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读书文摘题目:日本投降幕后追“凶”作者:徐焰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5 年十月上,第 1924 页1945 年 8 月 15 日东京时间中午 12 时,日本裕仁天皇通过电台颁布了“终战诏书”,尽管日本天皇事实上表示了降服,但同时又申明是以“维护国体”为前提;9 月 2 日,在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举行的受降仪式上,细心的记者发现,由美方准备的文件只有日本武装力量缴械投降的规定;身兼日本陆海军统帅的裕仁天皇,战后继续充当国家元首70 年前的硝烟虽然远去,但是,日本真是“无条件投降”吗?怎样看待“日本投降”与“日军投降”?将东条英机说成“二战三元凶之一”客观吗关于真实历史的诸多追问,永远不会远去。
2、是否真的“无条件投降”1941 年 12 月 7 日,当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的消息传来时,面对欢呼雀跃的部下,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一脸愁容,他叹息着说:“我们只是惊醒了一个沉睡的巨人!”无独有偶。在东京为偷袭成功而沸腾时,两个月前刚辞去首相的近卫文麿神情黯淡地对身边的人说:“真是干了件愚蠢的事。这就注定日本必将战败!”果然。1942 年夏秋,美军在中途岛和瓜岛击败日军扭转了太平洋战局,同年末,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反攻德军精锐扭转了欧洲战局。法西斯轴心国败局已定。其时,是允许德日意三国求和,还是将法西斯政权彻底消灭,成为摆在盟国面前的新问题。饱受法西斯野蛮进攻的各国都认为,必须彻底铲除德国
3、、日本这样的侵略策源地,不能与之谈和,以免让其得到喘息卷土重来。1943 年 1 月,罗斯福同丘吉尔、戴高乐会谈,正式宣布“德国、日本和意大利须无条件投降,这才意味着能保障未来世界的和平”。同年 11 月,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也同意这一要求。作为当时中国元首的蒋介石,也在开罗会议上赞同美英的要求。按照反法西斯“四强”共同达成的意见,在意大利已经投降后,德国、日本的议和之路已被堵死。到 1945 年 5 月德国投降时,首都柏林被苏军攻陷,元首兼头号战犯希特勒自杀,国土绝大部分被盟军占领,继任领导人邓尼茨的司令部所在地守军也向英军投降。至此,德国彻底“无条件”投降了。其实,1942 年中途岛海战大
4、败后,日本上层感到打败美国已没有可能,便努力寻求讲和,美国却不加理睬。1943 年以后,以天皇为首的日本上层知道军事上败局已定,一面要求部属以“玉碎”式的疯狂尽量给盟军多造成伤亡,另一面也积极寻求秘密谈判。美国为减少损失并摸清对手的底细,也派代表与日本密谈。1945 年春,尽管日本的本土尚未攻入盟军一兵一卒,前首相近卫文麿等人鉴于德国的例子,向天皇建议应尽快结束战争以保存元气。天皇的意思是,让尚未参加对日作战的苏联出来调停,并说明“无条件投降为实现和平的唯一障碍”,言下之意可以有条件投降。罗斯福总统不赞成对日通融。然而,1945 年 4 月,罗斯福突然去世后,以副国务卿、原驻日大使格鲁为首的“
5、日本帮”,积极鼓吹可保留日本天皇和财团为美国服务,继任总统杜鲁门称赞格鲁的观点是“真知灼见”。此时,欧洲战争结束后,国际社会事实上形成两个阵营。美国从未来控制亚太的战略需求出发,想利用日本的天皇制及原有的统治机器对抗苏联。美国的这些表态改变了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是战时对日政策的一大变化。1945 年 5 月 9 日,德国投降的次日,天皇的“御弟”高松宫大佐将在瑞士的秘密代表藤村义良海军中佐的来电报告天皇,说美国态度已有松动:在“无条件投降”的名义下,可以保留天皇制。接到美国提出的有松动态度的投降条件,日本新任首相铃木贯太郎等人倾向于接受,天皇却仍寄希望于苏联出面调停,想去掉“投降”字样
6、改为“体面和平”。当时日本军界要人认为,苏联是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大国,经它出面调解,日本一定会取得比“投降”更好的媾和条件。同这种愚蠢的想法形成对照的现实是,苏军正大举向远东调兵,准备给日本最后一击。1945 年 7 月 26 日,美英中三国公开发表了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里面没有谈到天皇制的问题。据战后美方当事者回忆,杜鲁门曾提议在波茨坦公告中写上“可保留天皇制”的字样,因其他人反对而放弃。此时,日本最高层对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虽在报纸上发表了公告的删节本,却声称“不予答复”。据后来有人考证,日本政府所讲的“不予答复”带有日后再考虑的意思,可是外务省官员用英文
7、表述时翻译成了“不予理睬”,这又激怒了美国最高层。美国总统及其身边的高官认为,垂死的日本对已经留有宽大余地的波茨坦公告竟声称“不予理睬”,傲慢至极。于是趁原子弹 7 月试验成功的机会,决定尽快使用核武器,不仅打击日本,也向苏联显示一下自己的超强实力。1945 年 8 月 6 日,美军向广岛投掷了第一枚原子弹。这时,日本天皇和首相还在等待苏联对调停的答复,未做反应。8 月 9 日上午,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传到东京,日本当局最后的希望破灭。在当夜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天皇否决了陆军方面继续作战的要求,于 10日晨做出“圣断”,向盟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过在最后附加一项“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
8、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日本的态度很明确,投降的前提是“不改变天皇统治大权”,这其实正是美国方面在5 月间传达的条件。战后,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中,曾这样概括说:“日本投降实际上是以天皇为首的上层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同美国进行的一场交易。”此话一语中的!既然是“交易”,自然要讨价还价,就不会是“无条件”。看一下美国同日本秘密谈判的过程就会知道,投降的条件就在于保留天皇制。关于投降的具体日期对于日本投降的时间,国际上说法不一,有的称 1945 年 8 月 10 日,有的称 8 月 14 日,有的称 8 月 15 日,有的称 9 月 2 日。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就在于日本投降
9、经历了一个逐步表明态度的过程。说日本是 1945 年 8 月 10 日投降的,根据是当天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做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圣断”,并通过中立国瑞士通知了美国。不过严格而论,这时日本的条件还没有得到美国的答复。第二天即 8 月 11 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通过瑞士告诉日本:“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这段话等于同意天皇和原来的政府继续统治国家,只不过要求行使这一权力时要听从盟国的命令,也就是日本天皇又多了个“太上皇”。8 月 12 日,得到美国发回的同意答复,天皇表示满意。8 月 14 日,日本正式通知盟国接受波茨坦公告。从国际法规
10、的角度看,8 月 14 日应该说是日本正式接受投降日。至于许多人认为 8 月 15 日是投降日,是因为这一天日本天皇正式在电台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按照战后日本的解释,天皇 8 月 15 日在电台广播的终战诏书,算是战争的结束。因此,在战后几十年间,日本每年只纪念“八一五”。天皇裕仁的“八一五”诏书究竟讲了些什么?细看诏书会发现裕仁完全是颠倒黑白,他把自己当初下令开战说成是“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是“解放东亚”。终战诏书对中国仍持轻蔑态度,根本不承认“九一八”以来的 14 年中日战争,也不承认“七七事变”以来的 8 年中日战争,只说“向美英两国宣战”导致“交战以来已越四载”。这篇终战诏
11、书以“朕”自称,用文言体广播,回避了“战败”“投降”字样,只说因“战局未能好转”而“终战”,并要国民“忍其所难忍”,从文字看好像是一份在没有败的情况下停止战斗的“文告”。当然,听到天皇的广播,日本军民都知道国家已经战败,不过并没立即接到投降的命令,所以,作战也没停止。两天后,日本关东军奉命同苏军停止战斗,并进行“停战谈判”。苏联答复根本没有谈判可言,日本只能马上放下武器。在天皇广播 4 天后,即 8 月 19 日,日本大本营才要求海外部队“庄严地放下武器”。战后日本有一些看似可笑的用语,战败只称“终战”,投降被称为“为保全国体停止战斗”,对美军占领军称为“进驻军”。这样说,固然是保全面子,同时
12、也隐含着内心不认输,更谈不上认罪。战后几十年来,世界上许多人受日本解释的影响,把天皇这篇诏书的内容性质概括为“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这种说法并不准确。8 月 14 日这天,日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通知盟国接受投降条件,8 月 15 日,裕仁天皇的讲话只是向自己国民的解释,中心是讳言投降,颂扬侵略,轻蔑中国,大念忍经。日本政府后来宣传这一诏书挽救了国家,并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的大功放到裕仁头上,真是可恶可笑。后来右翼势力一直鼓吹为侵略翻案,正是坚持这篇诏书的精神,可见其留下的历史隐患之大。日本同意投降后,又拖拖拉拉没有马上签文字协定。直至美军开进东京后,9 月 2 日,日本大本营的代表才在东京湾上签
13、订投降书,算是真正实施了投降。中国和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把 9 月 2 日定为日本投降日,9 月 3 日作为胜利纪念日,这是准确的界定。“日本投降”与“日军投降”日本投降的过程虽然并不顺畅,却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不过,随之出现了诸多反常之事,如美蒋利用侵华日军当“守备队”、日本未改变原有政府、最重要的战犯未受追究、对受害国的赔偿被美国一笔勾销等等,这与德国无条件投降真是天壤之别!为什么日本投降时能讨价还价呢?这是因为它不像德国在投降时本土已被盟军完全占领,它的本土还没有攻入盟军一兵一卒,海外还有约 350 万军队。这时日本能投降,确实减少了盟国的牺牲和物质损失。以中国战场而论,日本大本
14、营和“支那派遣军”制订了决战计划,准备在放弃广州、武汉时进行彻底破坏,在上海等地进行巷战不惜将城市夷为平地,在北平、天津和山东进行毁灭性决战,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不投降。若真如此,中国的精华地区和无数人的生命将为侵华日军殉葬。按美国 1945 年夏天制订的计划,因仅有的两枚原子弹已投出,须再用几个月才能生产出七八枚,方能在东京湾登陆。同时,即使进行核攻击,也要付出数十万军人伤亡才能征服日本。出于这些考虑,当时盟国大多数国家的愿望是早些结束战争。从 8 月 31 日起,20 万美军陆续进驻日本。许多官兵因在岛屿战中领教过日军的疯狂,踏上这个国度都心惊胆战,时时担心会有自杀式攻击。然而,他们所见的日
15、本人都鞠躬相迎,按“圣断”行事全无抵抗。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见此情景,更感叹天皇的威望,声称若是废除他,便须增加一倍占领军。9 月 2 日,在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场细心的记者发现,由美方准备的文件中并没有“日本无条件投降”字样,只有日本武装力量缴械投降的规定。军队投降与国家投降,区别很大。按照“卡萨布兰卡讲话”和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投降的内容除了军队解除武装,还有永久铲除军国主义、对战犯进行审判、消除阻止日本人民民主的政治障碍、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若只讲军队投降,那么,原有的军国主义政府和战争罪犯都可不追究,其可维持战争的工业基础也可不触动。对美
16、国的这一态度,盟国虽有不同意见,然而,实力是最大的发言权。当时只有美军有能力占领日本,就此,美国垄断了战后对日的处置权。1945 年秋美国占领日本后,虽对日本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了有限的“民主改造”,解散了战争结束时尚存的 700 万日军(其中近一半在海外,大都由美国运输舰遣返),不过,日本原有政府继续保留。德国战后的领导人都由原来的反纳粹人士担任,日本战后几届首相却是过去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高官,如上世纪 50 年代担任首相的岸信介还是甲级战犯。日本的国家元首仍是裕仁天皇,只是具体政务处理权交给了内阁。谁是日本二战的元凶美国占领日本后,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公众要求惩办侵略者的压力下,最终同意对战
17、犯进行审判。东京审判从 1946 年 5 月开庭到 1948 年 11 月宣判终结,由来自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印度 10 个国家的 10 名法官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澳大利亚人韦伯为首席法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反映了反法西斯盟国的共同意愿,美国在其中影响最大,因为是美军单独占领日本,并看押所有甲级战犯。当时,追究日本战犯对美国是一件难事,因为既要履行对日本当权者的承诺,又要对受害者有个交代。借助舆论称东条英机为“东方的希特勒”,美方便将袭击珍珠港时担任首相的东条英机列为第一号战犯、“战争三元凶”之一,而真正主宰日本的皇室和财阀则被描绘成任军人摆布的傀儡。了
18、解日本情况的人都知道,战争结束前日本实行的是天皇制军国主义,天皇身兼陆海两军的统帅(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首相、陆相、海相都无统军权,大的军事行动都出于“圣断”。东条英机只是日本战时首相中的一个,作为侵略罪犯固然罪大恶极,但其只是一个天皇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臣仆,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作用如何能相提并论?在东京审判中,东条英机仍叫嚣“大东亚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正义战争”,不过,他也说了实话:“战时也没有任何人能违抗天皇的意旨。”经中国法官据理力争,东京审判最后表决时以一票的微弱优势,决定判处东条英机、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 7 名甲级战犯绞刑。不过,这种追究明显是不彻底的,因为日本皇室成
19、员无一人受追究,包括下达在南京“杀掉全部俘虏”命令的时任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亲王。东京审判结束时,首席法官韦伯便公开声明:“天皇是有战争责任的,法庭在这方面掌握了不可辩驳的证据,不对他起诉是出于盟国的利益。”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承诺保留天皇制,与保护裕仁是两个概念。美国同意“维护国体”,实际包庇了战犯裕仁,还有其他战犯,如“细菌战之父”石井四郎,他因向美军提供人体试验资料受到保护。战后不少日本人都建议裕仁退位,找一个没有战争责任的皇族继任,这对战后日本形象大有益处。日本共产党和各进步团体发起废除天皇制并追究裕仁罪行的运动,美国占领军却支持当权的右翼。日本多数民众受神道传统束缚,也认可了长期被尊为
20、“人神合一”的天皇继续为元首。这种情况下,到上世纪 50 年代以后,追究最大战争责任者的呼声逐渐平息。战争结束后,美国副国务卿格鲁和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不断向美国总统建议对日采取宽大政策,他们宣传说:“天皇可能是日本能起稳定作用的唯一力量。”“日本的大企业家过去就是,将来也是我们忠实的朋友。”杜鲁门吸收这些意见后,在美国占领日本后采取了扶植其恢复发展经济的政策,使负有重大战争责任的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团逃避了战争责任,从此为美国服务。战后处理日本的另一重大问题是战争赔偿,受害最大的中国于 1946 年初步估算损失在300 亿美元以上。由于 1946 年的日本国内一派破败,总产值不过 40 亿美元,盟国曾议定日本的赔偿额 100 亿美元左右,以拆除机器和劳务方式支付,中国要求获得一半赔偿。1948 年后,伴随美国将亚洲政策重点转为扶植日本,于是宣布免除了日本的赔偿责任,英国和中国国民党当局被迫放弃索赔,其他各受害国想得到赔偿也不可能。直到 20 世纪 60年代,日本出于对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建交的需要,才给予这些国家微不足道的象征性赔款。周恩来有一句名言,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但是对付帝国主义不能不讲实力。回顾抗战史和战后的对日处置,人们更深切地感到,“发展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