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何路的“客厅 ”冷得像个冰窖。 一张宽大的床板被当成桌子，上面残留着他日常生活的大部分痕迹。一瓶已经被冻得凝固的食用油，粘着辣椒、很久没刷过的饭碗，两个半鸡蛋壳，以及 3 把挂面。剩菜已经看不出本来面目，油腻腻地瘫在一次性饭盒里，这都是朋友们在饭店吃饭时为他打包的剩菜，有的“已经有两个星期 ”。 这是距离北京市中心 29.9 公里的宋庄辛店村。何路，诗人何路，就住在这里。朋友们还记得他刚刚搬进新屋时的一脸喜气，因为这是他自 1993 年进北京以来，住过的最大的房子。 他花白的头发耷拉在脸上， “胡子乱七八糟，一脸愁容”。这个诗人每天的生活就是睡觉，喝酒。有时会有客人敲响他绿色的铁门，如果听不见
2、主人回应，就从门上一个窟窿中伸手进去拉开门插， “反正这儿也没有值钱东西” 。 这里没有电视、空调、电冰箱、衣橱或灶台。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室温和户外没什么区别。这个赤脚穿一双布鞋的 55 岁男人用两样东西取暖，一个不常打开的电暖器，和一瓶牛栏山二锅头。 何路有时会在院子里散散步，从刚刚化冻的水坑里捡出一张湿嗒嗒的一角钱纸币和 4 枚同等面额的硬币，小心翼翼地攥在手里说：“我现在有钱了，这 5 毛钱掉在地上好几天我都没捡。过去，5 毛钱可是个大数目。 ” 在这个房价飞涨的年代，他因为诗歌而贫穷，因为贫穷而饥饿。何路自称已经为诗歌坚守了 17 年，而其中的 16 年，他都在挨饿。 诗人病危 从一年
3、前开始，诗人何路暂时不用挨饿了。 转折发生在 2009 年 2 月 14 日。那一天，已经发烧了十几天的何路倒在自己住的出租屋里。起初，他以为是感冒“过两天就会好”。等他已经连续几天躺在床上，心想着“ 这次可能要交命了”时，他也没有向其他人呼救。在西方情人节这天，衰弱的病人被前来探访的朋友发现，并送进了北京市通州潞河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急救。很快，由于呼吸衰竭，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 一群挤在病房外的艺术家勉强凑够了住院费，但医生告诉他们，这个病每天的花费都在 5000 元到 10000 元之间。 “搞艺术的都很穷，很多人立刻就傻掉了。 ”画家胡月朋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时，何路的全部积蓄只有藏
4、在床板下面的 400 元钱。 如果不是身患重病，400 元对他来说是一笔很大的钱。打开他的“账本 ”，你会发现一个诗人不得不这样精打细算自己的生活：“吃：米 10 斤 10 元，面 5 斤 5 元。菜金 20 元，油盐作料 10 元吃饭吃个不饿就行。 ” 再往下翻：“酒是少不得的，一撮虾皮下酒，一碗热汤面殿后，常吃得我意气风发横冲直撞。我怎能逃得过醉？酒钱 10 元。2.5 元一斤的散装白酒够我每晚小酌。 ”当然，除了吃喝，他还不忘给自己留下“10 元烟钱， 10 元赌资。 ”结果， 100 元可以过一个月。 不过，也有些时候，就连一个月 100 元的生活费也是奢望。何路的另一个朋友、也是诗人
5、的卧夫还记得，一次饭后，他特意打包了几样剩菜，驾车 20 多公里送到何路家里。何路不仅一点不嫌弃，而且吃得津津有味，看得卧夫“眼泪差点溢出眼角” 。有时，就连剩饭剩菜也没有，何路只好练习“辟谷术” 。据说，他可以在长达 20 天的时间里只喝清水，不吃食物，把自己的身体完全封闭起来。 突然间，这个穷得叮当响的诗人陷入了一个世俗的困境里，没有钱只有诗歌的话，他恐怕连命都保不住。 抢救诗人 抢救一个穷诗人的行动立即开始。何路病危当晚，胡月朋就把文章死磕派诗人倒下啦发布在自己的博客上。 文章里，他这样形容何路：“绝无仅有的 死磕派诗人。从圆明园画家村一路到宋庄，仍在携诗走天涯。50 几岁的人啦，一提起
6、他的诗，顿时目光炯炯。 ”他在文章里附上了何路十几年来的代表作：杀人者 、 女人的知识 、 桑塔娜的故事“均未正式发表 ”。 这篇文章开始在网上传播的同时，已经与何路失去联系 10多年的卧夫也听说了这个消息。与何路不同，卧夫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这个生长于黑龙江省矿区的男人，曾经放弃团市委书记的职位，从家乡带着 400 粒安眠药来到北京， “那将是我最后的粮食”。 他想创办文学刊物，结果钱款被骗；无奈之下，他去到圆明园画家村，计划“静心写一部长篇小说” ，但仅仅半年之后，身上的钱就花没了。据说，他曾经躺在北京火车站外，望着广场上的大钟，只思考一个问题：“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吃饱？ ” 一些诗人
7、选择依靠资助进行创作，但卧夫却下定决心，如果是因为生存原因， “我绝不会向他人开口借钱 ”。最终，他离开了画家村，并成为一家外企的市场部经理。 但他一直将“诗歌梦 ”珍存，他“对海子的喜欢，甚至超过了对自身的喜欢”。他无法成为海子生前的朋友，但他来到海子家乡，出资在诗人那荒芜的墓地上树起新碑。 当卧夫在十几年后再一次看到躺倒在病床、脑袋上裹着一块毛巾的何路时，心里觉得“很凄凉” 。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每天都在大吃大喝、灯红酒绿，他的生活怎么却连一点起色都没有？” 并不是只有卧夫看到了何路“苦难的外衣 ”。2007 年何路刚刚到达宋庄，与一众圆明园的老朋友聚会。席间，有人提议：“老何，咱们重
8、温一下圆明园的往事，再给我们朗诵一首诗吧！” 何路便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站在凳子上，用浓重的重庆腔声嘶力竭地朗诵杀人者 。这一切，都与 12 年前相同。 “从圆明园过来的人，没有一个不眼泪汪汪的。 ”胡月朋回忆。 走下酒桌，有人劝告胡月朋， “像何路这样的人，你不要再理他了”。胡月朋可以理解朋友的深意：“ 多少年之后，这个人仍然散发着圆明园时期的气息。我们已经脱掉了那层苦难的皮，可他还在继续苦难着。 ” 只是，这个十多年来坚持不卖画的画家，愿意努力理解这种“疯子似的坚持 ”。他觉得： “老何是一个殉道者，他是一个战士，他应该获得社会的尊重。 ” 不过，殉道者和战士何路，如今面对着只靠坚持无法战
9、胜的困难。胡月朋想到了向宋庄艺术促进会求助。这其实是一个社会团体，但艺术家们常常把它看成一个官方机构，避免与其打交道。胡月朋向促进会求助后的半个小时，他得来了一个几近完美的答复：“凡是老何花的费用，我们都预先垫支。 ”这时，那些艺术家一直悬着的心， “终于放下了”。 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中的募捐都发挥了巨大效力。宋庄的艺术家们两次为何路举行义演，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群同样贫穷的艺术家中。一个艺术家第一天向工作人员捐出了 200 元钱。第二天，他又打电话给这名工作人员：“我还想再捐 2000 元，但我没钱了，你能不能借我 2000 元？” 就连宋庄区内小饭店里的服务员和理发店里的发型师都来
10、捐款。很快，捐款的总额达到 89688 元。这个年过半百的诗人慢慢康复了，他有气无力地说：“感谢所有关注我的朋友。 ” “一个人没有生存能力是可耻的” 当为“诗人何路”呼救的声音在网络上传递时，有人要求看到何路的诗，借以证明他“到底有没有料 ”。但他发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连网络上也没有何路作品的任何影子。 “我无法提供他的作品，我也无法证明他的身份。但他的确是一位真诚的诗人。 ”何路的一个朋友无奈地说。此前，何路不会上网，甚至不会打字，他的作品都一笔一画地写在厚厚的笔记本上。更何况，他的诗在诗人圈子里，也没有什么名气，一些诗歌评论家甚至就没有听说过他。 除去不能看到作品，诗人和正在帮助诗
11、人的人受到了一些网友的猛烈抨击。有网友说：“一个人没有生存能力是可耻的，可恶的，没办法给生命一种健康的状态，我讨厌听到艺术家很饿 ，那是一种逃避和堕落，比吸毒和犯罪还罪孽深重。 ” 有个网友讲述了他遇到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家伙 ”的故事。“我问他：能养活老婆孩儿么？他说，不能。我又问他：能养活自己么？他也摇头。我就泄气了。不要说艺术作为职业存在，就算一个人，一个自立不寄生的社会分子，也不合格。 ”这名网友质疑：“艺术家是特殊群体么？哪个行业都有饥饿的，也有没钱看病的。 ” “为艺术而艺术的家伙” 越来越少了，但何路正是其中之一，他“质疑劳动的价值 ”。一个漂亮的女诗人坦承 “不喜欢何路这种不劳而
12、获的状态”。但也是这个女诗人，驾车 66 公里来找何路喝酒，只因为“喜欢他们够纯粹 ”。 和路常常对周围的人讲前苏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的故事，这个人曾被当局判以“流浪罪 ”和“好逸恶劳罪”。“好逸恶劳，这不是人的本性吗？” 何路轻蔑地笑了一下。当然，他闭口不提的是，1964 年，布罗茨基被法庭判以“社会寄生虫罪”，并处 5 年徒刑。 穷困潦倒的诗人 这个重庆男人并不是一个天生就擅长挨饿的人。至少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做过火锅店老板、记者，不但无须风餐露宿，而且还拥有“几十万元的家财 ”。 这一切延续到他带着采访任务来到坐落在圆明园废墟附近的“圆明园画家村 ”。这个特殊村落的历史起源于
13、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一些毕业于北京艺术院校的年轻画家，放弃国家分配，以“盲流”的身份聚集到画家村。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是想逃离体制，于是选择了圆明园。”1992 年就进入画家村的胡月朋说。一年之后，何路来到这里采访， “那里都是些 饿人，可是他们都很欢快，个个都特别”。两个月后，他决定放弃待遇优厚的工作，住进这里。 直到今天，那些经历过圆明园时期的人们回忆当年，总离不开食物。被烧成红烧肉味道的豆腐、包子铺柜台里的猪肉白菜馅大包子，有人甚至跑去地里挖野菜。那时候，人人都没钱，“蹭饭”成为一种必要的社交手段。 甚至有时候，他们“假装在路边晒太阳，其实是在偷瞄能不能拉到一个人去家里看画”。胡
14、月朋说，因为就算不买，看画的人也一定会请画家“搓一顿 ”。 那个年代， “满脑子想骗女孩子的小流氓，都拿着诗集在大街小巷晃来晃去”，诗人却几乎无法通过自己的作品换取收入。何路和卧夫曾经从后门溜进圆明园，跳进湖里抓河蚌。十几年过去了，诗人从未改变过这个窘境。 在这段时间里，何路两次帮人代笔写书，曾经赚过一万元钱。可是钱是攒不住的， “每一时每一刻都觉得缺钱。 ”长期以来，他只能靠朋友“断断续续的周济 ”生存。不过令他高兴的是， “就算没钱，只要每天下午 5 点钟一到，也总是会有酒喝”。 尽管穷困潦倒，可是在这段时间里，何路创作了一百多首诗歌。这显然是何路创作的高峰期，他自认为写得最好的诗歌，都在
15、这段时间完成。酒吧老板们看中艺术家活泼的气质，让他们去酒吧暖场，并可为每人提供一杯扎啤。在酒吧里，朋友们常常大喊：“老何，给我们朗诵一首诗吧！” 何路便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站在凳子上，声嘶力竭地用重庆腔朗诵自己的诗作。这种状态一直到画家村被解散结束。“脑袋比较木” 的何路被送进了收容所，然后被送上了遣返重庆老家的火车，从此开始流浪。 2007 年，何路来到宋庄。这里被视为圆明园画家村之后的第二个乌托邦，据说，这里有“疑似艺术家 ”4000 多人，其中“疑似诗人”100 多个，最近由于朝阳区的艺术区拆迁， “又多了 1000多个艺术家”。 和以往不同的是，画家们不再矜持了， “把画像大白菜一样摆
16、在街道两边”。反倒是诗人何路，一直把饥饿的传统继续了下来。 “写诗写得再好也不足以谋生” 事实上，诗人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流行了。曾经月发行量 54万本的诗刊 ，如今据说已经下滑到 2.5 万本。过去，有人调侃说，在北京扔一个馒头能砸到 3 个诗人，但现在，同样一个馒头，砸到的可能是老板或农民工。 大多数诗人也不再忍饥挨饿。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教授、小说家或者房地产老板。诗人唐晓渡是这个圈子里的活跃人物，但他接触到的诗人，几乎没有人以流浪为生。 “人们意识到自己必须先稳定下来”，唐晓渡说， “不管是不是进入体制，他们生活都有一个重心”。 芒克曾经也是一个因为诗歌而贫穷的人。但后来他有了妻子和孩子，
17、他开始承担起作为一个父亲、儿子、丈夫的责任。2004 年，他开始画油画， “最初的动因也是钱。 ” 唐晓渡觉得，这些流浪诗人，有些时候或许是“靠幻觉来满足自己”，因为 “一个人只靠写诗是很难维持生活的。 ” 如今，人们已经很难再遇到布罗茨基式的人物，可是在宋庄辛店村的这个农家小院里，你可以同时碰到两个何路，和他的室友曾德旷。 和何路在同一个院子里挨饿的曾德旷，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小有名气。他因为诗歌而被称为“顾城的接班人 ”，但却因为做人，被一些认识他的人形容为“一个诗神附在了一个垃圾身上”。 “他经常蹭饭，不惹人厌，但惹人烦。 ”人们解释说。 他“很有才气 ”，曾经写下 “清瘦的甲骨文
18、在薄荷的香气中洗手哽咽的珍珠，从大地的蚌壳中飞升”这样浪漫的词句。但“在他脸上可看不到任何唯美和纯真的表情” 。文学杂志芙蓉的编辑们记得，这个黑瘦矮小的人总是在走廊里来回走，嘴里嘟囔着， “他们不会发我的诗，他们不会发我的诗。 ”他常常呈现“饿殍状态” ，困了就和门卫挤在一块睡觉，或者干脆睡在杂志社走廊里。 去年西安一次笔会的开幕式上，曾德旷上台朗诵了自己的诗，当即被观众们追为偶像。 曾德旷想赚钱。他的诗集经过多年以后出版后，他将这本定价 15 元钱的诗集卖到 100 元一本，后来又抬到 300 元一本，最后“竟然还真卖出去了两本 ”。这样的好事不常出现。结果，5 年以后，他仍然带着卖不完的诗
19、集在各地流浪，有时也去美术馆和公园里卖唱， “和其他人一样，把帽子扔在地上，一天能赚七八十块钱，但常常被保安追撵。 ” 这时，距离他成名已有 15 年,他却从来没有过上安定的生活。这名“顾城接班人 ”毫不掩饰自己对他人资助的渴望。尽管他常常辩解自己“不算乞丐，因为诗人毕竟是有尊严的” ，但只要开始聊天，他总是一直重复这句话：“我就是一个寄生虫。 ” 一个在重庆县城工作的朋友长期资助曾德旷的生活， “一个月 100 元，或 200 元”。他也乐于炫耀同学给他封的一个大红包，“2000 元钱，人家也觉得艺术家不容易。 ”他还曾经以出诗集为名找到一万多元的赞助， “不过最后钱都花掉了 ”。 他羡慕大
20、诗人里尔克，里尔克曾经被贵妇资助，有地方住，有一些钱过简单的生活。他幻想自己也会有同样的幸运，但这不现实， “中国诗人的地位太低贱了” 。 他比这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坦白：“我不想劳动，我不想参加工作，我就想写东西。 ”不过，他已经不再写诗了，因为 “写诗写得再好也不足以谋生，这条路太难走了”。3 月 20 日，他与何路共同承租的这座小院即将到期，他决定回家， “再也不回北京了，也不写诗了。我不想再这样混下去了。宋庄不能给我希望”。 不过，何路还会留在这里，曾德旷觉得，这“或许是因为他在这能找到希望”。 一无所有的大人物 其实，自从何路病愈出院，他就已经成为宋庄的“明星” 。“在床上躺了一个月，
21、起来时就已经名满天下了， ”他的朋友担心，“会不会像范进似的。 ” 一名叫赵庆的诗人甚至因为何路的存在而定居宋庄。当然，和经常填不饱肚子的何路不同，赵庆曾经旅居美国，是个商人。“没有何路的宋庄终将是平庸的宋庄。 ”赵庆说。 最初，宋庄的一个广东画家阿限让赵庆对这个地方产生兴趣， “脏脏的，个子不高” 。他邀请阿限到北京城区的家里做客，到了中午，他说， “走吧阿限，请你去吃红烧肉” ，阿限很高兴地同意了，满脸都是“很天真很灿烂的笑 ”。正要启程时，阿限却突然说：“赵哥，我不去了，我带饭了。 ”边说着，这个像个孩子般的画家从上衣兜里掏出了一个冻硬了的糖三角。 “当时实在太惊讶了！我决定，一定要进宋
22、庄看看，该是多么强大的内心才能有这样一点也不虚荣的自尊。 ”最后，赵庆干脆住进了宋庄，因为宋庄让他“重新找到了抒情的能力 ”。 在每月一次的“行为艺术活动日 ”里，他第一次看到大病初愈的何路， “一个老头儿，静静地蹲在墙角，看起来和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随着进一步的交流，赵庆逐渐发现，这个老头儿和村子里许多梦想着“成功” 的艺术家不同， “他心中没有贪欲、没有恐惧，这是个一无所有的大人物”。 “我不是只从文学上去理解他，我是从精神上去欣赏他。 ”何路因此有了新的粉丝。赵庆觉得，真正能承载宋庄精神的就剩下何路了， “他将是宋庄的绝响，在庆幸之余，我也时刻提醒自己，饿死这样的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
23、与耻辱”。于是他决定，将来还要每月供给何路三四百元钱， “不多，就相当于低保的钱 ”。何路不想让外界只知道自己的贫穷，他更希望让这些关注者知道自己究竟写了些什么。于是，赵庆又帮了他的忙，自费将何路的诗歌和小说结集付印，编成 255 页的何路文选 。在此之前，2009 年年末，这些作品因为包括过多“性和暴力” 的词汇和语句，找不到正规的书商出版。作者本人将此书的售价定为 100 元， “不算高也不算低 ”，尽管他也想过，如果像曾德旷的诗集定价 300 元一本，说不定“价钱越高，卖得越多。 ” 在“新书发布会 ”现场，售书 136 本。赵庆将 7800 元用于他创立的“边缘之边艺术资金” ，这是一
24、个旨在资助艺术家的基金项目。并将另外 6800 元给了何路， “多少年了，我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但激动之余，他“ 又数了 4000 元钱给赵庆，也放在艺术基金里，去帮助其他人。 ” 人们终于可以看到这位“死磕派诗人 ”的作品了。有些读者将他封为“大师” ，但他周围的一些艺术家朋友并不这么看，有人说“行文比较粗糙，文字造诣不高” ；也有人说， “这是标语式诗歌，内涵不够 ”。 尽管大家都承认“他的生活态度足以担当得起 死磕派这个名字”。 活着，并依然“死磕” 因为那一场大病，诗人何路无意中被许多人当成了“宋庄的精神指标”。2009 年 10 月份的一次宋庄聚会中，这个邋遢的诗人照片被放大到两米高
25、。他本人则被送上巨大而古老的炮车，威风凛凛这是行为艺术家们作品的一部分。他甚至有机会作了个总结发言，不过，发言稿是别人写好了递给他的，他只是照着念了一遍，念完后，还在别人的要求下，鞠了 3 个躬。 作为诗人，他对这个作品很不满意， “发言说得很傻，文字也不好。但他们不让我自己写”。他对要求自己鞠躬也感到不满，比起向帮助过他的人鞠躬，他宁愿行 3 个少先队礼，这是他常年来坚持的打招呼礼节。 “鞠哪门子躬？干嘛鞠躬？死人了吗？没有。我活了，活得更“酒” 了。我真诚地谢过一次，再这么谢来谢去不烦人吗？” 迄今为止，诗人何路看上去并没有太大改变，不过，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挨饿，也会有更多的朋友来敲响他
26、小院外的绿色铁门，在他那冰冷的如同地窖一般的“客厅” 里喝酒、聊天。如果不是被问起，他不大会提及之前生病与受助。 今天所能找到的，只有一篇他的感谢信：“何路一条烂命，竟引得如此兴师动众，我深感幸运也忐忑不安。这些温情厚意将伴随我终身。从此，何路不再是以前那个何路。此刻，我在宋庄的院子里调养虚弱的身体。春天的桃花正在开放。劫后新生的舒适感还在心里荡漾。好吧，活着并依然死磕。” 他表示，自己不愿意被那些虚无的感谢束缚住，但人们始终对这个曾经“接受过帮助的人 ”表示关注。就在这个冬天，他又进行了一场自发的行为艺术， “光着屁股在雪地里打滚 ”。 照片被迅速传到网上。谁知，过了不久，一个因出于对募款发
27、起者“胡月朋的信任和对老何的同情” 捐过 300 元的网友挺生气。 “不久前你差点呜呼哀哉，挺大岁数了你怎么就这么不知道好歹！你身体好大家都高兴，你光屁股在雪地里撒欢就是不珍惜大家对你的祝福。 ” 他强烈要求：“老何，你退回我那三百块钱！” 同时，他给这笔款项制订了详细的规划， “我听说家住宋庄在美院读书的一位小女孩病重，治疗费用很高，请胡月朋转交小女孩家人。如无法联系，就请胡拿此钱跟哥几个吃一顿，名单有：钟天兵、杨小兵、尹昆、邝老五、片山、马野。有的人名一时想不起来了，请胡自行决定。吃饭时别叫我，我一到宋庄就头疼。另，吃饭时不要叫上何路”。 “你看吧，这就是拯救一个诗人带来的影响，都快过去一年了，一切仍然没有结束。 ”胡月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