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林徽因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与伊东忠太支那建筑史赖德霖1932 年 3 月林徽因发表了她的第一篇关于中国建筑的论述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 。1 这篇文章包含了三个重要思想：第一，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在于它的框架结构，这一点与西方的哥特式建筑和现代建筑非常相似；第二，中国建筑之美在于它对于结构的忠实表现，即使外人看来最奇特的外观造型部分也都可以用这一原则进行解释；第三，结构表现的忠实与否是一个标准，据此可以看出中国建筑从初始到成熟，继而衰落的发展演变。这些思想后来贯穿于她与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和大量有关中国建筑的论述。由于文章对于中国建筑的认识全面、深刻、系统，而作者当年只有 28 岁，且实地考察经
2、历并不丰富，所以后辈读者在惊叹之余，难免希望追究她的认知来源。已有学者指出，这篇文章是 1931 年 11 月 19 日林徽因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小礼堂为外国使节所做的有关中国建筑的著名讲演的文稿。2 如此，文章中没有加注参考文献以今天的学术标准衡量虽然不无缺陷，但也并非不可理解。不过为了回答读者疑问，更为了揭示中国建筑史学形成的复杂历史，今天的历史学家们仍有责任去钩稽作者所借鉴的来源和所辩驳的对象。为此笔者已经在 2012 年发表了28 岁的林徽因与世界的对话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评注一文。3 该本从史学史的角度对林文作了文本分析，目的有三：第一，作为中国最早的女性建筑家，林徽因在 28 岁时所达
3、到的认识高度；其次，作为一名民族主义的知识精英，她在捍卫民族文化方面所做的努力。除此之外，笔者还希望揭示在近代中国建筑史话语形成的过程之中，中国建筑史家与西方及日本建筑史家在建筑史方法论以及对中国建筑的认识方面的对话。近日，朱涛先生在其新作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一书的首发式上说，林徽因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一文“大段大段的文字是借鉴了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 ”。4 此话被新京报记者断章取义，以“香港学者质疑梁思成：文章大段借鉴日本学者”为题对首发式进行了报道，5 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误解。对此，朱涛先生本人已经在自己的博客中进行了澄清。6 但他尚未解释自己所说林文 “大段大段的文字是借鉴了 ”伊东著作的具
4、体所指，因而他的话以及新京报的讹传对梁思成、林徽因学术甚至人格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依然没有得到消除。故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拙文中对林文与伊东著作的对比内容重新整理发表，交由读者去判断是非。林文共有 47 个自然段。内容分别为：1.作为“东方三大系”之一的中国建筑；2.中国建筑体系何以能够历久，值得研究；3“.一般人”对中国建筑的错误认识（简陋无发展、低劣幼稚） ；4.西人错误观念的原因；5.好建筑的三要素（实用、坚固、美观） ；6. 建筑之美的结构基础；7.中国建筑之美在于结构国建筑的调查，并先后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原则；8 “.真”的价值；9.建筑艺术发展的一作。他们以自己对中国建筑的认识，建构了一
5、般规律（创造，试验，成熟，抄袭，繁衍，堕落） ；10.从概观转向基本原则的分析；11.木材料与中国建筑的上、中、下三段式构图的套有关中国建筑特征、文化关联，以及历史属性的“话语” 。作为新一代学者，梁思成、林徽因进入这个领域，不可回避地要与这个关系；12.易经和史记中中国建筑自古既有话语传统进行对话。林徽因就是这场便是木构的证据；13.构架制的特点；14.构架制特点小结；15. 开间；16.中国建筑构架制与西方哥特建筑和古典建筑的区别；17.构架制对中国建筑造型的影响；18. 反映中国建筑造型特色的几个方面（屋顶、台基、斗、色彩和平面布局） ；19.反曲屋面在防水和采光方面的功能；20.屋顶的
6、构造方法；21.檐椽在屋顶角部的升起与角梁的关系；22. 中国建筑飞檐之美；23. 屋顶斜度的变化；24.中国建筑屋顶部分的“举架法” ；25.屋檐仰翻对于室内采光的帮助；26.中国建筑反曲屋面之美；27.从周礼记载看反曲屋面产生的原因；28. 屋顶装饰与结构的关系；29. 脊瓦对于结构的表现功能；30.屋顶吻兽和走兽装饰的象征意义；31.屋顶吻兽和走兽装饰的结构功能；32.屋顶由戗上的走兽与角梁结构的关系；33. 从结构角度对南方建筑屋顶夸张造型的批评；34.对西方学者有关中国建筑屋顶造型起源解释的批评；35.中国建筑的斗；36. 中国建筑斗功能的演变；37.对中国建筑斗功能演变的评论；38
7、.关于斗问题的小结；39. 中国建筑色彩的结构和结构表现功能；40.中国建筑色彩没有滥用；41.中国建筑的台基之美；42. 中国建筑的对称布局；43.中国园林的浪漫平面；44. 从近代工程角度看中国建筑的缺点；45.中国建筑结构真率之美；46.中国建筑的未来；47. 中国建筑在现代建筑条件下发展的可能。在 1930 年代中国建筑史学者开始研究本国建筑之前，西方和日本学者早已展开了对于中对话中中国建筑史家的第一位代表。除了由罗马建筑家维特鲁威提出的建筑“三要素”标准（第 5 段） ，她所借助的批评理论和叙述方法主要有三种，这就是当时西方建筑美学中具有主导影响的结构理性主义思想（第 7 段） 、材
8、料构造真率性原则（第 8、45 段） ，以及美术史研究中以 18 世纪德国美术史家温克尔曼（J.J.Winckelmann）的著作为代表线性发展叙述（第 9 段） 。在文章中林徽因对前人关于中国建筑的看法有认同，但更多的是更正甚至批判。如她关于反曲屋面在防水和采光方面的功能的讨论（第 19 段） ，认同的是英国建筑史家James Fergusson 的观点；而关于中国建筑斗演变规律以及由此所反映的中国建筑的发展趋势的讨论（第 36、37 段） ，接受的是瑞典美术史家喜龙仁（Osvald Siren）的观点。7 而她对中国建筑之美的结构和材料本质的认识、对中国建筑发展脉络的认识（第 3 段） ，
9、以及对中国建筑屋顶造型起源的判断（第 34 段） ，则是针对英国建筑史家 James Fergusson、Banister Fletcher，以及德国建筑史家 Ernst Boerschmann 的批判。林文与众外国学者相关论述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文章的结语部分（第 47 段） ，将中国建筑与现代建筑相类比以证明其复兴的可能性。1932 年出版的现代建筑经典名著国际式1922 年以来的建筑 （International Style:Architecture Since 1922）同样采取结构理性主义的立场，把现代建筑在结构方面的发展，尤其是框架结构的普遍采用，看作是现代建筑造型变化的根本原因和
10、现代建筑的本质特征。林的观点发表在 1931 年底或 1932 年初，她当未曾研读过希区科克（Henry Russell Hitchcock）和约翰逊（Philip Johnson）的这部新作。这一偶然相合表明了林在建筑思维上的敏锐和深刻。也正是因为相信“中国架构制既与现代方法恰巧同一原则” ，林最后充满信心地说：“将来只需变更建筑材料，主要结构部分则均可不有过激变动，而同时因材料之可能，更作新的发展，必有极满意的新建筑产生。 ”基于上述的比较分析，拙文认为， 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一篇里程碑性论文。在此，作为一名建筑家的林徽因借助于西方近现代建筑中的结构理性主义思想，为评价中
11、国建筑找到了一个美学基础，从而全面地论证了它在世界建筑中的地位，它的历史演变脉络，它与现代建筑的关联，以及它在现代复兴的可能性。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角度考察，林徽因的写作还体现了一名民族主义知识精英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复兴愿望。借用弗朗茨法侬（Frantz Fanon）关于被殖民地的本土知识分子在外来强权侵略之下发展民族文化的三阶段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在经过了“吸收消化占领者强势文化”阶段和“他要记住我是谁”的自我意识觉醒阶段之后，中国的建筑家们正在努力迈向另一个新阶段。在这个被称作“战斗” （fighting）的阶段里，他们感到有必要 “对他们的民族说话，要为表达人民的心声造句，要成为一个行
12、动中的新现实的代言人” 。8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就是他们进入这个新阶段的一个宣言。毋须讳言，林徽因的文章也有多处涉及到日本学者伊东忠太讨论过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伊东早在 20 世纪初就开始了对于中国建筑的普查，并于 1931 年出版了支那建筑史（载于东洋史讲座第十一卷。1937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版，由陈清泉译补，梁思成校订，中文版名为中国建筑史 ） ；第二，从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初，伊东就与中国学者们有着频繁的交流，受到了中国同行的尊敬；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伊东与中国学者有着相似的目标，即他为了捍卫日本建筑在世界建筑中的地位，也需要去捍卫被西方“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述贬斥的中国建筑。
13、林徽因文章与伊东著作在内容上可作比较的部分有六段。这六段又可分为与伊东所讨论的问题有关但立论角度与观点有所不同的四段，以及认同了伊东观点的两段。前者是：1.第1 段关于中国建筑为“东方三大系 ”之一的讨论；2.第 16 段关于构架制对中国建筑造型的影响的理解；3.第 21 段关于檐椽在屋顶角部的升起与角梁的关系的讨论；4.第 38 段中国建筑色彩的结构和结构表现功能的解释。后者是：第 42 段关于中国建筑的对称布局和第 41段关于中国园林的浪漫平面的讨论。此外，伊东著作也提到了林徽因在文章第 19 段关于反曲屋面在防水和采光方面的功能的讨论中所认同的 Fergusson 观点，但他并不完全同意
14、。以下还是让我将拙文对于这些相关段落的分析略加修改，收录在此，敬请读者判断林徽因文章与伊东著作的具体关联。第 1 段之一：作为“东方三大系 ”之一的中国建筑中国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渊源深远，而演进程序简纯，历代继承，线索不紊，而基本结构上又绝未因受外来影响致激起复杂变化者。不止在东方三大系建筑之中，较其它两系印度及阿拉伯（回教建筑）享寿特长，通行地面特广，而艺术又独臻于最高成熟点。即在世界东西各建筑派系中，相较起来，也是个极特殊的直贯系统。评注 “东方三大系建筑”的概念最初由日本建筑家伊东忠太提出。在其 1931 年的著作支那建筑史中，伊东说：“中国之建筑在世界建筑界中，究居何等位置乎
15、？若将世界古今之建筑，大别之为东西二派，当然属于东洋建筑。所谓东洋者，乃以欧洲为本位而命名者。虽依其与欧洲相距之远近，区别为近东与远东，但由建筑之目光观之，在东洋亦有三大系统。三大系统者，一中国系，二印度系，三回教系。此三大系各有特殊之发达。 ”9在此，伊东忠太肯定了中国建筑作为东方建筑的一个特殊系统的重要性，他同时也就肯定了作为中国建筑的衍生系的日本建筑存在的价值。“系”的概念在近代亚洲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体现了在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的双重背景下，亚洲知识精英们对于自身文化在世界语境中的地位与价值的思考。仅如中国，胡适在其1917 年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就曾将世界哲学分为东西两支，各支又分别以中
16、国与印度两系和希腊与犹太两系为代表。梁漱溟在其 1921 年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也曾根据文化精神的不同，将世界文化分为三种类型：即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在他看来，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这种文化的特征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与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而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他认为这是世界文化的三种形式和发展的三条道路，在其中中国文化不仅有其地位和价值，而且以其对人生和社会的关注，而将成为人类文化在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之后一个发展的新方向。 ）他们这种分类的目的就是在世界范围之内为中国文化谋一席之地，并证明其价值。
17、第 1 段之二：中国建筑的“地域普遍性 ”与“历史持续性 ”大凡一例建筑，经过悠长的历史，多参杂外来影响，而在结构，布置乃至外观上，常发生根本变化，或循地理推广迁移，因致渐改旧制，顿易材料外观，待达到全盛时期，则多已脱离原始胎形，另具格式。独有中国建筑经历极长久之时间，流布甚广大的地面，而在其最盛期中或在其后代繁衍期中，诸重要建筑物，均始终不脱其原始面目，保存其固有主要结构部分，及布置规模，虽则同时在艺术工程方面，又皆无可置议的进化至极高程度。更可异的是：产生这建筑的民族的历史却并不简单，且并不缺乏种种宗教上，思想上，政治组织上的叠出变化；更曾经多次与强盛的外族或在思想上和平的接触（如印度佛教
18、之传入） ，或在实际利害关系上发生冲突战斗。评注在此林徽因不仅指出了中国建筑在地域上的普遍性，也强调了它在历史上的持续性。这两点在伊东忠太著作中也有相似表述，如他说：“中国系之建筑为汉民族所创建。以中国本部为中心，南及安南交趾支那，北含蒙古，西含新疆，东含日本，其土地之广，约达四千万平方华里，人口近五万万，即占世界总人口约百分之三十。其艺术究历几万年虽不可知，而其历史实异常之古。绵延至于今日，仍保持中国古代之特色，而放异彩于世界之建筑界殊堪惊叹东洋三大艺术中，仍能保持生命雄视世界之一隅者，中国艺术也。”10 但从引文可以看出，伊东的立论强调的是中国建筑在地域分布之广和服务人口之多，而说中国建筑
19、“保存其固有主要结构部分，及布置规模，虽则同时在艺术工程方面，又皆无可置议的进化至极高程度” ，林徽因强调的则是中国建筑结构构造之的特殊，这是具有建筑学美学意义的证明。此外，林还特别指出，尽管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多次与强盛的外族“或在思想上和平的接触” ， “或在实际利害关系上发生冲突战斗” ，但中国建筑的“初形”都没有改变。这一观点表现出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影响，她对中国建筑所抱有的坚定信心。第 17 段：构架制对中国建筑造型的影响这架构制的特征，影响至其外表式样的，有以下最明显的几点：（一）高度无形的受限制，绝不出木材可能的范围。 （二）即极庄严的建筑，也是呈现绝对玲珑的外表。结构上既绝不需要坚
20、厚的负重墙，除非故意为表现雄伟的时候，酌量增用外， （如城楼等建筑）任何大建，均不需墙壁堵塞部分。 （三）门窗部分可以不受限制，柱与柱之间可以完全安装透光线的细木作门屏窗牖之类。实际方面，即在玻璃未发明以前，室内已有极充分光线。北方因气候关系，墙多于窗，南方则反是，可伸缩自如。评注在此林徽因对中国建筑造型特征的分析首先是从物质因素木材料出发，然后分析材料的构造方式构架制，再分析它们对外形的影响。但这种材料和结构决定论的分析（“高度无形的受限制，绝不出木材可能的范围” ）无法解释为何哥特建筑采用比木材更短小的石材却能建造高大的形体和宽广的空间。在这方面，伊东忠太诉诸了观念的因素，试图从文化的角度
21、寻找答案。他认为中国建筑是“宫室本位” ，即“中国古代无宗教，或以自己为本位之思想较宗教心为强故不能大成宗教之建筑” 。11第 19 段：反曲屋面在防水和采光方面的功能屋顶本是建筑上最实际必需的部分，中国则自古，不殚烦难的，使之尽善尽美。使切合于实际需求之外，又特具一种美术风格。屋顶最初即不止为屋之顶，因雨水和日光的切要实题，早就扩张出檐的部分。使檐突出并非难事，但是檐深则低，低则阻碍光线，且雨水顺势急流，檐下溅水问题因之发生。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明飞檐，用双层瓦椽，使檐沿稍翻上去，微成曲线。又因美观关系，使屋角之檐加甚其仰翻曲度。这种前边成曲线，四角翘起的“飞檐” ，在结构上有极自然又合理
22、的布置，几乎可以说它便是结构法所促成的。评注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屋顶特色的理解当受到了福格森的影响。在其 1859 年的著作图像世界建筑志 （The IllustratedHandbook of Architecture in All Ages andAll Countries）中，福氏说：“在中国，大雨集中于一年中的一个季节，于是中国普遍采用的瓦屋面需要较大的坡度以排雨水，但是另一个季节明媚的日照又使墙和窗的遮阳成为必要如果为了后一种需要而延长屋面，高窗将变得十分昏暗，同时也遮挡了视线。为了弥补这一弊端，中国人将渗漏问题不太大的外墙之外的屋檐部分沿水平方向折出。同时，为了打破两个折面之间的僵硬角
23、度，他们采用了凹形的曲线。这样，既有效地解决了屋顶（排水和遮阳）的两个功能，又创造了中国人正确地视为美观的屋面造型。 ”12 伊东忠太在支那建筑史中也曾介绍了福氏的这一“构造起源说” 。但他说：“此种构造不独中国如是，其他地方亦甚多，但他地只成折线，何故惟中国进化为曲线乎？此不可仅由构造上之必要定之，或别有其他原因。 ”13第 21 段：檐椽在屋顶角部的升起与角梁的关系角梁是方的，椽为圆径（有双层时上层便是方的，角梁双层时则仍全是方的） 。角梁的木材大小几乎倍于椽子，到椽与角梁并排时，两个的高下不同，以致不能在它们上面铺钉平板，故此必需将椽依次的抬高，令其上皮同角梁上皮平。在抬高的几根椽子底下
24、填补一片三角形木板称“枕头木” ，如图二。评注在支那建筑史中，伊东忠太也试图解释中国建筑屋顶曲线形成原因。但他的答案依旧来自文化。他说：“余以为中国屋林徽因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第二图（图片来源：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第 3 卷，第 1 期，1932 年 3 月，第 171 页）顶形之由来，不可以一偏之理由说明之，只认为汉民族固有之趣味使然。要之屋顶之形，直线实不如曲线之美。如是解释，则简明而且合理。 ”14 此处林徽因从构造角度的解释显然更有说服力。第 39 段：中国建筑色彩的结构和结构表现功能斗以下的最重要部分，自然是柱，及柱与柱之间的细巧的木作。魁伟的圆柱和细致的木刻门窗对照，又是一种艺术上
25、满意之点。不止如此，因为木料不能经久的原始缘故，中国建筑又发生了色彩的特征。涂漆在木料的结构上为的是：（一）保存木质抵制风日雨水， （二）可牢结各处接合关节， （三）加增色彩的特征。这又是兼收美观实际上的好处，不能单以色彩作奇特繁华之表现。彩绘的设施在中国建筑上，非常之慎重，部位多限于檐下结构部分，在阴影掩映之中。主要彩色亦为“冷色”如青蓝碧绿，有时略加金点。其它檐以下的大部分颜色则纯为赤红，与檐下彩绘正成反照。中国人的操纵色彩可谓轻重得当。设使滥用彩色于建筑全部，使上下耀目辉煌，必成野蛮现象，失掉所有庄严和调谐。别系建筑颇有犯此忌者，更可见中国人有超等美术见解。评注伊东忠太曾说：“中国建筑，
26、乃色彩之建筑也。若从中国建筑中除去其色彩，则所存者等于死灰矣。 ”15 与福格森对中国建筑色彩的贬斥不同，伊东称赞 “中国人对于色彩有极成熟之考察与技巧也” 。16 他还说：“中国建筑上特异手法之当特笔记载者，即屋顶之色彩也。如前所述，宫殿庙祠等屋顶，依其资格而葺以黄绿等釉瓦，其他仍有种种之色。如北平西郊万寿山离宫众香界之屋顶，为黄底而加青紫等花纹。又北平皇城内南海太液池中瀛台，为建筑之最华美者，各宇各异其色，各宇之屋顶，用不同色之釉瓦饰之，远望之如神话国之宫殿，有超出现世界之梦幻的趣味。 ”17 伊东对中国建筑色彩的讨论除指出其对木料的保护作用之外，还强调了不同色彩的象征含义。而林徽因强调中
27、国建筑色彩对于结构的表现作用（architectonic representation） ，这一点与伊东忠太对建筑色彩的认识完全不同。第 42 段：中国建筑的对称布局最后的一点关于中国建筑特征的，自然是它的特种的平面布置。平面布置上最特殊处是绝对本着均衡相称的原则，左右均分的对峙。这种分配倒并不是由于结构，主要原因是起于原始的宗教思想和形式，社会组织制度，人民俗习，后来又因喜欢守旧仿古，多承袭传统的惯例。结果均衡相称的原则变成中国特有一个固执嗜好。评注伊东忠太也曾讨论过中国建筑平面布局的对称性。他说：“欧美学者谓中国建筑千篇一律，其理由之一即中国建筑之平面布置，不问其建筑之种类如何，殆常取左右
28、均齐之势，此亦事实也。无论何国，凡以仪式为本位之建筑，或以体裁为本位之建筑，虽取左右均齐之配置，然如住宅，以生活上实用为主者，则渐次进步发达，普通多用不规则之平面。中国住宅，至今犹保太古以来左右均齐之配置，诚天下之奇迹也。 ”18第 43 段：中国园林的浪漫平面例外于均衡布置建筑，也有许多。因庄严沉闷的布置，致激起故意浪漫的变化；此类若园庭、别墅，官苑楼阁者是平面上极其曲折变幻，与对称的布置正相反其性质。中国建筑有此两种极端相反布置，这两种庄严和浪漫平面之间，也颇有混合变化的实例，供给许多有趣的研究，可以打消西人浮躁的结论，谓中国建筑布置上是完全的单调而且缺乏趣味。但是画廊亭阁的曲折纤巧，也得
29、有相当的限制。过于勉强取巧的人工虽可令寻常人惊叹观止，却是审美者所最鄙薄的。评注伊东忠太在讨论中国建筑的平面布局时也注意到园林建筑的不规则性。他说：“然中国人有特别之必要时，亦有破除左右均齐之习惯而取不规则之平面配置者。例如北京宫城内之西苑，有弯曲样式之桥，有作波澜样式之墙壁。杭州西湖有作折线样式之九曲桥。是等为庭园之风致计，故力避均齐之平面布置。 ”19 由此可见，林徽因在有关中国建筑平面布局的介绍中认同了伊东的观点。通过这些比较读者或许已经可以看出林徽因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一文与伊东忠太支那建筑史一书的关联。其中林徽因所完全认同的伊东观点，只有他关于中国建筑平面布局的描述性认识，这些看法在
30、 18 世纪以来西方有关中国建筑和园林的讨论中也很常见。（详见陈志华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 ，2006 年）而林徽因更多关于中国建筑结构原理、造型基础，以及文化价值的认识，则是她在前人论述基础之上从结构理性主义的角度所作的重新的思考。的确，按照今天的学术论文写作的标准，任何合乎规范的学术论文都应该列出所有参考文献，包括作者所批评的材料。但正如笔者在本文开头已经说明，作为一篇讲演稿，作者对这部分内容的忽略应可理解。我们还应该知道，这篇讲演做于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两个月，而文章又发表在这个事变之后半年和 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两个月。1932 年 6 月 14 日，就在林徽
31、因发表 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一文三个月之后，林徽因在致胡适的信中解释徐志摩不幸遇难半年之后朋友中尚无对他的文字严格批评的文章时说：“国难期中大家没有心绪，沪战烈时更谈不到文章。 ”在结尾，她又说：“思成又跑路去，这次又是一个宋初木建在宝坻县比蓟州独乐寺或能更早。这种工作在国内甚少人注意关心，我们单等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 ”20补注 1：王贵祥教授最近指出，伊东忠太和林徽因关于建筑的“东方三大系”的表述在Banister Fletcher 的比较法建筑史中也可以看到。王因此认为二人或都受到 F letcher 的影响。这一看法值得重
32、视。详见：王贵祥再驳新京报记者谬评为林徽因先生辨 ，中国建筑史论汇刊 ，http:/ 2：1 月 26 日，曾经在梁思成先生忌辰 42 周年以梁思成文章大段借鉴日本学者？的新京报记者再次发表有关朱涛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一书所引发的评论的报道：朱涛：梁思成被神化“梁陈方案”不能改变北京的混乱 。其中没有更正此前批评者普遍质疑的媒体对所谓“梁林抄袭伊东忠太”的讹传，而是继续以朱涛的话提出两条破除“梁思成神话”的证据。其一是梁没有“发现”独乐寺和佛光寺；其二是“梁陈方案”不具有可行性，也不能改变北京的混乱。我同意朱说独乐寺是日本学者先发现的，这一看法在徐苏斌博士的著作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 （中国水
33、利水电出版社，1999 年）出版后就已被中国建筑史界所认可。但我不同意因为梁思成可能是在看过日本学者拍摄的佛光寺佛像照片之后再循踪去找建筑，就否认他是佛光寺建筑的发现者。理由很简单，科学研究中的所谓“发现”从不是指第一个看到，甚至第一个记录，而是指第一个认识，这在建筑史研究中就是断代以及各方面价值的认定（这也是我们承认日本学者先发现独乐寺的理由） 。否则佛光寺所在的山西五台豆村村民会比任何人都有理由说他们的祖先早就“发现”了佛光寺。我同样不同意朱涛说“梁陈方案不具有可行性和不能改变北京的混乱” 。首先，梁陈方案所关注的问题是中央行政区的地点和布局，目的是避免新区的建设对古城的破坏。当时北京还没
34、有今天的“混乱”问题，以此指责梁陈方案就如同是在抱怨医生为治咽喉炎所开的药医治不了痔疮。其次， “梁陈方案”还仅仅是一个规划战略的建议，落实到实现，还有很多进一步的详细规划和方案设计要做。作为规划和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祥不至于无知到在一个城市新区仅仅设置办公楼、一点宿舍和一个文化礼堂，而不考虑商业和文化设施。第三，造成今天北京的“混乱”交通堵塞、空间无序原因十分复杂。但我认为罪魁祸首应该是 1950 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规划普遍而且至今仍在沿用的前苏联的“小区”规划模式（详见北京的交通问题出自交通么 ， 世界建筑 ，2006 年第 9 期） 。这一模式的弊端简言之就是小区优先先定位小区再以城市道
35、路连通，而不是城市道路优先先规划好城市整体的道路网，然后在路网内开发小区。这一模式的结果就是中国城市中“紫禁城”遍布、 “紫禁城”内路网与城市道路无法兼容，以及“紫禁城”内建造无视城市秩序。而梁陈方案在规划方法上的一个基本特点恰恰就是道路优先。这种方法如同用形制规整的瓷砖贴墙其中每一块面砖都可以被更换或重新设计，但整体结构和秩序绝不会混乱。赖德霖，清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芝加哥大学中国美术史博士，路易维尔大学美术系副教授。注释：1 林徽因， 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 ，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第 3 卷，第 1 期，1932 年 3月，163-179 页。2 李军， 古典主义、结构理性主义与诗性
36、的逻辑 林徽因、梁思成早期建筑设计与思想的再检讨 ， 中国古代建筑史与艺术史跨学科雅聚论文，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2011 年 6 月 3-4 日。该讲演之所以 “著名” ，是因为诗人徐志摩当天从上海赶赴北平听讲，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3 赖德霖， 28 岁的林徽因与世界的对话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评注 ， Domus国际中文版 ，第 61 期，2012 年 1 月。4【文字全纪录】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 2014 年 1 月 10 日，http:/ 香港学者质疑梁思成：文章大段借鉴日本学者 ， 新京报 ，2014 年 1 月 9 日。6 朱涛， 澄清：我没有“质疑梁思成抄
37、袭 ” ，朱涛建筑师的 BLOG，2014 年 1 月 12 日，http:/ 详见李军， 古典主义、结构理性主义与诗性的逻辑 林徽因、梁思成早期建筑设计与思想的再检讨 ， 建筑史论汇刊 ，第 5 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年，第383-427 页。8 Fanon,Frantz(Farrington,Constance,Trans.),“On National Culture,”i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New York:Grove Press,Inc,1963):179.笔者译。9 伊东忠太著，陈清泉译补，梁思成校订， 中国建筑史 ，上海：商务
38、印书馆，1937 年，第 4-6 页。10 同上：4-6 页。11 同上：40-42 页。12 Fergusson,James,The Illustrated Hand-book of Architecture in All Ages and All Countries(London:John Murray,1859):140.笔者译。13 伊东忠太著，陈清泉译补，梁思成校订， 中国建筑史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年，第 49 页。14 同上：50 页。15 同上：61 页。16 同上：66 页。17 同上：66 页。18 同上：44 页。19 同上：47 页。20 耿云志主编，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第 29 卷，第 387 页，合肥：黄山书社，1994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