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广州试水小额再贷款公司 小贷“中央银行”有望面世 小额再贷款公司可通过同业拆借、头寸调剂、票据贴现等创新方式为广州小贷公司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酝酿已久的小额再贷款公司终于有望近期面世。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获悉，广州市金融办近日正式印发了广州小额再贷款公司业务试行办法 （下称办法 ）及其实施细则。 被业内人士定位为小贷行业“中央银行”的小额再贷款公司，一方面可以通过同业拆借、头寸调剂、票据贴现等创新方式为广州小贷公司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它还将起到“中介”的作用，成为商业银行和社会资金进入小贷公司的新渠道。 “最后守夜人”央行数据显示，截至 2013 年 3 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655
2、5 家，贷款余额 6357亿元，一季度新增贷款 434亿元。与去年末相比，小贷公司新增 475 家，贷款余额增长 436亿元。 但一直以来，1：0.5 的低杠杆率和单一的融资渠道都是小贷公司发展过程中最大的羁绊。而随着行业的快速扩张，小贷公司突破融资瓶颈的意愿也越发强烈。 从去年开始，已有不少省市推出了“地方小贷新规” ，试图在地方层面突破小贷融资瓶颈。其中，重庆和海南放开的幅度最大，分别将小贷公司的最高融资比例升至 230%和 200%。江苏、四川、浙江、广东四省则提高到 100%。 尽管上述各地金融办从政策上提高了小贷公司的融资比率，但不少业内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由于大部分小贷公司是很难从
3、银行获得资金的，所以提高杠杆率对缓解当前小贷公司的融资难题效果十分有限。 而此次，小额再贷款公司的出现有望系统性地解决这一难题。 办法显示，小额再贷款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对广州市小额贷款公司放款；负责小额贷款公司同业拆借，组织小额贷款公司头寸调剂；购买及转让广州市小额贷款公司的信贷资产；处置广州市小额贷款公司的不良资产；收取并管理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准备金” ；开展与广州市小额贷款公司相关的咨询业务；向广州市小额贷款公司开展票据贴现业务，向金融机构开展票据转贴现业务等多项业务。 在业内人士看来，小额再贷款公司不仅进一步拓宽了小贷公司的融资渠道，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其小贷行业“中央银行”的职能定位，
4、它将扮演起“最后守夜人”的角色。 据广州市小贷业内人士称，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称“广永公司” ）有望成为首家小额再融资机构的主发起人。 “因为是初次尝试，监管部门希望由有实力且正规的国有企业牵头。 ” 资料显示，广永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2 月28 日，公司注册资本金 9.28 亿元，是广州市政府批准设立的国有独资企业，出资人现为广州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包括金融资产经营、物业租赁管理、财务咨询和典当中介服务等。 事实上， “尝鲜”小贷再融资机构的不只广州。 就在今年初，重庆市金融办也表示，正在筹建的重庆小贷公司融资中心已敲定三大投资方，分别为韩国未来资产管理公
5、司、中信证券（行情,资金,股吧,问诊）和一家当地的大型金融机构。据重庆市金融办有关人士介绍，该中心将汇集境外资金和小贷公司的闲置资金，给资金短缺的小贷公司提供同业拆借服务。与此同时，它还将扮演起“中介”角色，成为银行和社会资金进入小贷公司的渠道。 政策大松绑 一名参与制定办法的小贷公司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小额再贷款公司的成立得到了广东省高层的大力支持，从业务层面到制度层面都有诸多突破，创新力度“前所未有” 。 “小额再贷款公司是为小贷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和管理服务的机构，它身处于小贷行业但又不同于小贷公司，如果在目前的小贷公司制度框架内设立再贷款公司会有很多问题。 ” 该负责人称。 他进一步解释到，
6、例如现在小贷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一般最低为 1亿，而根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 （下称指导意见 ） ，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资本净额的5%。 “如果小额再贷款公司也按照这个规则来运作，能出借给小贷公司的单笔金额太少，难以起到再融资的作用。所以，监管部门必须从最大股东持股比例、融资杠杆比例、融资渠道等多方面予以政策松绑 。 ”该负责人表示。 具体来看，在最大股东或主要发起人持股比例方面，根据指导意见 ，单一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关联方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10%。 而办法规定，申请设立小额再贷款公司的资本金不低于 10亿元人民币，并且单
7、一最大股东为合法经营且连续三年以上盈利的法人企业，持股比例不低于 30%，与关联方合计持股比例上限提高到了 50%。 此外，在杠杆比例和融资渠道方面，根据指导意见 ，小贷公司只能从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融资，且融资金额不得超过自有资本的 50%。 办法显示，小额再贷款公司向金融机构等借款规模不得超过股本金的10 倍。这意味着与小贷公司 1：0.5 的融资杠杆比例相比，小额再贷款公司的融资杠杆比例一下子提高到了 1：10。 不仅如此，小额再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也从原来的银行和股东两种渠道增加到了包括股本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小额再贷款公司的“风险准备金” 、政府委托运用资金和企业委托运用资金五
8、种方式。 同时，相比小贷公司，小额再贷款公司单一借贷款人的贷款余额上限也大大提高。 根据办法 ，小额再贷款公司贷款余额不得超过股本金，银行借款，政府委托运用资金和企业委托运用资金的 95%。小额再贷款公司对单一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该小额贷款公司股本金的 1 倍。 5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6674 亿元 同比少增1258 亿元 通胀信贷双回落 业内热议货币宽松之窗是否开启 5 月大幅低于预期的CPI 数据和信贷数据，似乎给了央行足够的降息理由。 央行近日公布的 5 月份金融统计数据，让市场大呼意外：5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为 6674 亿元，远低于上月的 7928亿元和市场预期的 8150
9、 亿元；社会融资总量也出现了大幅下滑，5 月新增社会融资规模仅为 1.19万亿元，也低于市场预期的 1.6 万亿元。 与此同时，银行间流动性也进一步趋紧。5月质押式债券回购加权平均利率3.0%，较 4 月上升0.5 个百分点。6 月以来，回购利率进一步上行，6 月 8 日隔夜回购利率升至 9%以上，银行间流动性趋于紧张。 国家统计局此前不久公布的 CPI和 PPI 数 据亦大幅低于市场预期：2013 年5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总水平同比上涨 2.1%，环比下降 0.6%；全国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 2.9%，环比下降 0.6%。 实体经济数据低迷，显示中国经济的
10、复苏似乎开始遇到明显的困难；与此同时，CPI 又大幅低于预期。按照以往的逻辑，降息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似乎合情合理。但在经济结构调整的新语境下，央行则有可能坚持得更久一些。 经济复苏受阻 统计显示，5 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6674 亿元，同比少增 1258 亿元。 “货币信贷增长放缓，显著低于预期。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其研究报告中称，5 月新增贷款的减少主要来自企业，新增住户贷款环比基本持平。非贷款融资较新增贷款减少更多，导致新增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量中占比显著回升至 56%。 社会融资规模方面，5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 1.19 万亿元，比上月少 5763 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424
11、亿元。 分析 5 月社会融资总规模增速放缓的原因时，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认为，部分是由于银行业监管机构对今年头 4 个月超速行驶的综合信贷踩下刹车，这点体现在银监会近期几项收紧理财产品（特别是非标信贷产品）和银行间资产管理的措施。 而得益于前4 个月金融统计数据的良好表现，今年 1 至 5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4.21 万亿元，同比多增 2792 亿元；1 至 5 月社会融资规模为 9.11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3.12 万亿元。 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04.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8%，比上月末低0.3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 2.6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
12、31.0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3%，比上月末低0.6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 7.8 个百分点。 “5 月 M2 增速显著低于预期。 ”彭文生认为，虽然新增贷款减少，但是人民币存款仍然大幅增长 1.48 万亿元，因此 M2 同比增速回落幅度小。扣除财政存款的增长，非金融私人部门存款增长与上年基本接近。 而与金融统计数据一样，通胀数据也让市场大跌眼镜。 5 月，CPI 仅同比增长了2.1%，PPI 则大 幅下滑了 2.9%，均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与此同时， CPI 和 PPI 环比都下滑了 0.6%，表明整体通胀压力开始 明显减轻。 商务部公布的数据还显示，5 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 3451
13、.07 亿美元，扣除汇率因素，增长 0.4%。其中出口 1827.6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进口 1623.41 亿美元 ，同比增长-0.3% 。 此外，5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2%，亦低于市场预期的 9.4%，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在前 5 个月同比增长 20.4%，低于 1至 4月约 0.2 个百分点，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则同比增长12.9%，高于上月 0.1 个百分点。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刘利刚认为，整体来看，中国实体经济数据明显低于预期，通胀则再度出现了下行的趋势，同时信贷增速也开始放缓，这些均表明中国经济的放缓速度明显快于预期。 也正是由于5 月数据表现较差，澳新银行还
14、下调了今年和明年中国的经济增速至 7.6%和 7.8%，此前则分别为 7.8%和 8.0%。 纠结降息 “整体情况来看，中国经济的复苏开始遇到明显的困难，这也意味着货币政策应该更加宽松。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实际利率开始转正，中国也因此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降息空间。 ”综合实体经济的表现，刘利刚预计央行将很快降息。 事实上，从 CPI 的指标来看，通胀压力的趋缓确实开启了进一步放松货币的窗口。但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央行对于经济增长的容忍度似乎可能增大。 “我们预计央行今年不会调整利率，以及货币政策的重点仍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确保流动性的稳定性。 ”朱海斌表示，经济活动当前的疲软不仅仅是周期
15、性现象，其实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过去几年累积的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和结构性经济改革的作用要比货币和信贷政策大得多。 朱海斌提出了货币政策不太可能进一步放松的两个理由。其一，尽管央行的官方政策表达是坚持稳健（或中性）货币政策，但从整体上看，过去一至两个季度信贷对经济的支持较小，尤其是在一季度社会融资总量创历史新高的情况下。鉴于信贷增长对 GDP的影响一般会滞后，央行可能会更加审慎地对待进一步放松政策。第二，信贷渠道的影响可能不及过去，换言之，货币宽松可能无法有效地解决经济当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相比于刘利刚乐观预期央行降息，以及朱海斌的货币政策不放松，更多的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
16、仍将“稳健” ，但存在放松的压力。 彭文生认为，央行降低基准利率的概率有所增加，但受房地产市场的掣肘，年内降息仍然不是预期中的基准情形。他表示，更为可能的放松方式，是结合利率市场化改革，取消贷款利率的浮动下限。同时，针对近期飙升的银行间市场短期利率，预计央行将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增加流动性供给，降低银行间市场利率。如果资金流出显著增加，带来结构性的流动性紧张和国内风险偏好下降，则有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 总的来看，目前货币政策处在一个微妙阶段，受制于实体经济弱而房地产市场热的结构矛盾，货币政策如何演变取决于未来几个月的经济走势，但放松的压力在增加。 中央财政收入恐陷“保 7”难 经历了罕见
17、的负增长后，5 月中央财政收入的增幅由负转正，不过鉴于中央财政收入持续的较低增幅，财政部今年来首次公开表示，随着营改增试点扩大到全国，将使结构性减税力度加大，预计全年中央财政收入增幅有可能低于增幅 7%的预算目标。 财政部 6 月9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5 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2749亿元，同比增长 6.2%。其中，中央财政收 入 7170亿元，同比增长 2.6%；地方财政收入 5579亿元，同比增长 11.3%。 财政部表示，5 月中央财政收入由前两个月同比下降转为小幅增长。 今年以来累计财政收入数据显示，前 5 个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 56214 亿元，同比增长6.6%，增幅同比回落 6.1
18、个百分点 。其中，中央财政收入 27134 亿元，同比增长 0.1%；地方财政收入 29080 亿元，同比增长 13.4%。 对于中央财政收入增幅低，财政部分析认为，主要是受经济增长趋缓，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下降，实施结构性减税，一般贸易进口增幅低以及去年同期清缴入库 2011 年末部分收入、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 根据 2013 年预算，全年中央财政收入要完成 60060 亿元，比 2012年执行数（下同）增长7%。 上半年已经过去五个月，中央财政收入前五个月累计完成 56214 亿元，占预算完成进度的 45%。 不过，在发布前四月数据的同时，财政部表示，制约后几个月财政收入增长的因素
19、仍然较多，主要是受工业增加值增长趋缓、PPI 下降、企业效益下滑、房地产成交量下降以及实施结构性减税等影响，全年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形势不容乐观。 在本月发布前五月财政数据时，财政部在新闻稿中直言，随着中央财政收入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影响逐渐减弱，后几个月中央收入增幅将有所回升，但制约财政收入增长的因素仍然较多，特别是今年8 月 1 日起营改增试点扩大到全国将使结构性减税力度加大，预计全年中央财政收入增幅有可能低于预算目标。 中央财政收入吃紧从去年下半年来就已显现出端倪，去年全年财政数据显示，中国高达两位数的财政收入增速已经不再。然而在中央财政收入增速乏力的同时，中央财政支出增速仍在扩大，5
20、 月份，全国公共财政支出 10266 亿元，同比增长 12%。其中，中央财政本级支出 2144 亿元，同比增长25.6%，前五月中央财政累计支 出 7776亿元，同比增长 11.3%。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王雍君此前曾表示，不必过于担心中央财政收入同比增速的下滑，因为其绝对数值仍是高的，且下滑幅度仍是可以承受的。且 GDP 变动 1%对中央税收的影响比地方大，所以经济低迷时期，中央财政收入减少的幅度比地方大但同时中央财政也有更多渠道如举债、贷款等方式弥补收入下滑。 对于财政收入整体增速放缓，王雍君认为，更主要的是控制好财政支出。 “政府支出需求没有上限，最佳的办法就是让支出保持灵活性
21、，根据收入来决定支出，保持一定弹性而不是刚性的增长。 ” 不过，在中央财政收入完成 7%全年增长目标困难的同时，受楼市交易火热的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在前五个月增速显著，达到 5579 亿元，同比增长 11.3%，尤其是与房地产相关的税费大幅增长。 数据显示，仅 5 月份，契税收入 315 亿元，同比增长 40%，土地增值税276 亿元，同比增长 27.4%。上述两个税种收入的增幅在 4 月份分别达到 69.2%和 30.5%。 实体经济增长乏力 政府坚持改革而非经济刺激 中国新近公布的 5 月主要实体经济指标都显得较为乏力，在高层表态要“激活货币信贷存量” 、 “分门别类抑制和消化严重过剩产能”
22、后，市场继续期待会有怎样的政策落地。 国家统计局在上周五所公布的数据中，代表实体经济变化的投资和生产出现了增速双双回落的状况。 在工业产品销售方面，市场也是疲软乏力。5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2.9%。如果考虑到5 月份中国464 种产品中有 320 种产品同比增长，量增价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很快会在即将发布的企业利润中有所体现。在投资方面，尽管 20%的增速表现仍然稳健，但野村证券的经济学家张智威认为，新屋开工数量、房地产交易数量以及土地拍卖增长均在走弱，而新项目的批准也在放缓，这显示出投资增速在未来几个月里呈现向下趋势。 海外投行在分析 5 月数据时都表现了不同程度的担忧，但当
23、前政府高层的表态则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总体平稳，经济增速仍处于较高合理区间，特别是就业保持稳定。 但政府也承认，经济运行中错综复杂的因素也在增加。 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迟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也认为，从调控政策走势看，虽然经济增长从数量上看呈现乏力，但基本上还在正常的、可控的范围内。他指出，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已经有所下降，同时经济处于调整结构、转型升级阶段，需要给市场运行、经济调整腾出时间。 6 月 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河北主持召开环渤海省份经济工作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分析其中的“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激发市场活力” 、 “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市场和经
24、济内生活力、释放消费和民间投资潜力”等多项要求，市场方面认为，政府在未来可能会加大放权让利的力度。 很显然，新一轮的减少审批可以大幅增加企业经营效率，而且更大的意义在于，一旦减少一些不负责任的规划和审批，就可以防止资源在政府主导下形成资源错配。现阶段存在的信贷资金不进实体、低效率的基建投资过度膨胀，往往都被看作资源错配的后果。 在 5 月份下放了一批审批事项后，有报道称，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在中国产业改革发展年会上透露，6 月份继续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权，年内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扩大 OTC市场试点范围，拓宽民间资本投资领域，以及通过改革推进城镇化进程等措施。 由于下半
25、年要迎来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分析师们认为重大的改革措施会在这个时点作出。如果经济持续低迷，张智威认为，随着这一时点的到来，政策宽松的风险也在上升。 至于通货紧 缩，或许从 CPI 所表现的数据面还难以在短期看到这一趋势。除去食品这样波动较大的产品类别外，中国 5 月 CPI 中非食品价格上涨稳定在 1.6%，占据 CPI约三分之一比重的服务价格上涨 2.8%，PPI 中的生活资料价格在 5 月同比上涨 0.1%，因成本形成的涨价因素仍明显存在。加上猪肉价格已经止跌反弹，温和通胀的情况仍将在未来保持。 胡迟也认为，由于宏观政策仍应当保持稳健，迄今为止，央行一直未有大的政策手段放出，而且预计近期也
26、不会采取降息之类的措施。 两份报告 PK 财税改革 ：增加地方财力上万亿 作为全局改革的重中之重，财政改革“牵一发动全身” 。在营改增背景下，理顺中央和地方目前严重不匹配的财权事权，被认为下一轮财税改革的突破口和最大挑战。 据测算，正在进行的“营改增”若全面推开，将导致地方财力大幅减少约 1.2 万亿，加之地方政府自身财力加上中央的转移支付本来就难以覆盖地方的支出责任，重新定义中央地方关系，已成为改革设计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近期，由 CF40课题组成员马骏和白重恩共同执笔的关于财税体 制改革的思路 ，以及魏加宁和李波共同执笔的构建有利于地方改革创新的统一大市场给出了大胆的解决方案：通过税收环节
27、或者分成规则改变，增加地方财源 1 万亿2 万亿。 虽然在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角度持相左观点，但两份报告都支持以市政债和房产税作为地方政府长期支出财力保障和城镇化融资的重要来源。 此外，报告构建有利于地方改革创新的统一大市场还建议，规范地方保护主义，推动司法“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 ，促进公平竞争，并实现中央-省-县（市）三级行政架构。 重新定义中 央地方财权事权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已经过去了 20 年，当时建立的分税及激励机制已经难以适应目前的经济形势，导致地方支出责任过大，规则上支离破碎，土地财政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地方政府。而 “营改增”的继续推进会进一步严重加剧地方财力与事权
28、不匹配的矛盾。报告预测，改革如全面推开，地方财政将减少约 1.2 万亿人民币。因而， “营改增”也被认为是全面改革税制、推动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的突破口。 为了弥补地方财力，两份报告给出了几个可选方案：将特别消费税和车辆购置税改为在消费端征收，并划归地方；将增值税的地方分成比例提高 2025 个百分点，将个人与企业所得税的地方分享比例提高 10个百分点；将增值税税率降低至 12%，允许地方开 征税率为 8%的零售税。几个方案将 累计增加地方政府收入1 万亿2 万亿，足以覆盖增值税改革减少的地方财政收入。 此外，两份报告建议，大幅减低专项转移支付，今后几年，将一般性转移支付占全部转移支付的比重
29、提高到 2/3 以上。 尽管地方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学界已有共识，但下一步哪些事权该集中到中央、哪些事权该分散到地方，上述两份研究报告提出了不同的思路和建议。 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路认为，在如国防、地方性交通等此类可以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支出责任的事项外，其他领域的支出责任的划分应根据外部性、激励兼容等原则， “就事论事” 。具体来说，马骏和白重恩详列了七个方面：司法领域推动“去地方化” ，加强国家环保部对跨省区污染问题的监控和执法责任，监控全国性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提高对跨省区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比例，上收基础养老金的管理和弥补缺口责任，承担协调医保跨区域结算的功能，上收主要宏观数据的统计责任
30、。粗略统计显示，这将减少地方支出责任大约 2000 亿元。 魏加宁和李波撰写的构建有利于地方改革创新的统一大市场报告则指出，财税改革方面不急于改变中央地方之间现有的支出职能划分，除了推动司法权的“去地方化”以外，其他地方事权目前可继续由地方掌控，同时在地方仍然承担较多事权的前提下，需要赋予其相应的财权。 开闸市政债 “在一系列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与金融关系中（包括事权划分、财权划分、转移支付、地方债务、地方金融机构监管等） ，地方债务是最可能构成系统性和宏观风险的问题。 ”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路报告中如此描述地方债务的严峻性。 数据显示，2009 年以来地方平台债务大幅上升到 GDP 的20%左右
31、，一些地方已经出现偿债 风险；随着监管层收紧银行对平台贷款，2012 年开始，地方平台开始转向以信托贷款等方式融资，地方债务风险开始又以新的形式体现出来。 报告认为，中国地方融资需求每年约为 5 万亿，而地方上得到允许的地方政府公债和城投债这类“阳光融资渠道”仅能提供 1万亿的资金，这便造成了地方债务反复出现。 因此，两份报告都建议，逐步建立以市政债为主体的、有较硬预算约束的地方融资体系。如何对地方融资体系进行硬约束？报告提出可以通过立法规定市政债余额的上限和用途，要求地方政府公布资产负债表，明确中央地方支出责任以及强化信息披露，加强审计等手段来帮助提升对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 而在备受关注的房
32、产税方面，两份报告都建议逐步扩大房产税试点，到 2020年前房产税基本覆盖主要城市。对于存量还是增量征收的争议，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路报告建议近期优先考虑对增量而非存量征收，此后逐步扩围到存量。 构建有利于地方改革创新的大市场则认为，初期可考虑允许不同地方选择不同方案试点，逐步优化趋同。 此外，在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方面， 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路报告还建议，将煤炭资源税税率提高59 倍，将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排污征收标准提高 12 倍，中期将排污收费改为环境税，在主要城市实行汽车牌照拍卖制度。 国企上缴利润 提高至 30%40% 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路指出，需要关注中长期预算框架，增强财政的可持续
33、性。报告的研究表明，在中长期内，养老金缺口、医疗成本、环境欠账、地方债务、铁路债务、政府担保等隐性和或有负债将导致很大的政府债务风险，如果不改革，到 2050年政府的显性债务占 GDP 的比重将明显超过100%。 此外，我国预算管理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法制化程度过低。包括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保预算四本预算在内的全口径预决算的审议格局虽已建立，但除了一般预算外，基金预算尚未完全包括体制外收入，大部分国有企业利润尚未进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全口径预算虽然框架已经建立但尚未做实。 基于此，报告建议：完善预算法 ，人大不但要有对预算的审议权，还需要有修改预算的权利；新的税种
34、的设立必须通过人大常委会的批准；政府一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应当保持完整性；赋予社会公众申请预算公开的权利，并为权利的行使提供法律援助。 此外，报告还建议，通过提高地方预算透明度迫使其回归“公共财政” ；提高国企向公共预算上缴利润的比例，争取在五年内将此比例提高到 30%40%；在明确的时间内，将全部被认可的体制外收入纳入预算，宣布其他政府收费为非法；政府预算在提供流量数据的同时，应公布金融负债和资产等存量指标；以“经济性分类”数据和部门预算为基础，将包括大部分“三公消费”的“机构运行支出”单列一个报表并予以公开。 市长们谈四万亿地方债：给我 5 年时间就能加倍
35、赚回来 当地方政府的一把手们被媒体包围、不可回避地谈论起地方债务来时，他们通常会微笑着告诉那些记者：“举债才能发展。 ”接着补充一句， “我们的债务风险总体是可控的。 ” 事实是否如此？去年 11 月至今年 2月，国家审计署对共计 36个地方政府本级 2011 年以来的政府性债务情况进行了审计，近期公布的审计结果显示，截至 2012 年底，36 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将近 4 万亿元。而有多个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达到了国际警戒线。 这份审计报告还指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土地出让收入增幅下降，部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加大；部分地区高速公路债务规模增长较快，偿债压力较大；融资平台公司退出管理不到位，
36、部分融资平台公司资产质量较差、偿债能力不强等。 4 万亿债务 上述审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2 年底，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为 38475.81 亿元，比 2010年增加 4409.81 亿元，增长12.94%。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 的债务 18437.10 亿元。 根据上述审计报告，融资平台公司、地方政府部门和机构举借的分别占2012 年底债务余额的 45.67%、25.37% ，仍是主要的举借主体。从债务资金投向看，用于交通运输、市政建设、土地收储、教科文卫、农林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保障性住房等支出占已支出债务额3.64 万亿元的92.14%。 对于政府性债务，国际公认
37、的 警戒线标准 是债务率达到 100%和偿债率达到20%。其中，债务率指债务余额与地 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为衡量债务规模大小的指标；偿债率指当年还本付息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为衡量当期偿债压力的指标。 根据审计报告，36 个地方政府本级中，有 10 个地区 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 任的债务，有 16 个地区债务率超过 100%。 从偿债率看，有 14 个地区 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偿债率超过 20%，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有 20 个地区偿债率超过 20%。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指出，尽管我国地方政府目前总
38、体债务水平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正在加大。 他认为，导致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大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近段时间连续的房地产调控对房地产市场造成一定的影响；二是土地资源本身有限，因为有 18亿亩耕地红线的限制，所以土地不能够无限供给；三是地方政府的投资有扩张冲动，这种情况也导致了风险的加大。 市长们的“小算盘” 4 万亿债务背后，举债主体地方政府究竟是怎么想的？哪些因素促成了债务的形成？中西部某个城市的市长给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详细地算了一笔账。 这座城市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市政府正加大投入对城市基础设施进行改善。而桥梁、快速路网、城市新区，这些给城市带来新面貌的钢筋水泥无一不需要用
39、钱来浇筑。 这位市长简单地算了算投入产出。 “拿我们重点建设的某个城市新区来说，现在那里的地卖 50 万一亩，但是整个基础设施上去了，价格就是 1000万一亩。你说我举债，给我五年时间，那边配套跟城区一样成熟，我投几百亿下去，1000个亿回来了。 ” 他对还债很有信心，表示只要城市的发展有空间就不怕，而如果发展已经很充分，经济增长已经跟发达国家一样低速，那举太多的债可能就有问题。他认为，在欠发达地区，在快速发展的时期，城市肯定需要适量举债来谋求快速发展。 “在这种阶段，价值提升的速度可能比基础设施投入的速度还要快。 ” 适量举债的背后推动力是谋求一座城市的“率先发展” 。这位市长上任后做的第一
40、件事就是进行城市交通综合规划和城市快速路网的规划建设。 他如此描述交通和城市形象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再过两年交通好了，整个环境改变了，招商引资的形势就此转变，吸引力随之增强。其实往往拉动几个项目，投入一点钱，整个价值就提升了。 ” 这位市长的想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珠三角某市的市长也曾对本报表示，政府债务很重，但“有能力应付债务，通过债务的一些重组，可以拉长债务的还款期限，比较好地解决债务问题，还能干一些事” 。 广州市副市长陈如桂也曾在今年 3月谈及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债务问题时论及举债的必要性。他说，如果当时没有抓住国家的宽松政策，现在就很难有机会融资来加大环境治理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当
41、时不是这样去合理举债，加快城市建设，现在再推进这些水治理工作，付出的代价要比当时大很多倍。 “当时”指的是 2010 年亚运会前，广州通过组建七大地方投融资平台进行融资，对城市面貌进行大规模的整治和建设。 令前述中西部某市长苦恼的是，现在国家的政策越来越紧。他认为这对欠发达地区是不公平的， “我们正准备发展的时候你掐死它” 。他认为国家推出政策时应该考虑差异化，对发达地区、中等地区、欠发达地区进行区别对待，比如在土地管理上给予不同政策，以适应不同地区的发展需求。 不完善的债务制度 这份审计报告中指出了地方债务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债务制度不够完善、债务资金管理使用不够规范等。 报告指出，目前
42、国家尚未出台统一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虽然部分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些债务管理制度，但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规模控制、预算管理和风险预警等管理仍显薄弱。截至 2012 年底，36 个地方政府本级中，超过一半尚未编制债务预算或债务收支计划，三分之二尚未建立债务风险预警制度。 广东省财政厅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黎旭东对本报表示，地方政府适当欠债不怕，关键是看偿还能力，以及对于还债是否建立起相应的机制。 黎旭东称，地方政府不借钱很难发展，所以借钱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大家关心的是钱是不是借多了，借来的钱有没有被贪污、挪用。他认为，地方债的监督状况目前不太理想，管理、决策都不是太严密，相关法律法规也存在缺位现象。 以
43、建设项目招标为例，广东省提出政府采购应该要有两个竞争：供应商竞争和代理机构的竞争。而现在基本上代理机构是由政府采购人指定的，这就为权力寻租留下空间。 黎旭东表示，现在各地搞城市建设都是各市做自己的，缺乏一个来自更高层面的规范和指导， “城市基础建设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完全没有规定。 ”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对本报表示，在 GDP 作为政绩重要考核标准这一大背景未改变的情况下，面对“保增长”的诉求，地方政府面临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而在此压力下，如何迅速融资加快经济发展是当务之急，随之产生的债务问题最终都被留给了下一届政府。 继续改革：聚焦中国未来新动力 面对变化之中的中国经济格局，在此次
44、成都2013财富全球论坛会场内外，世界 500强企业 CEO 以及嘉宾都将探讨的重心聚焦于中国经济改革。 在承认中国经济面临挑战巨大之时，确保下一阶段的投资质量和效率成为会议共识。 “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已经动力不足了，毫无疑问需要重启改革。 ”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M. Paulson）在 6 月 7 日的论坛上表示， “我认为中国应该专注于经济的长期前景，也就是要可持续发展。不过，中国目前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比保持 7%的增速更重要。 ” 而在 7 日同天所举行的一场中外能源巨头对话当中，包括中国石油（行情,资金,股吧,问诊）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美国通用电气公
45、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Jeffrey R. Immelt）以及杜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柯爱伦（Ellen J. Kullman）在内的三位CEO 也达成共识，即中国应推动能源清洁化转型。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呼唤重启改革 自卸任以来，频繁访华，并多次会见中国领导人的保尔森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在成都 2013财富全球论坛上，保尔森就中国经济改革议题发表了自己看法，他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充分诊断了问题，即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动力不足。 重启改革是毫无疑问的，目前光靠国家牵头进行基础投资，过度依赖出口，以及政府财政激励措施来保持快速增长已经不是长久之计，保尔森表示，中国需要推动服务
46、业发展，刺激内需，发展资本市场并推行利率市场。 保尔森表示，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在过去长期实现高增长，大量企业在做投资，与此同时，中国的储蓄大众却没有机会参与分享经济增长红利，中国储户需要存很多钱来确保自己的生活，但存款处于实际负利率状态。 另外，中国还不具备与经济规模相匹配的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中国储户应该拥有最好的金融服务。保尔森表示：“这个经济体已经太庞大，光靠行政指令是不行的，需要进一步做到缩小政府行为，并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要求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进行竞争。 ” 保尔森断言，中国未来在于私营企业的发展， “私企是中国经济创新的源泉，所以私企的发展需要被支持。 ” “政府已经表
47、示将要进一步下放审批权，继续向市场、社会企业放权。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则认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并不在于投资的数量多还是少，而是在于资本配置效率：“关键要判断如何进行投资、谁来进行投资、怎样投资、谁为投资负责。” 蔡洪滨表示，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增长转向消费驱动增长模式需要一个过程。 “常来中国的人对中国经济很乐观，但从不来中国的人总是预测中国经济将崩溃。 ” 对此，美国最大的地产商铁狮门的全球总裁徐瑞柏（Rob Speyer）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总体来说，在中国投资的风险方面持谨慎态度，但是他们认为投资的红利，肯定会超过在中国投资的风险。 “我们在中国是长期投资者。投资导
48、向都是针对以后1020年做出的。 ”徐瑞柏表示，例如他们在选择进入一个新城市之前，第一个标准就是看这个城市经济增长的潜力。 当时就曾预测成都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徐瑞柏表示，当时中国政府要进行西部大开发，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为此他们也在成都春熙路的核心地带开发了晶融汇等房地产项目。 中国应推动能源清洁化转型 保尔森指出：“中国在环境方面的挑战也很大，但庆幸的是中国领导人已经诊断出了问题，并提出了许多有效的解决方法。目前的困难在于，中国经济规模如此之大，要改变增长模式很难一蹴而就。 ” 在此方面，在 7 日的论坛上，傅成玉指出，目前煤炭占中国能源消耗总量的近70%，而在未来的
49、 2030 年中，这一格局改变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中国来说第一的任务是增加能源供给，未来主要的还是化石能源，我们的责任是把化石能源变得更清洁。 ” 近年以来，中东部地区频发的雾霾天气、日益严峻的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都对如何提高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的清洁度和利用率提出挑战。傅成玉表示。 对此，伊梅尔特表示，中国政府必须下大决心，推动大规模的改革。 “通过调整能源定价机制、制定能源利用率和污染排放标准等硬性指标，来推动整体中国的能源清洁化转型。 ” 不过，伊梅尔特对中国政府更有信心， “中国与美国政府不同，一旦下定决心，就能成功推动大规模的转变。 ” 傅成玉指出，目前中国亟待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能源配置效率和转化效率以及在生产制造领域节能三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 “例如，大电网、大电厂之类非分布式的能源使用方式，会加剧在各个领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