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古代信用的萌芽与发展摘要：中国金融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主要体现于货币与信用。就经济方面讲，信用就是借贷行为。借贷行为发生于原始公社末期，最初的借贷是实物借贷，货币产生后，货币借贷成为早期借贷的另一种形式。两汉的放贷业务得到了长足发展，但直到南北朝时信用机关才产生。唐朝更为突出，已经产生了传统的金融业务存款、放款、汇兑和货币兑换。唐朝的金融发展是空前的盛况，是中国金融发展史的重要阶段。众所周知宋朝的商品更为发达，但信用事业发展却缓慢。宋朝的商品与宋朝同时的金朝及元朝，信用事业无重大发展。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产生了钱庄和票号。关键字：信用、借贷、古代金融、政府放贷、货币兑换。一、信用的萌
2、芽(先秦)早期的信用形式是实物和货币的借贷，借贷行为发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私有财产，社会开始两极化。最初的借贷是实物借贷，粮食、农具等生活呢必需品。但实物借贷却要受贷出对象、实物种类，时间、地点等很多因素的制约。以货币产生以后，借贷规模扩大了，货币借贷成为早期信用的另一种形式。货币的使用推动了借贷活动的发展，货币借贷突破了实物借贷的局限，对于借方来说，他可以用货币购买所需要的实物；对于贷方而言，由于货币的一般等价物的特性和作为贮藏手段的职能，使债主宁愿接受货币，而不愿接受实物，因为实物不便于保存，而货币既可作为财富储藏，又可用于购买另外的物品，将借贷行为向前大为推进。周礼地官 泉府：“ 泉
3、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者。 ”可看出先秦的借贷，既有私人之间的，也有政府同民间的，表现形式仍为实物借贷。政府借贷由泉府负责办理。泉府是当时的财政金融机关，相当于当今的财政部和国家银行，负责征税、稳定物价和办理赊贷。春秋战国时代， 国语晋语中晋文公免除百姓对国家所负债务的记载，可见借贷已是很盛行。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放债于其封地薛，靠放贷取息以豢养门客三千。 “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 ，其利息是非常高的， 管子一书中常有“倍贷” 、 “倍称”之说，可见当时的利息是非常之高的。高利贷的对象是农民、猎户和渔民，他们在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之下，不得不付高息求贷，以致“使老稚转乎沟壑” 。战
4、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上剩余产品数量增加，商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金属货币广泛使用，称量货币黄金在经济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战国中期以后借贷的性质已演变为以谋取利息为特点的高利贷，不仅有称贷之家、子钱家等专业高利贷者，而且有富商大贾兼营的高利贷者。广大民众及部分官僚贵族仰称贷之家而维持生计者大有人在，甚至贵为周天子也曾受到高利贷者的侵凌， “赧王虽居天子之位，为诸侯所侵，与家人无异多负于人。无以归之，乃止台逃避，周人名其台曰逃债台 。可见战国时期的高利贷已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高利贷盛行，符合“出现了货币借贷，随着货币借贷出现了利息和高利贷”这一基本 规律 。高利贷取代了无偿施与和无
5、息借贷，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主要的信用形式。春秋战国的借贷基本上是信用借贷，没有什么抵押品，因为放贷人除官府外，都是奴隶主、贵族以及新兴起的地主统治阶级，借贷的农户、猎户、渔民对他们有人身依附关系，无法逃脱债权人的掌握。 二、信用的初步发展（秦至隋朝）秦汉之际，农业和手工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商业也随之繁荣。商人资本十分活跃，商业利润也很优厚，时人已有“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门市”的说法、在商业发展的同时，社会的贫富悬殊也在扩大，以至于高祖文帝都曾颁布法律轻贱商人，加重其赋税以限制扩张。商业发展，贫富差距拉大，必然促进古代信用事业发展。秦汉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借贷行为特别是高利贷活动日
6、趋活跃。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商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商业经营活动的范围逐渐扩大，商人开始活跃于流通领域。一边是因商业周转等需要催生大量的借方；一边是富商巨贾成为资金的供给方，结果必然是民间借贷的盛行。而一旦资金供不敷需，高额利息在所难免，高利贷也随之变得普遍。这期间，民间借贷逐渐发展为以货币借贷为主，借贷范围广泛，借贷数额亦很可观。南北朝时，贵族、官僚普遍涉足借贷特别是高利贷活动，且由于佛教盛行，经济实力雄厚、拥有大量土地与财富的寺庙和僧众往往也“出贷私财“。秦朝的信用状况，见诸文字不多。两汉的信用以货币借贷为主要形式，是商人资本和高利贷的结合，主要为私人信用。汉代的放贷市场主要由富商巨贾和子钱
7、家把持。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予。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这件事说的是：公元前 175 年吴王发动吴楚七国之乱，景帝派去平叛的将领之前，在长安市场借款，当时的“子钱家” （ 子钱家是专门从事放款取息的人，实际上和商人、地主、王侯一样，都是高利贷者。 ）和元盐二家，一个胆小不贷，一个审时度抛果断借贷；结果一个发了大财，一个眼看着失去机会没有发财。当时“子钱家”认为，列侯封地在关东吴楚七国力量控制区，平叛能否成功很难预测，发放贷款风险太大，尽管
8、利息奇高也没有贷给；而毋盐氏则抱着投机的心理，冒险借出千金，利息为 10 倍，,后来吴楚平定依约偿还，毋盐氏成了关中富翁。可见私人放贷的利率是很高的。而官定利率由于由于并无确切的史料证明，司马迁和班固都言当时的商业利润是 20%，那么私人放债不仅不会低于 20%，甚至会大大超过。农民在遇到横征暴敛时，贫穷之家往往“取倍称之息” ， “倍称”是加倍的意思。汉代私人借贷利率汉高，故有高利贷的说法。由此可见各个阶层都有借贷的需求。借债的对象，除了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平民外也有王公贵族、官僚地主，甚至有朝廷重臣。贵族官僚借债是为了维持其奢靡的生活，朝廷借债则因财政不济急需。汉代放款的人，有商人、地主、
9、王公贵族，还有子钱家。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2 年） ，王莽担任太傅、安汉公。当年天旱，百姓生活困苦。为了收买人心，为篡夺汉朝政权创造条件，在赈灾时，王莽决定废汉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由官府借贷给百姓，解决口粮、种子和耕牛的困难。王莽篡汉后，仿古制，曾于公元 10年办理赊贷，颁布了“六完”的诏令，规定由国家从事控制物价的贸易与信贷，让老百姓低利借贷，享受公平交易。王莽政权的借贷规定：凡平民祭祀丧葬缺钱，政府给予无息贷款，祭祀十天后，丧葬三个月之后归还；经营商业或者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缺钱，政府给予贷款，然后按所得纯收入收取利息，利息是年利率不超过百分之十。此后信用事业在两晋时期几无发展，直到
10、南北朝，信用机构产生标志着存贷款业务已经超越了之前的发展现状。南北朝的寺庙是重要的信用机构佛教自传入中国后，深得统治者的重视，受到了免疫、免税的特殊优待。从帝王至平民对寺庙大量施舍土地钱财，所以寺庙富有非常，故凭借着优厚的财力发放贷款，进行高利盘削。官僚地主达官贵人也将私蓄委托于寺庙放贷盈利，寺庙实际成为了办理存房贷的高利贷场所，典质的产生和抵押物的种类，可以反映当时信用发展状况。典质就是专营放款的金融机构。隋朝时，国家又重归统一，商业发达，信用事业更加兴盛。三、信用事业的空前发展唐朝是我国古代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是中国金融发展史的重要阶段。唐朝时期，传统金融业的几
11、种主要业务都已产生 存款、贷款、汇兑和货币兑换，虽然只是一种雏形，但其发展是前无古人的。随着唐朝存款业务的扩大，一种重要的信用工具应运而生 书帖。书帖是世界上最早的支票，是存户向柜坊发出的付款通知书。由于商业发展，商人经常携带大量现钱到市场买卖货物，既不方便又不安全，便存入商店或存入药店及外国人开得波斯店。商店中有类似接近存款业务的机构 柜坊还有寄附铺。寄附铺以理存款业务为主，兼营商业。而柜坊主要以保管为主兼营商业。由于存款业务扩大，就产生了书帖。它同现代支票不同是，支票先行印好的空白格式，用的时候再填写，而书帖是临时书写的。南北朝的典质由寺庙经营，唐朝的质库则是一种独立的放款机构。质库是办理
12、抵押房款的机构，属于私人放款。唐朝的放款有私人放款和政府放款。私人放款分为信用放款和抵押放款。“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地方的驻京办事处）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 新唐书（卷 54）食货志 。飞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汇兑业务，而汇兑靠的是信用，唐朝显然缺铜钱，很多地方开始不准铜钱出境。这就难为了商人，由此，中国人开始使用货币汇兑飞钱，也称“变换” 。 飞钱始于唐宪宗元和初年，有两种形式：一是官办，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诸军、诸使或诸道设于京城的“进奏院 ”，携券到其它地区的指定地方取钱；二是私办，大商人在各道或主要城市有联号或交易
13、往来，代营“便换” ，以此牟利。这种汇兑方式一方面减低了铜钱的需求，缓和钱币的不足，同时商人前往各地进行贸易活动时，亦减轻了携带大量钱币的不便。中国古代货币制度的一大特点是多种货币同时流通，唐宋以来哟甚，这就使货币兑换业发展起来。唐代的金银铺，宋代的交引铺，都有货币兑换的功能。 唐朝的货币制度是钱帛本位制，黄主要重做保值手段，白银一开始作为货币流通，因此金、银、钱兑换是常有的事，兑换业务由此产生。经营兑换业务的是金银铺。长安，扬州，苏州都有大量金银铺。金银铺出现后一直担负起货币兑换的任务。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朝信用体系的逐步发展，促使大量新型信用工具得
14、以产生并推广应用，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茶引、盐引、矾引、关子、便钱、会子的出现以及大范围使用，有效缓解了市场对大量货币的需求，减少了货币的流通成本，为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 “动力” 。信用管理逐步制度化。随着信用体系的发展，宋朝信用管理逐步制度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 宋朝的赈贷制度日趋完善，这一点可以从有关史料中看出，如：“诸州岁歉，必发常平、惠民诸仓粟，或平价以粜，或贷以种食，或直以赈之，无分于主客户。 ”这项制度无论在南宋还是北宋，均得以贯彻实施，可见精细的制度良好的延续性。 其次，宋朝加强了高利贷的管理。高利贷的盛行无益于社会的经济发展，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
15、展，宋朝信用体系的逐步发展，促使大量新型信用工具得以产生并推广应用，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茶引、盐引、矾引、关子、便钱、会子的出现以及大范围使用，有效缓解了市场对大量货币的需求，减少了货币的流通成本，为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 “动力” 。最后，宋朝为了保证赊买赊卖能够顺利进行，在充分了解事实的基础之上，制定并实施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对个体的权益与义务进行了规定，尤其格外关注商品经济中的欺诈行为，因为欺诈行为直接关系到商品经济中的信用。宋代信用的繁荣和创新不仅在当时产生积极效果，也为以后各朝代和其他区域金融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发挥了积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四，明清时期信用的新变
16、化明末，钱庄已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不仅经营兑换，还办放款，供给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原来在两地联号汇兑的会票，也成为钱庄发行有钞票性质的信用流通工具。此外，若干小规模的兑钱铺、钱米铺等，在农村相当活跃。随着钱庄的发展、家数增多，到清朝各地先后出现了钱庄的行会组织。近人徐珂清裨类钞称：“相传明季李自成携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 ”票号是清代重要的信用机构，为山西人首创。山西票号与钱庄的关系是一种商业交往，钱庄是以兑换银钱为主。起初，钱庄的资本薄弱，须向票号借贷。而票号愿意支持钱庄，藉以容纳各地的公款；钱庄则依赖票号作为后盾，可以取得民间信用，便于开展业务。票号与钱庄的性质
17、、组织和营业范围不同，且可互补。钱庄的性质是兑换，票号是汇兑；钱庄的营业范围只限于本地，不在外埠设分店，票号则分庄遍布全国各大商埠；票号的存款以官款为大宗，放款只借给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号，钱庄的存放款，则以一般商人为对象；钱庄做贴现、兑换、买卖金银、交换票据等，票号均未兼及；票号交给官吏，发行纸币，钱在注重社会信用，不发纸币。这是票号与钱庄互相分野、互相衔接的地方。票号集中精力经营各地的往来汇兑，把有关地方性质的营业，逐渐让与钱庄。在一些地方，票号总号与票号分庄，委托邻近殷实的钱庄为代理处理。实际上，票号由一般商号演变而来，它的产生是同地区之间的货币汇兑紧密相连的。中国古代信用主要表现为货币的借贷，随着商品经济、政治制度的发展，信用制度也逐渐完善。而且古代信用与货币制度息息相关，二者构造成了中国古代的金融体系。班级：金融 1103班学号：111210144姓名：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