要求于作家的不能不存在着某种距离。如大小阮在肯定小阮的“雄强”精神与其为“多数人”牺牲的品质的同时，仍保留着对其“盲动”色彩的暗讽与否定。而这后一面，却往往被论者忽略了。又如，在创作方法问题上，勿庸说断定沈从文运用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显得牵强附会，而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二者的结合这种阶段的截然三分，在作品归类时便不能不出现时序上的严重混乱。例如被论者归入第一阶段的雨后，在时间上属于第二阶段，被列入第三阶段的萧萧，在时间上属于第二阶段；而列入第二阶段的贵生、大小阮，在时间上又恰恰属于第三阶段。其三、以作家群体的创作共性
28、代替沈从文创作个性。将沈从文的创作纳入“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的历史发展轨迹予以考察，固然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但对其共性的概括必然以牺牲个性为代价。虽然，几乎所有论者都不忘指出沈从文创作的“独特性”，但这“独特性”究竟在哪里?既成的研究框架锁住了通往这“独特性”之门。其四、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质疑。既然人们如此强调沈从文对乡土风俗的描写及抒情艺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那么，从另一种眼光与角度看来，沈从文便只够得上一个“仅仅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本民族的狭隘界域之内，特别是把自己的视野仅仅局限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市俗范围内”26的作家，其作品中的浓厚感情色彩，正是来自小生产者在生活安定时的怡然自得或动摇
29、激变时的忧愁感伤、不夸张也不剪裁的自然结构，恰恰是小农生活单调、呆滞、保守特点在形式上的反映，抒情性质的文学样式与风格，则来自小农经济的幻想、保守性，狭隘性，抒情性的散文化的文学样式，更圆满、更完美、更有效地表现小农经济社会的思想和生活习惯。27当然这一层面的研究并非没有意义。其意义在于：第一、提出了过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虽然，“问题”提出的方式仍未摆脱原有思维模式，但即便在原有的“游戏”规则下，已往的研究所得出的许多结论也是不公正的。而且，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时，这一层面的研究也不乏精采之见。第二、提出了全面地而非片面地、整体地而非割裂地把握研究对象，应成为沈从文研究中的基本原则。凌宇
30、的从边城走向世界，可视为这种整体把握的第一次尝试。他对沈从文笔下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对立、互参的整体构图的描述、对沈从文作品中“乡下人”形象内涵从道德形态与人格气质角度看，“乡下人”是“自然人”；从人的理性精神的状态看，“乡下人”是“蒙昧人”；而从其主休精神同已经变化了的生存处境的关系看，“乡下人”又是“陌生人”28的揭示，以及从政治、历史(包括特定地域的乡土史)、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哲学、心理学等方面所作多角度的透视，已经越出了简单的“反思”范畴，带有明显的还原重构特征。其二、展示出对沈7从文及其创作多角度透视的诱人前景。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从“乡土文学”、“抒情小说”角度考察沈从文创作的特征外
31、，不少论者分别从沈从文的创作与民间文学关系的角度，如笛论富的植根于民间沈从文小说的特有风貌29、沈从文及创作与苗族血缘关系的角度，如龙海清的略论苗族作家沈从文及其创作30以及从肇始于“五四”的“爱与美”的文学主题之于沈从文的角度，如何益民的沈从文的之二49一文中就明确论证：这种影响既不是许多学者认同的来自苗族文化，也不是有些学者所说的来自巴文化（即今天的土家族文化），而是来自一支与凤凰地方相结合，融会了汉族、苗族、土家族文化的楚巫文化。2、思想研究沈从文笔下的艺术世界之所以具有历久弥新的精神气韵，归根究底还在于其思想特质。90 年代以来，思想研究在沈从文研究中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研究者们以其思
32、想中的人性内涵与生命信仰为起点，从多侧面观照和透视了作家的精神世界。人性，是沈从文创作的起点和归宿，他一贯主张“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50，因此，“人性”问题构成了沈从文研究的核心，也是正确认识和评价沈从文的基石。沈从文的人性理想主要表现为讴歌健全人性和抨击人性扭曲这两方面的内容。由此我们可看到他作品中“一系列时空交叉、两相对应的思想和艺术世界的设置”，他以“被动式、逆向型思维方式”表达了对湘西社12会健全人性、健康生命的爱，又以“防御性心理机制”表达了他对现代都市文明使人性扭曲、人的价值失落的憎51。正是从文学通过表现人性可以感化教育读者，鼓舞人们向上这一点出发，沈从文自称
33、是“人性的治疗者”52（P115）。沈从文人性理想的核心是用农村原始淳朴的人性美来改变黑暗现实，恢复民族元气，重塑民族品格。因此他把人性看得超越于时代，避开文学在时代激流面前的政治选择，转而采用观照理想人生的道德选择，这使得他的小说具有了文化批判的深度。关于作家这种“人性”观念的形成：有人认为是在东西方文化共同影响和熏陶的前提下，“沈从文对湘西社会历史与现状的深刻认识作为一种外在经验条件而与他的主观政治思想(即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相结合而产生”53。但这种认识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沈从文对都市缺乏足够的理解，又太拘泥于对湘西文化的观照，于是只将湘西与都市作静态比较，而非从历史的发展演变角度作
34、动态的对比；同时，往往以城乡矛盾掩盖阶级矛盾，因而忽视了人性的阶级特征。与他的“人性”思想相适应，信仰生命、探索生命是贯穿沈从文整个创作的基本主题。虽然他在这方面的阐释并不系统，但研究者们还是概括出一些基本观点。首先涉及到的是沈从文怎样看待人生的问题。他将人生分为两种形式：一是需要被超越的由现实功利得失构成的“生活形式”，一是应该追求的“生命形式”后者又是一个由低到高的动态提升过程，即：1、人的自在生命形式，“人在社会中的义利取舍符合人的自然本性不为金钱、权势所左右。”2、人的自为生命形式，“经理性与意志认识并驾驭人生”，“使生命从自在上升为自为”。这种自为生命形式，还必须“扩大到个人生活经验
35、之外”，“粘附到这个民族的向上努力中”，“对人类远景凝目”。54 在沈从文看来，生命具有不可重复的一维性，而艺术是对抗死亡、延续生命的载体，艺术长青的本质在于表现生命之爱；生命具有自然性，应是人性的自然张扬，是强健生命力(即爱欲)的健康发展；生命又具有双重性，其短暂与永恒、爱与死、单纯与复杂都是艺术表现的内容；生命的根本内涵是情感和偶然，它决定了生命的形式和艺术世界的视野；生命的意义在于对美的追求(真善美又是统一的)，即对种种形式(宇宙自然的形式和人的生命的形式)的疯狂与追求。总之，沈从文如此关注生命，都是为了表明他的艺术观：美在生命。同时，他所说的“生命”是一种以审美为核心而又不脱离生理和社
36、会的三维结构体55。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沈从文一方面认识到文化与自然的二律悖反，而试图将文化教养与自然人性扭结起来为人类的远景铺就康庄大道；另一方面他反对战争，想用爱来弥合阶级之间的隔阂。这种从生命理想升发出来的人类之爱有其局限性，但也自有其永恒价值56。还有论者把沈从文的生命艺术观与泛神论思想相联系，作出了“神是沈从文的艺术情结”的结论，认为沈并非虔诚信仰某种具体宗教，“神”对他而言只是一种美的抽象、艺术的迷狂和生命的崇拜。57 长期以来，沈从文执著于“人性追求”，强调生命力的张扬，又有意识回避政治表态，这都给人们理解作家政治的观点与态度蒙上了一层迷雾。韩立群认为沈从文的小说中“对于反抗力量和
37、革命力量的同情，对于下层人民悲剧命运的探索，对于上流社会的批判以及对于启蒙主义理想的向往”都体现了他的思想倾向58（P386-406）。吴立昌则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态度出发，对有关的历史现象进行了具体的辩证的论析：沈从文以“人性的治疗者”自居，致力于“民族精神的重造”，但同时又抱着既不轻视左翼、也不鄙视右翼，只信仰“真实”的“自由主义中间作家”的态度。在当时文学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的社会现实中，这不可避免地使他陷人了力图摆脱政治而又无能为力的尴尬境地。于是在沈从文的“超政治文学观”中，“既有反对反革命政治错误干涉的成分，也有反对革命政治正确干涉的内容；既有强调文学特点的合理因素，也有反对文学表现1
38、3革命内容的偏见；既有主张文学远离政治的幻想，也有主张文学应该表现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52（P113）。这样的辩证考察不仅澄清了对沈从文的某种历史误解，也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与政治之间各种联系的一个再认识。90 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禁区的不断被打破，对沈从文思想困境的正视和剖析逐渐成为研究的新动向。研究者们既不再像新时期以前几十年那样以“左”倾观点简单否定之，也避免了新时期以来一度出现的将其文学成就任意拔高的倾向，对沈从文及“沈从文现象”做了更加客观的探讨。人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沈从文肯定乡土批判都市的坚定立场中含有“超越自卑”的心理动因。沈从文作为一个有着深厚乡土生活基础的“都市闯人
39、者”，为了找回心理平衡进而获得文化优越地位，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把自己的劣势转化为优势(即以湘西世界的纯朴、静美来与都市文明抗衡)；二是将都市人的优势转化为劣势(即猛烈抨击都市的一切生存方式)59。基于这种心理动因而产生的以乡土为本位的文化观，就不可避免地隐含了一种反文明、反进化的倾向，而对乡村及都市两种文明的评价也因囿于道德立场而缺少一份历史理性，因此沈从文持有“以乡村改造都市”的主张，显然是不合历史逻辑的天真想法。但也有评论者认为，沈从文对湘西文化自身的弱点危机也并非没有丝毫认识，而这使他陷人了更深的文化困境：“当他感受到这种湘西的狭隘蛮俗时，他向往都市新的世界；当他生活于都市时，又发现都
40、市文化残害自然的人性，于是反而向往湘西乡村；一旦沉浸于湘西文化之中，又意识到它致命的弱点。”这种“乡下蛮子”与文明教授的双重意识造成了沈从文作品中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的冲突，无法摆脱的文化困惑最终制约了他的艺术创造力，并导致了他艺术生命的终结60。另外，有的研究者还从沈从文的极言“忘我”中探究到作家灵魂深处对于人生抱有的恐惧感：他有着太多历史与现实的负累，仿佛身后有一片巨大的阴影在追逼着他。他的担忧与恐惧，不是“懦怯”、“怕死”，而是因为他不愿意将有价值的生命白白耗费于人为的风雨之中，这实际上又是不能“忘我”。对这种恐惧感不应单纯理解为对于政治境遇的反映，从更深一层看，它还是对民族以至人类目前生
41、存状态的恐惧，对人不能“心与心相沟通”的恐惧。这也是理解沈从文道德理想的重要门径。61 (二)、立足于作品分析，致力于文体探秘，并向作家作品纵横比较等层面拓展日臻全面而深入的作品研究使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得到公正的评价，从而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1、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通常是按照乡土与都市两大题材序列进行。正如同沈从文在作品中是将这两部分互为参照和说明一样，研究者也从未孤立地看待它们：他们或从乡村题材歌颂古老人性的健康淳朴、叹惋现代文明入侵下的人心变异的内容入手，或从都市题材中暴露道德沦丧、生命力萎缩的意蕴出发，探索了作家的创作意旨、表现方式、内容构成等多方面内容，最后
42、统一到作家信仰的人性、生命理想上来，统一到作家用民族“过去伟大处”来重塑民族形象、再造民族品德的热切愿望上来，同时也分析了作家的文化品格及其局限。此外，也有部分评论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分类研讨：如韩立群的“军旅小说研究”及谭贻楚的“情爱文学研究”，均属一家之言，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探讨。总的来说，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及相应研究基本上沿袭了 80 年代的思路与方法，除在其都市小说局限问题上有一定进展外，新的内容不多。与此同时，单篇作品的研究则有一定深化。研究者积极展开论争，充分揭示了沈从文创作的丰富性，同时也进一步触及到文学作为人学、作为社会生活之能动反映的实质。14关于沈氏代表作边城的探讨自然是重中
43、之重。具体内容可参看吴蕴东新时期以来研究述评62，在这里另外补充两种说法：一是从边城创作与“水”这一表达孤独、隔离的原始意象的密切联系出发，认为表现人类孤独的痛苦是边城的内在意蕴63；一是把边城看作沈从文对优美恬静而又终不免悒郁破碎的农业文明意象的编织64。另外，还有研究者引人注目地提出：“边城远不是作家所认可的生命理想国，三三才完美地体现出作家的生命理想。”55但这种说法似乎有些牵强。而对于沈从文的其他小说，研究者也颇多争论。例如：丈夫是表现了人性复归的主题，还是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夫权压迫和父权制文化意识?阿金是要借两个男人的心理战来验证人类的某种本性，还是对无法把握自己的生命舵桨的湘西人的
44、深重忧虑?萧萧的结局是“写出了萧萧及她周围的人过着世代相因的愚昧而麻木的人生”65，还是仅仅“通过萧萧命运的戏剧性变化来为湘西人的随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66。这些争论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形成新的学术争鸣气氛起到了积极作用。2、文体研究沈从文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以其多变的文字和体式而被称为“文体作家”。90 年代以还的研究者又将“文体”看作“有意味的形式”，各有侧重地揭示了沈从文小说文体与他所表现的艺术世界的内在同构关系。有的评论者认为，沈从文将独特的悲剧生命体验加以审美形式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沈从文文体”，其表现手法及范围是：1、以一种“突转”式的叙事结构来
45、表达人无法自由掌握自身命运的悲剧感受；2、以“二元对立结构”的文体模式揭示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和这种理想人性在历史与现实中所受到的腐蚀；3、以外在表现与人物的真实意识之间的对立来揭示和暴露都市上层、知识阶层的虚伪腐朽，以对生活细节、人物言行的复制来表现都市下层平民的麻木涣散67。但这种分类似有标准不一、缺乏提炼和游离于文体考察之外的弊病，因此更多的研究者还是从整体上进行探讨：有人认为沈从文在文体上的成功得益于他在叙事形态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为独特的叙事视角(以内外视角的转换演进故事情节)和多样化的叙事结构(包括“分散一整合”的意蕴场结构，散文化、诗歌化的叙事结构，以及人格象征化结构)68；有人则将
46、沈从文坚持在“写故事”的名目下进行小说创作视为他文体上的独创性，认为作品中由叙述人与听众相互穿插、对话组成的“故事场”是湘西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于是，研究者从文体角度找到了沈从文笔下这一世界走向崩溃的原因：即湘西世界“因讲故事而确立，也因故事的消散而解构”，两次回乡摧毁了沈从文的湘西梦，近二十年的都市生活更让他脱胎换骨，立足于现实中的沈从文因此不再有创作的冲动。同时，“沈从文看好讲故事、强调小说叙事性、坚持客观原则、解构启蒙话语，这作为反思五四的具体成果，为中国小说的进一步现代化开辟了道路。”69 3、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沈从文的创作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他以富于个性的文学创作曾经活跃于中国
47、文坛，并享誉世界，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起的作家。因此，90 年代学术界将沈从文的作品与其他中外文学作品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这为理解沈从文提供了新的视野，也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关于沈从文与外国文学的联系，研究者们着墨最多的是他与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创作的相近之处。二者的艺术世界虽然存在着中西文化进程的落差，但都执著于“乡下人”的立场，坚持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和思索，通过对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双重批判来寻找现代人在文化困境中的出路，“追求人类文明的永恒价值一种至善至美的人类共同需求的文化。”70。然而对于二者在美学境界、悲剧意识等深层次的差异，似还缺乏令15人信服的论述。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
48、，废名、艾芜的创作与沈氏创作的比较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废名与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均居于重要地位，他们的作品中存在着突出氛围、重视文体以及题材缺乏时代感等共同之处，但又表现出重“趣”与重“情”、重经验与重描写等不同之处71。而沈从文与艾芜在创作前都有一段与下层民众相结合的生活，描写的又都是具有主体意识的下等人和大时代冲击圈以外的异样世界，这构成了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异性58（P143-156）。此外，一些研究者在以 20 世纪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眼光对沈从文进行考察时，发现了部分当代作家与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联系：有人从文体角度对比沈从文与汪曾棋，认为后者虽师承前者，但他们在语言、叙事视角、结构、哲学意蕴等方面都有微妙差异，这种差异可用“优郁空灵与明朗洒脱”做一个概括72；有人认为沈从文与当代文坛上的“乡土作家”贾平凹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上的相近，他们都尽情展现地域风情，体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试图择取农业文化中积极因素以抗衡封建文化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造成的弊端，因此在审美追求上都能与农业文化相适应73；还有研究者在借助乡土文明来批判城市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