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汉语构词论构词（word formation），是组构语言中词的过程，用来组构词的方法也就叫做构词法（word formation）。广义的“构词”，是指构成语言中词的整个形式变化过程，包括通过词形变化表示语法关系的曲折构词和通过词形变化表示词汇关系的派生构词。狭义的“构词”，则只指通过词形变化表示词汇关系的派生构词，而把通过词形变化表示语法关系的曲折构词称为“构形”或“构形法”。构形法，也叫做曲折变化法（inflexion）,是通过词形的改变来显示语言中词的语法意义的变化，主要是通过词的形态变化或添加词缀的方式来限定某一词形的语法功能，如英语中复数的词尾变化、格的变化、名词与动词同形而有重音
2、变化等等。古今汉语的构词法极少涉及词形的曲折变化，故本书所讨论的构词，主要是指派生构词法。派生构词法的“派生”（derivation）,实际上包含着词根的音变（mutation）和词根加词根（有时是词缀）的复合（compound）两大类型，词根的重叠（reduplication）实际上是复合的早期表现形式之一，也就是汉语派生构词的早期形式之一。也有用“造词”和“造词法”来表述汉语的构词过程的，细究起来，造词是含有发生学意味的概念，是用一定的原料通过一定的方法创造某个原生词的过程，与派生构词总是以已然的词根为基础去派生和组构新词是不一样的。事实上，除了少数象声词可以追索其原本的造词意图外，绝大多
3、数语言中的原生词的造词意图是绝源而无佐证的，或者说多数词是约定俗成的，所以我们不主张用“造词”这样的术语来讨论汉语的构词问题。前人用“造词”和“造词法”这样的术语来讨论汉语构词，其中极少涉及真正的原生造词问题，故可以视同于“构词”和“构词法”，在此一并交代，不再作个别说明。从社会交际的角度看，世界是语言的世界，而语言是意义的世界，语言中的语素、词、短语、句子、句群、篇章等都是语义的载体，而词是语义最基本最主要的载体。所以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语言是“词的语言”，词是决定着其他语言单位的中心语言单位，词“是语言的机构中某种中心的东西”。因此，如何构成足够使用而又适用的词来准确表示意义，是
4、语言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解决、不断改进、不断完善的重要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构词法的优化发展是一个语言走向成熟和趋于完善的必要条件，是很值得研究的。一、汉语构词法的产生及其发展概况我们的古人很早就涉及到汉语词构词表义方式的优化问题，最早是集中于“名-实”关系的讨论上。用今天语言学的眼光看，所谓“名”就是词形，所谓“实”就是词义，那么“正名”问题除了哲学内容外，主要是如何给需要表达的词义配备合适的词形，所以说本质上是个构词优化问题。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论及正名之事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首先自有其政治内容，而从语言层面看，涉及到词的名与实的关系，也就是词形与词义相符与否的问题，在如
5、何构词以准确达意方面有所探讨。公孙龙子白马论：“白马非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抛开其逻辑学上的诡辩论不说，从语言学角度看，“白马”与“马”是个体概念与类概念的关系，是带定语的偏正式名词与光杆名词的不同，也是双音节词与单音节词的不同，其中也含有构词法的内容。总体看来，上古汉语词的词义表达是相当浑沦的，名与实（词形与词义）的对应往往不够明确，所以“正名”之事一度受到当时学者们相当程度上的重视，荀子是最突出的一个。荀子有正名一篇，在政治上发挥孔子“正名”的思想，而在语言上注意尤多。荀子强调语言的作用，强调语言中的词有概括同类意
6、义和区别非同类意义的特点，强调“名”与“实”也就是词形与词义的社会约定性。其中论及词义差别、词义分化的表达等问题，颇值得注意。如论“散名”云：“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性伤谓之病；节遇谓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后王之成名也。”这里的“散名”是指各具体事物的名称，也就是用来表示区别性词义的词形（在口语中是音节，在书面语中是字）。词义不断衍
7、生和分化，就需要有不同的“散名”来表达。这一段文字中的 14 个有区别的词义是由一个源头衍生出来的，分化而构成 14 个词，形成一个语义场，场内又分为 7 对词，可以看作 7 个子语义场。各对词（子场）的意义都较为接近或相关，而用来表达的词形（散名）却不相同：“情-虑”、“事-行”、“病-命”是用不同的词形来表示；“知-智”是用音变分化的古今字来表示，“智”是“知”的后出加符分化字；“性-性”、“伪-伪”、“能-能”则是用相同词形来表示的（也许它们当时正处在音变而字形未变的时期），参考梁启雄荀子简释：前一个“性”是生理学上的性，后一个是心理学上的性；前一个“伪”是本能地发生变化的作为，后一个是
8、思虑成熟的修养效果；前一个“能”是天生的本能，后一个是后天获取的才能。这些用例清楚地显示了词义分化后构成的一对对新的近义词，里面隐括了单字音变构词的丰富内容，说明上古汉语已经存在音变构词现象，有的已经产生形变以区别，有的则共用一个词形。荀子的表述虽然还比较含混，但这一语言现象的实质性内容还是被他客观地记录下来了的。荀子在这里涉及到汉语词义的分化及其相互关系，涉及到了义变引起的音变以及义变音变所推动的形变，涉及到单音词向复音词（或词组）延展的态势。这些都与汉语的构词内容密切相关，与后来汉语构词法的整体发展轨迹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荀子撰文对这类材料作专门辨析，说明用构词手段来区别不同语义的方法在先秦
9、已经产生，是已然的语言事实。到了汉代，注经解经的随文训释和训诂纂集之类的著作多起来，其中涉及构词内容的很多，只是较为零散。比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通过训释已经展示出单音词和双音单纯词在结构上的不同了，如十三篇虫部“蝦，蝦蟆也；蟆，蝦蟆也”，“蝀，螮蝀也；螮，螮蝀，虹也”。不过上古汉语构词法分工还不严密，有些单语素的单纯词可以是单音节的，也可以是双音节的，如说文一篇艸部“葑，须从也”，段玉裁注：“邶风采葑采菲毛传曰葑，须也，释艸曰须，葑从，说文曰葑，须从也，三家互异而皆不误。葑、须为双声，葑、从为叠韵，单呼之为葑，累呼之为葑从，单呼之为须，累呼之为须从，语言之不同也。”所谓“单呼”即单音词，“累呼
10、”即双音词，“语言之不同”即构词法之不同。又有一字既作单音词又作双音词语素的，如十三篇黽部“黽，鼃黽也；鼃，黽之属”，段玉裁注：“许意鼃黽为一物，鼃为一物，凡两字为名，一字与他物同者，不可与他物牵混。”是说“鼃”独用时是一个单音词，在双音单纯词“鼃黽”中则是一个语素，“鼃”和“鼃黽”都是蛤蟆的一种，不能混淆为一词。段玉裁揭示了上古单音词和双音单纯词内部构成的不同形态，分析其词形与词义的错综关系，不但对准确理解这些词的词义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对认识和研究汉语构词法的产生和发展有很好的帮助。汉语构词法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时过程，李如龙先生在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2001，99 页）中探讨汉语
11、音变构词产生的原因时说：“任何语言的音素和音节都是有限的，而人类文明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词汇量不大，这种矛盾还不可能尖锐化。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增长，已有的词语和概念不够用了，为了扩展语词，近音滋生同义词和声调别义的方式便应运而生。”他构想人类语言思维的发展应分为“模拟、联想、推理”三个阶段，各阶段有其相应的构（造）词方式，其特点为：思维特征 造词方式 语言特点第一阶段 模 拟 拟声、偶然约定 拟声词多，语词贫乏第二阶段 联 想 音义相生 单音词多，具体概念多第三阶段 推 理 合成词、虚词和语法标记 复音词多，抽象概念多，词缀多从传世文献所记录的汉语材料来推测，“雷”因其“累累隆隆”的响声得名，
12、“爵（雀）”因其“即即足足”的叫声得名等，当是名词的拟声造词；“崩”以山体崩塌之巨响言事，“斯（撕）”以斧斤析物之丝丝细声言事等，当是动词的拟声造词；“关关”为鸟鸣之声，“丁丁”为伐木之响等，自然是形容词的拟声造词了。而“洞、桶”、“捅、攻”、“空、通”等，则是拟既通且空的事物发出翁翁回响之声而造出的多类词。这些都是早期汉语原始性模拟思维所造的拟声词，这种基于发生学意义上的拟声造词数量极为有限，即便是早期汉语，大多数词都不可能用拟声的方法来造，只能是偶然的约定俗成，拟声造词法不是能产的造词法。基于这一事实，汉代的刘熙撰写释名，试图用声训的方法来推定大多数汉语词的得名理据，结果是少数得其名源而多
13、数不为后人所认可，正是因为其时绝大多数汉语词都不是拟声造词法所造。很多词的声源和原义都无佐证可考了，强系声源，有失泛滥。故第一阶段的拟声造词没有多少可供研究的材料，在此作过交代，不再有专门的讨论。上古后期到中古前期，是汉语音变构词的兴盛时期，也就是李氏所设想的联想式“音义相生”的第二阶段，其中偶尔也叠置着第一阶段拟声造词的内容。汉语的“音变构词”，是通过改变同一个汉字音节中一个或几个语音要素（声、韵、调）来构造音义相关的新词，其中叠音词则是重复单音节以构新词。音变构词有时还在书面语中表现为“形变构词”，所谓“形变构词”，是用改变字形的方式来构成同音异义异形词，在字形上一般表现为“古今字”，目的
14、是为了减轻音变构词加在书面词形（汉字）身上的负担。社会生活和思维的快速发展需要对语义的精确表达，于是上古汉语就了有一个由单音词大量派生新词义的时期。“派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词义运动现象：有的词只是派生新的义项，派生出的新义项长期依附于原生词而成为其常用义项之一；有些词派生出来的新义项后来独立成词了，就与原生词逐渐分开门户；有的是直接就从原生词派生出新词来，一开始就形成了互有区别的同源词。所以，派生并不等于构词，而构词是派生的主要内容之一，汉语的音变构词法在上古与中古之交是用来表示和区别大量派生词的重要构词方法。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1980，第 5 页）把汉语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汉初（
15、公元前三世纪）到东晋末（五世纪），是语义研究的阶段；第二阶段从南北朝初（五世纪）到明末（十七世纪），是语音研究的阶段；第三阶段从清初（十七世纪）到现在，是全面发展的阶段。”汉语研究的第一阶段是以毛诗诂训传、尔雅等为代表的语义训诂阶段，涉及汉语构词问题的地方不多。由第一阶段转移到第二阶段，就表现为“音韵锋出”的新局面，音（义）书、韵书大行于世，语音研究上升为重点，这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第一，魏晋以后，汉语的语音系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发生了周秦古音向隋唐今音的重大转变；第二，随着社会和思维的快速发展，需表达的词义快速增长，汉语词汇量急需加大，周秦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的词汇系统已经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词
16、义表达的需求，而双音合成词产生的高峰期尚未到来，为缓解词形（汉字）数量不足与词义表达需求过大的矛盾，已有单音词的变音别义、音变构词就一度形成大势，一时间巨量的音变、音借现象积淀于典籍及其传注之中，以至不分析音读就不能明确词义和文意，于是辨音析义的音义书就应运而生；第三，六朝骈俪文风促进了诗律学的发展，追求韵律和节奏之美，就需要准确地分析和把握汉语的语音体系和语音结构，当时的学者从大量的佛经翻译之中认识了印度的语音学（声明），转而用于汉语的语音研究，于是反切很快成为主导的注音方法，声调得到认识并用于分析诗歌创作中的“四声八病”，韵部的系统分析和归纳就形成了韵书。这些都为音变构词的认识和研究准备了
17、条件。基于上述的种种因素，六朝以来的语音研究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辨析汉语的单字音变构词材料和探讨音变构词的规律。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夫物体自有精粗，精粗谓之好恶。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谓之好恶上呼号反，下乌故反。此音见于葛洪、徐邈。而河北学士读尚书云好呼号反生恶於谷反杀，是为一论物体，一就人情，殊不通矣。”好：形容词美好之好读上声，动词喜好之好读去声；恶：形容词美恶之恶读入声，动词憎恶之恶读去声。这里已经记载六朝人能够很纯熟地认识并辨析典型的变调构词了。周秦时期有很多音变构词材料留存在经典文献之中，六朝时期的经师们大量的音义书记载和辨析了一度蔓延成大势的汉语音变构词现象，后来唐陆德明在其经典释文
18、中对这些音变构词材料进行汇总，也就导致了这批音义书最终的亡佚。经典释文所集录的汉语音变构词材料全面地反映了汉语单字音变构词的整体面貌，其后的仿作之书承其余绪，在材料搜集、分类和编排等方面有所改进。到中古时期，由于单字音变构词法所构的词再次赶不上汉语词汇的发展速度，词形缺乏造成其自身的负担过重，语义表达的需要促进汉语的双音合成构词法渐趋能产，逐渐取代单字音变构词法而成为汉语主导性的构词法，最终完成了汉语词汇由单音词为主向复音词（主要是双音词）为主的过度。到“五四”时期，汉语完全白话化，双音合成构词法在很短的时间内，构成了巨大数量的双音词，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优化选择和改进，这些双音词成熟起来并在通
19、用语中占据了牢固的地位，使双音词完全成为汉语词汇的主体，使双音合成构词法成为汉语词汇系统中最主要的构词方法。总体来说，社会生活的进步和思维的发展，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大量新事物、新观念和新信息，也就需要词汇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和发展。总的发展趋势显示：社会越进步，词汇的总量会变得越大，词汇系统的内容和形式会变得越发丰富而复杂。社会的进步促进人的思维严密化和精确化，也就导致词所负载的语义趋于精密化，语义类型的划分越来越精细，语义的概括性也越来越高。思维的严密促进语义的精密化，语义的精密化就需要词形具有与之相适应的表义能力，词形表义功能增强的需要也就促使词形趋于多样化。就汉语词所负载的语义而言，古
20、代的词义浑沦性逐步向后代的词义精密性发展，正是语义表达的精密化需要促使汉语词汇由单音单义走向大量的单字音变构词，又由单字音变构词走向双音合成构词，最终使汉语词汇全面复音化。马建忠马氏文通时有论及汉语双音合成构词法的文字，如：“按古籍中诸名，往往取双字同义者，或两字对待者，较单辞只字，其辞气稍觉浑厚。双字同义者，如规模、威仪、形容之类；其对待之名，率假借于动静诸字，如古今、是非、升沉之属。” 所说的“双字同义者”即同义并列式双音合成词，“两字对待者”即反义（或相对义）并列式双音合成词。自此，汉语研究者逐渐展开对汉语双音词构成的专门研究，一直延展到今天。二、语义探求与汉语构词法研究的密切关系我们分
21、析一个汉语词的内部构成（internal construct），常常要追索这个词的构成理据。词的构成理据，是指构词命名时所依托的理由和根据，词的理据为不同事物的得名和同类事物的异名区别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对构词理据的分析，有助于人们对新词的认识和对词义的准确理解，有助于辞书的编撰，也有助于对构词法的认识和应用。构词理据的分析和探求，又是与构词材料的语义分析分不开的，语义是词的内容，也是词的灵魂，离开语义的分析去谈词的理据和内部构成，那只能是空泛的研究，得不到实际的结果。段玉裁在为王念孙广雅疏证所作的序中说：“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
22、今义，六者互求，举一可得其五。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虽然讲的是形、音、义互相结合的训诂方法，其中实际上包含着词形与词义的相互作用问题。“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正是汉语构词表义的通则，未有文字之前，“义”是词的内容，“音”就是词的外在形式，有了文字，“义”还是词的内容，“音”是口语中的词形，“形”是书面语的词形。要认识和准确理解词义，自然是知形识音而后得义；而要认识词形的构造，又须反过来先从语义的分析入手，这也是一种“互求”关系，语义分析实际上是词的构成分析的前提。上古汉语的词往往具有很大的词义浑沦
23、性，这与其时的社会生活朴素和语言思维简单有关，也与其时构词表义的方式直捷而单一有关。王引之在经义述闻尔雅述闻中剖析尔雅训释有“二义同条例”云：“古人训诂之指本于声音，六书之用广于假借，故二义不嫌同条也。如下文：台、朕、赍、畀、卜、阳，予也。台、朕、阳为予我之予，赍、畀、卜为赐予之予。”是说“予”有代词“我”义，又有动词“赐给”义，一形（音）而兼两词两义，尔雅混在同一条中来训释两类词的词义，既见出上古词义及其训释的浑沦性，又可窥见上古汉语构词表义方法的粗略和词形的缺乏。不分析同训中所包含的两词两义，就不知道“予”是两个词共用的词形，其构词特点就没能揭示出来。构词法的作用主要是对词形加以改变，词形
24、变易是构词研究最直接的对象。汉语的词是音义结合体，也就是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体。一般说来，词形的构造是为词义的表达服务的，从根本上讲，导致词形变异的原动力是词义的表达功能，也就是语义本身。词形变异是在词的语义实现过程中产生并显现出来的，因此词的语义实现探究就成为以词形变易为基点的构词研究所不能缺少的出发点。汉语与印欧系语言的性质不相同，汉语词很少形态变化，词形与其语法功能不是单一的对应关系，一个汉语词形在不同的句法结构中往往具有多种不同的语法功能。基本上可以说，汉语中的词都具有双重属性，一是词汇意义上的语义属性，二是结构功能上的语法属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个汉语词的语义在不断衍生和演变，其语
25、法属性也就可能随之增生或转化；反之，一个汉语词的内部构成发生了变化并引起语法属性的改变，它所负载的语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一般说来，语素是构词的材料，是静态的构词单位，不同的语素介入构词过程，会使所构的词具有不同的内部构成；但同时，构词方式对语素也会产生一定的反作用，旧有的词作为新的语素不断进入构词行为，其语义在不同的组合环境中或加强或减弱或变异，总之是伴随着构词行为的动态发展而悄然地发生着变化。总体看来，使汉语词达到语义属性与语法功能的恰当配合，提高其认知效率，是汉语构词的优化追求。几千年来，汉语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对词的语义、词形（音和汉字）、构词方式等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变化，就是要使词的语义
26、内容与结构形式不断趋于优化，达到并维持汉语词汇系统具有表现力强、区别性好、认知率高的优化局面。由于语义问题是语言研究中难度很大的问题，结构主义才尽力避开语义去进行纯粹的结构形式研究，把构词视为纯粹的结构问题，只研究其构词形式而不管其语义内容。后来的实践证明，不管语义而去作纯粹结构形式研究是有问题的，故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学派开始重视语义在结构形式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近年来兴起的语言学理论中，有一种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简称 CG 理论），是以认知语言学为理论背景，以 Fillmore C.J 的框架语义学为理论来源，由美国语言学家 Adele E. Gold
27、berg 在最近几年中发展起来的。构式语法明确提出，要把词汇、语法、语义（甚至语用）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它既发展出一套基于合一约束的严格的形式描述系统，又注重在“认知-语义”基础上对各种语言现象进行解释，其重要贡献表现在突破单纯结构分析的局限，使语言中的“形式-意义”关系能够得到充分的说明，从而把描写与解释很好地结合起来。可见，不只是我国古代的语言学者重视语义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西方现代语言学者研究语法结构也不能无视语义的参与。确认汉语词的词形（形式）与词义（内容）的关系是否合恰，也就是评判其内部构成是否优化，不但要把该词放到汉语构词法系统中去考察，还必须把它放到汉语语义系统中去检验
28、，只作一个方面的考察是不准确的。也就是说，不管从那个角度看，语义分析都是构词研究不可缺少的前提和手段。三、本书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基于上面的基本思想，本书分章讨论我们感受较深的一些汉语构词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汉语构词法自身发展中的问题，有些则是与构词法研究紧密相关的问题。第一章，探讨的是汉语词内部构成的优化原则，是对汉语构词优化问题的整体观照。由具体词的构词理据和内部构成的个案探究，推导出汉语构词总的优化原则，并拓展到具体的可操作性原则。通过个案分析和框定语料的定量研究，我们认为：追求词形的和谐与语义表达的精确是汉语构词的总体优化原则，为达到这个最高优化原则，汉语词在构词过程中又需要遵循“
29、趋源、求简、择义、定域、辨色”等操作性的具体优化原则，其中“择义、定域”原则尤为重要和通用。第二章，集中讨论古代汉语的单字音变构词，是本书份量最重的一章。单字音变构词在上古后期至中古前期一度蔓成大势，派生分化出一大批同形异音异义词，积累了大量的音变构词材料，不但对汉语构词研究有重要价值，对汉语的语音、语义、语法等多门类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单字音变构词法是双音合成构词法大行以前，汉语中构词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能产性构词法，其余绪一直延展到现代汉语普通话及各个方言，对汉语发展史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在疏理了单字音变构词的材料情况和前人的研究概况后，分节着重讨论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宋贾昌朝群经音辨和清
30、人“韵辨”著作中的单字音变构词，分析其数据和用例，展示其概貌，揭示其规律，尽力对汉语单字音变构词的产生、发展和流变作一番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考察，以明晰它在汉语构词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第三章，着力论述语义分析在汉语构词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只要试图进行汉语词的构成形式研究，就少不了要作语义分析，否则无从着手。汉语基本上是无形态标记的语言，无论是词、字还是句子，其结构都不是单纯的线性结构，不是立体的就是块状的，很难作纯粹的结构分析，谈到结构形式就离不了语义内容。古汉语单音词具有很大的词义浑沦性，这一特点对后来的单字音变构词和双音合成构词都有很大的影响，不但影响到派生新词的语义，而且直接影响到新词内部
31、构成的优化。因此，我们用力讨论上古汉语词的词义浑沦性及从中拓展出来的构词能力，讨论训诂纂集中的语义类聚对汉语构词的作用，讨论上古汉语词某些特殊构成中的语义取向，讨论古语词的浑沦词义在构成新词时的语义取舍尺度等等。总之，语义分析是汉语构词研究的必由之路，舍此别无捷径。第四章，在介绍今人为现代汉语构词法所作的详细分类之后，讨论现代汉语在构词方面的新趋向。选“动作处所”式动词的能产趋势作为结构形式变易的代表，选“城”和“村”构词能力增强作为语义内容变易的代表，通过个案分析来展示现代汉语构词上的新动向。语言因素的变易是语言发展的动力，构词因素的变易也就是词汇发展的动力，通过这些变易用例的分析，说明当今
32、现代汉语词汇具有活泼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第五章，以本人的母语湖北咸宁方言为对象，讨论现代汉语方言中有关的构词问题。汉语的方言众多而又复杂，但都是从古汉语母体中派生分化出来的，各方言的语音系统都能够从切韵音系中得到源流上的说明就是很有力地证明，而且无论多么复杂的南方方言都与相对简单的北方方言一样使用汉字来记录书面语。由此可以推知，汉语方言的构词方式也应该是古汉语构词的继承和发展，因此研究方言的构词方式，尤其是方言的特殊构词方式，研究方言中语义与构词的相互关系，是汉语构词研究的延伸，是整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咸宁方言词的一些特殊构成中看到语义对构词的深刻影响，从咸宁方言大量的音变构词
33、用例中看到它们与古汉语单字音变构词的直接传承关系，从咸宁方言“头”的多向构词能力上看到汉语的确是充满活力和再生能力的语言。本书在研究过程中，以古今汉语真实文本中的丰富语料为材料基础，辅之以活的方言口语材料，材料研究的基础是充足的踏实可靠的。方法上，继承传统语言学注重材料分析和考据的基本方法，吸收并运用现代语言学新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建立语料库进行定量定性分析的方法，使所归纳出来的结论和规律是建立在扎实的数据和材料类聚基础上的，其可靠性相对就大一些。同时，试图打通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和方言的阻隔，从真实意义上全面地系统地观察汉语构词的整体面貌，疏理汉语构词法的历时发展轨迹和演化趋向，这还只是一种尝试。当然，汉语构词法的历史发展是个庞大的体系，一本小书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的，本书讨论得多一些深一些的地方，都是作者个人体会深刻一些的地方。而且，讨论问题的方式往往是从微观的个案的材料分析推及宏观的系统的规律探求，或许失之苛细而不够宏达，这也是一种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