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http:/ 321004)摘 要: 本文在分析文化过载的认知原理的基础上,探讨了处理文化过载问题的两种策略,即“求同”与“存异 ”,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看法。文章还论述了译者在文化转换中的地位与作用,指出译者应充分发挥文化传播者的作用,为跨文化交流作出自己的贡献。关键词: 文化过载; 认知原理; 求同; 存异11 概 述当代翻译研究关注的焦点开始转向文化与翻译的关系问题。1990 年,巴斯内特( S. Bassnett )与勒菲弗尔(A. Lefevere) 在其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 Translation , History , and Cul t ure) 一书中,首次正式指出了
2、翻泽研究的 “文化转向 ”(cul2tural turn) 。 此后,二人在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 Const ructing Cul t ures : Essays on L iter2ary Translation) 一书中又指出,翻译研究实际上是文化互动(cultural interaction) 的研究, 巴氏(2001 :136) 还出翻译研究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促进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 t ranslation turn) 。无论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还是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都表明研究翻译必然涉及文化,而研究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又决不能忽视翻译的作用。对于前者而言,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处
3、理好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障碍问题,即文化“过载”问题。21 文化过载的认知原理“过载”(overload) 一词借自信息论,原指信息传输过程中由于基本概念模式、基本意识形态、误导性概念、过时的科学理论以及短期的实用主义态度等原因导致的信息量超过接收者接收限度的过剩现象( Hjorland 1996 : 53) 。Ingwersen (1996 :83) 转引 Belkin 的观点认为,信息论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促进人类信息生成者与使用者之间所期信息的有效传播”(facilitating the effective com2munication of desired information betw
4、een humangenerator and human user) 。所谓“有效传播”,即重视信息传输的效应(effectiveness) ,这与信息概念的焦点问题,即“降低接收者的认知不确定性”( Ingwersen 1996 : 89) 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跨文化交际的目标与信息论关注的问题有着某种共通性,因为文化交流的目的是通过在目的文化中消减信息接收者认知上的不确定性来达到的。现实的问题是,由于不同民族在认知模式(按以上“过载”的定义,应属基本意识形态范畴 ) 上的差别,导致了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过载,认知模式的差别愈大则过载愈甚。Ingwersen (1996 :97) 在其认
5、知交际系统中引进了“问题空间”(problemspace) 这一术语,作为“知识状态”(state of knowl2edge) 与“不确定状态”( state of uncertainty) 之间的过渡环节,如图 1 所示:该图表明,信息接收者的知识状态与认知上的问题空间可相互转化。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接收者认识到自身知识水准(status of knowledge) 上的欠缺 ,为避免认知方面的不利转化,可能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弥补;但若个体无力使问题空间得到合理填补,则其认知思维就可能以“不确定状态”告终,造成信息的过载及传播失败。按照 Ingw2ersen 的说法,消减这种认知上的不确定性有
6、两个办法:一是从信息本身出发,通过信息与周围客观世界的互动关系(即利用恰当的信息恢复系统information ret rieval system) 寻找途径;二是借助接收者知识状态的转换来解决,亦即通过提高接收者的知识水准,越过问题空间和不确定状态,51 2002 年第 6 期总第 76 期外语研究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2002 , 6Serial 76直接获得信息。但在跨文化交际中,后一种办法较难把握,因为目的文化接收者的知识水准往往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大幅度提高,因而难以直接领会源文化的全部信息。而且,由于同样的原因,跨文化信息接收者的问题空间比同一文化内
7、部信息接收者的问题空间可能更难填补,因而也更容易导致不确定状态的出现,造成交际过程中的文化信息过载。文化过载的这一认知交际模式所揭示的问题空间导致不确定状态的过程,与王东风(1997) 所谓的文化缺( cultural default ) 导致意义真空(vacuum of sense) 的过程,本质上是一致的 ,但后者主要是以语言层面的连贯性(coherence) 为切入点,探讨文化缺省对接收者理解话语所必须的语义连贯( semantic coherence) 和情境连贯( situa2tional coherence) 造成的影响( 王东风,1997 :56) 。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看,缺省
8、不仅仅破坏了目的语的连贯性,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目的文化信息接收者认知系统的阻滞, 形成了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信息过载。这种过载现象在认知上则表现为文化误读(cultural misreading) 与文化隔膜 (cul2tural est rangement) 。事实上,该两种现象也是文化过载的主要成因和必然结果。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 2 :可以看到 ,文化过载同文化误读、文化隔膜互为因果,关系密切;图中交叉阴影部分显示后两者间并无清晰的界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实践中,人们往往较难区分是哪种现象导致了文化过载的产生(或文化过载表现为哪种形式 ) 。举例来说 :我国东部某市有一家“ 龙东”大酒店
9、,店招取“ 龙在东方”之意,因“龙”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象征,有很高的文化地位“, 东”则由于我国特定的地理位置(东临大洋) 以及由此形成的气候特点 (东风带来降水,成为春天与希望的象征) 而被赋予了文化意韵,在四个方位中也最为中国人所喜爱。这一名称满足中国受众的文化审美心理需要,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应是成功的。然而也正由于这两个字浓缩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导致跨文化交际中的信息过载。其英译名“Long Dong”不但丢弃了原名的文化形象,使英语读者失去了一次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直接造成了文化隔膜,而且还因为语言上的巧合(“dong”在美国俚语中意为男性生殖器) 而导致后者认知上的误读。所以,文化
10、误读与文化隔膜犹如一对孪生兄弟,彼此相连,难以分割,同时又与文化过载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翻译研究者不可忽视的因素。31 求同与存异相反相成的文化移译策略如上所述,文化误读与文化隔膜既是文化过载的结果,又是其重要的表现形式。因此,解决文化过载的问题,首先必须消除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文化障碍。具体策略方面,译界在近年来的争鸣中形成了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一为归化(domestication) , 亦即“求同”; 其二为异化(foreignization) ,亦即“存异”。前者指翻译过程中以目的语文化代替源语文化,在目的语读者心目中求得通顺和“喜闻乐见”的效果(许崇信 1994 :391) ;后
11、者则是力图向目的语输入源语文化,刻意让读者接触并最终接受源语的文化形象和表现手法。归化的翻译思想始于十七世纪的英国(郭建中 2000a :51) ,在西方译坛曾经并且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许多翻译家和译论家 ,包括远的如德莱顿(J . Dryden) 和泰特勒(A. F. Tytler) 、近的像楚科夫斯基( K. I. Chukovsky) 和奈达( E. A. Nida)等人,都持这种通顺的翻译观。比如楚科夫斯基就认为,译文应通顺、流畅、地道,避免带有外国腔,避免模仿、套用原作语言结构,使译文佶屈聱牙(廖七一 2000 :15) 。长期以来这种尽力迎合目的语读者喜好的做法使得“通顺”的翻译观
12、在译界根深蒂固。在我国,归化的主张和翻译实践也有相当长的历史。以文学翻译为例,自 19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一百年间,除五四运动前后兴盛的“欧化”译风外,基本上以归化为主( 孙致礼2002)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处在跨文化交流初始阶段的目的语受众 ,客观上很难冲破自身单一文化的樊篱,因而主观上就会不自觉地坚持文化“本体论”思想,曲意求同,对所有泊来品一概拒之门外(关世杰 1995 :95) 。无可否认,归化的翻译策略在早期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中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它向目的语输入了全新的内容,开阔了目的语读者的视野,为文化间的进一步交流创造了契机,也为异化的翻译策略与
13、实践提供了准备条件。但是,随着文化间交流的深入,归化的做法必然会显出其消极和不足的一面,因为读者的知识面扩大以后,就会产生直接了解异域文化内涵的兴趣和需求,而“求同”的翻译恰恰阻碍了这种文化间的直接交流,它弃源语文化于不顾,客观上反而会造成“对原文语义的截流”( 司显柱 2000 :75) ,导致文化过载的产生。相比较而言,“存异”的处理方法就更有利于促进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异化的翻译思想兴起于十九世纪初的德国,以施莱尔马赫( F. Schleier2macher) 为其倡导者,认为异化的翻译有助于建设民族文化(郭建中 2000a :51) 。事实上,类似的翻译观早在我国古代佛经翻译者的言论中就
14、有所体现,如唐代翻译家玄奘在其“五不翻”原则中有一条“无此故”,指出梵文里的“阎浮” 树为中夏所无,故不能译(马祖毅 1998 :66) 。从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到译者对源语语言和文化的尊重。鲁迅是五四时期提倡欧化译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翻译的过程就是向目的语输入异域文化的过程“, 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张经浩1996 :5) 鲁迅和瞿秋白等人的异化思想和翻译实践在当时的白话文运动中,无疑对规范汉语语言和丰富汉语文化起到了先驱者的作用。许崇信教授(1994 :391) 也指出,翻译时对外来文化的处理应如镜子般反映原型,以此代彼的做法,最终只会妨碍交流;他认为异化的翻译策略是
15、对异域历史和民族感情的一种尊重,归根结底也是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和读者的尊重。美国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积极倡导者韦努蒂(L. Venuti) 提出“抵抗”(resistancy) 式的翻译策略,其目的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要在翻译中表达这些差异(郭建中 2000b :186) 。这是对传统的通顺翻译观(按韦努蒂的说法 ,是文化殖民主义翻译观) 的挑战。而究其实,韦氏所反对的就是归化的翻译策略:他要 “抵抗”的,也正是目的语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求同与存异孰优孰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进行对比说明:1) Mr. Chairman ,to be frank with you ,I thi
16、nk itis high time that the protagonists on this question in the Committee should ,not call a spade a silver spoon. We cannot be fed with such a spoon any longer ,having lived with this question for so many years in this committee. (联合国翻译论文集)译文 A :主席先生,我想要坦诚地告诉你,现在是本委员会主持这一问题讨论的领导人不要再不据实而言的时候了。这么多年来本
17、委员会一直在处理这一问题,我们再也不能听命于他人了。译文 B :主席先生,坦白地说,我认为现在正是本委员会在此问题上唱主角的人不要再把铁锹叫做银匙的时候了。多年来本委员会一直在处理这一问题,我们不愿再让人们用这把匙给我们喂东西了。原文中的“call a spade a silver spoon”取自熟语“call a spade a spade”,系仿拟(parody) 的修辞手法,其中的“spade”和“silver” 是有英语特色的比喻,传译到汉语的过程中自然会产生文化信息的过载。译文 A 将下划线部分译为 “不据实而言”,将紧接其后的生花妙语“We cannot be fed withs
18、uch a spoon any longer. ”译成“听命于他人”,都是典型的“求同”译法,造成了原文文化语义在翻译过程中的亏损。译文 B 的长处就在于用“存异” 的策略保留了源语的喻体,使读者不仅获知了原文的内容,同时还能领略源语的文化特色,从而有效地化解了文化过载的负面影响。翻译研究的发展告诉我们,从归化到异化是总的发展趋势,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并且认可了文化间的巨大差异,其接受和欣赏异化译文的能力也在迅速提高。这一点,徐丹(1998) 、孙致礼(1999 ;2002) 等人均撰文进行过深入探讨,无需赘述。今天,随着跨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理解和接受异域文化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这使
19、文化过载的程度得以大幅度下降,翻译策略上的“存异” 趋势也更趋明显,甚至已经出现了“零翻译”的提法( 邱懋如 2001 ;刘明东 2002) ,即“不用目的语中现成的词语译出源语中的词语”,它“包含两层意思:1) 源文中的词语故意不译;2) 不用目的语中现成的词语译源文的词语 ”(邱懋如 2001 :26) 。刘明东将二者分别命名为绝对零翻译和相对零翻译,并分析了各自的实现手段(2002 :30 -32) 。零翻译是异化翻译策略发挥到极致的必然产物,其现实意义就在于维护了可译性的理论基础(邱懋如2001 :27) 。笔者以为 ,零翻译 (尤其是绝对零翻译) 是译者处理文化过载现象最有效的方法之
20、一,其最高境界应为移译(或称移植 ) ,即原封不动地将源语的词汇搬到目的语中,让读者放开眼光,自主消化和接收异语文化的精髓。目前这一手段正越来越普遍地应用于翻译实践当中。试举一例:2) E2mail , e2parcels , e2express , J ust one clickaway ,e2sy. ( TNTad)程康、孙祝曼(2000 :13) 将其译为“电子邮件、电子包裹、电子速递,轻轻一击,轻松便捷”,但同时也承认该译文未能充分体现源语的色彩。显然,原文中的“e2sy”(实为 easy 之游戏) 有丰富的文化语义内涵,其过载信息在翻译过程中出现了亏损。笔者尝试用零翻译的移译手段将其
21、译为“E 邮件、 E 包裹、E 速递,轻轻点击, E 切搞掂”。由于字符“E - ”直接出现的频率在今天相当高,人们已经熟悉并接受了它(如笔者在不少场合就见到过“E 时代”、 “E 消费” 等半成品式的表述) ,因而这样处理既新颖,又充分反映了原文的语义内涵,且前后一致,诙谐幽默,达到了原广告的交际目的。此译是否妥当,尚待译界同仁指正。又如,马红军先生评析“在床上睡成一个大字” 的英译文 “lying on the bed in the shape of theChinese character 大”时认为,若在英语读者面前频频出现此类表形的汉字,他们未必会开心,因而应当归化为“lying s
22、pread2eagled on the bed”(1999 :44) 。然而站在文化交流的立场上 ,窃以为前译更佳,理由有二:1)“大 ”字表形,结构并不复杂 ,相信英语读者的智商不至于低到看不出来的地步, 除非他们不愿看, 而假如这样 , 你就是 “spread2eagled”,只怕他们也不会领情;2) 既然汉语中可以出现如此多的英文单词和字母,为何不能反之亦然呢? 英美读者心目中原本就有文化优越的思想,译者再一味迁就,岂不是加剧了文化间的隔膜?尽管翻译策略上的“存异”趋势日益明显,但是现阶段我们仍然不能忽视“求同”的重要性,因为翻译毕竟是两种不同语言间的转换,某些蕴涵于语言中的固有的文化差
23、别仍需适当借助归化的策略来解决。换言之,当异化的时机尚不成熟时,归化即可作为译者的折衷选择。虽然两种策略从表面看是背道而驰、势不两立,但纯粹意义上的异化或归化的译文是不存在的。例如徐丹(1998 :4)就认为二者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而更多只是一个“度” 的问题; 孙致礼教授将归化的策略限定在“纯语言层面”,异化放在“文化层面”上,指出“ 可能时尽量异化 ,必要时尽管归化”(2002 :42) 。实践也证明,优秀的译文往往是译者娴熟驾驭两种策略的结果。由此可见,归化与异化之间有着既矛盾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相反相成,都是译者处理文化过程问题的重要手段。41 文化转换过程中的译者上文 Ingw
24、ersen 提出的降低信息传播中的不确定性的两种途径,实际上反映和认可了消减文化信息过载的可能性和译者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如前所述,后一种途径往往由于目的文化接收者的知识水准在短时间内不能得到大幅提高、其问题空间较难填补而不易操作,这使现阶段译者的作用愈发凸显。从长远看,译者寻求信息恢复系统的努力,对目的语读者了解异域文化、丰富知识、拓宽视野,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奈达说:“由于译者本身就是翻译中的关键因素因此在翻译的基本原则和过程方面,其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 ”(Nida 1964 : 145) 译者是两种语言文化间的桥梁,但又不同于源语作者和目的语读者,其地位颇似威尔斯(W. Wilss)
25、 谑称的“ 流离失所者”(displaced persons 1996 : 142) 。这种特殊的地位决定了译者必须有较强的双语解码(decoding) 和编码(encoding) 能力,包括双语间的社会文化对比能力(Wilss 1996 :140 - 141) 。换言之,译者除了精通两种语言及双语转换技能外,还须通晓两种文化,熟悉文化传译的各种渠道和方法,做“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 (王佐良, 转引自孙致礼1999 :65) 。文化的归化与异化两种策略间的关系既矛盾又统一,既相反又相成,这就需要译者正确把握二者之间的“度”, 以便在实践中操作起来游刃有余。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上看,译文读者文化领悟
26、能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工作,这就要求译者要有很强的文化意识及文化传译能力。那么,在翻译趋向“存异” 的今天,译者的作用到底如何呢? 我们可以通过孙致礼先生(1999 :62- 63) 所举的一个例子来进行说明 :3)“You donpt want to lose Larry altogether ,do you ?”/ She shook her head.(S. Maugham : The Razorps Edge)“你不想完全失掉拉里,是吗?”/ 她点头。(周煦良译)显然,原文的“shook her head”与译文的“点头”体现了英汉两种文化间的思维差别。译者这样做,迁就的是
27、汉语读者的思维习惯,丢失的却是源语的文化形象,造成文化过载也就在所难免了。其实此处照译为“摇头” 并无不可,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电影等文化媒介进入我国,人们对西方人一些惯用的体态语已经有了相当了解,译者对此应当有信心。关于这一点,黄家修先生作过精辟的论述:“译者不应该把读者视为理解力不高的小孩,而让自己扮演幼儿园阿姨的角色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读者在读译文之前就已经对这些差异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也许有一些人读译文的目的之一正是想了解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同与异究竟在什么地方。 ”( 司显柱 2000 :75)所以“, 点头” 抑或“摇头”,反映的实际上是译者将自己置于何种地位、应发挥何种作
28、用的问题。借用孙先生的说法,此处用“摇头”就达到了“文化传真”的效果,反之则为“文化误导” 。据此,笔者认为,在跨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入的今天,译者应发挥文化传播者的作用,译者面对文化过载的问题,应如大禹治水一般,采取疏导的策略,而非千方百计地堵塞文化信息传输的通道。惟如此,文化过载的程度才有可能得以降低,文化交流的目的才能顺利实现,目的语读者“睁眼看世界”的权利也才不会被剥夺。注 释: Gentzler , E. Foreword Z . Bassnett , S. 以“ 耐克”译“Nike”(胜利女神) ,只是商业品牌翻译的战略需要,却牺牲了源语的文化形象,造成过载。参考文献: 1 程康,孙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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