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沧浪文化初探沧浪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汉水文化乃至楚文化、房陵文化圈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它以道家的深奥哲理和思想宗旨为纽带，维系着历代谪宦逸士的精神世界，从而为后人留下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本文以流传千古的汉江民谣孺子歌（亦称沧浪歌）为主线，钩沉历来的古籍文献及相关学术成果，就这一文化现象略陈管窥之见，藉此求教于专家学者。一、沧浪之水，名出禹经“沧浪”之名，始于何时？因年代久远，已不可稽考。据尚书禹贡云：“ 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 1（p226） ，此为迄今发现最早记载“沧浪”之名的古文献。禹贡大约成书于周秦之际，相传为孔子删订整理，它保存了我国古代重要的地理资料。后来地志之书
2、，自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以及后来各代地理专著，无不以禹贡为依据，诚可见“沧浪”之名由来已久。“沧浪”因何而得此名？清代胡渭在禹贡锥指中解释得很清楚，“沧浪者，汉水之色” 2（p101） ，该书援古验今，博引诸家旧说，议论详明，是研究禹贡的总结性专门著作。此“沧浪”意谓水青色。但是，滔滔三千里汉江，呈“沧浪”之色的江段又在哪里？清代钟岳灵在实地考察后认为：（汉水）源出于陇西嶓冢，历郧乡而下数百里内，山石峣确，涒滩递接，其水奔趋澎湃，初无宁时，至均之关门崖，滩始平，越十数里至槐关，水之自西而东者复折而南，地势纡回，江流乃缓，此处即均之东山焉。山根有崖，水清隐隐可见，但深不知几许，水至此汇渟渊寂，若池
3、昭然。四时惟夏涨则潢流挠漫，非其本色；至霜露泬寥之际，色若结绿，纹如湘簟，较之他水自倍澄鲜。或曰山树阴翳，翠添江色，此殆不然，盖水深则静、静则绿，如天之苍然者，积空气而成，宁有所映带耶？ 3（钟岳灵沧浪赋） （本文所引均州志、续辑均州志中的文字，其标点符号均为笔者所加）上述文字对汉水的流向、流速以及所经之地均作了详明的阐述，对“沧浪绿水”的成因及其四时的变化亦有细致的观察和科学的分析，就文中所言，“沧浪”必在均州（即今湖北丹江口市境内）无疑。从当地流传的诗文中亦可得到相关印证，如明代杜大宾在九日登龙巢望沧浪诗中写到：“禹迹当年知几经，嶓冢导出沧浪脉” 4（p128） ，清代沈冠在沧浪绿水诗中亦
4、写到：“清绝沧浪水，传名自禹经” 4（p134） 。辞源释“沧浪”为“水名，即汉水”，并援引了尚书禹贡的记载 5（p1862） ， 孟子的译注者梁海明先生也认为“沧浪，指汉水上游” 6（p116） ,由此可见，禹贡所云实“指均之沧浪言也”。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应先有“沧浪”之名，而后始有沧浪歌。据孟子离娄上中关于孔子闻孺子歌的记载，当知沧浪歌在孔子（前551前 479 年）生前已被广为传唱。由此可以推断，沧浪歌距今至少已有2550 余年的历史。到战国时期，屈原（前 340前 278 年）因放逐汉北而闻渔父之歌，致使沧浪歌再次名扬荆楚。正是受孟子和楚辞这两部经典文献的深远影响，由沧浪歌而衍生的文
5、化现象渐成滥觞之势。但是一些好事的名儒士宦为渲染炫耀本地的人文历史，常将沧浪的本根文化移至他处，或因考据不详，以讹传讹，让人扑朔迷离，莫衷一是。宋代无名氏在沧浪诗中曾有“沧浪到处得名多，莫题鲁经孺子歌” 4（p123） 的感叹。针对杂说纷呈的现象，北魏郦道元曾引经据典，予以澄清，他说：（武当）县西北四十里，汉水中有洲，名沧浪洲。庾仲雍汉水记谓之千龄洲，非也。是世俗语讹，音与字变矣。地说曰：水出荆山，东南流，为沧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渔父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余按尚书禹贡言，导漾水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不言过而言为者，明非他水决入也，盖汉沔水自下有沧浪通称耳
6、。缠络鄢郢，地连经鄀，咸楚都矣，渔父歌之，不违水地，考按经传，宜以尚书为正耳 7（p421） 。但是，郦道元的论证考辨并未引起后人的足够重视，延至清代，“沧浪之水著于书志者有五：一在于鲁之峄县；其四则皆在楚地。一见于武昌之兴国洲；一见于常德之龙阳县；一见于安陆之沔阳州；一见于襄阳之均州”（钟岳灵沧浪赋） 3。至此，“沧浪”归属之纷争已达顶峰，其矛盾的焦点多集中在“孺子歌处”与“渔父歌处”。 二、孔辙环楚，孺子长吟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到过楚国，这在历史上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孔子在楚地的行踪事迹及活动区域大多语焉不详，鲜有确指。致使人们对孔子均州沧浪之行以及闻孺子歌处的确切地理位置产生怀疑。清代张
7、道南（晋江举人，乾隆三十三年任均州知州）曾说：“均地僻壤，孔圣至楚，辙迹未经，歌听孺子，胡为乎来哉！考峄志，县北有沧浪渊。邹与鲁接壤，所听之歌在彼不在此，故孟子亦从而引之”（张道南沧浪亭记） 8 。但是更多的人则认为，孔子曾涉足均州沧浪，如明代徐学谟在登沧浪亭诗中说：“孔辙昔环楚，沧浪歌孺子” 4（p127） ，清代葛如竹亦在沧浪绿水诗中说：“严陵虽未从中钓，孺子曾为就里歌” 4（p138） 。随着楚文化研究的深入，有关“孔子适楚”的具体细节渐为人知，但是孔子是否到过“均州”地带，尚未明示。涂又光先生认为“楚昭王后期，孔子曾到楚国北部活动” 9（p296） 。而当时“均州”之地正位于楚国北部。
8、史记管蔡世家云：“侯齐四年，楚惠王灭蔡，蔡侯齐亡，蔡遂绝祀。后陈灭三十三年” 10（p218） 。时当公元前 447 年，为战国之初，此时孔子已故去三十二年，以史记所言，“（蔡）后陈灭三十三年”推算，孔子在世时陈国已灭。又“据荀子、战国策等文献记载，楚灭陈、蔡后，再次使其复国，社稷虽存，却被迫迁往楚国西境，约在今湖北保康以东、南漳以北、襄阳西南的群山之中” 11（p152） ，而此地域范围所指，正是包括均州在内的武当山地区。也就是说，该地区曾属于“陈、蔡”之国。虽然复国后的陈、蔡，在时间上略微延后于孔子生活的时代，但是也不能排除复国后的陈、蔡在孔子在世时已迁入武当山地区的可能。史记云孔子“居陈
9、三岁”、“迁于蔡三岁”、“困于陈、蔡之间”，似乎也与后来之陈、蔡相关。“若用楚国纪年，则孔子生于楚康王九年，卒于楚惠王十年，历康、灵、平、昭、惠五王之世” 9（p296） ，“孺子歌是孔子于公元前 489 年适楚时所闻” 12（p241） ，孔子当时已六十二岁，与其生平事实相符。楚灭国研究一书也说：“楚惠王之后陈、蔡社稷复存。只是由于陈、蔡迁于楚之西境丛山之中，少与中原交往，难为他国所知，以致其事迹未更多、更明确地记录下来” 13（p339） 。也许正是此因，致使司马迁在撰写孔子世家时未能将孔子适楚的具体行踪交待清楚。若以上述观点为证，孔子适楚之均州显然不是空穴来风，是言而有据的，闻孺子之歌当
10、在情理之中。另从孔子的生平记述中也可以看出，孔子当年率弟子周游列国，除宣传他的思想和主张以外，采录各地的诗歌风谣也是其出行的要事之一。在他晚年删订的诗经中，“周南”、“召南”皆为汝水和汉水流域一带的作品，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不经过有意识、有目的地采集和整理，像诗经这样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的诗歌总集的出现恐怕是不可能的。在诗经中，六月是歌颂尹吉甫的战功、崧高和丞民则是尹吉甫所作，而尹正是武当山地区的房县人，周宣王时，食采于房，诗人为之赋六月、卒葬房之青峰山 2（p146） 。加之，尚书又为其删订，作为治学严谨的儒学圣人，对“沧浪之水”当然并不陌生。至于沧浪歌为何未收入诗经，这也许与孔
11、子在选编诗经时“取可施于礼义” 10（p325） 的原则标准是相悖的。虽然历史上对孔子均州沧浪之行没有明确的记载，但通过各种古文献的相互征引佐证，并辅以合乎逻辑的推理来作出判断，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三、屈原初迁，渔唱为听楚辞抽思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 14（p131） ；王祖芳先生认为“顷襄王初迁屈原于汉北” 15（p41） ；王继斌先生也指出“屈原第一次放逐在汉北” 16（p111） 。“汉北”究竟在哪里？一说在“沧浪洲的北岸，春秋为麇国之地，战国时归楚后称为汉北” 15（p41） ； 二说在“汉水以北，约当湖北郧阳、襄阳一带”（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三说“汉北包括现今武当山麓汉
12、水之滨襄北、光化、谷城、均县、郧县一带” 17（p80） ； 四说汉北在“今汉水以北宛、叶、樊、邓、随、唐之地”。 18（p106） ；五说在“汉水以北” 14（p136） 。此五种说法，在地域上无非是确指与概指、古名与今名之别，并无此地与彼地之分。从“汉北”的释义中可以得知，屈原初迁之时曾在这一区域范围内活动。杨洪林先生在屈原武当沧浪之行考一文中称，屈原远游汉北之事，“经蒋骥、郭沫若、姜亮夫、蒋天枢、胡念贻诸先生考证，一致认为屈原的确曾远游于汉北”。该文对屈原远游汉北的地理方位、所睹所记自然地形地貌，以及作品中关于自己所行所止的描绘，所住地由来的溯源和对沧浪歌等多侧面、多角度的历史考察后，认
13、定屈原“宿北姑”、“溯江潭”、“狂顾南行、聊以娱心”的确切地理位置理当在武当山沧浪之水滨。又认定“屈原在武当沧浪之时，同孔子一样耳闻了这支蕴涵哲理、楚声楚韵的沧浪歌”。王祖芳先生也认为“屈原到此地（指均州沧浪）后，与渔父对答，其情理正合” 15（p42） 。早在清代，即有人指出：“康熙中，知州王民皞（临川拔贡，康熙十九年任均州知州）修太和山志，谓孺子歌在邹鲁之峄山、渔父所歌在湖南之龙阳亦不足为确论”（卷之十四古迹） 8。屈原的均州沧浪之行，为均州留下了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使沧浪文化继孔子闻孺子歌之后再一次得以提升，也使均州后人更加敬仰和怀念屈原，“系缆沧浪曲，风烟惨客魂，濯缨人不见，竞渡俗犹存
14、” 4（p126） 。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汩罗日，伤其死，故并舟楫以拯之”19（p92） ， 隋书地理志亦有类似记载，此诗足以说明均州亦早有端阳竞渡之风俗。四、汉江遗韵，淹贯古今 沧浪歌是汉江的先民们日常劳动生活的真实写照，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反映了古人崇尚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意识。最初的沧浪歌也许只是自然的流露和表述，或是闲情逸趣的吟唱，并没有赋予如此丰富的内涵。到春秋时期，与中原儒家思想相对应的南方道家思想日益融入主流社会，那些隐于深山大川、江湖草泽的抱道之士胸怀韬略、静观世变，以敏锐的洞察力预示着国运的兴衰和世间的变故。所以沧浪歌经这些高人隐士吟出之后，往往蕴涵了神
15、秘莫测的色彩和难以悟透的玄机。“它虽为寥寥短章，但全篇皆为偶句，而且其句式长短交错，整体又匀称统一，显示出楚歌发展成熟的因素和特点。如果说接舆歌在形式上接近于九歌的话，那么孺子歌则在形式上更类似于离骚，它们都对嗣后产生的楚辞有巨大影响” 12（p243） 。王国维即明确指出：“沧浪、风兮二歌，已开楚辞体格”（人间词话卷下）。但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岁月的流失，沧浪歌至今仅存其词，而难闻其音。幸有杨匡民、李幼平二先生根据孺子歌是五言（加兮节奏）的歌词结构，辅以今天湘澧之间、荆楚江汉等地区的民歌形式和行腔规律，已将其复原 20（p1921） ，再现了汉江古老的乡音旧调。孺子歌初见于孟子离娄上，书记孔子闻
16、孺子歌后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6（p116） 。此歌产生以后，在楚国存续有相当长的时间，而此时道家的哲学思想已经形成并风行楚地，从孔子闻孺子歌后的言论表明，身为一代儒学宗师，并没有真正悟透孺子歌的意蕴哲理。“楚辞渔父记述隐士渔父在劝说屈原与世沉浮、隐退全身之后，即唱沧浪歌鼓枻而去。歌辞道隐世之识，咏隐居之乐，正是隐士阶层和道家思潮于春秋后期在楚地形成后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地域性” 12（p243） 。赵辉先生在分析楚文化的结构和屈原的精神冲突时将屈原与孔子进行了比较，他说：“孔子和屈原虽同样有着理想和道德完善的追求，并且同样都是理想追求的失败者，但由于他们所处
17、的文化环境不同，他们的精神结构不同，因而，屈原走向了深渊，而孔子则仅仅带有一丝自嘲的苦笑” 21（p237238） 。潘世东先生则认为：“导致屈原之死的更为直接和深刻的原因，是屈原人生终极观的坍塌和终极理想的幻灭，以及实现终极理想的三种途径的丧失”（潘世东屈原生命历程的宗教终极观阐释（摘要），原载宗教学研究）。屈原的悲剧人生，促使“屈骚精神”的追随者进行深刻的反思，渔父之歌仿佛一剂醒世良药，对此皆有大彻大悟的理解，较之屈原来说，则是一种超越。所以后世明哲事理的贤人君子，皆以审辨世道变迁为准则，常怀器在身，潜居待时，若遇良机，则趋而就之，大展雄才，辅国安民，成就伟大的业绩；若生不逢时，则隐没其身
18、，保全性命而已，这或许正是沧浪文化生生不息的根由所在。蔡邕（132192 年），东汉陈留人（今河南杞县南），字伯喈。汉灵帝时拜郎中，熹平四年（175 年），与杨赐等奏定六经文字，立碑于太学门外。不久，以事免官。董卓曾征召为祭酒，累迁至左中郎将，人称“蔡中郎”，后以卓党死狱中。蔡邕少博学，好辞章，精音律，善鼓琴，又工书画。清人张道南在沧浪亭记中有“蔡邕汉津赋：顾乘流以上下，穷沧浪乎三澨是已” 8之句，记载了蔡邕当年曾逆水乘舟追寻汉江源头，又顺流而返的经过。期间途经沧浪，访屈原流放之故地，发凭吊怀古之幽情，也许是此次游历的一大动因。葛洪（284344 年），晋代丹阳句容（今属江苏省）人，字稚川，号
19、抱朴子。葛洪少好学，性寡欲，不好荣利，不喜交游。晋成帝咸和元年（326 年）司徒王导召补主簿，后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葛洪固辞不就，晚年炼丹罗浮山中。在其抱朴子内篇释滞中有“濯缨沧浪，不降不辱” 22（p172） 之句，文中借沧浪歌道“渔父隐世避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王逸章注），后遂成为隐居或清高自守者的处世圭臬。郦道元（约 466527 年），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州市）人。历任北魏太守、刺史、河南尹、御史中尉等职。郦道元性好学，注意地理之学。在其著作水经注卷二十八中，首次对汉江沧浪之水的文献史料、地理位置、人文掌故以及世俗讹传进行考辨。苏舜钦（10081048 年），字子美，原籍
20、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实生开封。宋景祐元年（1034 年）进士，召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以祠神奏用故纸钱会客而除名，又为权势忌恨而被贬逐。后退居苏州，1045 年营作“沧浪亭”，自号“沧浪翁”。因其与屈原有类似的经历和遭遇，能从沧浪歌中悟得处世真谛，而后寄情山水，不失为明智之举。严羽，字仪卿，邵武（今福建邵武县）人。宋末隐居不仕，自号“沧浪逋客”。为人“粹温中有奇气，好结江湖间名士”。其大概生于宋孝宗淳熙（11741189 年）中，卒于宋理宗（12251264 年）末年。著有沧浪集、沧浪诗话等。严羽认为写诗“先须熟读楚词，朝夕讽咏以为之本”（诗辨一），又指出“楚词，惟屈宋诸篇当读之”（诗评三
21、一），最后感叹到“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洟满襟，然后为识离骚。否则如戛釜撞瓮耳”（诗评三四） 23。严羽深谙沧浪歌与离骚乃至楚辞的沿承关系，故其对楚辞推崇备至，又自谓“沧浪逋客”，其用意当无须细言。均州是沧浪文化的发源地，自宋以降，这里就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几乎与苏舜钦同时（或许比苏更早），均州亦兴建有沧浪亭。据续辑均州志所录沧浪亭石壁摩崖残迹可知，早在宋治平、宣和、嘉定年间，即有当地仕宦及社会名流泛舟登临沧浪亭的题刻。大岳志略云：“出（均州）大东门望江东岸，有巨石立于山麓，昂耸如马首，平如几，高数十尺。其上有亭，曰沧浪之亭” 24（p564） 。在沧浪亭的周围，旧有大量的石
22、刻、摩崖，有的因久经风雨剥蚀，崖石脱落，已不可复识，如今皆被丹江口水库淹没。现据文献可知者即有宋代以来摩崖 11 处，除记事外，多刻有“孺子歌处”、“沧浪适情”、“碧云”、“拱极”等文字；存沧浪记碑（明嘉靖年间李芳撰）、新修沧浪东山记碑（明万历三年陈诏撰）各一通；录沧浪赋（清钟岳灵）、沧浪亭记（清张道南）、沧浪赋（明周脱野）、游沧浪赋（有序）（清沈冠）、登沧浪望太岳赋（清朱锦慻）共五篇，诗歌近五十首等，这些诗文赋记虽多出自邑宦宿儒之手，但也不乏像王世贞这样的文坛领袖，字里行间反映了文人士子对均州山水的热爱，对孔子沧浪闻歌的敬仰和怀念，对屈原悲剧人生和不幸遭遇的反省与追思以及对沧浪本根文化的固守
23、。特别是明清之际，均州之境，“嵾山冠于五岳，沧浪名于四海，可称名胜之区”（朱锦慻均州志序） 3，游人过客的行踪履迹，都为沧浪增添了一丝人文的色彩。加之大清道光九年，王和斋等人置兰心别墅于沧浪亭畔，成为抒写性灵、吟风啸月以及随时赋景之所，往来酬唱之声不绝于耳，后辑成兰心诗钞，使得明清以来以沧浪为核心的山水文学远远胜于前朝。这些都为当今研究沧浪文化积累了弥足珍贵的文献史料。沧浪文化由一首古老的土风民谣为起因，而最终形成受世人推崇的文化，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沧浪文化说到底是谪宦逸士的文化，是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使那些仕途受挫或怀才不遇的文人士子在苟且性命、
24、不求闻达之际，排遣精神压抑、寻求心理平衡和灵魂归宿的理想方式，是至高境界的解脱。它看似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明哲保身的处世遗风绵延至今。关于沧浪文化的归属问题，本文认为，因沧浪歌的产生时间难以断定，若仅以孔子生活的时代来定，显然是不确切的。均州古称麇国，据左传载：鲁文公“十一年（前 616 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败麇师于防渚（今湖北房县）” 1（p834） 。从中可知，沧浪歌的产生若早于公元前 616 年，就不能以“楚歌”、“楚风民谣”相称，因此时麇国尚未归楚。如果按照徐永安先生对“汉水文化”以“没有明显的时间上限” 25（p19） 来界定的话，沧浪歌当归入“汉水文化”而不是“楚文化”的范畴。沧浪文化在地域上虽隶属于汉水文化，是汉水文化的一个核心因子，但在历史的影响上，却远远超过了汉水文化。如果说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沧浪”的考辨是有意识的研究的话，那么沧浪文化的研究距今已有 1500 余年的历史，至于明清更是蔚蔚大观，从本文的引述中即可见一斑。如果从两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上讲，沧浪文化的研究远远早于汉水文化的研究，并且早已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如果从汉水文化的概念和定义上讲，沧浪文化至少应属于汉水文化的前身。因此，加强沧浪文化研究，对整合汉水文化资源，完善汉水文化体系，促进汉水流域旅游经济发展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