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么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有效率？在 2010.5“天则双周论坛”上对莫志宏演讲的评论（刘业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 北京 100070）关于这个问题，我和莫老师在邮件里讨论已经非常多了，但是今天听了仍然很有启发。对于莫老师的观点，我同意的居多，虽然理论和依据可能不一样，但是结论是一样的。关于效率在局部的可观察性和客观性。局部条件下，交易双方可能会共同同意，这就是有效率。效率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局部可观察可验证的效率，还有一种是我们个体无法用眼睛耳朵这种直接的感知所能把握的。以水泥厂污染周围居民为例，一种方法是装除尘罩，一种方法是每个居民户装烘干机，假如水泥厂装除尘罩是 10万元，全部居民户的烘
2、干机合计是 8 万元，究竟采用哪种方法？科斯定理告诉我们，只要产权界定清楚了，交易成本很低，有效率的那一种方案一定被选择。在这种层面上，科斯定理是对的。但有更多的效率是我们的眼睛耳朵无法把握的。社会中的大量“有效率”来源于迂回的生产链条，以及支撑迂回生产链条的一些条件。这种效率是在一个个体无法感知的更大范围内迂回生产方式中实现的。如果我们把科斯定理不恰当地放到更大的框架中去，就不能真正理解其思想。以上是说效率有可观察的维度和不可观察的维度。科斯定理的适用仅限于交易当事人可以感知的范围，此时，如果产权界定清晰，交易成本很低，那么，我们一定会达到最优（基于局部可感知的主体间客观性）的结果。第二，我
3、讲一下语言的滥用问题。科斯的文章里也出现了语言的滥用，我们看到大量的“社会最优” 、 “社会利益” ，个体进行判断时，从来都只能在可以感知的范围内来讲“最优效率”等。而作为一种可操作的政策概念， “社会的”运用于经济学很普遍。哈耶克有本书叫科学的反革命 ，里面非常清晰地区分了两个事实，一个叫社会科学的事实，一个叫自然科学的事实。效率从来都只是社会科学的事实，它不是喜马拉雅山顶的石头，可以让不同的科学家反复地验证。一种问题解决方案，可能一国人认为是有效率的，另一个国家做实验，会得出不同的效率结论。对社会科学的事实和自然科学的事实我们要加以区分。除了我刚才讲的局部可观测性，社会里很多事情如果被客观
4、化为可反复验证的效率概念，或者由某个超级理性所掌握，于是强制人交易或者不交易，都会导致干预的后果。哈耶克的理论没有被有些科斯在内的经济学家认可，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对社会科学的事实是一种主观的约定，不是自然科学家可以反复验证的事实，或者说，不接受主观主义的方法论。第三，合作中有冲突的时候，如何化解？这是一个根本的社会问题。从经济的角度讲，要分享分工劳动的成果，我们就要化解冲突。化解冲突有很多方法，有本能的方法，有交易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叫共享的心智模式，即我们不经思考地知道如何处理冲突。共享的心智模式极大简化了相关当事人的思考和计算，它表现为惯例、习俗，它节约了思考的能量，大大节省了人们解决
5、冲突的思维努力。这些共享的心智模式被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接受，成为制度，这些制度被无意识或者依循惯例得到遵循，在这样做的时候人们放弃当期的成本收益的计算。当然也可以把共享心智模式理解为反复经验后的跨期成本收益计算后的问题解决方案。第四，罗宾斯以来的配置范式和布坎南倡导的交易范式之间，我认为，科斯是一脚站在新古典里面，一脚迈进了交易范式。科斯很强调交易。而哈耶克则从交易范式走向了演化范式，他把经济系统当成众多系统中的一个系统，而且，经济系统的规律广泛存在于其他系统中，经济系统只是一个特例。科斯在 1982 年的一篇文章中就说，他发现经济系统是极为复杂的，而哈耶克早在 1937 年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6、我觉得，在最大化范式，布坎南的交易范式以及哈耶克的演化范式之间，科斯处在从新古典的最大化范式走向交易范式的中间。从方法论和分析范式来说，是这么一个情况。第五，科斯讲效率的时候，他的前提是有价格信号体系。而价格信号是有成本的，价格信号不是自动出现的，而是在交易中出现的。科斯强调价格信号对交易成本的重要性。当时的一个问题是，允许交易有效率，但是如果没有价格信号，也无从交易。给定资源交易，就会有价格信号，这才能通向有效率的配置。但是，我认为有没有效率还是要看个人的理解。我怀疑基于彻底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理论的解释力。刚才说了，效率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我们有限的感觉范围内的，解决方法一个 10 万，一个
7、8 万，我们知道 8 万更有效率，这是局部范围的结果。还有一种效率是基于斯密和杨格的分工和迂回生产链条所产生的巨大的系统涌现性（emergent property）后果，比如我们讲的产业集聚，产业链条，这个后果通过回报系统让生产者得到巨大的利益回报。这种效率不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可以理解的。哈耶克在 1988 年的书就从方法论个人主义走向了集体选择。集体选择方法看到了人类的结构现象，把个人结构起来形成企业（通过契约） 、把企业结构起来形成产业（通过契约） ，形成一定结构后，结构显现出了个体难以把握的新性质，我们把它叫做系统的涌现性。通过把人组织到一个分工链条里面，回报可以达到几千倍、几万倍乃至更高
8、（比不这样做） 。人在企业结构链条里分工，企业在产业里分工，回报的效率非常高，这种现象不是个体所能把握的。个体只能根据局部的感知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但不能感知分工和迂回链条上的系统回报的涌限性。基于这样的理解，西蒙和哈耶克的研究都从方法论个人主义走向了兼顾个人主义和集体选择。新古典对人与人的结构现象，所引发的交易成本降低和结构的巨大回报，比如对企业合作剩余的研究，是非常匮乏的。科斯当年迈出了一步，是新古典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实，奥地利学派的人早就迈出来了。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现在面临的是如何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结构和系统涌现性进行协调、逻辑统一的问题，可能最后还不是逻辑的问题。因为理性是如此的渺小，理性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案。我们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有很多解决方案，从本能到惯例，到理性，到情感，方法论的转向只不过是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