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英文摘要（80-100words）参见：教材 p257中美教育比较 上官子木美国的高等教育被认为是世界最好的教育，但论及美国的基础教育，人们的看法则有着较大的分歧。将中国的基础教育与美国相比，人们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打基础的教育，“学多悟少”，而美国的教育是培养创造力的教育，“学少悟多”。对此观点，笔者在数百名驾御工作者中进行了一项调查，其结果是 72.02%的人表示赞同，23.46% 的人表示不同意。另有 2.47%的人认为，中国的教育的确是打基础的教育，但学的东西并不多，美国的教育的确是培养创造力的教育，但学的东西并不少。中美两国的教育有着极为不同的传统，中国的教育注重对知识的
2、积累和灌输，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尊重，注重对知识的掌握和继承，以及知识体系的构建。相比较，美国则更注重培养学2生运用知识的实际能力，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质疑、批判精神，注重对知识的拓展和创造。这两种教育表达了对待知识的不同态度，中国的教育表达的是对知识的静态接受，美国的教育则表达的是对知识的动态改变。这一“静”一“动”之间，反映了两国教育不同的知识观。在进行中美教育比较中，笔者的调查显示：67.9% 的人认为，最理想的教育是将中美两国的教育模式的优势想融合，使我们的孩子既有很好的基础又有很高的创造力。对此观点，有 6.58%的人不赞同。另外 32.92% 的人认为，由于这两种教育模
3、式是基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北京，所以难以融合；有 4.12%的人认为，由于这良种教育模式在具体操作上有着相矛盾的地方，所以难以融合。在中美教育差异中，最明显的还是教育观、知识观的差异。譬如，到底什么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基础？不同的国家有3不同的认识。以数学为例，我国教育界历来认为，基础概念和基础运算是教育的基础，所以中小学阶段不许学生用计算器，然而在美国，基础运算不受重视，计算器在中小学的使用很普遍。美国人认为，计算器既然算得又快又准，我们为何劳神费力地用脑算呢，人脑完全可以省下来去做计算器做不了的事。我国教育的“基础”是指，大脑在独立于计算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多储备知识，尽可能地提取知识，因而
4、中国学生的大脑在这方面是得到了充分的训练。美国教育的“基础”是指，大脑在充分利用计算机的前提下，放弃发展那些属于计算机的工作领域所需的能力，只发展那些属于计算机无法工作的领域所需的能力。因此，在闭卷笔试的考试形式下，美国学生比不过中国学生，但是，在可以随意使用各种信息工具的显示研究中，中国学生就远远比不上美国学生了。显然，在利用和开发大脑的内在功能上，中国教育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在利用和综合外4界的各种信息以及扩展大脑的功能方面。美国教育则更胜一筹。美国的教育注重广而博，中国的教育注重窄而深；美国的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信、自主、自立精神，中国的教育注意培养学生严格、严密、严谨精神。从发展创新能力的
5、角度来看，中国学生容易偏于自我约束、自我控制，以及因害怕出错而习惯于固守规范。基础好可以是创新的有利条件，但同时也可以成为束缚和阻碍创造性思维的障碍。严谨的特点可以带来周全的思考，也可以成为跳跃性思维的大敌。有人认为，美国的教育界正在向东方国家学习，开始强调抓基础，既然人家还要学习我们，那么我们就应固守原有的教育传统，没有必要改进。然而，我们应该看到，每够是在创新有余而基础不足的前提下才以抓基础来补不足。我国的情况却是与美国恰恰相反，我们是基础有余而创新不足，因而我国教育的完善必须以抓创新来补不足。5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的教育反映的是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适宜美国今日社会的教育方法或教育体制
6、并不一定适应于中国现在的社会。因此，不同国家的教育比较必须基于社会文化北京的比较。正是由于社会环境与文化传统的差异，构成了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教育差异。美国的教育传统是与美国的文化传统相一致的，同样，中国的教育传统也必然根植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探索出既能适用中国社会又能吸取世界教育精华的教育模式，是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的难点。总之，我们需要的是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现代化教育。（1613 字，选自南方周末2001，10，25 第 20 版）6中美教育的差别基础/创造动/静原因：文化差异/教育观/知识观发展趋势/美国向东方学习中国也可以学习美国，但不可照搬。Contrast betwe
7、en the Chinese Education and American EducationThe American elementary education is very much different from that of China in that the Chinese education lays much emphasis on a solid foundation, involving much memorization but very little thinking, while the reverse is true of American education, wh
8、ich stresses creativity of students and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Such differences result superficially from the corresponding different 7tradition and profoundly from their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knowledge and have much to do with culture. As both have their own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we sh
9、ould improve our education by learning from, not by following blindly, the American education. (95 words)8也谈“大学生就业率”最近，“被就业”成为新流行。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就业了，就业协议书上赫然是一个从没听说过的公司名称和该公司的公章。他“太兴奋了” ，发帖庆祝自己“被就业” 。这则帖子引来不少大学生，交流自己“ 被就业” 的经历。（南方都市报7 月 17 日）近日，“被就业”一词在网络上迅速蹿红。有些学校在就业率上造假，要求没就业的毕业生自己随便找个章，盖在协议
10、书上证明已就业；更有甚者，有的毕业生没毕业就被“包分配”，而学生自己并不知情，即所谓的“被就业”。由于金融危机导致部分企业发展失利，今年我国求职人数激增，去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就有 532 万人，全国平均就业率不足 70。09 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达到 610 万人，加上 100多万历年没有就业的大学生，使得今年中国应届毕业生在就业问题上面临着不同以往的难题。9据有关媒体报道：北京市大学生就业率达89.31%。这个统计数字与我这位大学教师，也与普通人的常识经验严重相悖。无论是网络上自称大学毕业生的网友言论，还是近年来屡屡见诸报端的署名文章，都曾披露近年来全国为数不少的高校，为了提高就业率
11、不惜采取弄虚作假，逼迫没找到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一定要在毕业前把劳动合同交到学校，否则就拿不到毕业证。为了拿到毕业证书，不少毕业生不得不托亲戚找朋友盖印章，甚至找路边的小店随意“签约”。看来，以虚假的就业证明换取毕业证书，已成一些高校堂而皇之的做法。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对此，我感到难以抑制的愤怒和悲哀。再不想办法制止这种造假行为，必将引起人才市场和高校专业设置的严重混乱，更会导致大学生乃至整个社会严重的道德败坏。强制性地以假就业合同换取毕业证，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任何一个没有严重违纪行为、成绩合格的学生，不管是否找到10工作单位，都应该也必须得到毕业证书，这是任何人和机构不能剥夺的权利。一个合格毕业的
12、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里的原因很复杂，值得认真分析，找出原因，进而设法解决，但造假使得这个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因为就业率是反映市场对教育需求的晴雨表，教育部和高校都要以此作为决策依据，它像“看不见的手” 发挥着高校人才市场的调节作用。造假的“伪就业率”就像假面具，掩盖了大学生的实际就业危机，给高校办学以信息误导，从而进一步误导高校的办学方针和专业设置，导致就业率的进一步下滑和就业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但是，就业率造假所造成的更严重后果，是败坏学生的道德，泯灭其良知。对经历过造假行为的大学生，我无法不产生这样的极端看法：我们的所谓“ 高就业率” ，原来建立在未来接班人的道德废墟之上！他们或许会恍然大悟
13、：识时务者为俊杰，要在这个社会中生存，就必须屈服于权力的淫威，说假话干坏事。经过这样的“挫折”11教育，大学生必然会大面积犬儒化，成为没有道德、没有良知、没有正义感的投机分子。他们毕业以后将会带着对学校、对教师的恨，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和玩世不恭的态度，进入社会并报复社会。每当想到这里，我就会不寒而栗。就业率造假的具体原因之一，是教育部将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与年度招生计划挂钩。这个举措本没有错，但淮橘为枳。如果教育部不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就业率统计的真实性，不严惩逼迫大学生造假的高校，就不可避免地会诱发造假行为。造假彻底消解了教育部就业率统计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使得这一政策的评判基础瓦解。改变这种状况的第一
14、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打破高校自报就业率、教育部以此为依据统计就业率的做法。常识告诉我们，评估主体与被评估对象同一是造成评估失实，包括就业率统计失实的制度原因。为此，应该把就业率统计社会化，让社会上一些中立的评价机构做就业率统计。比如，2009 年 4 月 8 日瞭望新闻周刊发12表的专家称应针对毕业生就业向高校管理者问责一文就曾披露，2007 年教育部宣布的大学生第一次就业率为 72%，麦可思公司的调查得出的数字却是 55.8%。如果教育部的统计依据是各高校自报的就业率，那么我就会选择相信麦可思公司的调查。其次，不应把就业率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机械划等号，更不应天真地以为所有毕业生都顺利就
15、业才是“好社会 ”的标志。恰恰相反，百分之百就业的社会一定是说谎成性的社会。我们应转而追问就业率是如何统计出来的。如果一个社会的高就业率是假的，公布这个数字的结果必然是：社会不会因此变得更“和谐”，而是变得更虚假，人心不会因此变得更安定，而是变得更犬儒。就业是个难题但是公布的就业率高得难以置信虚假就业率误导办学政策恶化/道德下降-招生计划挂钩 建议（就业率统13计和谐）My Opinion /Comment on the Employment Rate of College Graduates Employment of college graduates is a tough problem
16、, but the rate is reportedly higher than we can believe. The phony(虚假的) rate not only misleads the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but also influences negatively the moral of college students, making problem more serious. The malpractice（不当行为） results from the close tie between the employment rate and the
17、admission policy. So, the so-called employment rate issued by schools should not be taken too seriously and instead we can turn to the third party for a more believable statistic. 14Besides, we should disassociate the rate with the much-desired harmony of the society. “三鹿”死于拒绝“免费体检”三鹿事件一周年，显然是一个值得反思
18、的日子。在国企负面新闻缠身，以至需要专设新闻发言人来引导舆论之当下，从国企如何应对危机舆情的角度来反思，也许更有必要。舆论监督之难众所周知。这种难，不单限于社会政治层面，而是延伸到了市场领域。背景深厚的国企往往成了舆论监督的死角，这是最近几年来的一个新现象。面对背景深厚的国企，媒体往往沦为弱势群体，大而化之的批评或有一定空间，但涉及具体国企的批评报道，却很难破关而出。这就养成了三鹿集团这类国企的病态的自大和自信。15三鹿之死，归根究底就死于这种病态的自大和自信。事发之初，它们眼中根本就没有消费者和公共舆论的位置，不是第一时间向消费者和公共舆论坦诚相告，而是幻想借助常规手段，即拒绝公开，压制舆论
19、来渡过危机。哪知道这也有不管用的时候，结果一拖再拖，终至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舆论监督之于国企，相当程度上类似于免费体检。如果能坦然面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么任何病灶都不难提前发现，在其蔓延之初即可有效诊治。拒绝舆论监督，只要好听的话，只要政治口红，那么无论表面上如何光鲜亮丽，但如果所有病兆都无从发现，所有最佳诊治时机都被延误，就终不免病来如山倒。再深厚的背景，这时都回天乏力，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本来跟三鹿属于一个利益集团的新西兰恒天然集团，对舆论监督的态度则迥然不同，不惜家丑外扬，宁肯蒙受巨大损失，也要主动撕开黑幕。这实际上是不同企业文化的一个折射。恒天然从来无缘享受舆16论上的过度保护，只
20、能靠自己的能力单独应对舆论市场，只能以自己的认真、诚实和谦卑来应对挑剔的消费者和公共舆论，这反而培养了它们坦然和从容应对危机舆情的过硬素质。它们在三鹿事件中的表现让中国消费者耳目一新，其实在它们自己的日常运营中都不过是企业常态。中国不乏像三鹿集团那样的大型国企。它们在公共服务方面往往低能，在应对危机舆情方面往往无知。过度的舆论保护使它们能够享受法外免责的特殊待遇，因而无须直接面对消费者和公共舆论，它们视消费者和公共舆论如无物，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心理反应。它们哪里知道，这种过度保护恰恰是害了自己。三鹿教训惨痛，只不知，有多少国企能因此而稍稍清醒。【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 opinion
21、 supervision “free medical exam” State-owned enterprise Arrogance over self-confidence Sanlu Died Because It Refused “Free Medical Exam”Sanlu group, as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used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which, in a sense, is “free medical exam”. This leads to an unjustifiable arrogance and
22、 over self-confidence. More consequentially, the enterprise missed the best time for cure, and its collapse is thus unavoidable. By contrast, a New Zealand Hengtian group takes a welcoming attitude to public opinion 18supervision, thus able to avoid the tragic fate. It is strongly wished that other state-run companies could draw a lesson from Sanlus collap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