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与柳青的创业史并称为反映中国农村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红色经典文学,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以 50 年代的农村为背景,完整地描写了湖南省一个叫清溪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艺术地展现了合作化运动前后,中国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时的精神风貌和当时农村的社会面貌,剖析了农民在历史巨变中不同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理想追求,从而说明农业合作化是中国农村实现共产主义必须选择的道路。历史发展到今天,农业合作化运动产生的的消极影响已经被证明远大于积极意义,所以我在阅读山乡巨变时,并没有切身体会到作者力图展现的农村集体生产热火朝天干劲十足的蓬勃景象,而是更多地感受到在时代错误的影响下,作者认识的历史局限
2、性,以及在我们看来一些不可取甚至是可笑的价值观。然而正确认识山乡巨变,我认为决不仅仅是要指出其局限性,我们更应该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看到其积极的方面,并分析这一历史局限性为作品创作带来的影响,这才是我们今天阅读山乡巨变的真正价值所在。山乡巨变中讲述的一些人和事,之所以在我们今天看来会觉得可笑,其根源就在于文本所植根的历史观点的错误。三大改造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村则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形式展开。不可否认,在那个科学技术极为落后的年代,实行生产合作化的确有利于农民抵御天灾人祸,但是样样归公无疑会大大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至于后来兴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更是历史的倒退,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
3、。但是这个错误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以后才被现实证明,之前或者是被宣传政策和表面现象所麻痹,或者是出于迎合政治目的的需要,作家们都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大唱赞歌,这虽然迎合了时代,但与历史发展潮流是相悖的,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也不例外。也正是由于这一基本的错误,导致了作者展开情节,刻画人物形象上的一系列缺陷。首先是人物形象塑造上,为了突出党政策的正确性,周立波推出了邓秀梅,李月辉等正面形象和秋丝瓜,菊咬筋等落后农民形象。邓秀梅,李月辉等人虽不如柳青笔下的梁生宝那样的钢筋铁骨,但是也近乎于完美,读完全篇,我们几乎找不到这些人物在人格上一点缺陷;而对于秋丝瓜,菊咬筋等反面人物,作者在大多数时候是把他们戏
4、剧性地丑化了。以菊咬筋为例,在描写他不愿入社而自导自演与老婆的骂战时,作者极尽幽默之能事,把两夫妇写得如同台上小丑;而在这场骂战的真相被揭穿后,菊咬筋又成为连小孩也嘲笑的可怜人。这两种对比极鲜明的形象在当时的读者看来,可能会觉得他们是真实的,同时这两种形象的对比也满足了时代要求,但在今天看来,这种艺术形象是不真实的,作者过度绝对化的创作手法也显得幼稚。其次是情节发展上,农业合作化运动本身违背了自然规律,但当时人们并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推进合作化这一当时看来是真理的政策时,故事情节发展肯定会遇到因为违背了客观规律而带来的困难,但是作者只采取绕开或跳过的方式,使得有些情节的进展过于突兀,不能
5、令人信服,某些情节发展甚至很明显暴露出人为推动的痕迹。例如低级社刚成立时,第一天上工就因为社长刘雨生没及时安排分工而告荒废,分工问题显然是合作社中的首要问题,而怎样分工,分工不力带来的后果,小说中都没有一一叙述,以后篇幅中也没有再提及;又例如菊咬筋的转变,在实在找不出合作社中可以吸引其入社的先进性后,作者居然用社员不计前嫌的帮助来感动了他,几天之内就转变为一个合作社的坚决拥护者,这不仅破坏了情节发展的自然,也与菊咬以前的形象不符。最后是小说中反映出的许多不为现在所理解的价值观,这也是那个时代文学作品的共性-革命干部为工作毫不犹豫牺牲家庭团聚;集体利益和社会主义永远是人的首要考虑对象,即使是在两
6、个相爱的人之间,诸如此类种种都是对人性的压抑,而这些错误归根结底都是时代造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合作化运动的态度上,周立波毫无疑问是站在和时代共鸣的立场上,鼓励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小说的基本构思和人物关系,包括对农村阶级斗争的设计,都保持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但可贵的是,他也或多或少意识到了合作社的某些缺陷,例如李月辉在被批评为右倾时曾为自己辩解,“社会主义是好路,也是长路,中2央规定十五年,急什么呢?还有十二年。从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可以说,周立波是借这样一个基层干部的口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合作社好是好,但不能急进;同时作者也是想通过对李月辉这一具有亲和力形象的塑造,来缓和运动中过于急
7、进的情绪造成的与农民的矛盾。正由于周立波对合作社缺陷的意识,在写作山乡巨变时,他把这一场政治运动放在民间生活舞台上演出,回避了思想的深刻性,从较朴素的角度来反映深刻的变革。六七十年代的主流评价认为,创业史对农村阶级关系及其冲突更加具备了高屋建瓴的理性把握,因而也就更加具备了思想的“深刻性”和人物矛盾冲突的“尖锐性”,而山乡巨变缺乏思想的深刻性和矛盾冲突的气势,反映农村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也不够,价值不如创业史,我认为这对作者和作品都是不公平的。首先,思想不够深刻,对矛盾和冲突的回避,这是基于作者对时代错误一定程度上的认识;其次,“气势不够”,是周立波的艺术风格决定的。宋遂良评价周立波的艺术风格好比
8、“秀丽的楠竹”,就象农村生活那样自然明净,这决定了在他的作品中不会出现如创业史里关中平原那样恢弘的气势,相反,大量的民间传说、乡村风俗、自然风光都恰到好处地穿插在故事情节当中,看似闲笔,却在丰厚的民间文化基础上开阔了小说的意境,使合作化的政治主题不是小说里唯一要表达的东西,这在当时看来是山乡巨变的缺陷,而在今天看来,这恰恰是山乡巨变更耐看的地方-不仅有单纯的政治斗争,还有农村生活的展现,这才是对那个时代比较真实的描摹。同时,山乡巨变在对中间人物塑造上的成就也是巨大的。以“亭面糊”为例,看到他在误信了谣言后匆匆砍竹子去卖,我们会感受到他的盲目和无知;看到他辛劳一辈子却仍然贫穷,我们会为他的艰辛感
9、到悲哀;看到他在田间地头的丰富经验,我们心底会涌起敬佩;而当看到他在小辈面前也无威信可言,我们又会感到有趣和亲切。周立波创造出的这一具有复杂性格,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不仅丰富了作品内涵,也为以后许多作品在人物塑造上提供了宝贵经验。“十七年”文学已经被中国文学界约定俗成的定格在新中国诞生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的一段时期的文学,即:19491966 年这一段具有自身创作特征的文学总和。这一时期正直中国革命刚刚胜利,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影响下,出现了独具特色的政治革命时代文学“十七年”文学。纵观“十七年”文学,我们会看到其的重要体裁为长篇小说,所以为了更深刻地分析“十七年”文学的创作特征,就得深入研究
10、该时期的小说创作,今天我就来浅析一下“十七年”文学的长篇小说创作特征: 第一,“十七年”长篇小说的文学背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新中国的诞生使人民大众走入了一个开天辟地的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崭新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影响下,作家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所写的都是一些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实际革命斗争中发生在中国人民身边的事情,因此如火如荼的农民斗争,你死我活的战争场面,热火朝天的建设情景,就成为建国后“十七年”文学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主要内容,那些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和时代命题规范的成分顺理成章地成为“十七年”文学长篇小说作家们的主要描写背景。 譬如:在“十七年”文学长篇小说创作中梁
11、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柳青的创业史,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杨沫的青春之歌等等作品无不以当时的农民斗争、战争场面、社会主义建设为背景。红旗谱、红日等作品就是在广阔的范围内以宏大的规模来展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与丰功伟绩,而创业史则通过革命斗士梁生宝与地主反动势力代表姚士杰、富裕中农势力代表郭世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势力代表郭振山的对立冲突而反映当时农民斗争的场面。 3造成中国当代“十七年”文学背景一致性的原因,一方面是政治过多的涉足文学创作领域:控制过严,干涉过多;另一方面作家自身也有严重的政治崇拜,理想不是很充足,所以他们的作品很容易、很自然的受到时代命题和政治大环境的约束,于是反映轰轰烈烈、
12、惊天动地的长篇小说就铺天盖地的呈现在大家面前。 第二,“十七年”文学长篇小说创作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阶级性”、“脸谱性”。 建国后的十七年,由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仍然十分激烈,因此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与当时中国整个政治形式配合得那么密切和默契。这就使得“阶级斗争支配一切”的塑造人物形象大肆流行,于是当时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与描绘上体现了强烈的“阶级性”、“脸谱性”。一方面是英雄人物、正面人物或者先进分子的高大光辉形象,而另一方面则是反动人物、中间人物或者不觉悟人物的拙劣形象。他们的这种泾渭分明,使得一个个人物的形象套上了“阶级性”、“脸谱性”的缰绳和枷锁。 譬如:象当时名声轰动
13、一时的,由柳青所创作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中就深刻地体现了强烈的“阶级性”、“脸谱性”特点,其中把梁生宝这个正面人物刻画成一个具有“高、大、全”的优秀革命人物形象,并通过浓墨重彩而树立其为小说之中的人物主角;而中间人物梁三老汉虽然描写的更加的有血有肉,看点颇多。但是终因其革命倾向不如梁生宝,所以他也只能成为梁生宝这个正面人物的陪衬;至于反面人物地主反动势力代表姚士杰、富裕中农势力代表郭世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势力代表郭振山等人,则只能退出人物舞台的中心,作为反衬梁生宝甚至中间人物梁三老汉的一件工具,留给他们的只有讨伐和鞭挞。 造成中国当代“十七年”文学长篇小说创作,在塑造人物上具有强烈的“阶级性”、
14、“脸谱性”的原因,一种是自觉或者不自觉 的政治热情,而另一种则是一种政治性的急功近利的心理。由于一些作家对当时政治观点的盲从,使得他们笔下塑造和描写的人物成为缺少感染力的政治代替品,而最终形成一种“阶级性”、“脸谱性”人物形象的遗憾境地。第三,“十七年”文学长篇小说创作的结构与线索呈现单一化趋向。 由于时代社会背景的限制以及描写人物方式的束缚,使得“十七年”文学的长篇小说创作缺乏艺术的品味,结构与线索也十分的单调。上面我们也提到了作者多以“斗争”的角度来构思情节和塑造人物,而在批判什么与歌颂什么的时候,也多表现为替塑造“高、大、全”的英雄性形象服务,这就使得“十七年”文学的长篇小说创作流于一种
15、公式化、概念化的形式,体现了其自身文学结构的浅薄和线索的单一性。 譬如:作家们在人物描绘上就简单地将其一分为二成正面和反面。柳青的创业史中正面是革命斗士梁生宝,而反面就是地主反动势力代表姚士杰、富裕中农势力代表郭世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势力代表郭振山等人;山乡巨变的正面为邓秀梅,反面就是龚子元;红旗谱的正面是朱老忠,反面就是冯老兰父子,此外还有一系列长篇小说,如红日、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也都体现为这种正、反人物结构的方法,而推崇“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的同时,贬低敌对阶级的人物也成了其最简单和最基本的乏味线索,这一系列的情况使得“十七年”文学中大部分的长篇小说创作的结构和线索都是千篇一律、刻
16、板、狭隘,甚至呈现出了单一性的不良性趋向。 第四,“十七年”文学长篇小说创作具有浓重的地域特征。 建国的的“十七年”文学长篇小说的文学创作,几乎找不到不带有地方色彩的作品。由于当时追求表现现实主义的描绘,所以很多作家都以当时的生活环境为作品取材的重要来源,于是就出现了大量的具有浓重的地域特征的长篇小说创作。 譬如:本时期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和梁斌的红旗谱、播4火记。前者以上海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为背景,写中国旧民族资产阶级的寿终正寝和国家资本的诞生;后者则是描写中国农民革命的一部优秀历史画卷。写土地改革的长篇,继丁玲、周立波之后,王西彦写出了湘、皖土改的画卷春回地暖。写农业合作化
17、的长篇,如赵树理的三里湾、胡正的汾水长流,都写山西;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写湖南;柳青的创业史,写陕西;陈残云的四季飘香写广东;刘澍德的归家,写云南;浩然的艳阳天,写京郊。写北大荒军垦的,有林林的雁飞塞北。写海南戍边的有红旗插上大门岛。写建国前革命斗争的,有红岩,以四川重庆为背景;写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有火种;苦菜花、铁道游击队、桥隆飚、山呼海啸,以山东为背景;曲波的另一部长篇林海雪原写东北剿匪;杨沫的青春之歌以北京、华北为背景;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以广东为背景等。这时期还集中涌现了一批反映华北抗日事迹的长篇,如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变天记等。写解放战争的,如红日写山东战场
18、;古城春色写华北战场,等。这一时期还有好几部写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长篇纪实小说问世。由此可见,“十七年”的重要特征中还有一个就是“具有浓重的地域特征”,可以说“十七年”文学把各地的民俗特色体现的淋漓尽致啊! 第五,“十七年”文学长篇小说具有新古典主义的美学特征。 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是一种生长在农耕文化沃土中的文学,深深印上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精神特征,形成了一些最基本的文学特质:由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天命观而形成艺术的和谐感和善于以圆满的理想来抚慰生活的缺陷和情感的缺失;由对宇宙世界阴阳两极的固有观念而形成的二元对立、极向化的艺术思维模式,而形成的一些惯有的艺术思路等等,而“十七年”文学”在某
19、种程度上重新呈现了这种古典主义色彩素质,但又因注入了新的历史精神而显示了新的素质,因此我们称它为新古典主义。 首先,由于“十七年“文学的长篇小说创作背景正是中国革命刚刚胜利之时,所以自然为这种理想主义的合理想象提供了更可靠的现实根据。譬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作者就是意在表现正义战争的伟大意义和人民的崇高理想、革命热情,小说中那些阔大的场面气势恢宏,也更加突出了“崇高”的风格特征。又如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等等作品无不是通过成功地塑造出一组光彩照人的,具有崇高风格的典型英雄人物形象,来达到慷慨悲壮,浩气长存,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这些都表现出了“善于以圆满的理想来抚慰生活的缺陷和情感的缺失“
20、的古典主义美学特征,但是这里又蕴涵着一种新时代革命性的内容,所以又赋予古典主义文学以新的内涵。 其次,革命胜利之前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历史,不仅使人们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方式进一步潜移默化,而且使它的加固与强化获得了更多的实践说明。譬如:作家们在人物描绘上就简单地将其一分为二成正面和反面。柳青的创业史中正面是革命斗士梁生宝,而反面就是地主反动势力代表姚士杰、富裕中农势力代表郭世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势力代表郭振山等人;山乡巨变的正面为邓秀梅,反面就是龚子元;红旗谱的正面是朱老忠,反面就是冯老兰父子,这也体现了“由对宇宙世界阴阳两极的固有观念而形成的二元对立、极向化的艺术思维模式”的古典主义美
21、学特征,但是现在是革命性质的对立与古典主义也还有自身的新时代特点,所以具有新的意义内涵。 总之, “十七年”文学的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在生活的创作中体现了新古典主义的特征,尤为重要的是在这“十七年”中,我国的经济发展还是“以农业为基础”,所以依附在农业文明上的价值观念、致思方式以及生活情趣等等,尚未真正受到一种新的文明所冲击,这样的社会土壤也必然使新古典主义诞生。 第六,“十七年”文学长篇小说创作有追求“崇高”的美学特征。 追求“崇高”的美学风格,不仅是“十七年”文学长篇小说风格发展的总趋势,也是5“十七年”文学长篇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这种有意无意去体现这种美学追求的作家不胜枚举。虽然长篇小说艺术
22、不像诗歌那样一针见血的抒发对祖国、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热爱之情,赞颂之意,但是其表现革命光辉里程与胜利的小说也同样以一种高亢激越的格调真实再现了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同阶级敌人、民族对手众浴血奋战,夺取全国胜利的壮观景象。 譬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作者就是意在表现正义战争的伟大意义和人民的崇高理想、革命热情,小说中那些阔大的场面气势恢宏,也更加突出了“崇高”的风格特征。又如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杨沫的青春之歌等等作品无不是通过成功地塑造出一组光彩照人的,具有崇高风格的典型英雄人物形象,来达到慷慨悲壮,浩气长存,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而为当时的政治服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风,立足于“十七年”
23、独特的时代背景,“十七年”文学长篇小说则体现出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的崇高文学风格,形成一种单调的美学艺术风格。从出身上看,两篇文章的重点刻划人物刘雨生与梁生宝 刘雨生(山乡巨变中的人物形象)与梁生宝(创业史中的人物形象)出身都是农民,作者周立波没有刻划刘雨生如何如何苦,是很平淡描述他的生平事迹。作者柳青在表现梁生宝出身上却是精心打造的,作者柳青从生活事实上寻找影子,把一切痛苦和苦难的记忆灌注在梁生宝身上,作为一部辛酸史。这就是所谓形式不同,味自然不同。两位文豪虽然侧重于点不同、方式不同,但都成功表现两个出色的农民形象。 刘雨生是一个描绘得成功的新一代农民的生动活泼形象。他不是叱咤风云的
24、英雄人物,只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勤勤恳恳为集体办事的好党员、好干部。小说在创造这个人物时,没有把他推到社会斗争的风口浪尖中去表现,而是着力从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挖掘他难能可贵的品质,表现他外表一般而思想崇高、举动平凡而贡献突出的性格特征。 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梁生宝,是作者柳青精心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他小时讨过饭,长大熬过长工,解放前在荒山野岭当过“地下农民”,跟继父一道饱尝了创家立业的辛酸,并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勤劳、朴实、坚韧不拔的劳动者的优秀品质。从事迹上看,两篇文章的重点刻划人物刘雨生与梁生宝 刘雨生与梁生宝都是基层领导,两位作者在表现两位“领导”任劳任怨、大公无私作风上,侧重点各异
25、。刘雨生形象从自身生活与婚姻上着手,表现了排除家庭阻拦和生活困窘,积极办社。小说虽然没有写他刘雨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但透过他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笔端深入人物内心,表现出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和始终如一的态度,为读者塑造出一个朴实谦逊、公道能干的农村基层干部的感人形象。而表现梁生宝则是从工作上入手的,通过几件事表现他在工作上强力的手腕。例如,“买稻种”、“进山割竹”。笔端非常凝重,烘托出农业合作化道路会在这样先进的领导下走向成功。两位作者写作内容虽然不同,但是有一共同的目标,要表达他们谦逊、纯朴、老实、厚道、善于思考,从不以领导者自居,更不指手划脚、夸夸其谈。不过品出意味和意境不一样,一个生活味
26、浓,一个事实性浓。 刘雨生在办社初期,他日夜为工作奔波劳顿,无暇顾及家务,贪图安逸的妻子以离婚相要挟,企图挫伤他办社的积极性。刘雨生忍受委屈,以忠厚的态度劝导妻子。在实在无法挽回的时候,他不顾“家庭散板” 1 ,仍挺直腰板积极办社。在他身上,诚实农民“本真的至性”与共产党员“只许争先”的革命进取精神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到了作品的下篇,当现实生活把他推上了高级社社长的位置后:在繁忙的工作和复杂的斗争中,他的性格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处理社里日常工作,任劳任怨、大公无私;引导、教育单干户,胸怀宽6广、真诚帮助,处处表现出对集体利益高度负责,对群众通情达理,对社会主义事业忠贞不贰的优良品质。预备党员的梁
27、生宝,在党的教育下,一旦认识到私有制是万恶之首,就决心走一条与父辈不同的创社会主义大业的道路。正当“老资格” 2 的党员郭振山在革命的征途上退了坡的时候,他勇敢地担负起带领庄稼人走互助合作道路的重担,成为一个积极、聪明、公道、能干的领袖人物。听党的话,热爱社会主义,富有牺牲精神,是他的最可宝贵的思想品质。小说抓住他的性格中这一最主要特点。着重描绘了他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坚实有力的行动。互助组初期,当庄稼人都把羡慕的目光投向富裕中农郭世富时,他跑到郭县买回稻种,在互助组内搞稻麦两熟。这件事比郭世富楼房架梁仪式更能牵动庄稼人的心,人们一下子就把注意力集中到粮食增产措施上来了。此一举使郭世富深为不安,他
28、想:“没想到让他小子跑到咱前头去了!”“活跃借贷”时,富裕中农不愿再把粮食借给困难户度春荒,连有能力的郭振山都束手无策了,他却组织人们进山割竹,解决了困难户的粮食和互助组的肥料问题。 从情趣化和事实化上看,在合作化道路上摇摆不定“老一代农民” 山乡巨变中的人物形象情调高,而创业史的情调硬。亭面糊喜欢吹嘘“我也过几回水”,并且听信谣言。梁三老汉以郭世富为参照,说明他十分实在,有目标,从现实出发。两部巨著表现意味不同,而生成两种不同的人物性格。小说在于人去刻划,可以让一人变得十分情趣化,也可以让一个人十分实在化,是一个人现实社会可以找到的人物。 亭面糊(山乡巨变中的人物形象)是一个老贫农,然而又是
29、一个充满矛盾的喜剧性和戏剧化的人物。自己分明是个贫农,却又怕别人瞧不起,总吹嘘“我也起过几回水”;土改中翻了身,拥护党和毛主席,但谣言一来,就昏头转向;听到合作化的号召,连忙要二崽写入社申请,但又在破坏分子龚子元家贪杯误事小说在刻画他妙趣横生的“面糊”性格时。亭面糊的性格,相当生动而又深刻地表现了一部分农民在社会大变革中独有的精神状态和前进轨迹。 梁三老汉是创业史中最为成功的艺术形象。在旧社会,这个老贫农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创立家业的辛酸史,因而衷心拥护土改。作为一个小生产者,他最大的梦想是利用新社会分给他的土地,用狠命的劳动真正地创立起个人的家业来,也做个郭世富式的“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所以,
30、当社会生产方式要发生重大变革时,他一时是难以相信也难以接受的。他又是个勤劳、善良、朴实的劳动者,“被剥削过的痛苦的记忆”,“受压迫的心灵”,使他“在精神上和王书记、党支部、生宝们挨近”。他尽管怀疑、反对儿子办互助组,但心里却无时无刻不关心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命运。 从寻找反动形象上看,两部小说意味不同在山乡巨变中没有看到党内人士有干涉、反对合作化运动的党员,而在创业史中却存在。是因为两作者要表达的意味不同,在山乡巨变中要看社会主义有着勃勃生机,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党的领导。在创业史中,既然想作为史料来写,就要有事实的意味,大胆揭发社会革新中的矛盾,在党内也有不和谐的音符。绰号叫“菊咬筋”的王菊生(山
31、乡巨变中的人物形象),是一个仪表堂堂,有健壮的体格、聪明的头脑、勤俭的习性和熟练的耕作技能的富裕中农,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使他变得委琐卑下。出奇的贪婪狡诈和盲目的自信要强,是他突出的性格特征。小说通过他玩弄诡计抗拒入社及妄图拚命比垮合作社,遭到失败最终而入社的曲折过程,真实地表现了一个富裕中农在农业合作化中的态度和动向。 郭振山的形象,具有深刻的警策意义。他身为共产党员,却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对互助组冷眼旁观,极力打击它的威信,成为合作化运动的一块绊脚石。他虽然精明强干,头脑7灵活,但只顾个人私利,同党的要求背道而驰,这就使他在群众中丧失了威信。他明明走的是一条错误道路,却装腔作势、强词夺理、指
32、手划脚、咄咄逼人一派家长作风。小说通过他自己的言与行、他的言行与梁生宝的言行的生动对比,把他的这种思想性格揭示得十分深刻、鲜明。这个形象告诉人们:抱着个人主义动机在党内找出路,就要同党的方针路线形成尖锐的对立,这样的共产党员如下认真改造思想,任其发展下去,就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害,最终也会在政治上毁掉自己。 郭世富和姚士杰是作者描写的两个既有共同点又彼此区别得很清楚的反面人物。在抗拒合作化潮流上,他们有一致性:然而社会地位的不同,又使他们在动机和行为上带有各自的特点。富裕中农郭世富外善内奸,贪婪狡黠,精明谨慎。他出于个人的发家狂,处处跟党的号召相对抗,但搞的是“合法斗争” ,姚士杰这个富农分子则
33、跟新社会有深刻的阶级仇恨,他表面“老实” 、 “积极” ,内心阴险狠毒,诡计多端,暗地进行破坏活动,表现了阶级敌人的反动本性。十七年时期(19491966 年)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初建和发展时期,文学创作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这时期的作品张扬着澎湃的激情和鲜明的社会政治性,大多数文学作品都倾向于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描写,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柳青的小说创业史无疑是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盛开的一朵奇芭。 创业史取材于 1953 年的陕西农村,作品向人们展示的是一副大气磅礴的充满诗意的农村生活画卷。作品中,作家向人们成功地塑造了梁生宝这样一位对自己充满信心、依从党的领导接受党的教育、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人公形
34、象。小说以时间为线索,一开始便写了梁生宝继父梁三老汉这一辈人解放前的穷困生活,并着实写了梁三老汉试图用顽强拼搏的毅力去“创立家业” ,可因租种的是地主的田地,即使是没日没夜地干,结果还是落了空,永远也无法扭转这一困苦生活的局面。接着,作家峰回路转,把玄妙的笔触伸向 1949 年新中国解放后,写梁生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的他,不仅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而且还当上了村里的民兵队长。解放后,党的美好政策让梁生宝深受鼓舞,并使他光荣的投身到了社会主义大业的艰苦斗争中去。很显然,作者在此用运了对比手法,通过对两种不同生活境遇层面的描写,充分表明了作者对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获得了土地、拥有了幸福生活,所流露出的
35、崇高的喜悦心情,同时也由衷表达了作者对党关怀人民群众所产生的无限热爱与赞美之情。作品始终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为线索,通过对哈蟆滩这一典型环境的描写和对各类人物的精心塑造,力图真实和深刻地展示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初期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以及五亿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历史进程。 ”这也是小说所要表现的主要内容。 作品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作家对人物形象的深刻塑造。小说主要对哈蟆滩三大能人郭振山、郭世富、姚世杰的性格特征进行了深刻而细腻的描写。郭振山虽然身为党员,又是村代表主任,但他一心想着的是自己发家致富,全然忘了身边的群众,他的心里一直燃烧着很旺的私欲,利己主义思想严重;郭世富是哈蟆
36、滩的一家首富中农,凭着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独步跃居于致富的道路,但他是一个面目看起来和善,而内心却无比凶残的人,他时常暗地里与梁生宝的互助组作对,结果在民意测评中输掉了自己;姚世杰更是奸8险狡诈、野蛮霸道,他见困难户闹饥荒,在向富农乞讨借债,见形势逐渐利于自己,他的心里畅快极了,作品入木三分地表现出这个反动富农分子独特的阴暗心理。作家通过对这些反面人物的细致描写,实则从侧面烘托出了小说中梁生宝这位主人公勤劳、能干、质朴、善良的良好美德。 鲜活而真实的现实生活题材,鲜明而生动的人物形象,惟妙惟肖的艺术表现手法,给整篇小说注入了新鲜的活力,透露出一种真挚独到的审美情感,让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了愉悦的享
37、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创业史来源:左岸会馆著名农村作家高晓声被视为“新时期的鲁迅” ,他 1979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以史诗性的笔墨描述了主人公悲壮的造屋历程,以此反映了中国当代农民坎坷不平、起落无常的生活史,高度概括了中国当代农村的苦难,尤其显示了中国当代历史的荒诞和悲剧性。 李顺大造屋成为了“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起点。同时,它也从“新时期”的历史观点出发定格了中国当代农村历史。1990 年代,新乡土作家刘玉堂的中篇小说最后一个生产队从一个乡村诗人的视角出发,将碎片化的集体化经验进行了另一种重构。“最后一个生产队”已经成为了一种民间的记忆。这篇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小说带有明显的幻想
38、色彩和乡村寓言的特点。它以“文学”的眼光,而不是“政治”的眼光来重新记述人民公社的历史经验和精神遗产。许多人对今天中国农村的贫困、停滞和破败有着强烈的印象。孙立平谈及人民大学洪大用每次回家的一个直觉,农村不仅越来越穷,而且农民面部表情越来越麻木,出现了面部表情呆痴化的倾向。贺雪峰认为,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物质生活比今天艰辛,劳动强度也要大得多,但是那时是改造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生活的“改天换地”的劳动,他们觉得是为子孙后代造福,为民族的崛起而劳作,他们觉得生活是值得期待的。而现在他们在电视里看到的是与他们的世界完全无关的表演和调情,因此,农民不麻木反倒是奇怪的事情。1一个良心感到疼痛在农村干不下
39、去了的乡长李昌平,他著名的我向总理说实话那本书说了一句有名的话:“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 ”李昌平的遭遇使我想起创业史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李昌平就是今天的“梁生宝” 。至“文革”前,柳青全家在农村已经住了 14 年。这使我想起有人说“知青”是历史的悲剧,因为他们被迫“上山下乡” 。可是,赵树理和柳青下乡却不是被迫的。其实, “知青”到农村去,最初也是主动、自愿的,和赵树理、柳青一样。赵树理和柳青去农村不是他们同情农民。李昌平对于农民的同情并不能使他在农村呆下去。赵树理和柳青之所以到农村去,是因为他们觉得那里是他们创作的根源,更主要的是他们觉得那里是中国历史的重心所在。柳青的创业史充
40、满了激情。他把农村的变革提到了民族的高度,他意识到他是在面对一场历史性的巨变,而他是史诗的纪录者。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悲歌多年来,人民公社和集体化已经成为了单纯的妖魔化对象。张乐天指出:“或许创建公社9所支付的代价太昂贵了,以致于公社日复一日地成为许多人攻击乃至诅咒的对象。问题在于,自然村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制度构架业已十分完善,不付出代价怎么能打破村落制度?公社的全部意义在于超越了传统的循环,并为最终摆脱循环的陷阱创造了条件。因此,凡想理解中国现代化的人都不能绕开公社,研究公社是把握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很好的契入口。 ” 2中国当代农村集体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和无数的灾难。但是,另一方面,
41、集体化运动中断了历史的循环,使中国农村走上了跨越发展的道路。正如鲁迅所说的,革命有污血,也有婴儿。农村集体化充满了苦难;但是,同时也是一次历史的解放。人们普遍直观、简单地把 1980 年代中国农村的繁荣和发展理解为消极地解散人民公社和分田单干的结果,丝毫没有意识到相反它主要是受惠于解放后二十多年来农村在集体化过程中从物质到精神全面革命、改造和提升的结果。1980 年代的粮食增产恰恰是建立在集体化时期大规模的农村基本建设、化肥的使用、以杂交水稻为标志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等基础上。有人说:“1980 年代是一个吃老本的年代,但没有人感觉到老本的存在,水利特别是农田水利这个庞大的事业被整个社会忽视了
42、,也被国家忽视了。 ”3集体化改变了农业的生产方式,提高了农民的协作能力,使得农民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成为可能。黄宗智以北京附近的沙井村为例说明集体化对于农村的影响:“位于北京以东的大型密云水库,是一个在国家投资和领导下建造的水源,它对沙井村的影响重大。今日在村庄的居民点和农田之间,有一条混凝土渠道,供水给田地里的分支水渠,形成一个严密的灌溉系统。解放前没有人工灌溉的冬小麦,今日可灌水三次。国家在水利上的投资,又为化肥的使用创造了条件(土壤无水,不能吸收化肥) 。 ”4相反,今天,集体化时代所修建的水利设施由于这一体制的崩溃而无法维持,使以前依托水利的农田无水可灌。“水利是
43、一项只有组织起来才可以建设的事业,这些年村级组织普遍负债,小水利也组织不起来,有些农户已经不得不在过去可灌溉的耕地里种植旱作物了。 ”5这也就是 1980 年代中国农村的繁荣在 90 年代难以为继的原因。黄仁宇和黄宗智等学者指出,中国在宋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生产水平;但是,从此一直停滞不前,没有孕育和产生发展和突破的契机。而农村集体化破坏了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尤其是社队企业为农村历史性的转折提供了出路。张乐天认为,人民公社的制度创新,使中国农村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黄宗智从长江三角洲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1980 年代以来农村改革中“真正的质变性发展是通过大多是集体所有的乡村工业和副业的
44、发展而实现的农业的反过密化” 。6人民公社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动员,打破了传统的均衡,创造了新的发展道路。黄宗智指出:“中国农村在五十年代之前经历了六个世纪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但仍未得到发展,人口的绝大多数仍束缚于糊口水平的种植业生产。中国农村如果退回到五十年代以前的经济组织,会面临比以前更大的问题” 。7仅仅从物质资料的层面,从这种物质资源上的过分透支和衰耗等方面还是远远看不到集体化组织结构崩溃对于农村发展的损害,更为严重的是,组织结构、思想和精神上的全面退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农村组织结构的溃散,使得异常艰难地组织起来的农村大面积地重新向小农经济和一盘散沙的状态退化。农村合作化的根本目的是改造小
45、农经济和避免阶级分化。这也成为了考验革命中国的重要问题。因此,农村合作化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题材之一。黄宗智说:“我们不可忽视中国革命在冀鲁西北地区的基本社会经济背景:一个经历数世纪之久,在内卷和阶级分化双重趋势之下形成的贫农经济。 ”8这是中国革命的基础,也是革命中国必须面对10的困境,也就是如何避免重蹈宋代以来小农经济的历史覆辙。1953 年李准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最早提出了解放后农村的重新两极分化的问题。以消灭阶级剥削为鹄的的革命很快就面对社会新的阶级分化这一问题。如何弥合这种意识形态的裂缝?这篇作品在人民日报等几十种报刊转载,并且改编成话剧和地方戏等多种艺术形式而广泛传播。
46、解放后中国农村何去何从,这一思考确实在当时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反响。1955 年出版的赵树理的三里湾是第一部描写农村集体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将合作化和兴修水利作为了自己描写的主题。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就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 。9 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改造和消灭小农经济及其思想。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及其小农意识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束缚和制约。如果不消灭小农经济,中国就只能在宋代以来的这种
47、历史怪圈中不断循环。中国历代都是封建皇权和小农结成同盟,打击地主豪强及其土地兼并。农民一旦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就会从根本上危及封建统治的基础,因此,封建皇权总是努力阻止和延缓豪强对于小农土地的兼并。但是,另一方面,这也造成了中国历史的长期的循环和停滞。如果中国革命停留在土地革命的阶段,不继续革命和将革命推进到新的阶段,改造小农经济,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革命就和朱元璋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没有任何根本的区别,就会陷入“打江山,坐江山”的简单循环。因此,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反映土地革命的小说相比,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柳青的创业史中农村叙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推进到了新的层次,体现了
48、中国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展。 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描写的是斗地主、分田地,是对于地主阶级的革命,而山乡巨变和创业史则是对农民小生产方式以及私有观念的革命。 创业史里的郭振山就是暴风骤雨里的赵玉林,他是在革命进展过程中人物停滞的结果,从而成为了新的革命的对象。郭振山本身并没有退步,而只是革命已经前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前进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新的历史阶段。因此, 创业史展示的是新的矛盾斗争,是社会主义的新人梁生宝和蛤蟆滩的赵玉林郭振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矛盾冲突,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和个人发家致富道路的矛盾冲突。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从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土地革命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
49、,打破了地主的土地集中和垄断,农民获得了翻身解放。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土改后造就了亿万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因此,在推翻地主阶级以后,改造小农的任务反而变得更为艰巨了。四亿多农民变成了小土地所有者,使得农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加破碎,国家必须和广大分散的小农进行交易,因此加大了交易成本,无法适应当时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中国或者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羊吃人”运动)或者以社会主义农村合作化的方式改造小农经济。柳青对小农经济的历史命运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 1972 年的一个报告中写道:“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确立是工业革命的前提。国会以立法的方式通过三次法令,消灭了小土地所有制,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劳力和市场。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