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重庆号巡洋舰武装起义回忆录（一）作者:leiling44 2010-05-19 11:10 星期三 晴前天在网易博客上看到了关于上世纪解放前，蒋介石的重庆号巡洋舰武装起义（文中称为“背叛”）的文章。因为父亲的挚友李铁羽就参加组织了重庆号的武装起义，我非常关注，并以李铁羽的名字搜索了一下，有幸搜到了发表在海军铁血网上的，参加组织武装起义的眭世达先生的回忆文章。说心里话，我看到网友们，对重庆号武装起义的评论，心情是非常复杂的。李铁羽叔叔他们当年事痛恨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才不顾生命危险，投奔光明的。人们向往光明的理想世界也是人性使然吧！尽管历史的发展，更怎么样，那时热血青年书写的历史是不容抹杀的。还要
2、说一下，蒋介石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独裁专制，镇压青年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历史也是不容抹杀的！当年，在北京灯市口老妇联附近，特务镇压进步学生，有的学生爬上高烟囱，特务在下面用狼牙棒打学生，学生们顿时鲜血淋漓；三轮车工人们将下面的学生围起，掩护进步学生们逃走。这个历史事实我父亲作为进步的新闻工作者报道了，我奶奶也亲眼目睹过。蒋氏父子到了台湾，80 年代前不是依然继续他们的威权统治吗！为记住历史，转载、重庆号巡洋舰武装起义回忆录（一）原创“重庆”号巡洋舰武装起义回忆录( 一)博客帖 文章提交者：zjxll1 加贴在 海军论坛 铁血论坛 http:/ （第一排左起第一人是李铁羽？） 转自铁血社区 ht
3、tp:/ 这是眭世达和他的四联装自动 40 炮 前 言 参加重庆号巡洋舰武装起义回忆录一文是根据亲身经历在 1979 年回忆写成。但从未发表过。在此后 20 多年中，有许多同志也写了“重庆舰走访事情” 版本多样，内容差别较大，有些不符合历史事实，并以讹传讹，甚至在互联网上也有讹传。 为了对历史负责，故将 1979 年原稿重新打印成册，给朋友们留个纪念，给后人留个真实的历史纪录。笔者 眭世达 转自铁血社区 http:/ 2006 年 2 月 25 日 一、赴英接舰 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出于谋生的目的，我考入了国民党海军教导总队学兵大队，入伍后才知道这个部队还有另一个名称：“赴英接舰，参战学兵大队
4、”，这个部队是为了到英国接收一艘轻巡洋舰和一艘护航驱逐舰，并参加英国舰队对德作战而建立的。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参战任务没有了，但接舰任务还存在。我们在上海接受了八个月的预备训练和英语学习，经过英国派遣人员的挑选，于一九四六年十月被送往英国。我们这批共 400 余人，被分配到英国各个皇家海校学习，我被分配在一所皇家海军枪炮学校，校址离伦敦约三十公里，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它曾多次为日本海军培训过大批海军骨干，在第二次大战中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海军骨干，就曾在这里学习过，这里教学设备在当时很先进，模拟实战环境的半球体银幕和音响效果逼真到如同身入其境，从理论学习、模拟射击到实弹射击，都使我很感
5、兴趣。这个学校的历史渊源和学习环境，使我们产生了建立一支强大的中国海军的民族责任感，我们学习认真而紧张，英国教官曾对我们说：“但愿你们不要象日本人那样，学去海军技术，回过头来打我们！” 学习虽然紧张，但每三个月有十天休假，这使我们愉快地熟悉了英伦三岛各地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大家对这种异国生活都感适意。此时英国政府正由工党执政，报纸上公开讨论是否应该取消皇室改共和制，为了显示“劳工第一” ，在工人下班时刻，全体军政人员和白领阶层人士都得站在一边给下班工人让路！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大为惊奇，我看到了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它的“民主” 方式，在这种环境下，我在同学们当中成了政论爱好者、我的政论对手是一位
6、“青年军联谊社” 社员，他是一个独裁制度的拥护者，他认为英国人可以讲民主，而中国人则愚昧无知，不能讲民主，只能讲独裁，只能有一个党、一个领袖。但我对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的丑态和腐朽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但这位仁兄却说：“领袖” 是廉洁的，只是下面捣坏了！这种争论导致他常给我戴“红帽子” 。“红帽子” 对今天的人是一种光荣，而在当时就象今天给人戴“白帽子” 一样使人难堪！由于当时国民党不能在英国进行特务或政治活动，我们的争论还算自由，长此下去不由引起了一个念头：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从而产生了对共产党员想作一番了解的要求，从国内传来内战和贫困落后消息，令人十分烦恼，虽然国外生活优越
7、，大部分同学麻醉在眼前的欢乐之中，而有现实感的人，不能不看到国内等待着我们的正是内战和贫困！我希望中国有一支抵御外患的强大海军，但我不愿回国参加内战，常为以后地命运担忧，当时被认为摆脱内战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利用已学到的海军技术，逃亡到外国商船上海员。（后来的确有许多同学走上这条道路，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商船船长，航行在世界海洋上。）当时我也积累了准备逃亡的路费，但最终我被共产主义理想引向革命的道路。 在海校学习结束后，我被转到皇家海军一艘重巡洋舰“荣誉” 号上实习，开始和同学毕重远（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接触，以后又转到“曙光” （AURORA ）号轻巡洋实习时，和毕重远接触增多了，因为他是
8、舰上兼职图书馆管理员，他这里的苏联小说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给我阅读了母亲、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书中革命者的形象强烈地感染了我，使我想到中国的现实，想到幼年失去了母亲，童年时期随着失业父亲沿街乞讨饥肠辘辘的悲惨生活，想到寄人篱下和当学徒那些充满屈辱苦难的少年时代！显然革命的种子已经在我心中萌芽，我向往革命了。这时我的好友毕重远同志又给我看了一本“唯物辩证法 ”，尽管这本书对我太深奥、太抽象，但它仍然引起我浓厚的兴趣，知道了共产党不简单，八路军、新四军的点滴传说，也逐渐加深了我对共产党敬仰之心，而那个独裁腐朽的国民党却称共产党为共匪！这引起我极大的愤慨，由于思想激烈变化，开始
9、明白自己不应再随便和人争论了，沉默寡言更使我越来越感到无法忍受现实生活，这时除毕重远外，我还结识了思想较进步的于家欣、陈斌、逾述之等。由于向往革命，我改变了国外当海员的打算。约在一九四八年四五月间，我们完成了在英国的学习和实习，正式接收了“曙光 ”号这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称为 “银色鬼怪”的地中海“K” 舰队旗舰，并改名为“重庆” 号。这艘轻巡洋舰，一九三六年下水，排水量七千五百吨，它长 153 米，宽 15.2 米，有六门六寸口径（152 毫米）主炮，八门四寸口径（ 104 毫米）高射炮，十二门近距离自动炮，七枚 24 寸直径鱼雷，共有七部航海和炮瞄雷达及六十一部无线电台，其中长波电台可进
10、行全球通讯；四部蒸汽透平机六万四千匹马力，可使舰速达到每小时 32 海里；有火炮指挥仪，可控制火炮对海上或空中目标的射击。这艘军舰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绩辉煌：它曾在挪威、那维克（NARVIK）港摧毁过德军工事和火药库；在斯匹次卑尔根（SPITZBERGENIS）岛击沉过德国“勃力世” 号巡洋舰；一九四一年编入地中海“K”舰队为旗队，击沉过意大利驱逐舰两艘，击沉运输舰十艘、伤八艘；一九四四年欧洲盟军总司令、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曾乘该舰指挥对班太雷利亚（PANTELLTIAI）岛的攻击；它也曾参加过对西西里（CICILY）岛登陆战及争夺希腊海岸的战役；并在阿尔及尔港当了英皇座舰，这是当时的
11、一艘现代化舰艇，一旦加入国民党海军舰队，就成了吨位最大、火力最强、舰速最高的作战舰只，我们接收了这艘巡洋舰和另一艘已改名为“灵甫”号的驱逐舰，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从英国朴斯茅斯港一同启航回国，途径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经过马耳他岛，穿过苏伊士运河，红海进入印度洋，途径哥伦坡、新加坡、香港等地于八月驶抵上海，由于沿途进行访问活动，航程历时三个月，几乎每到一个港口，都受到侨胞们的热烈欢迎，这些海外孤儿看惯了列强战舰的耀武扬威，一旦看到中国海军，人人都象节日般地兴奋！可是，几乎在每一个港口都有逃亡者（留在国外当海员），尤其在新加坡、香港两地逃亡者为数最多，这使我们每接近国土一步，心情就愈加沉重
12、！彷徨不安的归国者嗅到了内战的火药味。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四日，“重庆”、“灵甫” 两舰驶抵南京，向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报到，并开始分批放假，这时我和于家欣、陈斌计划利用放假投奔苏北解放区，于家欣先随陈斌到泰州找关系，我到扬州探亲等他们的消息，不想陈斌受地主家庭影响而动摇，于家欣在人地生疏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单独行动，结果在边界被捕，我也只好暂回军舰。 由于远航归来，“重庆”舰驶往上海高昌庙造船厂入坞检修，此时解放战争正在华北、东北战场激烈地进行着，军舰在检修期间不能参与战事，使我有时间周密地考虑如何进入解放区的办法，这时国民党对我们加强了政治宣传，语无论次的宣传者一会儿说：“共产党抓到戴白帽的水兵
13、就杀头” ；一会儿又说：“投奔共产党的人，会落得先甜后苦”！并要叛徒叶青来高昌庙码头演讲，出于对卖狗皮膏药的厌恶，我没去听。二、在辽沈战场上 转自铁血社区 http:/ 一九四八年，在半殖民地色彩浓厚的黄浦江上，最好的码头被外国人占用着，外滩江面的水鼓、系缆着美、英帝国主义的战舰和商船，而“重庆” 舰只能停泊在高昌庙偏僻的江面上。经过检修的 “重庆”舰在一九四八年十月终于被投入了反人民的内战，在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及其随员的督促下，“重庆” 舰驶向东北战场，此时我解放军展开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已被围困在长春、沈阳、锦州为中心的三个包围圈内，“重庆”舰在桂永清亲自指挥下，先后在烟台、秦皇岛、葫
14、芦岛、营口等地向岸上目标进行了炮击，以支援地面部队的行动。 一天“重庆” 舰突然驶往塘沽，因航道水浅不能驶近港口，“重庆”舰就在塘沽海面抛锚，似有特殊任务，果然在下午三时左右，一艘腥臭的鱼船，载着蒋介石本人和他的随从，卫队数十人，伴随着鱼船上多得难以想像的绿头大苍蝇上了“重庆”舰，渔船上航行的颠簸，使这位“党国领袖”已面无人色，他在桂永清陪同下进入司令住舱。被洗刷得一尘不染的甲板上，却留下成群的苍蝇！蒋介石的双枪卫士们，使半截军舰成了禁区，不久，“领袖”要通过舰上的有线广播对我们训话，我们以为这位老政客要装点门面，卖点狗皮膏药以拢络人心，不想他拿起“军人守则十二条 ”使牧师一样朗诵起： “一、
15、忠勇为爱国之本；二、孝顺为齐家之本；三、”他将有文化知识的，见识过欧洲民主的 “重庆”舰士兵，当成了愚昧之徒！ 辽沈战役已经进入关键时刻，蒋介石来是为了在舰上召开辽沈战区高级军事会议，到会者有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付司令范汉杰，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等陆海空高级将领，当时沈阳、锦州两个包围圈日益缩小，久被围困的长春对蒋介石已是鞭长莫及，扭转辽沈战局的最后希望，是打通葫芦岛至锦州的生命线，从而获得来自海上的后勤支援，另一方面从沈阳出重兵，从两个方向夹击以解锦州之围。于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战斗打响了：廖耀湘兵团以十一个师又三个骑兵旅之众向锦州逼近，但被阻于黑山。在葫芦岛方面，国民党调动
16、运输舰和征用大批招商局的商船，运送包括从台湾抽调来的大批部队在葫芦岛登陆。我们眼看这些部队被一列列的火车运往距葫芦岛数十里外的战场，集聚的兵力共达十一个师。可是，这些国民党增援部队被我英勇的解放军阻挡在塔山，高桥仅有一千多公尺宽的濒海走廊上，不能前进。此时“重庆” 舰和另一艘“ 永”字号驱逐舰被派往塔山，高桥近海面担任炮火支援。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重庆”舰支援国民党地面部队对塔解放军阵地发起猛攻，不分昼夜的战斗激烈而残酷，竟出现了以营为单位的一次又一次的集群冲锋！但始终未能突破塔山守军阵地。在激战中，“重庆” 舰在桂永清亲自督战下干了最坏的事情，六门 152 毫米口径的主炮，几乎打光了全部储
17、存炮弹，在雷达、光学仪器和计算机组成的指挥仪控制下，“重庆”舰炮火对固定目标射击，无疑相当准确，这使我解放军塔山阻击部队在炮火下遭受严重伤亡！后来被命名为“塔山英雄团 ”的一个部队当时只剩下十八人。由于我是近距离自动炮手，我的炮没有投入战斗，然而一阵阵震撼舰身的主炮齐射声，却使我心肝撕裂！这次战役随着锦州解放，葫芦岛增援部队在塔山被击败，廖耀湘兵团在黑山、打虎山全军被歼，葫芦岛的最后撤退而告结束，整个东北也随之解放了。 在这场我亲眼所见的残酷战争中，我看到占有技术装备优势的国民党军，在民心和士气上却处于劣势，显然敌不过人心所向，士气高昂的我英勇解放军。“重庆” 舰依靠技术上的优势，抛锚停泊在安
18、全距离以外的杀人行径，使我感到耻辱和愤慨！只有那些为数不多的反动家伙扬扬得意，而绝大多数士兵虽有不满，却逆来顺受，得过且过。这场战争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蒋家王朝的憎恨，此时我下家决心：一定要投奔共产党，投奔光明。 三、没有成功的逃亡 “重庆” 舰于一九四八年底返回上海，腐朽透顶国民党政权对中国人民最后一次大骗局暴露出来了，流通使用才不过数月的“金元券”，惊人地贬值了！物价一日三涨，士兵们一个月薪响竟吃不上两碗阳春面，那些不懂生意经的重庆舰官兵，在葫芦岛卖掉了在国外积蓄购制的手表和金戒指，原想回上海后再买进，能多少捞一点，可是“金元券”的贬值却将这些倒霉的“投机者” 洗劫一空！士兵们怨声四起，憎恨情
19、绪日益增长，开小差一时成风，每日必有数人，我也作好投奔解放军的准备。这时于家欣出狱回舰了，好心肠的“灵甫”号舰长出于留英学友之情，向国民党海军总司令保释于家欣回“重庆”舰，而这位善良的舰长最后却被国民党枪决了！经过铁窗之苦的于家欣，情绪显得消沉，我极力鼓动他和我一起再次投奔解放区，他的情绪又高涨起来，我们接受上次经验，避免在人地生疏的情况下乱闯，确定先到接近解放区的地方潜伏下来，弄清情况再越境，于家欣嫂子在青岛，于是我们各自写了报告，请假前往青岛“探亲”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 在这期间我阅读了大众哲学、共产党宣言，使我对党有了进一步认识，有趣的是，当我偷读之际，被那位“青年军谊社”社
20、员发出现了，他一把抢过共产党宣言 嚷道：“好！你看共产党的书！”我又惊又急！只好横下一条心，对他两眼一瞪：“老子看一百多年前德国马克思的书，你少大惊小怪。” 并一把夺回，他见我满不在乎，并且横眉恕目要打他的样子，倒吓得走开了。但他并没有去报告军官，看来现实生活动摇了他对独裁制度的信念，他也为自己的命运烦恼，起义后他怕我找他算帐，曾向我一再说明他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的确是这样，我们虽然不时争论激烈，但从未背后插刀。 几天后往青岛“探亲”准假了，但于家欣颇受注意，没有准他的假。两人同行不可能了，我一个人到青岛也不妥当，因为我和于家欣嫂子素不相识，于是我决定改变方向到安庆舅母家，由于安庆在江北，那
21、里将会很快被解放。可是在往安庆的途中，我被阻于无湖，因此此时解放军已到达长江北岸，民航交通已经断绝了，幸好我在停泊于无湖的“安东” 号军舰上，巧遇留英同学唐时和，他为我请求舰长让我随舰前往安庆，但驶到大通以后，“安东”舰再也不往上游去了，因为前面已经吃紧，等了三天也不启航，走陆路，安全到达的可能性极小，考虑到于家欣在泰州被捕教训，无奈何又随一艘步兵登陆艇回到上海，但是我仍然不甘心回“重庆” 舰消假，在舒起模等几个要好同学掩护下住在“灵甫”号驱逐舰上，住了几天竟没有被该舰军官发现，但苦于仍然找不到门路，只好再次回到“重庆” 号巡洋舰。 这次逃亡虽然失败，但历史证明我很幸运！在曾被称为“伟大的无产
22、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我成了“蒋介石亲信”被揪头、审查，如果那时两手空空顺利进入解放区，而不是策动价值 1000 架战斗机的巡洋舰武装起义，我的这一逃亡史大概很难弄清楚，我的好友舒起模同志，就是“灵甫” 舰被香港当局扣留后，他拒绝去台湾，也不到商船上去当海员，却从香港只身进入我解放区参加革命，可怜他在“文化大革命” 中经不起“风雨”见不得“世面”，自己吊死在南京玄武湖的树梢上！ 四、在党的领导下 就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正当我踏上去安庆的坎坷旅途时，毕重远等已开始在舰上酝酿起义活动了。我对此不但一无所知，而且也不相信能在那些得过且过的士兵群众中组成一支战斗力量，逃亡失败回舰后，付长牟秉钊（士兵
23、他叫他牟大牙）找我去谈话，他对我这个违法士兵阴险地假装客气，他说：“看得起你才准了你的假，不想你逾假不归，在外乱跑。”他并向我宣布：“ 今后不许离舰上岸。 ”这就剥夺了我一切放假上岸的权利，从而断绝了逃亡之路，我陷入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困境。眼见苏北已经解放，解放军一旦渡江，“重庆”舰很可能再次投入战斗，在长江战斗中我的自助动炮将被用来屠杀自己人，或者我被自己人所杀，塔山之罪将要再现！而且“牟大牙” 不象是放过了我，他随时可能送我进监狱或流放荒岛。我此时就象猛兽被关进了笼子。在十几公尺长的前甲板整天来回走动，焦急不安，致使有些人以为我得了精神病，就在这个时候，好友毕重远问起我开小差的事，我急
24、切坦率地对他说：“南京不久就会解放，你赶快开小差回家等待解放。我走不了啦！”毕重远却平静地说：“ 一个人走太便宜他们了，要走连军舰一起带走！”显然。毕重远同志对我进行了长期观察，他看准了火候，说出了真心话，我一把抓住毕重远同志。谈了内心的苦恼。我们还谈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我怀疑能否找到一定数量，为了革命理想随时准备丢脑袋的同志？毕重远同志回答说：“已经有一些人了。” 我向毕重远介绍于家欣同志可以参加，毕重远同志欣然同意。我怀着绝处逢生的喜悦心情告诉于家欣同志，正如我所估计的那样，我的这位志同道合的好友，是一个为了革命理想敢上刀山的人物。 毕重远同志当时没有透露他中共党员身份，但的确是他代表了党
25、将我和于家欣同志引上搞武装暴动的革命道路。在我和于家欣参加起义活动以前，毕重远、陈洪源、王颐桢、李铁羽等同志，已在舰上小邮局等地进行酝酿活动了，由于于家欣和我住在位于四寸炮甲板上的“281”雷达室，该室处地偏僻，是一个秘密活动的理想场所，从此“281”雷达室就成了武装起义的秘密活动中心，约有七、八名主要活动分子，几乎每天都先后在这里秘密商谈，交流情况，对其他同志则个别联系和转达必要情况，我参加了“281”雷达室约会和活动，在这里我们共同决定了武装起义的方针和策略，确定了组织全称为“重庆号巡洋舰士兵解放委员会”。简称“解委会” ；草拟并通过了起义行动计划；为武装起义不误时机的实现，向一些同志的空
26、谈、犹豫、胆怯和可疑分子王继挺等的干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转自铁血社区 http:/ 虽然在当时“解委会”没有选举负责人，毕重远同志也没有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但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毕重远同志确实起到了共产党员在“解委会” 集体领导中的团结核心作用。我和于家欣，陈洪源三人观点同毕重远最为一致，因此我们成为最接近的战友。在关键时刻我们形成一个核心，起到左右形势的作用，个别同志为了突出自己，至今不愿承认党在起义过程中的领导作用，但他们难以否认我将谈到的历史真实。早在我参加起义活动以前，毕重远等同志对起义的最初设想是在航行中伺机发起武装暴动夺取枪支，以武力控制驾驶台，迫使军舰绕过“成山角” 驶向已经解
27、放了的烟台港。这一设想对我们人数甚少的起义者，在海洋上控制这舰配有 570 名官兵的巡洋舰，是一个以少胜多的办法，但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让敌人是在清醒状态下受到突然袭击，让敌人势必从各个角落进行抵抗，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战斗中，起义者将会处于艰难的境地，甚至会被消灭。我参加起义活动后仍然积极支持了这一行动计划，并准备为此献出生命。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七日。“重庆 ”舰突然驶向吴淞口外抛锚停泊，备足了在塔山战斗中消耗殆尽的弹药；并装满了燃料、淡水和其他给养物资。根据有关方面的消息，我们以为军舰将驶往青岛，航行中武装暴动的机会到了！可是两名长江引航员却上舰住下，航海部门准备了江阴一带海图，这一新的情况说明
28、“重庆”舰不会驶往青岛，而是将在长江内活动，其意图显然是配合以江阴为基地的第二舰队阻止我解放军渡江。在海上航行中武装暴动的机会没有了。在长江航行中武装暴动更加困难。狭窄的长江江面，军舰掉头很不方便，江阴和吴淞口两地的炮台，将使优势的敌人有恃无恐。这一情况的出现，并没有动摇我们起义的决心，却使我们想到：不如急取时间立刻在吴淞口停泊状态下发动武装暴动！毕重远、于家欣、陈洪源和我四人首先取得一致意见，认为既然有了充足的燃料、淡水和弹药等远航条件，首当其冲可以选择夜深人静的时候，对昏睡中的敌人发起突然袭击！这比起遥远无期地等待航行中动手要聪明多了。于是我们在“281”雷达室召开“一个人数较多的会议，以
29、取得多数人的赞同，参加者有王颐桢、王元文、张启钰、刘 忠、赵家棠、孙乃昌、李铁羽、洪进先、王洛、陈洪源、于家欣、毕重远和我等十余名同志，面对着新的情况。许多同志不能适应，会上意见分歧较大，王颐桢犹豫不决，而以李铁羽为代表的几个同志则主张联合停泊在高昌庙码头的“灵甫”号驱逐舰尚雷同志等，搞两舰同时武装起义。显然这是一个荒谬的主张，他们简直没有认真考虑过两舰同步，不是一个编队，也没有掌握在秘密状态下通讯联络工具，怎么能搞“编队起义”呢？会议中途来了杨际和。他是王颐桢的好友，是王发展的，杨际和不但不同意停泊中起义，而且提出一个更加荒诞的建议；他要等一个据说和地下党有联系的准尉军官蒋树德，由他向地下党
30、交涉派一些双手能打枪的人上舰来帮助我们在航行中起义。这种将起义的希望寄托在幻想中奇传式英雄身上的打算，对我们这些有现实感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杨际和的建议被多数同志所拒绝。不可理解的是这个浮燥幼稚的杨际和对王颐桢同志却有吸引力，由于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和王颐桢没有原则，在以后的起义过程中曾给我们带来多次干扰。而在这次会上，杨际和见自己孤立，竟任性地声称：“不航行中起义就散伙不干！你们这么多人开会，不要脑袋了！”并气冲冲地离开了“281” 。这使大家情绪很受影响，停泊中起义的主张虽然得到约半数人明确支持，但没有研究具体细节会议就不欢而散了。 这次会议使我认识到：我们虽然有了 20 多名同志，但还
31、处在人心不齐的涣散状态。一些常来“281”活动的“解委会” 同志，虽然要求起义，但空谈太多，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之势，在这些同志看来起义似乎还是遥远将来的事，因而产生了不切实际的主张，三十年后今天年来：杨际和也可能属于此类人物，但在当时我和毕重远等几个同志，对杨际和和那个贯于吹件拍马的王继挺等结为一伙的关系十分怀疑。王继挺是个当过日本翻译的并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为人事故园滑，在英国时是个专做我们工作的英国特务罗麦生的密友，是“重庆”舰付长的传令兵，在葫芦岛时是伪总司令桂永清的卫士，是个令人厌恶的人物，他们吃喝玩乐无所用心，却说已得到地下党搞起义的活动经费，考虑到这些情况和杨际和在会上的态度，在
32、这特务多如牛毛的上海，不能不采取断然措施：我们决定和杨际和等断绝关系、毕重远同志通知王颐桢要他转造杨际和：“我们散伙不干了。 ”但是我们让洪进先同志，保持和他们的私人联系，以观其动态，洪进先同志出色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由于他们声称和地下党有联系，洪进元同志曾坚决要求和所谓地下党人员见一面，王继挺、蒋树德约洪进元到上海淮海中路国泰电影院门口去同地下党人员会面，可是前来见面的根本不是地下党而是“重庆”舰上枪炮少尉曾祥福，这一骗局更加增强了我们对王继挺、蒋树德的怀疑。在这以前曾有吴绍京，黄永志两人对起义行动越想越怕！主动提出不能加了。同志们谅解地支援他们路费，动员他们离舰逃亡。此时于家欣同志遇到一件
33、事，在青岛的嫂子来信告诉他：胶东解放区土改。他的地主父亲和哥哥被镇压了，嫂子要求他为父兄报仇！于家欣同志坦然地将信给我看了，我问他有何打算？他说：“少年离家往重庆公费读书，多年不知父兄情况，家庭小事，不影响参加起义。” 可敬的于家欣同志，临大义而忘私情！这是革命知识分子多么可贵的品质。就是这样一个好同志，却在一九五四年遭人诬陷而被清除出海军部队，廿年后才知道当时的罪名：一是同志地主家庭的血仇分子；二是在大连海校值班玩弄手枪时，校长张学思同志恰巧经过，被人诬陷为“企图谋害张学思” ！于家欣同志就这样含冤而离开部队。 五、策划于密室 由于“解委会”清除了杨际和，停泊中起义的主张逐渐被大多数同志接受
34、了，这一设想的最大优点是我们有了主动权，可以在吴淞口停泊期间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发动起义，但敌人留给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必须在“重庆” 舰再次投入对解放军作战之前实现起义。新的困难是：四台蒸汽锅轮主机在停机状态下启动，需要约四小时暖机（即预热）过程；电气罗径也必须事先启动；从吴淞口至烟台的海图要事先预备好；临时要起锚，要通过 40 海里狭窄的，有许多沉船，浅滩的长江口航道；要在这一过程中避免发生技术事故；要避免被吴淞口炮台或停泊在附近其他舰艇发现，并要准备对付在被发现后敌舰，敌机追击下所出现的局面，即使安全驶出长江口，在去烟台（已解放的最近港口）的漫长航路上，敌人会发现我舰失踪，国民党收音机和
35、青岛基地的美国舰队将在中途追踪！阻击。这一系列使人望而生畏的问题，的确又使许多同志缺乏信心。我本人此时并不认为停泊起义一定会成功，但我认清了这是一场对蒋家王朝有进无退的决斗中我个人生死，早已置于度外了。 转自铁血社区 http:/ 毕重远同志见我爱思考问题，曾和我单独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根据只有二十余名起义者对付全舰五百多人这一特点，我们想到应在午夜动手，首先切断舰内外通讯电源，使用大半数人投入封锁重要通道，舱口以割断敌人之间互助联系，从而控制全舰；另一小部分就可以稳当地逐个捕捉已被封锁在单个房间的军官们，和集体居住的准尉军官。最后捕捉平日表现反动的少数军士，在行动时尽可能避免开枪。致于一般士兵
36、群众，估计绝大部分人会采取观望态度，只要限制他们乱串。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也就无所作为了。根据我考虑的上述设想，我绘制了各层舱室及其通口，要道的平面草图，反复思考和模拟了在战斗时必须占据的各控制点位置，由于起义者人数实在少太，要占领这样大的军舰，我只好按控制点尽可能少这一原则来选择最佳方案，并标示于各甲板的平面图上，同时还标定军官厕所，洗澡间和给养仓库为舰长和军官们临时拘押处。前甲板铁工房为全体准尉军拘押处，这些拘押处的特点是仅有一个独门，有利于看守。这个行动图用现在观点看，它实质上是一个作战计划草案，是秘密活动中唯一的书面文件。它再经过毕重远、于家欣、陈洪源、王颐桢、王元方、张启钰等同志进一
37、步研究，被大家采纳了。二月二十五日凌晨一点的武装暴动，就是按这一行动图展开的。 为了武装赤手空拳的起义者，毕重远同志早在我参加起义活动前就谋得了极其重要的司令走廊值更，其职责之一是看守置于司令走廊的手枪，冲锋枪及子弹厨柜和全舰钥匙。这就是说：只要选择在毕重远同志值更时间内发动起义，就会保证及时得到大批手枪、冲锋枪和子弹。这在我们武装起义中一个多么重要的环节！ 在这期间许多同志按计划分工，主动积极地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例如：王元方、张启钰等轮机部门“解委会”同志，重点研究了主机启动及航行中保证主机高速动转问题，他们的准备工作很出色。在二月二十五日启动主机及在海上高速航行，都没有出现任何故障，他们团
38、结了一些有丰富操作经验的老海员，为起义作出了贡献。于家欣同志是航海雷达操作人员，他细仔地考虑并完成了从吴淞口至烟台的航行准备；我也物色好起锚用具和在紧急情况下打断锚链的工具以保证顺利启航。 我们也都考虑过，起义后将军舰是否可以驶往旅顺港，而不是烟台？因为旅顺、大连当时是苏联海空军基地，在那里可以得到苏联海、空军的庇护，但是民族自尊心使我们放弃这一考虑。起义后学习了刘少奇同志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一文，使我们认识到当时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作梗，想到被炸毁的“重庆”舰，我们曾追悔莫及！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凌晨 04 点，司令走廊值更正是毕重远同志，在我们看来条件都已具备。在二月二十日，我们说服了
39、一些同志准备当夜动手，可是有些同志总是认为展开行动还是漫长时期以后的事，一听说要动手，就喊太仓促！他们流露出顾虑重重的恐惧心情，有一位后来得二级解放勋章的同志，明知解委会考虑当夜行动，他却在那天下午不打招呼擅自上岸度假去了！有人告诉我：他口袋里钱没有花光，去逛妓院了。还有人擅自离舰去会女朋友，我急得跳脚，二月二十一日动手的打算就这样吹了。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严重的关切，我们感到面临着来自“解委会” 内部的真正危险，如果对那些以各种借口而持拖延态度的同志让步，就可能再拖一个月！这就等于我们仅仅摆去一付要造反的样子，而实际上是等待对方发现我们，消灭我们。此时毕重远、于家欣、陈洪源和我一致认为：必
40、须排除干扰迅速起义。由于毕重远同志下一轮 2-4 点值更是在 2 月 25 日，而且前甲板武装值更是于家欣同志，只是值更时间不同。但可以设法换成 2-4 点。这就出现了一个极其有利的情况：只要那天他们两人开始值更，军舰的重要地区就自动在我们控制之下。夺取武器就方便多了！我们四个人决定：一个要不失时机，推动大家在 2 月 25日起义，必要时逼迫那些缺乏紧迫感的同志动手。 2 月 23 日付长牟秉钊离舰去南京，估计他是为舰上混乱情况向海军总司令请示措施，他的离舰，给我们减少一个阴险的对手，但他一旦回舰必然有所行动，就像已经发生过处理士兵秦勤等那样，再处理或逮搏一批人。士兵中已经密传 “有人要开船
41、”，显然我们当中有人嘴皮漏风了。 “281”活动的主要成员们，对面临的危险和二月二十五日难得的有利时机。同意了二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半发动武装起义。我们在二十四日午后分头通知“解委会 ”其他同志。在当晚九时以前到“281”开会。毕重远和我等四人还不放心。决定我和陈洪源两人在二十四日晚饭后。轮流在“281”雷达室外守门。只许进不许出。决不允许再发生像杨际和那样。说不干就离开会场的事情。 转自铁血社区 http:/ 六、武装暴动 二月二十四日晚饭后，我和于家欣同志立即回到“281”雷达室，布置开会会场。我们在电炉上煮上了几只猪脚爪。在桌上放了散开的柏克牌，使会场像是吃喝打牌的样子，还找了一只小桶，准
42、备给开会时想小便的人用，以避免任何人离开会场。晚八点以后，同志们陆续来了，到会人数比第一次人多，按时到会者有毕重远、陈洪源、王元方、刘懋忠、武定国、张启钰、洪进先、王洛、李铁羽、赵家棠、赵振亚、曾端森、孙乃昌、周正、孙国桢、秦咸周、任振修、王宝林、于家欣和我共二十名同志。另有轮机部门王斐、赵旭、范泳、陈英、郑希平五位同志在机舱等候。 转自铁血社区 http:/ 此时出现了一个复杂情况：王颐桢迟迟未到。原来他对我们即将发起的武装暴动，口头虽然同意。但内心胆怯！他进退两难乱了方寸，致使他不顾“解委会” 主要成员共同做出的让其与杨际和、王继挺断绝关系的决定，又去找王继挺。而王继挺对王颐桢还是抬出他的
43、“地下党” 的拖延主张：要等地下党派双手使枪的人上舰充当厨师；要等“重庆舰 ”回高昌庙船厂安装好修理中的发电机；还要 “等江北解放军来接应”。这实际上是要我们什么也别干，等待副长牟炳钊回来收拾我们！这些故意回避现实，拖延起义时间的态度早就引起我们深刻怀疑，对他们最好的估计是：这些人想以搞起义为名，向地下党骗取活动经费供他们吃喝玩乐，而根本不想做任何实际事情。由于当时情况复杂，我们不得不做的出最坏的估计！即这几个人可能是国民党反间特务，我们离他越远越好。因此我们坚决反对王颐祯在起义前这一动摇、胆怯表现，并派人迫使他来到会场。等“解委会”全体同志到齐，已是晚上九点多了。会上毕重远等介绍了起义准备情
44、况，说明了今晚动手的有利条件和当前的严重处境，强调等待和犹豫只能坐失良机、导致失败。 后来历史已经证明：王继挺等从未和地下党发生过直接关系，他们只是认识了一个并非党员叫王琪的人，此人的弟弟是党员，于是他向党声称和“重庆” 舰策反关系。当时的南京市党组织负责人陈修良同志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所写的证明材料中提到：重庆舰在上海，王琪本人也住上海，我们与他联络有许多困难，因此决定将王的关系交与上海局去管，随即由我与上海局负责人刘长胜面商妥当。由上海局主办其事。解放后我得知上海局的策反工作由张执一同志负责。张派王锡珍与王琪联络。后因王琪要求上海局支付相当大的一笔美钞与黄金的巨款。作为活动经费之用。
45、上海局不同意，要换到上海来与王琪见面直接谈判。我在上海与王琪谈了几次。问他为什么要巨款去活动，他说因为“重庆舰” 内的人员多，住在岸上要同他们接触，使得租房子、旅馆、请客送礼等，所以要有一笔费用。此外他还要求我们最好能发给一些武器给他，我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他同时还谈到在陆军方面他也有策反关系，我即把他所谈的问题向上海局汇报了。以后没有再找他。不久后“重庆” 舰真的起义了，我以为王琪起了作用，但经过的具体情况我在南京无从得知。 陈修良同志的材料证明：不但王继挺等人和地下党没有关系。王琪的关系也被地下党断绝了。如果说商界有买空卖空的话，看来政界也有掮客！策反工作竟成了谋生发财这道了！我不清楚陆军
46、方面策反是否需要巨额黄金、美钞，但我知道“重庆” 舰的策反不需要地下党花费分文，但愿上海局没有被他们骗去更多的钱！ 在毕重远等讲话时，我向陈洪源示意了一下走出“281”雷达室，反锁起铁门，手握匕首隐避于黑暗中，二月底的夜晚，寒风刺骨，我站了一个多小时，甲板上静悄悄地，听不到雷达室内任何声响。也不见灯光外露，会场掩蔽得很成功。由于迫不及待地想了解会议情况。我打开“281”铁门，唤出陈洪源同志接替我放哨，当时进入“281”以后，看到室内气氛异常紧张。王颐桢紧锁双眉，毕重远正和李铁羽谈话，有些同志低头坐在地上双手掩面。有些人甚至用布把面孔遮也当起来，似乎害怕被人认出他是谁来，显然许多同志在进行着激烈
47、地思想斗争，当我问明了情况：原来是李铁羽、孙国桢、王宝林等同志不愿意干。孙国桢、王宝林等虽然参加了“解委会”但没有参与具体工作，思想上缺乏认真考虑。精神上尚无准备。平时说说气话容易，一旦事情摆在面前就产生了后退之意。这是可以理解忍气吞声。但是李铁羽同志经常参加“281”活动，他还是抱着无视现实的态度，一味坚持联合“灵甫” 般一同起义。这和王颐桢同志要拉住不可能的王继挺、杨标和一样是为自己的胆怯去找借口，如按照这些同志的错误主张，只能坐失良机。导致起义失败！我在会上表示了坚决不同意对王继挺等和“灵甫” 般的任何幻想，坚持决不放过眼前十分有利的时机。经过互相讨论说服，解委会的大部分同志取得了一致意
48、见，同意了凌晨一点三十分动手。时间不等人，再磨嘴皮子也就是这些情况了。我们不得不最后声明：有几个人愿意参加就几个人动手，实在不愿意的就在这里等着。那些沉默不语或公开表示不愿干的同志面对着这种局面，终于明白不干不行了！我们这些平日素有抱负、自命不凡的青年人就是这样投入了对蒋家王朝的冲击！ 在“281” 雷达室策划时，我们曾考虑过在行动图布置。配备每个解委会的骨干力量和人员分工。并由毕重远同志在会上宣布。由于毕重远同志值更时间已到，只宣布了部分动手时的人员布置，于是就转由王颐桢同志按计划宣布行动时的分工。可是，在起义成功以后，王颐桢同志就以此为据向部队，首长吹嘘自己是解委会领导人。当时毕重远同志曾
49、提出过，选举一名负责人协调解委会的行动。但是包括我在内的全体同志，绝对平等思想很重，不同意选头头，就选了一个协调行动的联络哨，由毕重远和王洛两同志承担。二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三十分，“重庆” 号巡洋舰武装起义的行动开始了，首选由王洛同志在配电房切断了无钱电和电话电源；“解委会 ”大部分同志隐避于“281”雷达室的内室。内室和外室各占七至八个平方米。中间由多孔钢栅相隔而成。我和王颐桢等少数同志在外室。等待“招待” 值勤哨兵吃猪脚爪。“281”铁门外的黑暗中，埋伏着陈洪源、武定国、刘 忠、赵家棠，秦咸周等同志。不一会儿担任前甲板武装值班的于家欣同志，引进另外名哨兵来吃夜餐，当对方还莫名其妙的时候。枪已被我等面带微笑，缴了下来，并转手交给室外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