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发展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参与式影像研究作者： 韩鸿 单位：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关键词： 参与式影像 发展传播阅读：5065 次摘要：参与式影像的中国实践已有十多年历史，而相关的理论研究尚是空白。本文密切关注这一新的影像实践形态，从发展传播学的角度对参与式影像的概念、来源、操作程式进行了解答，并对参与式影像在中国乡村传播的特殊价值，最新发展态势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探析。1999 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足 1 美元的 6 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尤其
2、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改变传播的不平衡状态，是近年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而鲜为人知的是，从1991 年起，一种新的草根媒介和传播方式参与式影像就开始进入中国，并在环保、扶贫等领域中潜滋暗长。到 2007 年，这种新的影像形态已经在“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台湾“鸟山头影展”等场合多次亮相。在国内参与式影像实践方兴未艾的时候，相关的理论研究却仍是空白。那么，究竟什么是参与式影像？参与式影像是如何操作的？它与普通的纪录片有什么区别？在中国有什么特殊价值？发展中尚存在哪些问题？本文试做引玉之砖，结合国内外参与式影像的最新发展态势予以解答。 一、参与式影像及其起点。 参与式影像（participato
3、ry video）也叫社区影像（community video）、草根影像（grassroots video）、过程影像（process video）等，参与式影像可以说既是一种影像类型，一种行为过程，同时也是一套工作方法。肖和罗伯逊（Shaw and Robertson）将其界定为“一种创造性地利用影像设备，让参与者记录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来生产他们自己的影像的集体活动”。(Shaw and Robertson ，1997；1)2 里奇和克里斯朗奇（Nich and Chris Lunch）则认为参与式影像是“动员群体或社区塑造关于他们的电影一套方法”。3 以集体行动为特征的参与式影像的生产与
4、传播是一个创造对话、促进思考、凝聚共识的民主化过程。作为 20 世纪西方发展传播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式影像往往聚焦于欠发达地区弱势群体的发展问题，把影像作为弱势者发声的工具和媒介，通过与草根民众的参与性合作，“给人民赋权以塑造他们的命运”，它给那些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传播网络之中被忽视的人一种声音，使那些在大众传媒中没有被呈现的观点带到社会表层，最终促进发展问题的解决。（Shirley A. White,2003:20）虽然对参与式影像有不同理解，但仍有几点基本共识，即：1、它是对影像技术的创造性运用；2、民众不仅是信息终端，同时也介入生产过程成为影像信息的产制者；3、它是一种群体参与的行为。
5、 参与式影像起源于 1967 年加拿大国家电影局（NFB）在纽芬兰地区实验成功的“福古岛程式”（Fogo Process）。在这项名为“挑战变革”（ Challenge for Change）的计划中，加拿大政府为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拟重新安置偏远的福古岛上散居的岛民。导演兼制片人 Colin Low 与纽芬兰纪念大学（MUN）的 Donald Snowden 成立了一个“福古小组”，将互动的电影作为一种促进落后地区社会变革和为民众赋权的工具，给平时无法“发声”的岛民一个聚焦当下问题和讨论的机会。他们将摄影机交到当地人手里，让他们在镜头前自由阐发自己的观点。“福古小组”总共拍摄了 28 部
6、关于岛民生活、个性和事件的短片(Coish, 1975)，并岛上在 35 个地点放映。散居在岛上 10 个社区近三分之二的岛民通过影像的生产和传播意识到了面临的共同问题，并开始意识到，团结和组织起来、互助合作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决策部门在观看电影后，也有了同这些很少听到的草根声音进行交流的机会，并最终导致政府公共决策的改变。在政府的帮助下，福古岛建立了造船厂和鱼业加工厂，岛民的就业和生存问题得以解决，福古岛的历史从此彻底改变。之后，这个以“福古岛程式”为名的影像实验开始在全球推广，成为参与式影像的基本模式。 二、参与式影像的操作程式及与普通纪录片的区别 参与式影像诞生后，在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得
7、到广泛推广和运用，并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非政府组织 Global Vision 的社区影像顾问 Pamela Brooke 和尼泊尔 GreenCom 的社区影像专家 Kedar Sharma 共同撰写了一个操作指南。以六周作为一个工作周期，介绍了参与式影像的操作步骤。（Pamela Brooke and Kedar Sharma,1997） 进度 主要工作 具体做法第一周了解社区，熟悉项目，将录像引入村民中。1 ） 将摄象机带入村庄和村民中，消除陌生感，邀请村民拍摄个人、村庄趣事和邻里活动。 2 ）邀请村民观看自己和邻居的影像，在娱乐中了解你的拍摄计划，鼓励他们用摄象机表达看法，讲述自己
8、的生活。 第二、三周 绘制乡村地图，培训拍摄技巧， 增进对社区的了解。1 ）请 村民集体绘制村庄地图，标注村庄的地理、社会环境，增进你对社区的了解，同时为后续工作提供便利条件。 2 ）培训村民，拍摄 不同群体的日常生活。探讨社区与项目之间的关系，以及实施的发展项目的成功与失败之处。将社区划分为同质性的小群体（如妇女群体、贫民、失地者群体等），向村民培训摄象技能，由他们集体讨论讲述谁的生活，讲述什么，如何讲述。记录村民他们的日常生活，提出改良现状的建议，并由村民来拍摄讨论。录象完成后，什么时候放映，放给谁看需由村民小组决定并征得被拍摄者同意，并在播放中激发讨论。录象不是试图在社区中制造愤怒或者裂
9、隙，因此 应设法做到平衡，让每个人能畅所欲言。 第四、五周 引发讨论，编织幽默故事。 用小段子、乡土剧、歌谣等当地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展示社区关于所关注问题的不同观点，如文盲导致的信息闭塞、妇女的被排斥等等，表演一些存在于社区的当地问题和冲突。 第五周社区影像信函的内容决策 将村民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集中一个问题。由小组决定谁操作摄象机，谁发言。列出小组认可的问题清单，并按重要性排序。尽量表达不同利益群体（ stakeholders ）的话语、观点及日常经验。让会拍、能说、有激情和感染力的人来制作和拍摄。在有乡村背景的现场拍摄，以增加视觉冲击和说服力。 第五、六周拍摄和编辑制作影像信件，结束工
10、作计划。 1)与村民小组一起拍摄脚本资料，合并村民的观点，让村民评论并提供修改意见，让希望决策者关注的问题以最打动人的强烈的方式呈现。 2)编辑影像信件。听取他们关于影像信函应如何被编辑的意见。 3)完成长度为 15 分钟的社区录象信件（ video letter ）。 上述操作程式是参与式影像中最典型的一种赋权型影像（empowerment-type video），它将影像制作作为弱势群体相互沟通和自我发展的工具，鼓励那些因社会、经济、教育等原因长期处于“失声”状态的群体，能够通过影像来创造性地表达自我，增加社区民众尤其是穷人与妇女的发言权和决策权。类似的参与经历有助于减少他们过去在社会体验
11、中形成的“无权感”，增强弱势群体的自信和自尊。发展传播者在指导拍摄的同时也进入到传播和学习过程中，设法在指导和让当地人主动参与、在有意控制和让事情自然发展、在威权主义和非压力式的民主对话手段之间找到平衡点(Kawaja 1994: 141).。在赋权型影像中，人民积极参与影像的生产和传播过程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参与式影像项目获得成功，则可以认为人们已经被实实在在地赋权了。 参与式影像具有普通纪录片中参与型(participatory)与自我反射式(reflexive)的一些特点，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纪录影像的社教功能，因而具有科教纪录片的一些特征。但是从本质上讲，不管是与普通的人文纪录片还是
12、科学教育纪录片相比较，参与式影像又有较大不同。 首先，价值重心不同。对于普通纪录片生产而言，最重要的是作品，而参与性影像是作为社会变革的工具而存在，除了重视最终的影像产品，更看重影像的制作过程本身，即在拍摄过程中聚焦共同议题，集体讨论，形成共识。 其次，在生产方式上，参与式影像与纪录片也有较大区别。纪录片是作者独立创作的个人作品，纪录片的主题最终会怎样表现，拍摄对象会以何种方式得到呈现，被拍摄者几乎不可能有什么发言权。相反，参与式影像中，当地人都身兼拍摄者、表演者（被拍摄者）、观看者三种角色。弱势群体可以根据他们所感知的问题来决定其片子的主题，并且能够控制他们将怎样被呈现。此外从观众来看，纪录
13、片的观众没有特定指向性，而参与式影像的观众是特定的社区成员，利益相关者与政策决策者，较有针对性。 再次，参与式影像不同与纪录片之处，还在于它特有的价值标准、传播途径和观看方式。纪录片通常遵循严格的美学标准，旨在引发观众思考，或者带来美的享受，但不一定期待反馈。而对于参与式影像来说，更注重内容而不是形式，“一些优美的影像作品和高级的讲述技巧可能会在社区影像中出现，但是这些只是额外的收获，而不是节目制作本身的目的。”4 参与式影像更看重影像的社会动员和表达效果，因此观众的反馈非常重要，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反馈使民众被赋权行动，而技术质量则关系不大。从传播途径看，纪录片一般都希望进入大众传播渠道，而参与
14、式影像在它发生效用的文化社会环境之外并不具有什么意义。参与式影像一般避免大众媒体，制作的录像节目也不会转化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但是针对性的小众传播却非常重要。 三、参与式影像的理论背景 1、发展范式的转换与传播观念的嬗变 二战后，随着西方发展理论从现代化范式、依附范式再到多元化范式的演进，相应的发展传播理论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线性传播模式，创新扩散模式，发展到参与传播理论。参与传播理论认为，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框架下的单向、自上而下的大众传播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它漠视民众的智慧，创造力和地方性知识，导致许多宏大的发展计划最终失败。因此必须将传播实践从一种单一的、与社区分离的垂直信息传送模式转变为将
15、草根民众的参与纳入其中的横向传播模式，使传播更倾向于多元化、小规模、当地化、非体制化，加强传受者的意见交换以及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水平传播，通过发展地区民众自愿参与的互动方式，使传播产生过去大众媒介无法产生的效用。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各种形式的本土媒介和小众传播工具逐渐被纳入发展传播的视野中，如舞蹈(Mlama,1994)、戏剧(Mda,1993)、传说故事以及歌谣(Mwangi,1996).等，影像、广播等现代传播媒介也是其中之一。 2、理想言语场景理论与解放的教育观 参与式传播建立在一个理论预设之上，即假如人民拥有工具来传播他们关心的事务和社区行动方法的话，人民就可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5 这
16、个假设的哲学基础来源于同时代的哈贝马斯（Habermas）和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认为，开放的传播渠道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社会成员需要民主的传播论坛来解决社会冲突，产生共识，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制度性的理想言语情景，允许成员自由讨论和交换意见。并因此提出了达成相互理解的四个条件：易理解性，真诚陈述，真实性，合乎规则的正当性。(Habermas 1984:23)。满足上述四个条件的理想言语场景显然不可能存在于官方和商业媒介之中。与之类似，巴西著名教育家保罗弗莱雷在被压抑者的教育学（Th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1973)中提出
17、了“解放教育观”，认为对话是弱势群体获得“解放”的重要途径，而要展开对话，民众的真正参与是先决条件。在交流中有两个前提很重要：一是要真实地表达思想；二是要积极地参与交流。公众只有在交流中学习，交流中觉悟，学会思考产生批判意识，才可望获得“解放”。因此要塑造理想的言语场景，就需要寻找一种能够自由发声和促成对话的媒介，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垂直传播模式向平行的、自下而上的传播模式转移。(Thomas Jacobson; 87) 哈贝马斯和弗莱雷的观点给发展传播学很大启示，20 世纪 70 年代所谓的“主导范式的没落”与新一代范式的兴起，实际上就是对早期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与修正。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并无一个“
18、普遍适用”的发展模式，进而强调发展传播实践要从“本土”、“本地”出发，与当地文化传统相结合，采取适应当地情况的传播措施。在传播与发展的问题上，它提倡将传播媒介作为内在而不是外在的发展工具来使用，强调在社会网络中运作的小媒介和草根传播途径的运用，帮助人们去表达他们的问题，而不是被简单强加一个在其他地方被实施过的计划，以使知识和技能的内生性获得成为可能。由于影像对落后地区识字率低的民众来说不存在传播障碍，符合哈贝马斯所提出的“易理解性，真诚陈述，真实性”等条件，加之 DV 容易操作，便宜、轻便，容易复制、回放和传播，可以产生广泛的“扩散影响”（spread effect），因此成为继广播之后的一种
19、理想的信息生产、传播工具，逐渐在参与式发展传播中脱颖而出。（Nich and Chris Lunch，2006：16） 四、 参与式影像的中国价值 没有传播就没有发展。中国的发展实践令世界瞩目，但是中国的媒介构成与发展传播的内在要求却是错位的。发展传播的实践证明，自上而下的扩散型大众传播方式只是发展传播的一个重要支持系统，在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新的发展理念下，更需要参与性、地方化、横向和自下而上的传播系统，在中国的媒介体制存在结构性缺失的情况下，参与式影像的适时进入，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1、 中国乡村发展进入攻坚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贫困人口总量大幅减少，绝对贫困人口
20、已缩减到 2000 万左右。但是，通过自然的经济增长来大幅减少贫困人口的阶段已成为过去，目前进入了一个穷人缓慢减少，并略有回升的相持发展阶段，需要新的发展策略来解决特殊地区的贫困问题。现阶段我国的贫困问题表现为：一是贫困人口地域分布上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基本格局，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深山区、高寒山区、干旱半干旱地区、荒漠沙化地区等老、少、边地区。二是脱贫难度明显加大。受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社会发育程度低等多重因素约束，单一措施已难以奏效，必须从生态、经济、社会各方面入手，采取综合措施，实行综合治理加以解决。（王国良，李小云，2003；72）因此必须构建新的反贫困机制，传播系统的构建成
21、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扶贫开发战略从最初的“输血式扶贫”、“开发式扶贫”，逐渐过渡到 2001 年国家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上提出的“扶贫工作到村到户”阶段。其中，“小额信贷”和“参与式社区发展”是“扶贫到户”制度安排的两个新的生长点，其基础则是建立反贫困参与机制。反贫困参与机制最根本的构成要素就是参与式扶贫，即贫困人口参与扶贫开发的全过程，以积极参与者的身份而不是以被动受益者的身份参与反贫困决策、管理、实施、协调和监测，把过去完全“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制度，通过外部组织干预为主的方法转向农民自发组织及利用“乡土组织系统”，通过识别农民的“乡土知识
22、”并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创造可持续的“适宜技术”，从而有别于主导的单纯技术转移模式，来达到扶贫效益的可持续性。这时，如何构建农民的“乡土组织系统”，促进贫困人口的参与，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因此参与式发展传播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持系统价值日益凸显。 2、 中国农村发展中存在媒介结构性失衡。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的媒介构成并不适应农村地区发展传播的要求。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少数民族地区的信息传播现状颇为严峻，“一是大众传播媒介未能有效地承担起知识启蒙的重任；二是大众传媒未能在欠发达地区有效担负起观念引导的作用;三是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地区受众行为的影响微弱；四是大众传
23、媒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未能起到积极的作用”。6 类似结果也在其他地区的调查中一再得到验证。即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大众传播系统在政治与市场的共同作用下，一方面对广大农村关注不足，另一方面这种单向的传播系统因为缺乏针对性而难以发挥效用。 本世纪初，“扶贫到户制度”的起点是“制定参与式村级扶贫开发规划”。按照新的发展观，“在扶贫开发规划的制定、实施和组织管理的全过程中，贫困农户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决策权和监督权。”7 然而要真正落实这种权利，除了相应制度上的配套措施外，能否在信息传播系统上得到充分保障成为关键问题。落后地区的发展是个系统工程，包括乡村基层民主建设、农村的社会经济进步和人的
24、全面发展，贫困农民要参与发展项目的全部循环过程中，应充分参与对社区问题的分析、对社区发展目标的确定以及对发展方案的决策等。但是上述农民参与的实现和公众对扶贫开发计划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决策权、监督权的实施，其前提是获得相应的信息和参与渠道。按照发展社会学的观点，民主政治的维持需要更大的信息流量。信息流量越大，公众获得的信息就越多，农民才能获得在发展决策、发展计划及发展实施中的权力份额。那么，公众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也越大。但是，如何来保障上述理想的实现，对农村的信息传播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功能结构性缺失的情况下，必须寻找适合广大分散的乡村地区适宜的新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
25、 3、 参与式影像适合国情。 村民对基层民主建设的政治参与，对扶贫开发计划的社会经济参与，贫困农户和社区自我发展的能力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参与式影像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生产、传播和基层民众的参与工具，非常适合中国老、少、边、穷地区的特点。这些地区文盲、半文盲率高达 35%，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中文盲率在 65%以上，影像生产可以突破语言和文字的障碍，成为这些地区的弱势群体“发声”和传播的最佳媒介，为其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信息传播系统的充分保障。参与式影像既可以与具体的发展援助项目相配合，作为参与式发展评估的一个工作手段，也可以独立存在成为一种地方性的草根媒介。农村的这种草根传播活动，让村
26、民自己来纪录，同时在乡村社区中进行教育、对话与沟通，成为塑造自我文化身份，构建社区认同的一种文化方式，培植融洽的社会关系，为新农村建设奠定较好的媒介基础。 五、中国参与式影像的发展态势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亚洲开发银行、福特基金会等在我国所资助的农业项目、林业项目、环保项目、社区综合发展项目等通过参与式发展取得了较好成效。参与式影像作为一种工作方法也随之进入中国。1991 年，福特基金会在云南资助了一个“妇女生育卫生与发展”的项目，53 位农村妇女自己拍摄她们的生活场景，用照片故事表达她们的诉求，以影响生育健康的决策。
27、继这个以“照片之声”（photo voice）命名的项目之后，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进行的参与式影像实践逐渐推开。2001 年，欧盟与中国合作开展了“中国村庄可持续前景”项目（Sustainable Future Scenarios For Chinese Settlements），在中国六个省市选定七个小城镇和乡村，从生态、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角度寻找每个社区的未来发展之路。其中在陕西姜家寨、河北北苏闸、云南三元村三个试点村展开了村民参与式 DV 影片的拍摄。项目组对挑选的男女村民进行 DV 拍摄技巧培训，他们分别以妇女权益、老人赡养、农民增收、环境保护、村民价值体系以及如何实现村庄的现
28、代化等为主题，记录村民的想法，制作了名为北苏闸姜家寨三元的三个参与式影像系列。村民自编、自导的社区影像在公共场所给村民们放映，反响强烈，并得到了项目研究人员的好评和广泛。讨论。 2004 年，在欧洲委员会资助下，英国非政府组织 Insight 与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三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克什米尔、喜马拉雅高原地区开展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资源管理项目。在中国，Insight 与“环长江源生态经济促进会”和“起步高原”等环保组织在青海治多县开展合作，在当地牧民中开展参与式影像培训，使当地牧民和环保人士直接向科学家、政府决策者、援助机构表达他们对项目的意见和看法，共完成 4 部参与式影像作品。这些村民拍
29、摄的影像成为政府和研究机构决策和研究的重要参考。目前该项目仍在进行中。 中国西南山地是世界 34 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热点区域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少数民族的聚集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开发给这里沿袭千年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系统带来危机。中国本土学者开展的参与式影像实践也在这里起步。 2000 年，云南省博物馆研究员郭净，在云南藏族地区开展了类似于巴西 Kayapo人的参与式影像制作方式“社区影视教育”，即通过影像生产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传给后人。该项目成员请村民拍摄他们自己的生活，让村民用摄像机表达心声，然后做成 VCD，由当地人自己开展关于本土文化的教育。藏民扎西尼玛的冰川记录了其家乡卡瓦格
30、博神山明永冰川以及明永村民在旅游开发中面临的环境和文化问题，记录了转山者、旅游者、导游和村民们对冰川旅游、冰川消融的不同看法，以及对是否同意架设索道的争论，在多种声音的讲述中，呈现了他们对家乡剧烈变化的思考。该片拍完后在村里播放，告诉人们怎样保护冰川。这种新的影像制作和传播方式，主题和对象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结合，同时也就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结合。 2007 年，另一个更大的参与式项目“乡村之眼自然与文化影像纪录项目”正式启动，这个由环保组织“保护国际”资助的项目将支持 6 个来自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的 6 个乡村社区拍摄自己的短片，帮助当地人用自己的视角，记录西南山地乡村
31、传统的文化与自然保护模式，它们面对的冲击和变化，以及村民如何通过参与式的方法进行讨论。希望通过项目的开展，建立乡村影像交流传播的平台，让相关乡村社区得到启示及自我教育，重视保护与发展并存的重要价值。 2006 年开始，中国学者主导的社区影像实践开始走出国境进行跨国合作，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开设第一届“云南和越南社区影像讲习班”已经结束。目前，中国的参与式影像实践主要集中在中国西部地区，尤其与西南地区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相结合，主要关注领域包括倡导环保、社区发展、扶贫解困、开展社会监督、维护社会公众环境权益、推进基层民主、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等，在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助下，西南山
32、地成为中国参与式影像试验的热点地区。 六、参与式影像实践的存在问题与解决之道 1、 基础薄弱，人才稀缺，操作理念、工作流程尚待规范。 学者 Alfonso Gumucio Dagron 曾谈到发展传播中的一个奇怪现象：拉丁美洲有300 多所高校开设传播学专业，培训了超过 12 万学生，但都是为大众传媒、广告、公共关系提供的职业教育，而很少提供发展传播、科学传播或者教育传播的专业训练。而这个地区急需的正是这样的人才。（Alfonso Gumucio Dagron，2001：9-10）在中国，类似情况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理论研究上，中国的参与式影像研究基本是一张白纸（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网
33、，目前尚无一篇以“参与式影像”“参与式传播”或“社区影像”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在实践操作上，参与式影像的培训人员非常稀缺。目前参与式影像的参与者主要有两个来源，一类是发展项目的推动者，一类是纪录片人。他们对参与式影像的规范流程和操作方式存在各自的理解，缺乏参与式影像的理论指导和实际操作经验。以“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为例。2005 年和 2007 年，社区影像单元的参展作品分别是 27 部和 31 部。但严格说来，其中的多数仍然是纪录片、专题片，如云南电视台反映山区支教活动的大山里的冬天，北京电影学院记录大学生志愿者在内蒙古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乡村建设记事，反映西部孩子们艰难的上学之路和校园的互助生
34、活的一个学校的变迁，虽然题材与乡村社区有关，但拍摄方式和制作理念仍属于传统纪录片。影像作为一种社会动员和参与工具并没有进入项目的具体内容实践当中，从总体来看，真正参与式、合作式的参与式影像较少。 此外，在参与式影像的具体操作中，某些项目也有不太完善之处。以 2005 年的“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计划”为例。该计划在全国公开征集十个农民志愿者，用 DV 记录自己所生长的农村，内容涉及村务公开、农村土地资产、农民维权、农村劳动力流动、村民自治等问题。该项目由纪录片人吴文光策划，虽然意识到草根村民“发声”的重要性，但依然承袭了传统纪录片的生产方式，即重点在于产品而非拍摄过程，也没有在拍摄过程中激发更大
35、规模的群众参与。与真正的参与式影像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其实参与式影像并不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而是一种具有较严格操作程序的公共参与过程。正如里奇（Nich）所言，“简单将摄象机交到草根民众手里并不是参与式影像”。（Nich and Chris Lunch，2006：4）参与式影像的重点在于参与过程中草根民众的参与、发声、赋权，通过与决策者、利益相关者、项目推动者的互动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一种简单的草根拍摄方式很难对当地的村民自治行为产生真正意义的推动。此外，由于整个计划覆盖中国十个地区，与“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之间彼此脱节，缺乏相互间的紧密配合与辅助，难以产生真正的效度。拍摄完成
36、后 7 位学者、艺术家和评论家组成的专家评委的评奖方式也引发了人们对于“知识分子式解读对村民有无意义”的质疑。十部短片完成后，参加了香港、新加坡和瑞士多个电影节，也在国内外高校放映，却从未在当地放映过。肯马西曾说过，“如果参与式影像节目不能被当地人很好地收看，那么参与式影像的概念就是短路的”。 8 （Ken Marsh，1977）由于这种传统的纪录片操作的“拍摄-参展程序”与“福古程序”的参与式传播方式存在较大距离，自然也不大可能产生“福古程序”的效果。 2、中国参与式影像的合法化问题。 2007 年 4 月，中国参与式影像的主要展示交流平台第三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在即将开幕之际突然被有关部
37、门要求“缓办”，这给正在蓬勃开展的参与式影像的推广蒙上一层阴影。虽然这次禁令并非主要是针对参与式影像而来，但这实际上触及了参与式影像推广中的诸多合法化问题。 首先是参与式影像的身份及归属问题。1997 年施行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广播电视节目由广播电台、电视台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制作。广播电台、电视台不得播放未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的单位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参与式影像并非普通的电视节目，而是参与式发展传播的一种工作方式和促进社会变革的工具，是由发展项目实施者和公众共同协商制作的参与式互动的影像产品。其行为主体并非专门的“广播
38、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而是实施发展项目的非营利组织、社区团体以及个人，因此参与式影像在现行管理框架内不具有合法的播放资格。新近出台的关于加强影视播放机构互联网等信息网络播放 DV 片管理的通知规定，个人拍摄、传播 DV 片，要向省级以上广播电视部门提出申请并经过审查。这无疑增加了参与式影像的操作难度。参与式影像具有其特有的操作方式和传播模式，显然不能等同于电视剧、DV 片等普通电视节目。如果仍然将其划归广电部门管理，势必需要与其他电视节目有所区别并进行相应的管理制度设计。其次，参与式影像的公开传播在现行管理体制下受到极大限制。半个世纪的发展传播的两条成功经验，“一是受惠于依赖大众媒介的大规模
39、的行动，另一个就是通过小规模计划以及小媒介的使用来促进草根传播（也称社区传播）”（Guy Bessette,2004:14）。而在中国国情下，影像草根媒体（如影像杂志、社区电视台等）基本未发育。在基层的传播渠道上，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则规定，“乡、镇设立的广播电视站不得自办电视节目”。 2004 年起施行的城市社区有线电视系统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一条也规定“城市社区有线电视系统不得自行播放电视节目”。上述条例实际上将参与式影像的传播排斥在社区有线系统之外，在广大农村，包括“村村通”在内的有线电视网络也将难以为参与式影像所利用并发挥效用。因此参与式影像在中国的生产与传播的合法化问题如果不能得以
40、解决，其推广将难以有较大作为。 “影像应当给予民众一种声音，而不只是一种信息”。9 参与式影像作为发展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尤其在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中，在媒介体制结构性缺失（公共媒介、另类媒介未能发育）的情况下，参与式影像作为一种草根民众自我表达、交流和诉求传递的渠道，在社区建设、社会发展、政府决策、文化传承、权益维护和自我身份认同中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的参与式影像正在勃兴，但其规范化与本土化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On the participatory video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
41、opment Communication Hanhong Abstract: It is more than ten years since the participatory video brought to China, but the relevant research about participatory video is still a blank. This paper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is kind of new video practice, answering the concept, origin and manipulation
42、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and also discusses whose special value ,status quo and present problems in rur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participatory video；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作者简介：韩鸿，博士，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注释1 Accelerating Social Change through Video,
43、 http:/www.videovolunteers.org/ 2 Jackie Shaw and Clive Robertson, Participatory video: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using Community video creatively in group development work. London: Routledge, 1997. p.1. 3 Nich and Chris Lunch .Participatory Video: A Handbook For the Field, Insight,2006, P.10 4 Pamela
44、 Brooke, et al, General Guidelines for Using Community Video in Community Forest User Group Social Mobilization, published online in PDF, 1997.pp2-3 5 Robert B. Scott, Principles of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in Practice: The Saint John Project 6 张宇丹主编:传播与民族发展M，新华出版 2000 年，第 13 页。 7 王国良，李小云：参与式扶贫培训
45、教程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第 87 页 8 Ken Marsh, Community Video: An Inner Look, Videoscope, Vol. 1, No. 2,1977, 9 Lars Johansson and Dominick De Waal, Engaging Participation：The use of Video as A Tool in Rural Development, Katja Jassey ed. p25参考文献 Pamela Brooke, Kedar Sharma, General Guidelines for Using Com
46、munity Video in Community Forest User Group Social Mobilization. July 10, 1997 Alfonso Gumucio Dagron, Making Waves:Stories of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for Social Change Published by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New York, 2001 Thomas Jacobson,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for Social Change: The Rel
47、evance of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Communication Yearbook 2003, Vol. 27, No. 1, Jackie Shaw and Clive Robertson, Participatory video: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using Community video creatively in group development work. London: Routledge, 1997. Shirley A. White.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Working for change and development.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1994 Nich and Chris Lunch .Participatory Video: A Handbook For the Field, Insight,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