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式食物 结构养生方案 第 04 章 五畜为益1中国式食物结构养生方案之从五畜为养到五谷为养的历史演变从食肉为主到食谷为主，是人类的文明进步。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进入农业社会最早的国家；在中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是最早发展农业的地区，是世界上主要的农业发源地。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之所以成为农业发源地，是因为具备了人类的文明进步的基本条件。中国人以营养价值不高的谷物，养活了数量众多的人口，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讨论话题。我国学者在这场讨论中，有人反感谷物营养价值不高的说法，认为既然能养活数量众多的人口，本身就说明谷物营养价值高；也有人认为先民走上了食草的歧途，中华民族因此具有食草动物的性格，对先民有一
2、股怨气。这一讨论话题本来不属于饮食养生的内容，但对五谷为养、五畜为益的观念有一定冲击，也有必要进行一定的解释。其实，先民选择食谷，不是依据食物的营养价值高低，而是生存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绝大部分时间处于领先地位，只有短暂地处于弱势地位，不能归结到民族性格上，更不能责怪祖先走上了食谷的道路。1、人口密度与文明程度的正向运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在历史上的特点是：人口密度高、文明程度高、动物密度低、草本植物资源丰富，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其成为主要的农业发源地。其中，人口密度是决定因素。在古代社会，一个地区的人口密度状况，决定这一地区的文明水平。人口密度升高，提高了人际交流的效
3、率和质量，这是提高文明程度的决定性因素。早期人类的交往，主要是围绕获取食物、繁殖后代这两件大事而展开的。人口密度升高，加大了获取食物的难度，不同族群、部落之间有合作，也有斗争，斗争是人际交流的激烈方式。没有特点就无法生存，这一竞争规律也支配着远古人类，要有特点就必须创新，包括获取食物的技术和战胜对手的技术，创新首先在内部交流，以形成群体能力；创新也在激烈斗争中交流给敌方，一项创新成果很快变成了敌对双方人人皆知的常识。周而复始，人们之间存在较高水平的互动，推动文明程度的提升。在人类早期的战争中，人口数量是战斗力的决定性因素，原始战争要求大量地繁殖人口，抢夺其他部落的异性也往往是战争的重要目标，并
4、以大量占有敌方异性为英雄的标志；当敌对中国式食物 结构养生方案 第 04 章 五畜为益2双方谋求和平时，异性又成为和平的使者，用联姻的方式缔结和平条约。无论是蛮横霸占还是友好联姻，都加剧了人员交流，形成了远亲繁殖的优生人口发展方式。即使与战争或和平无关，人口密度高也为远亲繁殖创造了条件。这种人口发展方式，提高了人种的质量，保证了文明的延续。文明程度高的地区，对周边地区的人口产生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吸引着新人口的加入，其结果是推动了文明地区人口密度进一步提高；同时，新加入的人口也带来了原住地的文明因素，推动了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人口密度与文明程度是正向运动。2、人口密度与动物密度的反向运动在以动物
5、为主要食物的地区，人口密度与动物密度呈反向运动，人口密度升高必然带来动物密度降低的后果。当动物是人的食物的主要来源时，客观要求动物数量与人的需要量相当，这个动物数量不是指绝对量，而是相对量，指在人的生存环境中满足人的需要可获取的动物量，动物密度是一个关键指标，即使绝对量大，但高度分散，动物密度低，获取困难，也不能满足需要量的要求。由于人对动物消耗量大，人口密度增加要求动物密度相应地成倍增加，其增加的倍数，与动物大小有关，以鸡为标准物，若 1 人 1 天消耗 1 只鸡，每人 1 年需要 365 只鸡，这就意味着人口密度增加 1 倍，以鸡为标准物的动物密度应该增加 365 倍，才能保证供给与需求的
6、平衡，这是不可能的。而事实上，野生动物的内部也有一个食物链，有个控制各物种数量的平衡机制，动物密度不会因为人口密度的增加而大幅增加，人口密度增加 1 倍，动物密度可能 1 倍都不增加，这就必然带来过度捕杀动物的后果，还造成部分动物因惧怕捕杀而逃生的连锁反应，动物密度呈下降趋势。即使在一个动物资源丰富的地区，人口密度增加也会导致该地区动物资源的枯竭。养殖动物可以提高动物密度，但养殖动物也是有条件的，必须以土地资源作保障，不然，动物密度就达不到人口密度的需要量。土地资源保障动物密度，又存在土地利用率的问题。人与动物的食物来源有很大部分是相同的，这意味着，动物的生长要消耗大量的可直接供给人类的食物，
7、其消耗量约为形成食物量 13 倍。以鸡为标准物，若 1 只鸡是 1 人 1 天的食物量，而这只鸡在成长过程中，却消耗了 1 人 13 天的食物量。植物是人与动物的食物来源，植物性食物产量与种植技术相关，但决定因素是土地。作为人类食物资源的动物，在生长过程中也要消耗能量，其消耗的能量物质与人类的能量物质交集越大，土地利用率越小，这意味着在同等土地资源条件下，以植物为食比以动物为食可养活更多的人口。3、黄河、长江流域成为世界文明先导区的原因中国式食物 结构养生方案 第 04 章 五畜为益3人口密度与文明程度的正向运动、人口密度与动物密度的反向运动，正好发生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历史上。到了距今约
8、2800012000 年左右，两流域的动物密度已经不能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狩猎不易，出现了动物资源的危机， “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新语道基篇 ） ，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广泛地寻找、鉴别食物的过程。这个过程处于地质年代上的冰期向间冰期的转换时期，全球气候逐渐转暖，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草本植物生长茂盛，禾本科植物逐渐增多，在转换时期的末期，能采集到较多野生植物充饥，多余植物则随地丢弃。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古人此时的文明程度具备了一定的观察能力、认识能力和总结规律的能力，发现了丢弃谷物的生长结实现象，然后尝试进行种植，有了农业的因子，考古上的玉蟾岩遗址就属于这一时期，玉蟾岩遗址的水稻硅
9、酸体就有栽培古稻。距今约 8000 年左右，黄河流域已出现了象征定居的村落，作为定居条件的粟类种植有了一定规模，也说明自由迁徒已受到人口密度的限制，族群间划分了比较稳定的活动区域，这就是考古上的仰韶文化时期。距今 5000 年至 6000 年左右，就进入了炎帝神农时代，这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进入农业文明的标志，也中华民族开始食谷生活方式的标志。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同时具备人口密度高、文明程度高、动物密度低、草本植物资源丰富等因素，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率先进入了农业文明。在这四个因素中，缺少任何一项，都不可能实现这个历史性的跨越。进入汉唐时期，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为依托而发展形成的中原文明，成
10、为世界上农业文明的一座高峰。中原文明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游牧民族从向往中原文明到问鼎中原，出现了持续的人口迁徒活动，食肉民族以其特殊方式不可遏止地加入到中原文明中来，建立了许多局部政权和元、清两朝全国性政权，其民族成员成为上层贵族的主体。由于受到人口密度高而动物密度低的环境制约，新加入进来的食肉民族，都放弃了食肉习惯而改为食谷生活方式。随着食肉民族或小规模或大规模地加入并融合，中原文明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华文明，一起进入现代社会。4、五谷提高了人类应对自然周期变化的能力自然存在周期性变化的规律，一年有四季的周期变化，造成动物有生长期和冬眠期，植物有繁荣期和萧条期；年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周期变化，中华文
11、化把 60 年视为一个大周期，12 年视为一个小周期，这种周期性虽然没有四季周期变化那么明显，但丰年、灾年的交替变化是存在的。种子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保持发芽潜力短则 2-3 年，长则 10 年左右，有的达到 100 年以上，以种子为食物，在发芽期内食用营养价值更高，过了发芽期仍然具有食用价值。种子食物的这一特点，为调节自然周期内的食物余缺创造了条件。草本植物特别是禾本科植物的生长期中国式食物 结构养生方案 第 04 章 五畜为益4短、繁殖能力强、种群数量大，意味着形成的食物量大，这一特点，为调节食物余缺创造了另一条件，有了量的保证。我国民间有“湖广熟、天下足”和“只要一年收，十年不吃粥”的说法
12、，可能有些夸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丰收时的产量可观。种子的旺盛生命力和草本植物特别是禾本科植物强大的繁殖力，有条件进行长时间和大量的食物储备，为食谷民族提供了足量的可持续的能量来源，能够比较从容地应对自然的周期变化，调节季节变化的食物余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调节丰年与灾年变化的食物余缺，经过努力也是可以做到的。当然，在青黄不接和灾荒年份，也有人食物紧缺，这主要是政治问题，与社会贫富不均的社会制度有关，也与社会机制调节能力有关，需要通过调整内部政治结构和运行机制来解决。所以，食谷的中原帝国历史上的大规模战争，主要是内部战争，是由农民发起的生存斗争，主要任务是解决食物及土地的分配问题。动物作为
13、食物贮藏则丧失了生命力，这是种子类食物与动物性食物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对食物供给保障造成深刻的影响。在动物性食物丰富的季节往往温度高，在自然贮藏的条件下，保质期只有几天的时间，不能采取贮藏的办法为食物匮乏的季节准备食物。采取喂养的办法能起到调剂食物余缺的作用，但喂养需要给动物提供大量的食物。以动物性食物为主要能量来源的生活方式，应对自然的周期性变化的能力要弱许多，食物丰富时，常因吃不完而腐烂；食物匮乏时，却无法动用食物储备弥补食物的不足。在动物界，食肉动物以冬眠的方式应对；人类的进化脱离了这种冬眠式的应对方式，演变成猫冬式的应对方式，减少活动以忍受季节性饥饿，这是食肉民族的一种常态。当饥饿实在难
14、以忍受时，族群内部机制是无法调节的，只能从外部寻找出路，向其他族群、部落乃至农耕民族掠夺食物。应对自然的周期性变化能力的强弱，对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文化及政治、经济、军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军事上看，中原帝国在最强大的时候，也没有发动过任何一场吞并游牧民族的战争，在中原人的眼里，凡是不能耕种庄稼的土地，都被称之为不毛之地，从农业的观点看，劳师动众吞并不毛之地没有价值，而把保障食物供应的注意力放在自有的肥沃土地上，对外采取防御姿态。而游牧民族则具进攻性，其进攻的直接目标是获取食物，以弥补自身的食物不足。每到食物匮乏、饥饿难捱的季节，游牧民族就会发起掠夺食物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与中原帝国
15、的战争，往往是季节性的战争，大多发生在冬季，战争一般是速战速决，游牧民族夺得食物后就逃得无影无踪。当中原帝国内部处于稳定状态时，游牧民族掠夺食物的行为是谨慎而克制的，仅局限于边境地区，并作好随时逃脱的准备；而当中原帝国处于内部大乱的历史时刻，游牧民族就会趁乱而起，并等待中原皇家军与叛军杀得筋疲力尽的时机。一旦中国式食物 结构养生方案 第 04 章 五畜为益5时机成熟，就奋力一搏，入据中原，享受没有季节性饥饿的食谷生活。这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现象，中华民族的发展不是吞并式的扩大，而是融合式的扩大。从人类进步的角度看，这种融合，是适应自然的变化规律的一种结果。比较从容地应对自然的周期性变化，比
16、较有效地调节食物余缺，还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另一种现象，就是繁殖力强，人口扩大快。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中国人口主要集中在食谷历史悠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延伸地带，这可能有很多原因。人口理论有一种观点，当人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时，生殖功能会自动降低，以保证自身生存的能量；当一个地区的人口，一代又一代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时，会积累和形成一种抑制生殖能力的遗传基因，以控制人口数量，保障已有人口的生存。这一观点对于解释中国人口众多的现象，不无启发。5、改变食肉为主的生活方式是人类发展的方向在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中，有些民族至今保持着自己民族的身份，更多的则融合为汉族，比
17、较典型的是匈奴民族。匈奴曾是秦汉两大中原帝国的一支劲敌，在涉及秦汉历史的史籍中，经常见到匈奴的事迹。匈奴是西方草原的一个游牧民族，史学上认为是从地中海向东游牧，战国末期游牧至中国北部，常袭掠当时的北方国秦、赵、燕的北疆，公元前 209 年冒顿单于统一各部，建立国家，统有大漠南北广大地区，势力东至辽河，西越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草原游牧帝国，与中原帝国交战频繁，曾在多个局部地区取得统治地位，也正是在此期间，上层贵族受汉文化影响，生活习惯和文化教养已逐步汉化，并由于汉化程度不同而出现了民族分化，东汉末年匈奴分为五部。至西晋，汉化已深入到社会中下层，南匈奴人完全汉化，转向
18、定居的农耕生活，多数改为汉姓，其中以刘、贺姓居多。西晋末年，匈奴趁乱而起，入据中原，匈奴支裔建立多个政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到南北朝时期，匈奴支裔政权最终归于北周政权，北周被汉族外戚杨坚所篡，杨坚创立隋朝，汉族政权取代了长期统治北中国的匈奴政权；隋朝后被唐国公李渊所篡，李渊创立唐朝，在唐太宗李世民朝，中原恢复大一统。匈奴的独立民族身份在中国历史中终结，成为汉族。中国历史学家很重视匈奴史，按其活动区域称为辽史，是中华民族正史二十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匈奴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轰轰烈烈地完成了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从食肉到食谷的转变，对于很多游牧民族来说，转变过程是长期的、缓慢的，但变化也
19、是巨大的。真正的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栖，没有疆域限制，这是匈奴从西方草原进入中华大地的历史条件；但他们的游牧生活被农耕民族制止了，这是他们没有延续游牧生活的历史原因。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由于他中国式食物 结构养生方案 第 04 章 五畜为益6们过于强大，有能力以武力方式抗争农耕民族的制止行为，所以才有旷日持久的征战，在一种剧烈的民族交流中，完成了生活方式的转变，这是他们汉化的历史轨迹。坚持到现在的游牧民族，实际上都有了疆域限制，不是游牧，而是放牧，称之为放牧民族更为贴切，游牧方式在现代社会没有生存空间，甚至放牧的空间也在压缩。现代社会的文明程度已普遍提高，农业、畜牧业科学技术已达到相当高水平，但
20、越是文明程度高的地区，人口密度升高的趋势没有改变，正推动地球人口密度升高；提高动物密度以土地资源为基础、人口密度增加要求动物密度成倍增加的规律没有改变，地球土地利用率面临严峻考验；地球上的人口密度不断升高、动物密度相对降低的反向运动呈加速的趋势，地球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以动物性食物为主要能量来源的生活方式，是难以持续的，最终导致地球人以食谷为基本生活方式，这可能还需要较长时间，但迹象已经出现了，现在地球上已经没有完全意义上的食肉民族，只是食肉与食谷的比重大小的区别，这种区别只会不断缩小，而缩小的过程就是融合为食谷生活方式的过程。人类都是从食肉开始的，最后都要归于食谷，不同民族只有先后之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的，这是提高地球的土地资源利用率、保障人类繁衍生息的客观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