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布.马林诺夫斯基对于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的生活（江村经济 ）一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的里程碑，从一个微不足道的部落，见一斑而窥全豹，把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展现在读者面前。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是最艰巨的，主观世界和一直以来身处其中不得不受其价值观熏陶的影响，都给研究者作为独立的、冷眼分析的视角带来了干扰，作为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费孝通的成就不可谓不杰出，而在其艰难的考察路途中，他也因事故失去了妻子，为了纪念亡妻为之献身的事业，他坚持完成了江村的考察和论文写作，并一再的寻访，力求科研成果精益求精。作为获得赫胥黎纪念奖章的杰出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将应用社会学投
2、射到中国典型农村中，并对研究方法论进行了阐述。其治学严谨足以为后世效仿传诵，他在再访开弦弓村中说道：“好几个一同去协助我工作的年轻朋友打算盘，摇计算机，开夜车，我们花去的灯油平均是每晚一斤。”可称为治学典范。对此，我摘录其方法论中较为精华的分析，并略作感慨。不论在英国还是美国，社会或文化人类学在 30 年代前一直是以当时被欧洲人成为“ 野蛮人”作为研究对象的。他们把“人类学 ”实际上等同于“野蛮学”，但并不觉得这是对人类学的讽刺。弗里德曼是想紧紧抓住了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序言开始就说的该书“ 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这句话作为在社会人类学的领域里开创一个新风气
3、的根据。这个新风气就是从过去被囚禁在研究“野蛮人” 的牢笼里冲出来，进入开阔庞大的“文明世界” 的新天地。文野之别，不应过于简单地以西方的种族成见一语把这区别予以抹掉。以一切人类文化都是人类依据自己的生物需要和集体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基本认识，来消除人文世界中本质上文野的差异。如果我们只讲文野一致也会导致文野无别的错觉，也就是忽视了人本身在文化上的烟花，忽视了人的历史。所以我们既要根本上肯定人类的一致性，也要注意到人类本身还是处在自然的演化过程之中。这个过程首先表现在人在发挥他生物遗传的底子上创造的人文世界，因处境不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选择。所以不同民族在社会文化上可以有差别。这种差别也是客观
4、存在的。而且这种差别也曾引起了不同民族在过去的历史里产生了不平等的地位。我们不应当因为反对这种不平等而把差别也根本否定掉。我们既要承认文化本质的一致，也要重视文化形式上的差别。一切事物都在一定条件下村子，如果条件相同就会发生相同的失去。相同条件形成的相同事物就是一个类型。在人文世界中所说的整体并不是数学上一个一个加起而成的总数。统一整体中的个体有点像从同一个模式里印刷出来的一个个糕饼，就是这个别是整体的复制品。生在社会里又在社会里生活的一个个人，他们的行为以至思想感情的方式是从先于他存在的人文世界里学习来的。学习基本上就是模仿，还加上社会力量对个人发生的规范作用，即所谓教育，社会用压力强制个人
5、的行为和思想纳入规范中，一个社区的文化就是形成个人生活方式的模子。这个模子对于满足个人生活需要上是具有完整性的，每个人生活需要的方方面面都要能从这个人文世界里得到满足，所以人文世界不能是不完整的。如果能深入和全面观察一个人从生到死一生生活各方面的具体表现，也就可以看到他所处的整个人文世界了。在实际田野作业里，要观察一个人从生到死一生的行为和思想是做不到的所以实际研究工作是把不同个人的片段生活集合起来去重构这个完整的“一生” ，从零散的情境中，见到的具体镜头编辑成整体的人文世界。他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每个人在一定社会角色中所有的行为和感情都不应看作是“个人行为 ”，而都是在表演一套规范的行为和态度
6、。我们都知道每个当父亲的人在他当舅舅时就不是一个面孔。社会人类学者首先要研究的对象就是规范各个个人行为的这个“模子” ，也就是人文世界。从这个角度看去，人文世界里的“整体”必须和数学里的“总数 ”在概念上区别开来。这是 “微型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依据。“关于本地人研究本地文化”，利奇说：“在亲自具有第一手经验的文化情境里作田野作业，比一个完全陌生的外客用天真朴素的观点去接近要观察的事物困难多得多。当者研究他自己社会的一鳞一爪时，他们的事业似乎已被从公众的甚于死人的经验得来的成见所扭曲了”简单的说，自知之难，知己难于知人，后来他收回自己的调子，“ 尽管我对直接对本人自己的社会作人类学的研究采取消极
7、的态度，我依然主张所有人类学这最重要的见识总是根植于自我的反省。研究别人而不研究 自己学术上的辩解是虽则我们起初把别人看成是乖僻，但到头还得承认人们的异相怪样正是我们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模样” ，功能派的基本“律令”：众出于一，异中见同，是丢不掉的。人类学这的见识根源还是在自我内省。怎样去认识一个和自己文化不同的所谓“异文化”呢？从自己比较熟悉的文化中得来的经验去认知一个不熟悉的文化，这个认知过程并不是套取已知的框架，而是依靠已有的经验和新接触的事物相比较，起着参考系的作用。两者不同之处是参考体系引导在比较重主义新事物的特点，由相同引路，着重注意其差异，就是作为认知的依傍，而不作为范本。如果遇到
8、轶出于已经验范围的完全新鲜事物，作为参考体系的已有经验正可肯定其为新事物，而作为完全新的经验来接受，扩大已有知识的范围。用已有经验作参考体系，在心理过程上就是“反省 ”。如果把这种参考体系本身有系统地综合起来，也可能就是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文化表格 ”。依据上面的思路，社会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对象，实质上并没有所谓的“ 本文化”和“异文化” 的区别。这里只有田野作业者怎样充分利用自己的或别人的经验作为参考体系，在新的田野里去取得新经验的问题。微型社会学：以小集体或大集体中的小单位作研究对象去了解其中各种关系怎样亲密地在小范围中活动。“微型社会学”有它的优点：可深入到人际关系的深处，甚至进入语言所难
9、于表达的传神之意，但是同时有它的限制。在空间坐标上它难于全面反映和该社区有密切联系的外来的辐射，因为社区是通过社会关系结合起来的群体，在这种人文世界里谋取生活的个人已不是空间的 一个点，而是不断在扩大中的一堆堆集体的成员，及时在幅员可伸可缩的一堆堆集体中游动着的分子，这是很难用普通几何学图形予以表述的。如果我们从空间转向时间，社区的人文世界同样是难用几何形象来加以表述的。这正是社会人类学和历史学争论已久的问题的根子。时间本身，以我们的常识来看，日换星移总是在一条线上向前推进，以个人生命经历来说，从幼到老，不能倒流。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后浪推前浪的程序。这种以时间里运行的一切事物总是
10、按照先后次序一幕幕地层次井然的推演的认识框架在社会人类学里也就出现了所谓社会演化规律。把人类的历史看成和其他事物的历史一样像是一条流水线，这线又可以划成若干段，一段接一段，如野蛮、未开化、文明等等。一个人不论生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根据他生活上一部分表现，划定他在历史框架里的地位，而推论他全部生活的方式和预测他的未来。但这其实把人文世界看得太机械化和简单化了。对此的反对，并不能说功能主义是非历史主义的。功能主义确是主张一件事物的功能是它对人生活发生的作用，这里所说的作用又被认为是这事物当地当时对个人需要的满足。个人想需要持续的事件和包括的范围也就成了人文世界的时间和范围。因而被认为功能主义的社会人
11、类学可以不讲历史。这是一种误解，在功能的分析里，一件人文世界中的事物都可以存在时间框架上的多重性，即我们习以为常的过去、现在、未来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可以因当前的需要而和实际上过去的情况不相符合，而且在当前决定个人行为的心理因素里还包含着对未来的希望和期待。任何变迁过程必定是一种综合体，那就是：他过去的经验，他对目前形势的了解以及他对未来结果的期望。过去的经验并不总是过去实事的真实写照，因为过去的实事经过记忆的选择已经起了变化。目前的形势也并不总是能得到准确的理解，因为它吸引注意力的程度常受到利害关系的影响。未来的结果不会总是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因为他是希望和努力意外的其它许多力
12、量的产物。所以我们习以为常的时间三分法，不能简单的运用在分析变动中人文世界。研究历史可以把遥远过去的考古遗迹和最早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同样，亦可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来追溯过去。两种方法护卫补充，且需同时使用。真正的活历史是前因后果串联起来的一个动态的巨流。“活历史” 是今日还发生着功能的传统，有别于前人在昔日的创造，而现在已失去了功能的“遗俗” 。文化是在时间里积累而成的，并不是一切都是现在活着的人自己新创的。传统是指从前辈继承下来的遗产，应当属于昔日的东西，但是今日既然还为人们所使用，是因为它还能满足今日之需要，发生着作用，所以它曾属于昔，也属于今，成了今中之昔，至今还活着的昔，活着的
13、历史。这与历史学者咬定历史是一线三维的序列，对于文化传统必须回顾它本身的面目，即追根求底，是存在争论和分歧的。利奇代表的 30 年代英国人类学者的流行观点认为：社会人类学的目的是在理解或发现不同人群组合社会以谋取生存及发展的基本原则，组成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结构中各部分有机配合的规范，即想从各地各时各类的个别人群中去找出集体生活的共同原理。以此为目的，任何正常活动的社区都可以作为取得这些原理的研究对象，对一个单身进行田野作业的社会人类学者来说，为了观察的更精细和深入，要求他能接触到社区里的一个个人，观察他们的行为、感情、思想和希望，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就贵在全而不再大了。这应当是强调个人进行田野作业的
14、“微型社会学 ”的理论出发点。如果研究者的目的不是在发现一般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原理，而是认识一个具体的国家、地方或村子，即一个社区的情况，这些研究者就需要运用一般原理工具区理解和说明一个或大或小的具体社区里人们的生存情况和发展前景。前者可说是纯科学（纯理论）的研究，后者可说是应用科学的研究。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运转所以来的其它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恰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学者的工作。所以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社会变迁和改革，既少不了理论研究者，而应用学者也是不可或
15、缺。我们常听到大众对于理论家和空想者的批判，是因为在面对晦涩的科学阐述时，无法让其具有深入民众的普世意义，将高屋建瓴与普及民众的双重目标混为一谈了。但其实科学要想精确凝练具有其理论意义的价值，它将很难为民众所掌握。真正深入民心的就需要应用学者或者说实干家将其落实于实践，为人民谋了多多少少的利益。在此意义上，我们也不难看出，为何共产党的革命纲领较之于早期国民党的“三民主义” 更算得上是强意识形态了，除了与宗法一体化中政治、经济在当时相对较为适应以外，另一部分原因就是出在民众普及上。在兴盛与危机 开放中的变迁 这两部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著作中，虽未费大笔墨阐述其研究和选择的方法论，但是在功能主义
16、的比照下，不难发现，金观涛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功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形成了超稳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而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便正是三者相生相克、相互适应、相互调整的历史过程，而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的“活历史 ”一般，现在我们的社会仍处于变迁中，宗法一体化结构依然大展者拳脚，调节着社会的洪流趋势。正如费孝通在时间角度对“微型社会学” 的阐述：任何变迁过程必定是一种综合体，真正的活历史是前因后果串联起来的一个动态的巨流。“微型社会学”着眼的完整的社区，小而完整，而着眼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宏观社会学”则是其延展的指数性放大，在涉猎了金观涛的大历史观和费孝通的应用功能观之后，你会发现，不管是研究对象的大小，还是层次多寡，结构难易，其核心的思想总是离不开一个“合” 字。价值观、社会观、哲学观的相互调和、政治、经济、文化的三位一体化，都体现着变迁的渐进式发展，三者亦步亦趋，曲折反复，充满丰盈柔性，这也是人文世界之于刚性物理世界的魅力所在吧。文章源自：ht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