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众所周知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 “思想自由”八个字，一方面他聘请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伊默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一方面北大教师中又包括了一些学术上有造诣但政治上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等。他认为大学就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 “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应该广揽人才，容纳各种学术、思想，让其自由发展。他聘用辜、刘等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可为人师，是尊重讲学自由和一切学术讨论的自由。筹安会发起人刘师培在北大讲三礼 、 尚书 、训诂，从没宣讲一句帝制；辜鸿铭拖着长辫教英诗，也从未利用讲台讲复辟帝制。他曾对攻击刘、辜的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学
2、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习惯专制、好同恶异的社会里，蔡先生这种容纳异己的民主作风，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开创了一代新风。他的北大是兼容并包的北大，各种思想、各种声音都可以并存，是一个多元、开放、宽容、民主的大学， 超越了单纯的党派观念和“革命棋子” 的狭隘性，不仅造就了傅斯年、罗家伦，也培养了高君宇、张国焘等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蔡元培先生重塑了北大，也重塑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在他眼里， “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所以他用人不分信仰、党派、学术见解，他主持下的北大因此能超越当时的军阀政权之外、各种社会势力之外。他有大胸
3、襟、大气魄，是大手笔，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如果把北大看作中国民主的摇篮，蔡先生则是中国民主的奠基者，他一生最为伟大的功绩正是给北大这一民主摇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五四运动以来20世纪的编年史已经可以作出充分的证明。他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其中新潮社、国民社等在五四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学生社团都产生于1918年下半年，得到了他这位校长的支持。为培养学术自由精神和自治能力，他批准每月由北大的经费中拨出二千元来给傅斯年、罗家伦他们的新潮社办新潮杂志（当时北大每月的全部经费不过四万元） ，并由学校负责印刷发行。在大学领导体制上他第一次实行民主办校、教授治校。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
4、评议员包括各科学长、主任教员、各科本预科教授各二人，由教授互选，任期一年，期满得再被选。组织各学科（系）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教学工作。各教授会设主任一人，由教授互选，任期二年，并由各科教授主任组成全校统一的教务处，负责主持全校的教学工作。教务长由各教授会主任推选，任期一年。蔡元培领导的北大不仅为现代中国大学教育树立了一个崭新的楷模，也促进了思想界、知识界的转变。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在陈独秀、胡适等的热情倡导下，青年学生掀起了追求民主、科学的浪潮，终于使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所以有人说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和陈独秀办新青年对五四运动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傅斯年1943年说过一番话：“犹忆五四 以
5、后有人说，北洋政府请蔡先生到他的首都去办学，无异猪八戒肚子中吞了一个孙悟空。 五四之后，南至广州，北至北平，显然露出一种新动向， 激动了青年的内心，没落了北洋的气焰，动荡了社会上死的寂静”。由蔡元培创造的思想自由、民主精神已经成为北大绵延不绝的传统。杂文报：“牛虻”余杰与北大黄波曾有人类学家和历史学者认为，考察一种文明是否步入衰微有一个简便的方法，这就是看这种文明的内部还有没有反省者，看它还有没有容纳批判的声音的雅量。我深服此论，并且认为，不仅是文明的没落与复兴这样宏大的命题，就是小到一个学校，若欲研判其前途，也可以借此论考察。近来随着朱铁志先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一封给北大校友的公开信 ，关于北
6、大的争论又多了起来，在这一背景下我读完了余杰2002年的新著压伤的芦苇 ，其中第四辑“曾经的校园”格外惹人注意，窃以为也是全书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余杰自1992年考入北大中文系，至2000年以文学硕士毕业，完成了以一个普通的北大学生成长为作家、学者的经历，正如他自己所说：“北大七年，终身受益” 。然而当我们翻开“曾经的校园”的篇目，赫然见到的却是这样激烈的文字：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 、 北大的“准官僚社群” 这些还只是文章的题目，细读内容，其中冷酷决绝的话更是比比皆是：“北大已经跟社会大众脱节了。北大已不再具备民间的身份和立场。然而，北大人对于民间立场的丧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 “北大
7、的架子固然越来越大 ，但精神的格局却越来越小” ， “在北大，许多学生一进入学校就直奔主题 当官的主题。这种教育也是赤裸裸的奴隶主义的教育，它不是为了启迪人的心智，而是限制人的思想” ， “九十年代的北大学生会选举黑幕重重”以常情常理来看，这些话断然不会由一个自认从母校“终身受益”者口中道出，可是余杰义无反顾地说了且白纸黑字地印出来广为传布。从中似乎可以悟出三点：一，余杰作文行事为人诟病处不少，但作为一个思想者，他始终保持着一种最可贵的品质，即不以个人好恶一己私利转移自己的立场，也就是西哲所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二，所谓“爱之深则责之切” ，余杰是深爱北大的，他之所以批评母校正因其对北
8、大的未来怀有种种美好期望；三，北大毕竟是北大，余杰包括批评母校的文字的文章很大一部分写于他在北大读书期间，最初以手抄的形式流传，内容早为人知，最后竟能公开出版，余杰也能正常毕业，中间虽有波折，也足见自蔡元培先生首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以来，这一传统在北大或有所弱化，但遗泽尚存。这种气度似乎是国内其它高校所不及的。不论别人采取什么标准给国内高校排座次，仅此一点，北大便是笔者心目中的中国第一学府。能够在北大读书七年当然是余杰的幸运，而有余杰这样的“牛虻”又何尝不是北大的幸运？就在北大的“准官僚社群” 这篇怒不可遏的文章的结末，余杰出人意料地用了两句温柔、深情的话托出了他批评母校的初衷：“让我们注
9、视北大，让我们祝福北大” 。是的， “注视北大，祝福北大” ，正在向现代化目标前行的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京华时报10月8日报道昨天，北京大学保卫部部长安国江透露，考虑到人工验证制度存在缺憾，今后北大准备推行类似地铁刷卡系统的“刷卡” 入校审查制。原因:管制有利于安全安国江介绍，以往在假日高峰期，北大每日车流量都会过万，人流量也在8万多，其中一半左右为社会访客。在7月21日实行奥运、残奥临时管制措施前，校内几乎每天都会有110报警，而实行管制期间，报警量为零。所以，保卫部提请实行入校验证制度。十一前学校召开征求意见会，相关部门人员及师生代表30多人都一致认为应该继续实行该制度。学生会还在学生间进
10、行了意见调查，支持率为86%。方式:验证系统分两个但目前的人工验证制度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当人流量过大时，存在等候排队入校的情况。二是靠人工验证很难辨别证件的真假。即将安装的验证机器共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检验本校师生证件的，将师生的校园一卡通信息全部刷入机器，届时只要师生包中带有一卡通，通道上的屏幕上就可自动显示照片和信息。另一个系统是检查外来者身份的，主要是对身份证件的真伪进行辨别。如果没有证件或者查出假怔，机器就会自动报警。另外，各校门还会有保卫人员对护照等其他有效证件进行审核。对于出入校门的车辆，也将采取机器验证车牌的方法。此外，学校还改造了6个入口的通道，分出窄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便于
11、检查。设想:未来入校须预约安国江介绍，部分校领导已大致同意该方案，目前保卫部正在论证和拟写该方案的具体内容，并与技术部门讨论可行性，完成后将正式提交学校通过。之后就将正式和生产企业接洽招标。他本人希望该方法“越快实现越好” 。另外，安国江还指出，等刷卡方式进行后，北大还可能针对社会人员采取更严格的入校制度。由目前的登记来访原因“升级” 到提前预约入校，需要由被访问的校内单位提前到保卫部预约，然后才能在当天持本人的证件入校。 “今后可能要有限地控制一部分校外来访人员”。各方反应本科生：基本支持北大本科学生小郑：对于学校的“验证” 制度，我基本支持。因为对于校内的学生来讲，我们亮证就可以入校，并没
12、有造成很大的不便。过去学校里经常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现在清净多了，学校也变得纯粹安静多了，给我们一些安全感。目前本校的学生还都比较认可该制度。研究生：不太在意北大研究生小金：其实对于是不是要控制校外人员，我并不是太在意，这是学校管理层面的事。对我们来说，生活还是一样的，影响不大。至于之前的安全问题，虽然听说过，但也是小概率事件，并不会因此而认为在学校里没有安全感。访问学者：反对验证北大访问学者小胡：我反对这样的政策，如果北大校门难进，就会大大打击我来听课的热情。作为访问学者，我也许还可以通过渠道拿到听课证，可是对于很多想报考北大，或者说只对某门课有兴趣的人来说，走程序拿证非常麻烦，而且也许
13、办不成。学术就是要通过交流才能发展的。北大教授：持保留态度北大教授湛中乐：我持保留态度，觉得学校应该慎重考虑此事，不仅要征求学校师生的意见，还要向社会征求意见。北大作为一所公立大学，应该有一种开放的态度。北大在历史上就一直有“蹭课” 的传统，我的课堂上也经常会有从外地赶来听课的学生，我从来都不会赶他们走。如果只是出于安全考虑，我建议可以通过多安装摄像头等方法来解决。校外学者：学校应开放非北大学者顾海兵：在奥运等特殊时期采取这样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学校长期实行这样的安保制度我持反对态度。从横向比较来看，世界上的一流大学都是开放的，甚至是没有围墙的;从纵向来看，北大从历史上也是开放的。现在
14、这样的做法是一种“有罪推定” ，即认为所有到学校来的社会人员都可能是有罪的。大学作为一个特殊场所，不同于军事和行政单位，特点就是其开放的姿态，更应该是“ 无罪推定 ”。我认为“蹭课” 是应该支持的，学校有可能的话，甚至应该向社会公开一些选修课。如果觉得校内的学生资源被挤占，大可以减少一些办公处所，更好地挖掘校内资源。许多人都觉得“北大精神” 到今天依然存在，但到底什么是“北大精神”，实在难以界定。可是，说蔡元培的胸襟与领导作风是“北大精神”众多因素中的核心，一点也不夸张。如果你我都承认北京大学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扮演了一个独特的重要角色，那么，蔡元培使北大成为一所伟大的学府，他的成就显然是无出
15、其右的。其实，蔡元培和五四北大的种种话题那么引人注目，以至已经超出了纯粹学术研究的范围，走进传说及神话的领域了。自然，并不是所有历史要人都受到像我们今天这样的纪念的；这种盛事为传说而设，也是传说赖以流传不灭的原因。要写像蔡元培这样一个超凡入圣的人物殊非易事，因为难于在真实的历史人物本身和传说对历史事实的渲染之间持平。两者都属于历史，都不可偏废。我想从一个简单但又常被忽视的观点说起：时势造英雄。蔡元培的伟大不光是他自身的条件造成的，而是环境的因素造就了他的角色。蔡元培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在一九二九年的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序中，他纠正了北大同人以为他们的大学乃天之骄子的自满，并提醒他们，在五四运动
16、期间，北大是中国惟一的国立大学，故而影响必大。换言之，蔡元培明白，北大在五四时期之所以举足轻重，泰半是由于该校显要的地位使校内的一举一动都必然备受注意。它是当时惟一的国立大学，而且位居首都虽然这并不能保证北大一定优良，但那里发生的事总是惹人注目的。当一九一六年孙中山鼓励蔡元培接受北大的聘请时，他相信蔡元培可以利用这个讲坛去影响国事。蔡元培似乎也意识到，这所最高学府就像个扬声器，谁通过它说话，它就能把谁的声音放大。乎从一开始，蔡元培晋身北大就多少怀有政治目的。这并不是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是为了从政这种想法是他所不屑的而是说，他清楚了解教育和文化领域是权力之所在。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关于文化的
17、，但很明显，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文化权威是建筑政治权威的众多基础之一，因此政治文化比表面上的政界更值得注意。蔡元培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于是寻求以教育和文化领域中的权力来影响国计。蔡元培了解到教育和政治是息息相关的，但他仍然相信，知识分子需要开辟自己的领地去发挥影响力。他寻求把知识分子从长期对国家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好让他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发展为知识而知识的能力，而不单是为了顺应当权者的政治需要。因此，他在北大的首要之务就是要创造高瞻远瞩的眼光，切断学生心目中大学文凭和国家俸禄的等同关系。在一九一七年一月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蔡元培寻求消弭遗留在学生和教授意识中的科举心态，
18、给与他们新的大学观：诸君来此求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蔡元培的这番话是要表明，他对北大众人寄予厚望。他认为，如果他们有领导社会的道义，他们就必须出类拔萃。一年之后，蔡元培在北大成立进德会以提倡正直的德行。他又一次表示，他期望知识分子成为社会栋梁。要加入进德会的师生须戒酒、
19、戒赌、戒嫖。蔡元培甚至要求会员不做官吏、不做议员。大学同人若要做社会领袖和模范，就不能向狭隘的政治利益妥协；他们要做勇敢的人，在社会堕落、政治腐败的浊世中伸张正义。蔡元培说：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与敝俗奋斗，如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今则众浊独清之士，亦且踽踽独行，不敢集同志以矫末俗，洵千古未有之现象也。蔡元培试图藉着前人的榜样在北大创造一种使命感，勉励师生以继承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传统为己任，面对挑战永不退缩。蔡校长刻意把北大与敢于反抗的精英传统联系起来，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信念灌输到北大师生的头脑中。蔡元培对知识分子作为领袖和道德模范的强调，是与儒
20、家的观点一致的。不难看出，蔡元培在努力塑造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时，他一些最重要的想法是从中国历史的仓库中借来的。尽管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多种多样，而且涉及校园生活的各方面，然而，没有一条政策的影响力比得上他那奉为金科玉律的基本哲学精神，那就是开明的头脑，求知的诚意，以及批判的思维。这精神可以用“兼容并包”或“兼收并蓄”来概括。蔡元培的哲学取向基本上具有世界主义的特质，反映出他相信各家思想都有其可取之处，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家不会去遏止其他声音，而会去鼓励各种方向的学术探究，从而丰富自己的资源。蔡元培对这种取向的强烈信念与他对理学正宗的憎恶是一致的。他是在清朝最后的数十年间，在理学的薰陶下长大的，因此
21、认为僵化的理学正宗是造成中国百年来陷于列强围困的主要原因。正是清朝固执、陈旧、封闭的学术体系使蔡元培反感、焦躁，导致他在二十世纪初年采纳了革命政治，而后旅欧寻找新思想和革命的沃土。毫无疑问，他在德、法大学校园内所度过的岁月，特别是德国教育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教育哲学，对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有过很大的影响。当然，也不可抹煞蔡元培本身深厚的中国古史知识，以及他从百家争鸣时代之中获得的学术活力。在其思想核心处，蔡元培深以为国家干预国民的学习生活是错误的，把对理念的思考和讨论定为政治罪也是错误的。蔡元培在一九一二年任教育总长时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
22、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蔡元培认为，学术生活的政治化，尤其是在北大这种与官方文化紧密联系的机构，已导致精神生活完全呆滞，妨碍国民进步。为确保政府不干涉校务，蔡元培在北大掌舵之后即制定一套学术自治政策。他仿效在欧洲时考察过的一些大学，建立大学评议会，成员由同事互选，并在各系开设教授会。这些体制负责起北大最重要的决策，维护知识分子自理的权利，使其免受政客外行的干扰和截然不同的利益所左右。这些基本信念相信大学是特区，相信知识分子领导社会责无旁贷，
23、相信所有思想都应受到尊重并得到表达的机会指引着蔡元培动手改革北大。蔡元培促进学术多元化的显例见于他的招聘政策。一个教授只要才能出众，蔡元培就愿意雇用，并不取决于政治或经验的测试。一个人不必信奉任何政治思想、赞成某家学说或年届几许，只要学有所长便在招聘之列。因此，北大既有陈独秀，又有辜鸿铭，既有钱玄同，也有黄侃。用人而容许这样不同的学术和政治倾向并存，可见蔡元培胸襟广阔。这意味着他不把真理定于一尊，而且明白，两个持相反的观点的人，在教学上都能使学生有所得益。蔡元培相信，通过对同一问题不同观点的比较、对照，学生既会在学术上增强信心，也可获得知识。在这种信念支持下，蔡校长很尊重学生的辨识能力，同时他
24、也懂得，学生要在学术上成熟，首先得接受学术的挑战。蔡元培就像父亲一样，既悉心引导自己的孩子，但又不剥夺他们自己去尝试，去犯错的自由。他鼓励北大学生好好把握自己的学习机会，依靠自己去求得思想解放。在实际行动中，蔡校长大力支持学生的课外活动组织。五四运动前后年间，北大成立了形形色色的学生社团，例如新潮社、国民社、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生储蓄银行、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静坐会、哲学研究会等等。当然，蔡元培的改革措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根除所有师生的陋习。即使在他到任之后，许多师生依旧寻欢作乐，赌博、嫖妓、旷课这些使北大的声誉在辛亥革命后最初几年严重受损的行为仍在持续。这只要翻翻当时的北京大学日刊 ，便可
25、一目了然。然而重要的是，蔡元培致力在北大营造一种开明、活跃的学术氛围，成功地使一小部分人投身于北大有史以来最严谨的生活之中。五四运动前后，北大是全国最生气勃勃的机构，是新文化运动的知识能源。源自北大的新思想和参与感，以及相信中国青年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发表意见的信念，对一个从来都是厚古薄今、重传统轻革新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大革命。从一九一七年到二十年代初，蔡元培把北大惊人的能量释放出来，宛如在一潭死水中发现了生命的奥秘。不难想象，蔡元培在这所最高学府中培育的新气象引起了政治、文化保守分子的反对。这些人当然不愿意支持新的思维方法或新的文化权威。一九一九年冬，面对林纾等守旧分子以及与安福系结盟的政治反
26、动派的攻击，蔡元培义正辞严地维护了北大的各种革新实验。他的带头作用也激励了其他人站出来拥护学术开放。蔡元培来北大前已认识到，教育和文化具有其独立的权力根源，因此他敢于直面对他本人及其学校的恫吓。由此也可看出，教育家的角色是可以多么的政治化。这并不是说蔡元培想挑起类似一九一九年那种与军阀政府的对抗。事实上，学生在五月四日上街游行之前，蔡校长就已经千方百计地阻止他们；事件发生后，他也一再力劝他们停止抗议，回校复课。示威行动数月后，蔡元培在致北大及全国学生的信中这样写道：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
27、而绝对牺牲之乎？虽然蔡元培过去从未对政治积极性与学习的关系阐述得如此明确，但他显然相信二者之间应泾渭分明，而学生的爱国热忱已越雷池。然而，我却认为，蔡元培就任校长以来，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向北大全体学生传递着复杂的信息。通过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并在社会上担当领导角色，蔡元培实际上为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铺了路。蔡元培在北大任职的后期，确实一直未能解决学校如何既在文化和教育领域行使权力，而又不积极参与政治斗争这一棘手的问题。他认为，政治斗争只会干扰学校贯彻其学术研究的宗旨。蔡元培于一九一七年接受北大校长一职，是因为他知道，这所最高学府会为他提供一个独特的讲坛去影响国事。然而，他没有预见到其他人也同样
28、会看中北大这一位置所能产生的威力，而利用它来别有所图。蔡元培相信权力可以通过文化来行使，而直接的政治行动也可以尽量避免，这想法在当时的情况下未免过于谨小慎微。二十年代的中国，政治与社会形势都很危急，难怪北大的学生不满足于闭门造车，空谈救国，也难怪五四运动以后北大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教育与文化直接导致学生参与政治，而蔡元培对此却束手无策。这种情况自然使蔡元培感到沮丧；二十年代各路军阀在首都的倒行逆施也使他不满。实际上，整个二十年代，他与北京显然聚少离多。一九二一年的一大段时间他都不在北京，一九二二年末又再度离京，一去不返。虽然直到一九二七年，他都是名义上的校长，但其实二十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蒋
29、梦麟在北大主持日常校务。正如蔡元培后来所写的：“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蔡元培这样写无疑是过谦了，但我仍然相信，他本人认为自己在北大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失败的。他本想把北大办成一流的高等教育机构，使之与欧洲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大学看齐。他当然知道，比起从前，他的改良措施已使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变成生机勃发、充满理想的地方，但他也认识到，他要把北大改造成世界级研究中心的计划，在二十年代中国的政治形势下遭到了挫败。二十年代的政治斗争使北大偏离了学术的轨道，这是蔡元培深感遗憾的。如前所述，在一九二九年北大成立三十一周年之际，蔡元
30、培正是这样提醒学生的：北大之所以卓越，并不仅仅因为它是北大。他写道：五四运动期间，北大备受注目，是因为它地处首都，而且是中国的惟一国立大学；北大不能永远安于吃老本，而应努力成为一流的研究中心，这才是造福社会的最佳途径。在那篇文章中，蔡元培虽然没有说得十分直露，但他无疑是在暗示，北大在政治中陷得太深了，没能达到他的期望。假如蔡元培认为他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是失败的，那么，为何他与北大的关系变得如此传奇？这会不会只是蔡元培的自谦之词，而他实际上非常成功呢？我认为并非如此起码以蔡元培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并非如此。正如我前文所指出的，蔡元培以学生为社会领袖的哲学，创造了引起五四运动的学术气氛，这很大程度上解
31、释了蔡元培传奇式的声望。由于在整个二十世纪中，五四运动都是作为伟大的爱国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转捩点来纪念的，蔡元培的声誉也自然水涨船高。这听起来有点讽刺，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二十年代由此引发的学生政治浪潮，蔡元培都并非百分之百地支持。然而，我认为，蔡元培传奇式的地位并非全然因为他与五四运动的联系。事实上，我觉得蔡元培之所以备受尊崇，与其说是因为他实际上做了些什么，毋宁说是因为他曾经尝试去做些什么。他有开明而宽容的胸襟，加上他试图创造一种多元的气氛，建立一个不受政府干预的地带，在在都使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典范。在二十世纪的进程中，每当知识分子为这些理想而奋斗时，蔡元培总
32、是被奉为圭臬，正如蔡元培自己总是奉“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为圭臬一样。蔡元培是北京大学最杰出的校长；他的风范与北大历史同在。北大精神乃蔡元培所孕育，只有不断弘扬蔡元培的风范，北大精神才可望历久不衰。作为北京大学“水远的校长” ，蔡元培之值得不断追怀，在于其一举奠定了这所大学的基本品格。百年中国，出现过无数英雄豪杰，但要讲对于北大的深刻影响，至今没有可与蔡校长比肩者。时至今日，蔡元培之出长北大，几乎成为一个“神话”一个人的学识才情与时代的要求竟如此配合默契，千载难求，不可复得。蔡元培对于现代中国的巨大贡献，主要在大学教育。蔡先生的大学理念，在1930年为教育大辞书而撰写的大学教育中
33、，已得到系统的表述；至于其实现程度，则不妨参照1919年自撰的传略（上） 。有趣的是，二者均以“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为中心来展开论述。在大学教育中，蔡先生强调大学生多能自治，学校不妨放任，此乃大学与中学的根本区别。这两个判断互相依存既然学生有判断是非的能力，大学因而不该垄断思想；大学鼓励自由思考，学生因而得以独立判断；近代思想自由这公例，既被子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职工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学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爱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敬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是个很简单的例题，可真
34、正实行起来，却不容易。因其牵涉到现代教育的目的、民族国家的权威、意识形态的控制等，绝非只是校园里湖面上随意泛起的涟漪。就像蔡先生说的，之所以允许“两相反对之学说”并存，除了信任大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更包括对于正常的学术竞争与思想激荡的理解。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并置多种学说，允许学生“比较而选择” ，将此作为大学的教育改革的核心，乃是基于对传统中国思想缺陷的思考。在1919年8月所写的传略（上） 中，蔡校长迅速将其治理北大的经验理论化，于张扬其大学理念的同时，表达了宏大的理想，即，改造传统中国思想界趋向于“定于一尊”的思维方式，强调“兼容并包” 。前者讲的是“兼容”不
35、同学术流派，如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之写实派与理想派、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生命线、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后者则突出“兼容”不同政治主张，即大学教员以学术造诣为主，并不限制其校外活动。而“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 ，对于持异议者，轻者逐出教席，重者消灭肉体。如今，借助于引进西方大学体制。蔡先生希望建立得以自由思想的“安全岛” 。借用伊赛尔伯林的概念， “兼容并包”乃是一种“消极自由” ，其特征在于保证不同学说得以自由表述。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制度性的“兼容并包” ，比个人性的“思想自由” ，或许更难实现。这才能理解为何蔡元培在论述“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
36、，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时，往往强调的是后者。大学为什么需要兼容并包？鼓励学术创造、便于学生选择、承认真理的相对性等，固然可以算作答案。但是，在蔡元培心目中，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拒绝党派或教会的压制，以保持教育的相对独立性。这一思路，与蔡先生游学德国的经历大有关系。论及大学的相对独立性，蔡元培常以德国为佐证。五四运动爆发，蔡校长为抗议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而辞职。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蔡先生称：“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 “三个月后，在全体师生的强烈要求下，蔡校长回校
37、复职，其回任北大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词曰：诸君都知道，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是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他的校长与各科学长，都是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会公举的这是何等精神呵！“以德国教育为参照系，强调即便政治专制的国家，大学也有相对的独立与自由。蔡校长这组织教授评议会，鼓励学生开展社团活动，反对党派或政府直接控制校园，都是力图在制度上保证大学的“平民主义”与“兼容并包” 。作为一种教育理想， “兼容并包”并非蔡元培的“独得之秘” ；可只有他学得最像，也用得最好。这就不能不归功于其个人气质。很多人都提到蔡先生性情的宽厚、温润、恬淡、从容，很有主见，但从不咄咄逼人。无疑，所有这些，都有利
38、于其主持校政时之“兼容并包” 。蔡元培对现代大学的理解，一是兼容百家，二是专深学术。此举既关思想，也及教育。百年中国，有独立的大学理念，而且能够真正付诸实施的，不敢说仅此一家，但蔡元培无疑是最出色的。这是因为，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识，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时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才可能有蔡元培出长北大时之挥洒自如。康有为之追求速成，乃典型的政治家思路；章太炎之壁立千仞，可以成为文人追忆的目标；蒋梦麟的一丝不苟，有能力办好任何一所学校惟有蔡元培那样的学识、胸襟、性格、才情，方能够胜任建构 “北大传统”那样的伟业。作为大学校长，真的要“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并
39、非易事。既须对抗社会的压力，又要建立内部的秩序， “众声喧哗”而又“有条不紊” ，方才是大学的理想状态。不只是组织结构上的东西兼容、新旧并包、少长咸集，更重要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以达其自由思考、专深研究之目的。这里，大学校长的常识与兴趣，起重要的作用。能容纳异已，固然是一种美德，但作为大学校长，这远远不够。因为，假如无法判断何种学说“言之成理” ，一味“兼容” ，大学将成为千奇百怪无所不有的“杂货铺” ，根本无法承担培养高深人才并引导学术进步的责任。人微言轻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准确判断不同思想学说的价值，并确定或听其自然、或适当支持、或大力提倡的发展战略。
40、设想蔡校长之主持校政，只是“一碗水端平”未免低估了其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促进作用。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后，以文科人微言轻推选改革的突破口，对此，史家一般解释为“文科教员中，顽固守旧的多，是北大前进的障碍” 。其实，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文科，已有不少主张改革的教员，绝非只是“前进的障碍” 。蔡校长此举之深谋远虑，起码可以如此解说：首先，北大以文理两科为中心，理科起步不久，文科则实力雄厚；其次，重点建设理科，所需经费远比改造文科要大得多，非当时窘迫的学校财政所能承担；再次，就对时代思潮及社会风尚的影响而言，文科无疑更直接，也更有效假如当初蔡校长首先经营理科，北大不可能两三年内焕然一新，并引领时代潮流；最
41、后一点，也许最重要，即，改造文科，乃在校长本人的兴趣及能力范围之内。想想当初的调兵遣将（尤其是选出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文科教授） ，以及办杂志、组团体、改课程、倡美育等，所有影响北大整体面貌的重大举措，都是蔡元培亲自决断。蔡校长对于理科的情况不太熟悉，至于工科和商科，则主张将其转出北大。毫无疑问，蔡元培的执掌北大，主要精力集中在文。值得注意的是，文科的各门知识，蔡先生均大致涉猎，如何改革，基本上成竹在胸。换一个工科、理科出身的人，或只是文科某一专业的顶尖人才出任校长，很难像蔡元培那样准确把握时机，全面出击，一举奠定此后几十年北大的基本格局。现代学术的发展日益趋于专门化，因此，专家易得
42、，通才难求。总揽大学全局的校长，需要的恰好是“通才”而非“专家” 。年年蔡校长兴趣盎然地谈论文学、史学、哲学、美术、音乐、政治、伦理、 、教育等，而且全都具备“高等常识” ，你不能不佩服。这样的大学校长，方才配谈“兼容并包” 。学识渊博而且兴趣广泛，才能有学术上的前瞻性与判断力，所谓“识鉴” ，所谓“气度” ，均以此为基础。谈论蔡元培的成功，其实，还有一点不能忽视，那便是时代的需求。蔡无培长校北大十年，恰好是清廷已被推翻，民国根基尚未稳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候。军阀混战，教育经费无着，令大学校长极为头痛。但事情也有另一面，地便是此新旧转化之际，没有不可逾越的边界，也没有不可挑战的权威，乃
43、“尝试”各种新制度的最佳时刻。蔡元培之提倡“兼容并包” ，与其教育独立的理想密切相关。在蔡先生看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理由是，教育追求远效，而政党的政策是谋求功，二者很难步调一致这是蔡校长坚决保护大学独立思考权利的“底牌”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蔡校长的努力到达了极限。北洋军阀时期，蔡元培可以借助自己的名望、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南方政治和军事力量的牵制，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北大的独立。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公开宣布：“与北京政府划断直接联系，而别组董事会以经营之” ；“大学教授由本校出卖请，与北京政府无直接联系，但使经费有着，尽可独立进行” ；“
44、政客官僚摧残教育之计划且方兴未艾” ， “若不急筹高等教育独立之良法，势必同归于尽” 。以上激烈的言辞虽然只是一时的悬想，也可见其时北方政府之缺乏权威。北伐成功，国民党统一中国，开始推选党化教育“，教育办的情况于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只是“教育独立”的口号被禁止，连大学课程的设置也都必须接受审查，教授治校的有效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自由表达政见的文化空间也岌岌可危。不识时务的胡适之，继续“妄谈人权” 、 “批评党国” 。受到了政府的严重警告，险些儿被“肉体解决” 。蔡元培名气更大，地位也更高，可照样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值得庆幸的是，从1927年7月起，蔡先生不再担任北大的校长。这么一来， “蔡元
45、培的北大” ，基本上做到了首尾一致。1917年至1927年间，就在这新旧权威交接的空当，出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得以大展宏图，不止开启了五四新文化的大潮，而且为中国带来了“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原编者按：梁漱溟曾说，蔡元培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这是十分正确的。正是因为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脚之地，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 的堡垒，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 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 缔造者。蔡元培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界的卓越先驱者，其著名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观点，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过
46、重要的影响。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不仅成为他主持北大教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也是他所坚持的办学原则。此思想提出后，一批具有新文化、新思想的代表人物进入北大，北大因此而成为中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因此， “兼容并包”思想在接纳新文化、反对封建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蔡元培的经历告诉我们，他虽然在青少年时期受到过封建思想的熏陶，并在封建的朝廷中任过职，但他却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执著追求进步的理想。这种热情和理想决定了他不愿顺从于腐朽的统治，使他能够勇敢地从封建桎梏中超脱出来，成为一名反对封建主义的斗士。事实说明，在接触到西方文化思想的1894年以后，蔡元
47、培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举动从未间断。他的一系列活动，对于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正由于此，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大胆地提出“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去接纳新文化、新思想，以改变北大封建势力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是他一以贯之反封建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蔡元培上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正值北洋军阀政府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黑暗时期，统治阶级坚持以孔孟之道去禁锢人民的头脑。此时的康有为等保皇派，也在上书黎元洪、段祺瑞，积极主张将孔教定为国教。当时的北京大学官僚积习很深，校政极其腐败。 “不少人以上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读书就是为了混资历谋取官位。教员中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课堂讲授
48、敷衍塞责。因此，学校里缺乏学术研究的空气，封建复古的陈腐思想泛滥”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为改变这种局面，蔡元培号召学生们要去研究高深学问，不要追求做官发财的仕途之路；强调自己的治校方针是：“依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蔡元培教育文选第244页） 。作为一校之长的蔡元培，并没有被北大浓厚的封建势力所吓倒、所妥协。他要以西方国家之通例，采用思想自由原则和兼容并包的主义，其主要用意，就是要让新文化、新思想能够进入北京大学。从表面上看，蔡元培提出“思想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似乎是不偏不倚。但在实际上，他是要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去
49、削弱北大封建势力的根基。因为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旧思想，当时不仅在北大和全国各地到处泛滥，而且还牢固占领着所有的文化、教育阵地，根本就不需要去“容”和“包” 。只有“新文化” 、 “新思想”在中国才刚刚兴起，才是需要对它进行“容”和“包”的。由于蔡元培兼容和并包了新文化、新思想，终于使北京大学的形势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正如许德珩所指出的那样：“1917年初，蔡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力图整顿改革，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反对开倒车。他的主张为新文化、新思想争得了合法地位，起了保护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作用。在蔡先生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大学气象一新，一变以前腐败沉闷的风气，成为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第8页） 。蔡元培在提出“兼容并包”的学术主张后，虽然聘用辜鸿铭、罗雪堂等一些封建思想浓厚的旧教员到北大任教，但这一做法并非就是他向封建势力的妥协。蔡元培不是看中这些人所持封建主义的那一套，而是看中他们所具有的高深学问。他要求学生学习他们的高深学问，而不要求学生去追随他们的政治主张。对此，胡绳指出：“当时，有些学生对蔡元培容纳主张尊王尊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