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 2011 年全国地方党 、 人大 、 政协年会上 ， 幸福指数成为热门话题 ， 如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出了 “加快转型升级 、 建设幸福广东 ” 的核心任务 ， 并要求制定幸福广东的指标体系 。事实上 ， 根植于古典经济学 “最大化幸福 ” 原理 ， 国内外对幸福 （指数 ） 的研究由来已久 ， 因为被定义为效用的幸福或快乐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 ， 也是政府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 ， 但是 ， 如何界定与测量幸福指数 ， 并制定具有科学依据及广泛适应性的评价指标体系绝非一蹴而就 。 置于现实境况 ， 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构建具有普遍性与前瞻性 ， 亦是政府与学界面对的崭新课题 。
2、一 、 幸福指数与国民幸福总值 ： 概念 、 文献与逻辑所谓国民幸福指数 ， 简言之 ， 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 ， 即人们的幸福感的评价或测量指数 。 从方法论的角度 ， 测量幸福 （感 ）， 或者说构建幸福指数的评价体系首先要界定幸福的内涵 。 历史上 ， 西方哲学对幸福的源头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 一是阿里斯底波的 “快乐主义幸福观 ”， 视满足欲望为幸福 ； 二是亚里士多德推崇的 “完善论幸福观 ”， 将幸福作为人的潜能的充分发挥和自身价值的最大实现 。 在此基础上 ， 学术界先后形成了心理健康 、 心理发展和生活质量三种幸福观 。 前者基于 “个人的幸福在于拥有
3、健康的心理 ” 的假设 ， 中者强调在获得快乐的同时 ， 通过发挥自身潜能而达到完美的体验 ， 后者则倾向于对个人需求的满足程度的认知和评价 。对幸福的测量 ， 即评价幸福指数涉及不同学科 。 经济学以 “理性经济人 ” 为前提 ， 认为幸福等同于最大效用 。 大卫 布兰奇劳尔和安德鲁 奥斯瓦尔德建立的幸福模型 （2004 年 ） 设定了幸福指数 （主观满意度水平 ） 是个人实际的效用或福利 、 实际收入 、 亲情及与个人相关的特性的函数 。 从心理学出发 ，2011 年第 6 期幸福指数及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郑方辉* 本文系 2009 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NCET-10-03
4、74）、 2009 年度广东省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09007） 及 2009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09BZZ027）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郑方辉 ，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广东 广州 ， 510640）。摘 要 界定幸福指数的内涵是构建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 。 对个人主观体验的幸福感测量得到狭义幸福指数 ， 利用相关性分析和模糊层次分析方法 ， 狭义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可由幸福感和满意度两维度所组成 。 作为发展目标或考评标准的广义幸福指数评价的指标体系构建 ， 可在各地落实科学发展观考评的指标结构中导入狭义幸福指数 ， 这样做不仅体现概念内涵 ， 满足预
5、设的各项要求 ， 而且技术流程规范 ， 操作方便 ， 并且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关键词 狭义幸福指数 广义幸福指数 评价指标体系 模糊层次分析法中图分类号 C913； F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11） 06-0051-0751- -Ryff 和 Essex 将主观幸福感划分为自我接纳 、 与他人的积极关系 、 自主性 、 环境可控性 、 生活目标及个人成长等六个维度 。 社会学则认为个体是以群体为中心的 “社会人 ”， 因此 ， 应通过个人对自身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来计量幸福 ， 侧重于对客观生活的主观认识 。 显然 ， 经济学测量的维度包涵了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6、 ， 但可能忽略非理性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 ， 心理学量表中的维度仅是人们的最终心理感受结果 ， 但未必能表达社会生活的具体方面对幸福感受的具体影响 ， 社会学的 “主观认知评价 ” 强调个体的社会环境及其道德文化宗教等因素 ， 但幸福感毕竟针对个体 ， 是个体的主观反应 。尽管 “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 。”1 （P81）但将幸福作为衡量标准纳入社会与国家发展规划之中却不过半个世纪的历史 。 1972 年 ， 不丹国王旺楚克率先提出国民幸福指数的概念 ， 并据此衍生由经济增长 、 环境保护 、 文化发展和政府善治等要素组成的 “国民幸福总值 （GNH） 体系 ”。 新世纪以来 ，
7、联合国开始公布人类发展指数 ， 把发展内涵从单纯的 GDP 增长扩展到包括 GDP、 居民人均寿命 、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多维内容 ， 英国 、 日本 、 韩国等国亦有类似的做法 。 与 GDP 不同 ， GNH 强调社会经济的可持续与均衡发展 ， 可视为引导社会发展目标从 GDP 最大化向幸福最大化转变 。 技术层面上 ， 要实现这种转变的前提是对幸福感进行科学测量 。不过 ， 受制于不同视角 、 理念及复杂的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 30 多年来 ， 对幸福感测量在全球呈现了多样性 ， 至今未能形成统一的模式 。 但在各种指标体系中 ， 美国密歇根大学罗纳德 英格哈特（Ronald Ingl
8、ehart） 教授领导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公布的指数体系具有较广泛的认同性 。2 （P33）这一体系针对个体对象 ， 采用幸福感与满意度两维问题让被访者直接作出回答 。 之后从需求层次的角度 ， 学术界提出了所谓三类指标体系 ： A 类指标涉及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 ， 包括生存状况满意度 （如就业 、 收入 、 社会保障等 ）， 生活质量满意度 （如居住状况 、 医疗状况 、 教育状况等 ）； B 类指标针对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 ； C 类指标指人际关系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 。这些论者虽提出的指标有异 ， 但均将幸福指数定义于主
9、观范畴 。国内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 前些年学术界为适应当时的需要亦有零散的研究 ， 主要是基于核算的视角 ， 以与 GDP 体系相区隔与对应 ， 实际上即是将幸福指数 、 国民幸福总值及作为发展目标 、 考评手段的幸福某地的评价体系模糊化处理 ， 被视为广义上的 “幸福指数 ”。 如程国栋建议从国家层面构建由政治自由 、 经济机会 、 社会机会 、 安全保障 、 文化价值与环境保护等要素组成的国民幸福核等体系 ，3 （P3）邢占军等人亦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 并尝试构建理想化的评价指标 。4 （P32）2008 年以后 ， 在科学发展观理念的导向下 ， 湖北省率先推出包含健康 、 经济 、 家庭
10、 、 职业 、 社会保障 、 文化教育和环境条件等为二级指标及 49 项三级指标的幸福指数的评价指标体系 ，5 （P2）广东省公开向社会咨询 “建设幸福广东 ” 评价 （10个领域层 50 项客观指标 ） 与 “广东群众幸福感测评 ” （7 个领域层 35 项主观指标 ） 两套指标体系 。从逻辑上看 ， 已有的研究和实践涉及了不同的概念范畴 ， 对概念的各自界定是导致分歧的根本原因 。 从经济学的角度 ， 既然幸福是可满足自身所需的物品的效用 ， 那么 ， 对幸福感的测量等同于对效用的测量 。 历经基数可量 、 序数可量 ， 再又回到基数可量 ， 黄有光的基数可量 “复古 ” 理论为幸福感的测
11、量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 。6 （P77）由于效用是客体对主体的满足 ， 这种满足首先取决于客体自身的属性 ，进而能不能满足主体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取决于主体的主观感受 。 毫无疑问 ， 对于效用 （幸福 ） 的测量只能以人为直接对象 ， 从而与国民幸福总值测量及幸福考评等概念形成本质差别 。 以此为参照 ， 观察国内有代表性的所谓幸福指数的评价指标体系 ， 主要有两种情况 ， 一是将幸福指数视为核算体系 ， 不论其内涵如何 ， 本质上即是国民幸福总值的范畴 ， 或称所谓的 “广义幸福指数 ”、 发展指数等 ， 与国民生产总值一样可作为统计体系 ； 二是幸福考评体系 ， 以幸福或幸福指数作为政府及
12、公共政策的目标 ， 从政府绩效的角度 ， 一般是上级政府考评下级政府的体系 ， 包括组织体系和指标体系 ， 可视为基于 “幸福指数 ” 的科学发展观之类的评价体系 。 由此可见 ， 目前学界与政府所言的 “幸福指数 ” 其实各自内涵有别 。 笔者以为 ， 幸福指数是个体幸福感评价指数 ， 以人为直接测量对象 。 当然 ， 对主观体验的测量亦存52- -在 条件 ， 或者说 ， 简单地从心理学的情感体验与社会学的主观评价出发可能会忽略理性客观的社会福利 ， 即使通过理性的经济视角来评价个体的幸福感 ， 亦要求个体的信息对称并理性表达偏好 ， 况且 ， 幸福指数并不等于个体全部幸福感的测量结果 。
13、 国民幸福总值是基于幸福指数的核算体系 ， 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范畴 ； 幸福某地则是以幸福总值最大化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 。 同时 ， 幸福指数 、 国民幸福总值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必须面对三个层面的内涵 。首先 ， 作为追求目标 ， 幸福指数意味着 “幸福 ” 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导向 ， 当然包括成为各级政府的工作目标 。 作为社会发展目标 ， 民主 、 自由 、 富强 、 幸福为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 “法定 ” 目标 ， 但迥然有别地集中于两个关键点 ： 一是国家幸福与国民幸福的关系 。 传统的集权体制下 ， 国民幸福从属于国家幸福 ， 在一切所谓 “国家幸福 ” 的名义下 ， 国民可
14、以被幸福 ， 或者是先制造不幸福 ， 之后提出去“追求幸福 ”。 二是幸福与民主 、 自由 、 富强的关系 。 Sen2000 年率先将民主纳入人类发展指数中 ； 2002年 ， 英国政府力图构建与 GDP 并行的 “国民发展指数 ” （MDP） 统计体系 ， 民主 、 自由为其内置的条件 ； 2006 年 ， 胡锦涛亦提出要 “关注人的价值 、 权益的自由 ， 关注人的生活质量 、 发展潜能与幸福指数 ”。7因此 ，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 幸福都是衡量社会发展的目标 ， 也是政府绩效的目标和根基 。其次 ， 作为发展理念 ， “幸福指数 ” （严格来说是以幸福指数为导向的国民幸福总值核算体
15、系 ） 是对“GDP 主义 ” 的扬弃 。 上世纪 80 年代 ， 以改革开放的名义 ，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成为全社会的 “硬道理 ”。 但在政府及国有产权主导下 ， 所谓 “政府主导的 GDP 至上 ” 不可避免产生三类问题 ： 一是经济增长与经济效益背离 ， 经济总量膨胀以粗放经营为特征 ， 以两极分化为代价 ； 二是政府偏离 “守夜人 ” 角色 ， 成为市场主体 ， 既是 “运动员 ”， 又是 “裁判员 ”， 成为腐败寻租的源头 ； 三是漠视环境与资源供给的成本及有限性 ， 或者说假定供给是 “无限的 ” 及 “无价的 ”。 由于 GDP 增长的无限欲望 ， 随着经济规模扩大 ，
16、资源增量收缩 ， 环境污染存量逼近临界点 ， 以 GDP 最大化为目标的增长导向难以为继 。 “幸福指数 ” 以公众幸福为政府执政目标 ， 可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收入分化以及增长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透支 。 当然 ， “幸福指数 ” 并不意味着经济方式自然转型升级 ， 民生福祉自动缓解 ， 本质上说 ， 其实现取决于政治转型 ， “我们的时代面临的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 ， 而是制度与政治方面的挑战 。”8 （P125）只是幸福本身亦和 GDP 一样存在异化的可能 。 实证研究表明 ， 国人的现实幸福感与理想幸福感差距悬殊 ， 即使不考虑 “被幸福 ” 等因素 ， 要实现幸福最大化 ， 生态环境和自然资
17、源 、 政府公共服务将面临巨大挑战 。最后 ， 作为考评手段 ， “幸福指数 ” 是一种导向标准 ， 或者将幸福指数纳入政府绩效评价的体系与机制中 。 过去 30 多年政府绩效评价的导向与标准所产生的问题 ， 归根到底是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人民幸福的关系问题 。 始于芝加哥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有关主观感受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 ： 一是收入等经济因素似乎对幸福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 二是对快乐的厌倦 ，9并由此形成了所谓的 Easterlin 悖论 ： 金钱随着经济的增长将对幸福产生越来越小的影响 。10通过对欧美 11 国上世纪 7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的生活满意度调查 ， Andrew J. O
18、swald 发现 ， 在发达国家 ， 经济增长仅仅能购得极小部分的额外幸福 ，11 P1815-1831）Yongil Jeon 和 Michael P. Shields 对 OECD 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也支持了 Easterlin 假设 。12（P1-14）Diener andDiener 等人的进一步研究表明 ， 在低生活水平阶段 ， 收入的提高将增加幸福 ，13 （P275-286）但这种增加将随着收入的持续提高而趋于平稳 。14 （P387-405）这些结论对制定 “幸福指数 ” 评价指标体系的启示在于 ： 将 GDP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转变为幸福指数导向的评价体系是实现社会转型的有
19、效途经 ， 同时 ， 各地发展的悬殊性要求对评价指标体系区别对待 ， 以追求幸福指数最大化 。二 、 狭义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狭义幸福指数可视为作为主观体验的 “幸福指数 ”。 既然是以人为直接测量对象的主观评价 ， 罗纳德 英格哈特的幸福感程度指数就具有理论基础 、 经典性与可操作性 。 个中理由不仅在于这一评价切中了幸福概念中 “主观 ”、 “感受 ”、 “个体 ” 等中心要素 ， 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理性评价的要求 ， 因为任何个人的主观评价均隐含着客观事实 ， 或者说以客观环境的 “事实 ” 为出发点 。 也惟有如此才可能实现53- -“幸福 ” 转变为 “幸福指数 ” 的现实条件
20、 。 基于上述理念 ， 构建公众 （综合的无预设条件的 ） 幸福指数或评价指标体系 ， 笔者的思路是 ： 针对个体对象 ， 采用单一综合问题 （如过去一年 ， 综合各种条件 ， 你的幸福感如何 ）， 通过抽样调查取得基础信息 （十级量表 ）。 由于衡量个体幸福感的因素是多元与多层次的 ， 同时考虑到现实条件下 ， 公众个体的信息不对称性以及非理性因素 ， 在单一综合问题导向下设计若干分项指标 ， 仍以公众主观满意度评价取得信息 。 这样做不仅满足了可操作条件 ， 将对幸福感程度的评价置于主观评价体系中 ， 亦可实现环境与背景不同的个体感受的直接对比 ， 将个体的各种迥然有别的客观条件内置化 ，
21、 比方说 ， 收入被认为是影响幸福指数最重要的变量 ， 但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 ， 没有人比自身更能对收入的满意度作出评价 。 同时 ，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应遵循普遍性原则 ， 包括 ： 一是系统性 。 指标体系能全面反映幸福感的本质特征 ， 可划分为若干层次 ， 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可信度 。 二是可操作性 。 指标数据容易采集 ， 计算公式科学合理 ， 评价过程简单方便 。 三是可比性 。 评价结果能进行结构性比较 ， 可有效了解不同环境与背景的个体幸福感水平与趋势 。 四是独立性 。 相同层次指标不具有包含关系 ， 且相互不能替代 。 为此 ， 指标体系至少包括目标层 、 领域层和指标层三个
22、层次 。多层次评价指标及权重设计常采用专家咨询法 ， 主要有两种组织形式 ： 一是专家小型座谈会 ， 更多地依托专家的个体经验 ； 二是专家问卷调查 ， 强调专家意见的统计价值 。 本文将两者结合 ， 在专家座谈会的基础上进行专家咨询调查 。 一般的步骤是 ： 首先 ， 通过对幸福感内涵与结构的分析 ， 参考专家意见 ， 构建第一轮指标体系 ； 其次 ， 利用专家座谈会删除第一轮评价体系中隶属度较低的指标 ， 得第二轮评价体系 ； 再次 ， 对第二轮评价体系进行专家咨询调查 ， 利用相关分析删除相关度较高且隶属度偏低的指标 ， 得第三轮评价体系 ； 最后 ， 对第三轮评价体系进行鉴别力分析 ，
23、 删除鉴别力和隶属度偏低的指标 ， 得最终评价的指标体系 。 考虑到幸福指数指标结构与维度较为简洁 ，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 我们简化了步骤 ， 先对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 ， 然后对指标进行模糊层次分析 。首先 ， 确定幸福指数指标结构与维度 。 依据前文的分析 ， 以幸福感水平测量为导向 ， 增加若干与公众幸福感关联的更具体的问题 ， 构成集幸福感与满意度于一体的幸福指数指标结构 。 从影响幸福因素的角度 ， 借鉴国民幸福总值的指标维度 ， 以公众幸福指数为目标层 ， 设计包括个人与家庭因素 、 社会因素 、 自然因素 、 政府因素和其他因素等五项一级指标和 20 项二级指标在内的评价体系 。
24、 这一体系的特点一是将幸福定义于主观范畴 ， 幸福指数是衡量个体幸福感的度量值 ； 二是将个体幸福感评价划分为总项评价和分项评价 （满意度 ）， 前者测量一定时点或时段个人基于客观环境的主观体验结果 ， 后者是个体对影响幸福感的具体因素的满意度评价 ， 从逻辑上看 ， 后者是前者的补充和印证 。 如图 1。其次 ， 评价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 从技术层面 ， 上述评价指标间可能存在较高相关性 ， 导致被评价对象信息的重复使用 ， 为此 ， 通过相关性分析可删除部分内涵重叠或从属的指标 。 相关性分析通常包括三个步骤 。 第一 ， 指标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 一般有四种方法 ： 标准差标准法 、 正
25、规化标准法 、 极差标准法 、 中心化标准法 。 本文采用标准差标准法 。 第二 ， 计算评价指标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 。 第三 ， 根据图 1 狭义幸福指数指标结构与维度54- -实 际情况 ， 确定一个临界值 ， 则可删除两个相关指标中的一个指标或同时保留两个评价指标 。笔者将图 1 所示的评价指标体系转换为 专家咨询问卷 ， 采用专家会议及深访等方式对来自高等院校 、 研究机构和政府机关的 167 位专家进行咨询 ， 回收问卷运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 得到各评价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 ： 给定 M 为 0.80， 则可删除 5 个二级指标 ， 包括 “生活质量 ” （与 “收入状况
26、 ”相关性为 0.83）、 “性格偏好 ” （与 “人际关系 ” 相关性为 0.81）、 “社会公平 ” （与 “社会参与 ” 相关性为0.81）、 “生活环境 ” （与 “自然环境 ” 相关性为 0.88） 和 “政务公开 ” （与 “政策公平 ” 相关性为 0.83）。最后 ， 评价指标的模糊层次分析 。 经过相关性分析后得到 15 项二级指标 。 考虑到数据来源及可操作条件 ， 我们再对二级指标进行第二轮的遴选 ， 选用方法是模糊层次分析法 。 第一步 ， 建立模糊一致判断矩阵 R； 第二步 ， 对指标进行层次单排序 ； 第三步 ， 对指标进行层次总排序 。 之后 ， 采用线性回归建立公
27、众幸福指数统计模型 。 为取得有效的相对重要程度 ， 我们再将 15 项满意度指标制成 重要性咨询问卷 ，得到各个评价指标的模糊一致判断矩阵 ， 结合实际情况可删除人际关系等 6 项指标 ， 得最终 9项满意度指标及权重 ， 如表 1。 需要说明的是 ， 表 1 中幸福感与满意度指标权重是依据专家咨询问卷结果而确定的 ， 幸福感与满意度各占 50%， 其中 ， 政府因素 3 项满意度指标权重占 16.8%。值得一提的是 ， 与上述幸福指数测量的技术体系同等重要 ， 幸福指数测量的组织体系决定评价的意义与功能 。 其中涉及两个重要问题 ： 一是评价主体 （谁来评价 ）， 二是评价结果 （为什么要
28、评价 ， 如何应用评价结果 ）。 前者关系到测量的公信力 ， 后者决定幸福指数功能的实现 。 既然 “幸福要老百姓说了算 ”， 那么 ， 多元评价主体 ， 尤其是由民间来评价幸福指数 ， 遏制人民被幸福 ， 或者 “先制造不幸福 ，然后去追求幸福 ” 的怪圈以及将幸福指数纳入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之中是逻辑的必然 。三 、 广义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广义 “幸福指数 ” 可视为狭义幸福指数衍生的概念 ， 也称为国民幸福总值或发展指数 ， 或作为发展目标 、 考评手段的幸福某地的评价指数 。 事实上 ， 与主观测量的狭义幸福指数不同 ， 广义 “幸福指数 ”是一个多元的概念 ， 具有强烈的价值导向和
29、政策内涵 。 如广东省提出的 “幸福广东 ”， 其内涵强调 ： 一是 “转型升级是手段 ， 幸福广东是目标 ”； 二是 “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民生福祉的关系 ， 让人民安居乐业 ， 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 增创社会和谐新优势 ”。 显然 ， 这类提法更多基于构建一个社会发展目标与政府考评标准的现实需求 ， 与政府作为和公共政策息息相关 。重要性咨询问卷将两两指标间的相对重要程度由专家进行打分 （指标 A 比指标 B 相对重要程度 ， 10 分制 ）， 采用电子邮件 、 现场访谈的方式访问 76 位专家 ， 运用 SPSS 统计软件对回收 73 份有效咨询问卷进行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30、相关分析删去指标模糊层次分析删去指标幸福感 个人幸福感 50.0%满意度个人及家庭因素对实际收入满意度 6.2%生活质量性格偏好人际关系对身心健康满意度 5.3%对工作就业满意度 4.6%社会因素对社会治安满意度 5.2%社会公平文体生活社会参与对社会保障满意度 5.4%自然因素 对自然环境满意度 5.5% 生活环境政府因素对政策公平性满意度 5.3%政务公开政府效率政府态度政府总体表现对政府廉洁满意度 5.2%对执法公正满意度 6.3%表 1 公众幸福指数测量指标及权重55- -理 论上 ， 社会发展目标与政府绩效目标具有一致性 ， 作为考评体系的 “幸福指数 ” 实际上是国民幸福总值 ，
31、即以国民幸福总值作为政府绩效目标以及衡量政府绩效的标准 （目标实现程度 ）， 从技术层面来看是如何制定评价国民幸福总值的指标体系 。 显然 ， 作为评价体系的 “幸福指数 ” 的考评对象是各级政府 （以下级政府为责任主体 ）， 指标体系的构建涉及三个关键点 ： 一是厘清政府责任 。 逻辑上 ， 作为对政府的考评 ， 指标及目标值只能指向政府的可作为职能 ， 换言之 ， 作为发展目标与作为政府考评的指标体系存在差异 。 二是明确考评定位 。 一般来说 ， 体制内自上而下的考评强调过程控制 ， 而 “建设幸福某地 ” 更多指向结果导向 。 三是体系构建的技术流程科学合理 ， 操作简单可行 。 与其
32、追求指标体系的“完整 ” 及面面俱到 ， 不如关注指标体系构建过程的公正 、 公开与科学规范 。15 （A2）事实上 ， 建国以后 ， 我国逐渐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地方政府的评价及考核体系 。 大体而言 ， 以体制内考评为主 ， 改革开放前 30 年突出政治和意识形态导向 ， 所谓 “抓革命 、 促生产 ”， 并于上世纪 70 年代提出 “四个现代化 ” 的奋斗目标 ；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经济指标 （GDP） 成为政府考评的核心指标 。 鉴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 新世纪以来 ， 我国提出了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理念 ，GDP 最大化的政府公共政策理念导向开始动摇 。 200
33、9 年 ， 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 （简称 意见 ）。 同时 ， 中央组织部制定了 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 等三个试行办法 ， 与 意见 一起形成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 在此背景下 ， 全国多数省均制订了基于科学发展的针对下级政府或政府部门首长或领导班子的综合评价体系 。 尽管各地在指标分类 、 操作组织 、 信息来源等方面缺乏统一性 ， 但指标体系均涵盖经济发展 、 社会发展 、 文化发展 、 人民生活 、 生态环境等基本内容 ， 并辅助于主观评价 ， 一定程度上与国民幸福总值或人类发
34、展指数评价体系相类似 ， 且具有权威性与操作性 。 以广东省为例 ， 2008 年 ， 省委省政府颁布了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办法 ， 提出了针对地级以上市政府 、 包含经济发展 、 社会发展 、 人民生活 、 生态环境四个一级指标和 30 个具体指标（共同指标 23 个 ， 每区分类指标 7 个 ） 的评价指标体系 。 体现分类指导 、 区别对待 、 实用简洁和操作可行的原则与要求 。 之后 ， 以地级以上市政府为考评对象 ， 广东省委省政府着手制定 广东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绩效考评的指标体系 、 广东省推进珠三角一体化考核的指标体系 等技术性文件 。 其中 ， 广东省
35、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绩效考评的指标体系基于 “规划中给定的指标必须考评 ”， 以及考虑到可操作性等要求 ， 包含 40 项具体指标 ， 其中共性指标 7 项 ， 个性指标 33 项 ， 个性指标覆盖了公共教育 、 公共卫生 、 公共文化体育 、 公共交通 、 生活保障 、 住房保障 、 就业保障和医疗保障等八项基本公共服务 ， 更多针对民生福祉及政府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绩效水平 。 从技术层面上看 ，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评价指标体系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绩效考评的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与重合度 ， 两者的主要差距在于 ： 前者强调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 后者突出主要民生指标值在区域内均等化分
36、布的程度 。事实上 ， 从理念思路 、 指标结构与内容来看 ， 广东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本涵盖了有关民生福祉 、 转型升级 、 社会和谐 、 环境保护等主要元素 ， 可视为 “广义幸福指数 ” 评价体系 。 不同的在于科学发展评价较多强调经济发展过程 ， 缺失主观领域层 ， 导入幸福指数可弥补不足 。 同时 ， 经济发展亦为公众幸福的基础 。 因此 ， 从操作的角度 ， 笔者以为 ， 作为政府绩效目标的广义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并不需要另起炉灶 ， 可在各地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导入狭义幸福指数 。 为此 ， 借鉴层次分析法的思路 ， 再以广东省为例 ， 我们就一级指标与
37、二级指标的重要程度再进行专家咨询调查 ，2011 年 1 月对 76 位专家进行咨询取得两级指标的权重系数 ， 由于收入或 GDP 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同 ， 在评价体系统一性与各地方差异性的均衡中 ， 可考虑对不同地区幸福指数指标的权重区别对待 ， 如对 GDP 水平较低的地区赋予较高的权重系数 。 表 2 是利用专家咨询调查取得指标体系 。总之 ， 以广义 “幸福指数 ” 或国民幸福总值作为政府绩效目标及评价体系旨在提高公众幸福指数 ，推动经济社会转入以人为本 、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 政府绩效评价反映了政府管理寻求社会公平56- -与 民主价值的发展取向 ， 贯穿了公共责任与顾客
38、至上的管理理念 ， 评价指向 “公众满意 ” 与 “结果导向 ”， 毫无疑问 ， 公众满意是公众 “幸福 ” 的基础 。 将政府考评导入幸福指数 ， 不仅是体现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 ， 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抛弃 GDP 主义 ， 并在技术层面实现评价体系的可操作性 。 但理论与实践表明 ， 要使评价具有公信力 ， 评价主体的多元性 ， 尤其是引入第三方评价是行之有效的做法 。 好政府 ， 大众造 ， 所有对政府的公允评价都是为了伸张大众对政府的考核权利 。 “民间对政府的看法能否带来实际变化 ， 其希望并不在于民间的评估体系能否进入体制内部 ， 或代替主流评价标准 ， 而在于坐实民间机构的本分
39、 ， 坚守民间的价值立场 。”16（A2）从该意义上看 ， “幸福指数 ” 评价主体比指标体系更重要 。参考文献 1 休谟 . 人性的高贵与卑劣 ： 休谟散文集 M .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 1988.2 刘伟 ， 蔡志洲 . 经济增长与幸福指数 J . 人民论坛 ， 2005， （1）.3 程国栋等研究 “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 ” 取得初步成果 N . 兰州日报 ， 2006-10-18.4 邢占军 . 西方哲学史上两种主要幸福观与当代主要幸福感研究 J . 理论探讨 ， 2004， （1）.5 建立幸福指数统计指标体系的构想 N . 湖北日报 ， 2010-12-02.6 黄有光 .
40、 效率 、 公平与政策 M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3.7 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重要演讲 Z . http:/ 詹姆斯 布坎南 . 自由的界限 ： 在无政府与利维坦之间 M . 顾肃译 . 台北 ：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 2002.9 Bradburn N. M 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M . Chicago: Aldine, 1969. Andrews F. M. & Withey S.B Social Indicators of Well-being: Americans Perceptions of Qu
41、ality of Life M .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76. Campbell.A., Converse. P. E. & Rodgers W. L The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 Perceptions, Evaluations, and Satisfactions M . 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76.10 Easterlin R. A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A . D
42、avid. P. A. & Red-er. M. W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witz M . New York: AcademicPress， 1974； Easterlin. R. A Building a Better Theory of Well-being A . L. Bruni & P. Porta. Economics and Happiness:Framing the Analysis 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
43、s， 2005.11 Andrew J Happines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J .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07, 445, Nov., 1997.12 Yongil Jeon & Michael P. Shields. The Easterlin Hypothesis in the Recent Experience of Higher-income OECD Coun-tries， A Panel-data Approach J . J. Popul Econ， 2005， （18）.13 Diener, E. D. & D
44、iener C The Wealth of Nations Revisited: Income and Quality of Life J .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5， （36）.14 Hilke Brockmann etc The China Puzzle: Falling Happiness in a Rising Economy J . J. Happiness Study, 2009，（10）.15 郑方辉 . “幸福广东 ” 指标体系应构建科学方便操作 N . 南方日报 ， 2011-04-11.16 评价政府绩效 ： 民间机构应恪守独立性 N . 南方都市报 ， 2009-10-13.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指标数量 权重客观评价 （广东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70%-80%经济发展 GDP 发展速度等 9 项指标 21%-24%社会发展 符合政策生育率等 8 项指标 15%-17%人民生活 城镇失业率等 6 项指标 15%-17%生态环境 森林覆盖率等 7 项指标 16%-18%主观评价 30%-20% 幸福指数个人幸福感等 1 项指标 15%-10%收入满意度等 8 项指标 15%-10%表 2 作为考评手段的 “幸福广东 ” 的评价指标体系责任编辑：杨向艳5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