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战争传播的定义战争传播，从其定义分析，就是战争状态下的信息流动及体系。在传播中各方面的需求是不同的，政府、媒体和受众往往会出现不同的信息需求，于是，不同的需求导致了不同的信息，这就使得战争传播本身成为一个复杂的体系，它在战争中会因国家、民族、价值观等等因素的影响对战争发挥出各异的功能和特点。这种体系同时包含了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战争本身直接所需的信息流动，即政府与政府、政府与军队、军队之间等与战争直接相关的各方对战争的把握与控制，这是需要信息流通的。从这中间衍生出了战争的一种新形态信息战。第二，随着人类进入大众传媒空前发达的时代，战争已经演变成为以总体战为特征的现代战争。当报纸和传单、广播等传
2、媒工具在“一战”开始被广泛应用之后，战争传播的宣传作用便成为对战争影响巨大的主要因素之一。第三，战争传播能成为沟通国家、民族、政治集团等之间的桥梁，向国际上传播有关国际关系的信息，将一国政府关于外交政策、军事斗争战略等问题的立场传达给有关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 ，使国际社会主体能够了解、认知本国的政策和斗争行为，从而达到沟通与信任。因此，有“媒体外交”一说，此为战争传播的外交形态。战争与传播属于两种不同的行为体系，前者是政治的一种极端行为，后者则是信息流动的一种体系。战争传播强调的是战争状态下的传播活动，战争限定了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而传播则发生在这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与直接的战争行为相并列。在这里
3、，无论战争传播表现为上面体系的哪一种形态，它的特殊性都主要体现在其工具性上，是战争中的一种软力量。战争传播的媒介任何传播活动都是通过媒介来进行的，离开了媒介，传播就是一句空话。第一代传播形态的标志是印刷媒介，第二代传播形态的标志是广播媒介，第三代传播形态的标志是电视媒介，第四代传播形态的标志是网络媒介。从这四个阶段的发展情况看，现代战争与大众传播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第一阶段，传媒的受众属于局部性，它成为现代战争的辅助战场；在第二阶段，传媒的受众呈现地区性，成了现代战争的次要战场；在第三阶段，特别是第四阶段中，传媒受众已表现出了世界性、全球性，已经成为现代战争中一个时刻不可缺少的重要战场。与生产
4、工具、主战武器有所不同，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四代传播工具一直在并用，并非出现一代淘汰一代。总的来说，是传播技术越来越先进了，传播方式越来越多样了，传播速度越来越快捷了。在常规战争中，从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看，军事战场作用无疑比传播媒体更巨大、更重要、更直接。在核武器威慑的高技术战争条件下，这种情况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大众传媒的地位和作用比过去明显突出了。舆论争夺比战场上争夺更经常、更广泛、更复杂。不同的媒介由于其不同的特点与战争表现出了不同的互动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传播手段及战后的理论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世界规模的战争。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等）与协约国（英国、法国、俄国、美
5、国等）在战场上展开厮杀的同时，在另一领域也展开了较量，这就是战争传播的高级形式“宣传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的时候，交战国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能够准确的估计到传单、报纸、广播和其他宣传工具对战争进程会起到的重大影响。当时英国的著名宣传专家就曾这样写道：“在战争最初的 18 个月期间，宣传曾经被忽略官方认为它是一种不重要的、次要的因素。当宣传作为一种威力可敌几个军旅的武器其意义被广泛认识后，便普遍地深受大家笑脸相迎。 ”事实上，“一战”爆发一年多以后，各参战国政治领导集团就已经确信必须对敌方居民和战斗队伍中的士兵施加广泛的政策影响。从 1915 年下半年开始，战时宣传工作形成规模，各参战国
6、政府和军队里相继建立起负责组织和实施宣传工作的专门机构。比较而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战时传播开展得较早，同时也更为出色。英国政府进行了特别紧张的组织和实施宣传的活动。战争开始后不久，英国就建立了许多境外宣传点。他们出版文学作品，赞扬英国政府的军事政策，向当地报刊提供大量的宣传资料。在“一战”结束阶段，英国的战时宣传更趋积极主动。仅仅是 1918 年春季，英国向德、奥等国散发的传单就已经达到每月 100 万张以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加入世界战场的同时也加入了战时传播的战场，他们先后建立了非军事组织的宣传机构，包括 1917 年威尔逊总统下令成立的“公共信息委员会”(又称“科里尔
7、委员会”)和美国远征军司令部侦察部的“宣传部” ，但美国和俄国、意大利及其他一些参战国一样，在军事宣传方面的影响远远不及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许多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军事专家一面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历史，一面极其重视推广交战双方战时宣传的经验。这期间出版了大量的战争宣传研究著作，对一次大战中的传播手段作出了全面深入的理论总结。1920 年在伦敦出版了 C史图尔特的克尔之家的秘密一书，总结了英国瓦解敌军的宣传经验，在制定战争进程中组织和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某些原则方面作了尝试，甚至还讲述了对未来战争的一系列设想。比如 C史图尔特对资产阶级领导人提出的关于宣传中要谨
8、慎行事的警告就值得注意。1922 年在德国出版了施杰林-鲁贝尔特的宣传是政治武器和普克策的德国宣传：关于宣传是实用社会科学学说 。1924 年出版了舍涅曼对美国民众影响的艺术 。此外，同期还出版了许多军事学术和军事历史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籍都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宣传问题。许多专门总结意识形态斗争经验和提出在未来战争中组织军事宣传的书籍，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也相继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年半，在伦敦出版了西德尼罗杰森的即将爆发的大战中的宣传问题一书。书中阐述的问题十分广泛：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对敌宣传的基本任务；强调了熟知敌人及其居民的现状，掌握各社会集团及全体
9、军人情绪的必要性；阐明了一些宣传法则。作者认为，任何宣传都应符合下列两个主要要求：内容的真实性和政治路线的坚定性。此外，还有其他的要求，如必须适应被宣传者的心理，奉送材料的形式要精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许多描写对敌宣传的书籍和文章问世。其中有：思特茨的战时法国的野战报和战壕报 （1973 年） 、卡尔和哈利特的国际政治宣传 （1939 年） 、阿里比格的社会舆论 （1939 年）和其他一些著作。“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的这 20 余年中的宣传分析与研究，虽然不是直接的传播学研究，但是大大推进了人们对传播在战争中作用的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传播技术与艺术的提升及传播学的产生毫无疑问，第一次世
10、界大战中的宣传实例和战后的研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传播技术与艺术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连德国法西斯宣传记起的管理者戈培尔也在“二战”宣传中拼命效仿一战中英国的宣传技巧。希特勒更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反复强调英国一战宣传的强大效力，并以此论证他的“德国并未输在战场上，而是被人刺中后背”的观点。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前，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就加紧建立了宣传机关，而德国更是已经预计到进行宣传对实现战争的目的巨大作用。在 1936年召开的德国纳粹党纽伦堡会议的大厅里，墙上悬挂着这样的标语：“宣传帮助我们巩固政权，宣传还将帮助我们取得整个世界。 ”随着法西斯上台，在德国建立了由著名的法西斯思想家戈培尔领
11、导的帝国宣传部。他负责掌管制造社会舆论的所有手段：报纸、无线电、图书出版、电影和艺术等等。事实证明，纳粹分子利用这个组织严密的庞大宣传系统将德国人民轻易地驱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媒介的所有分支都在国家的全面控制之下，通过媒介渠道进行传播的信息流被绝对规范化了。新闻成了一种战略物资，要根据胜利的需要而被限制或操纵。在广播方面，纳粹分子利用这一宣传工具为他们的行为辩解，号召大家不要同情犹太人和占领区人民，同时在广播节目中不断拉拢潜在的盟友、稳定战时占领区的秩序、消磨敌军的斗志、谴责战争和战时因敌人而遭受的损失等，其中尤以“Lord Haw Haw”（汉译“霍霍爵士” ）所主持的广播节目
12、影响最大、荼毒亦深。在报纸方面，德国新闻办公室是国有的报业机关，负责发行每日简报和政府命令。在电影方面，德国的新闻影片和记录片均要屈服于政府的严厉干涉，在战争期间，它们的功能在于激起“公众狂热”和利用“帝国军队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来震慑群众。与英美的电影同行不同，德国的许多新闻摄影师是受过军事训练的战士，他们以摄像机为武器，全身心地投入了战斗事实上这些军事影片和纪录片的确起到了“鼓舞人心”的巨大作用。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德国纳粹分子的宣传是多渠道而富于变化的。虽然它的宣传十分简单，但重复性极高，主题明确，通常使用很容易被海报或报纸采用的标准，并注重以情感人，如“要对领袖忠诚、为赢得战争不惜
13、流血牺牲、为国捐躯”等等。就这方面看来，纳粹德国在二战时期的传播技术与艺术已经比一战时期有了很大的提升，并已初步形成了一整套战争传播理论。与德国一道在二战时期提升战争水平的还有日本、意大利、英国、美国等诸多参战国家，其中较为突出的是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对法西斯国家及其武装力量进行了紧张的、卓有成效的宣传，同时也对本国人民进行了积极的思想灌输工作。两个国家都设有全国性的心理战机关，在战争时期他们又建立了英美联合宣传委员会。早在慕尼黑阴谋前夕，英国政府就建立了情报部。其任务是：对国外宣传、为中立国提供有关情报以及向英国居民通报世界大事。应该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参战国都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战争
14、传播的重要性，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将信息直接送入敌国国界之内，同时也利用了技术干扰、虚假播音、破译电码、监听敌台等多种信息控制与反控制手段，创造了一系列战时传播的新形式，战时传播的技术与艺术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提升。而各参战国，尤其是美国军队空前广泛地利用电影和其他大众媒介，空前深入地挖掘媒介特质和受众心理问题，在客观上推动了传播研究的深入，为传播学的研究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实践基础。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正是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传播活动和实践与其他相关因素的共同作用直接催化了传播学的产生和形成。两次世界大战与传播学勃兴的因果关系一、两次世界大战为传播学提供了大量经典研究范例我们知道，传播
15、学产生在美国，而美国传播学最著名的四位先驱任务中有三位（哈罗德拉斯维尔、库尔特卢因和卡尔霍夫兰）从研究战争传播入手从而建立自己的传播学体系。两次世界大战恰好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素材和经典研究范例。哈罗德拉斯维尔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他对传播学的贡献集中在宣传分析和传播过程研究，是美国系统研究政治传播的第一人，也是著名的宣传专家。1927 年他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刊行于世，轰动一时，成为宣传学的经典著作。该论文主要描述和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宣传战。拉斯维尔对宣传作了如下定义：“它仅指以有涵义的符号，或者稍具体一点不那么准确的说，就是以描述、谣言、报道、图
16、片和其他种种社会传播方式来控制意见。 ”他在书中归纳了宣传的四个主要目标：1.激起对敌人的仇恨；2.保持与盟邦的友好关系；3.与中立者保持友好关系，而且尽可能与其达成协作；4.瓦解敌人的斗志。从拉斯维尔这篇博士论文中不难发现，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研究广泛引用了为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所采纳的各种宣传技术的经典范例，就这个意义而言，他的研究是以经验为根据的。拉斯维尔指出，现代战争是一种整体战争，舆论在其中举足轻重。拉斯维尔强调说：“宣传是现代世界中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库尔特卢因是美籍德国社会心理学者。1933 年他因受到刚刚上台执政的纳粹党迫害而流亡美国。卢因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他
17、最早创造性地提出了心理学中的“场论 ”和“群体动力论”，这些理论成果对传播学的研究影响较大。 卢因将自己的群体动力论应用于传播研究领域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和他的学生运用这一理论对军队士气问题进行研究，从中证实了群体可以影响到士兵个体的观念、动机、愿望、行为和倾向。 “二战” 期间，他还应美国政府的要求研究如何在战争期间劝说人们改变饮食习惯，以应付日益短缺的食品供应问题。最后的研究结果也证明群体规范可以改变个体的饮食习惯，使之与所属群体相适应。 卢因的群体动力论对美国传播学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层面和方法。显而易见的是，卢因的研究仍然依靠了大量战争时期的
18、实验范例，其主要研究目的最早也是为战争服务的。 卡尔霍夫兰是美国实验心理学家，毕生研究人的心理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就是研究说服与态度的关系、态度的形成与转变、说服的方式、技巧与能力等。卡尔霍夫兰的学术成就集中在用试验方法研究人的态度与说服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生涯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阶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去世。 第一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方计划实施美军的思想训练计划。这时，美军陆军部召集一批心理学专家，组成一个专门研究小组，由霍夫兰负责具体研究工作，指导和研究美军的这个项目。他们在营地与士兵频繁接触，在训练中开展了大规模的研究工作。他们主要研
19、究陆军部拍摄的军事教育影片对军人的影响。他们用严格实验的方法，试图找出影响说服效果的因素。研究中强调说服者本身和说服内容与方式的作用，而被说服者则被视为被动的、消极的。他们研究发现军事教育影片确实使观众发生了变化，但变化很有限。显然，电影的影响是有限的。“这个集中了心理学界最出色人选的班子所从事的大型研究项目被认为是现代态度改变研究的开端，而且是大众传播理论若干重大贡献的渊源。” 第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霍夫兰及一些心理学家继续进行“二战”期间开始的态度于说服的研究。在他的领导下，由 30 多名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共同探讨了多层面的、广泛的问题。他们研究传播者的信誉、
20、信息组织、群体适应效果、态度和观点变化的持续等问题。他们将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产生了一批关于态度问题的著作，被冠之以耶鲁丛书，如卡尔霍夫兰等人的传播与说服（1935 年）、耶鲁大学关于态度和传播的研究丛书（五卷本）等。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传播学勃兴的主要原之一就在于两次世界大战为它提供了大量的经典研究范例，以至于早期传播学的众多一流学者所研究的课题都与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两次世界大战为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了空前的政策和经济支持传播学的产生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与民间财团为传播学者所提供的空前强大的政策与经济支持是分不开的。以传播学者所提供的空前强大的政策与经济支持是分不
21、开的。以传播学先驱人物拉斯维尔为例，他在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时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美国过会图书馆战时通讯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这个重要的研究机构收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对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影和其他通讯手段的内容进行了大规模的分类调查。仅在 1940 年至 1943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就资助了拉斯维尔一笔数目为 85400 美元的研究经费， “它的目的是通过发展某些更好的宣传分析方法来研究战争传播。可以想见，美国政府为拉斯维尔提供了大量战争传播效果的实际资料，民间财团又为他提供了不菲的研究经费，这些都是拉斯维尔的战争传播与宣传研究得以继续及深入进行的有力保证。传播学的另一先驱
22、人物库尔特卢因的传播学研究也受到了美国政府和民间财团的支持。正当卢因被迫流亡美国的时候，他首先被康奈尔大学收留。而卢因 2000 美金年薪的一半来自于美国“流亡外国学着紧急捐助委员会” ，另一半则来自洛克菲勒纪念馆。20 世纪 40 年代卢因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群体动力研究中心的时候，仍然得到了菲尔德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资金支持，而他那时所做的研究大多是为美国政府和军方服务的。再如著名的传播学者卡尔霍夫兰。1942 年，霍夫兰被任命为美国陆军部信息和教育局研究处的首席心理学家（后来又加上实验研究主任的头衔） ，并领导一个有关战时士兵士气的研究项目。后来霍夫兰在传播学领域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主要来自于战争时期在军方支持下所做的“鼓舞士气”的研究和劝服实验。通过对上述传播学者研究情况的介绍，我们认为正是两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实际需求，才使得美国政府、军方和民间财阀都积极地为传播学者的战时传播研究提供了政策和经济支持，而在这样强有力的支持下，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终于开始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