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社会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市场经济现代化问题是继 19 世纪以来各后发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这是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过程，它取决和表征着社会在要素与人自身的充分展开。而社会要素和人的充分展开与实现都离不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个人、社会与国家相对独立关系的建构。建构个人、社会与国家间相对独立关系，涉及到一个重要环节即如何发育个体和社会的问题。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历经挫折，几乎全都陷于失败，如梁漱溟所说的“社会组织确立不起” ，而这有其深刻根源。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初步建立起含经济（工业） 、教育、思想文化、国防和社会福利
2、在内的社会体系，但是在实现社会结构转型、建构社会公共领域方面依然遭遇到深刻困境。这种困境直至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改革进程，因而有必要根据现代化的发展目的和目标，厘清它在社会结构上各方面的逻辑关系、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质，以及发育现代社会的平台和土壤等一系列问题。一、现代化发展的社会要素条件从社会要素的层面而言，社会发展是经济、技术、思想、文化等社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发展效率最大化意味着要素充分发挥其功能作用，而这取决于社会要素充分转化为社会的现实资源。而实现这一转化不仅仅需要有一定的社会要素的积累。事实上，中国在商品经济、技术发展、思想文化等方面历经唐宋而至明代发展到相当的
3、高度，近代西方社会出现的社会要素几乎都在明代出现，然而这些“社会要素”却并未使中国同样转入近现代社会，反而发生巨大的社会震荡。为什么同步积累和出现的社会要素在中国明代会产生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结果？这首先需要从实现社会要素功能的条件认识。具备一定的社会要素是一回事，社会要素的功能是否能够充分实现和发挥是另一回事。从社会资源要素配置的角度而言，充分发挥社会要素的功能即必须使社会要素充分转化为现实资源，不能实现这种转化则其社会要素始终是孤立的社会要素。而实现社会要素资源性转化的2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和手段。然而，市场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它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人们能够自
4、由地生产和交换他们的活动产品，并使这一经济活动在价值上被确立，成为社会普遍性的价值取向，从而成为个体行为的普遍性追求目标。换言之，必须使商品经济活动被社会普遍认可，成为普遍化的社会活动。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一种活动一旦在价值上被充分确立，成为个体的行动目标即普遍化的社会活动时，自然会演化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商品经济活动的普遍化使商品经济已经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商品生产与交换了，它演变为市场经济，其功能得到进一步扩展。主要表现在：其一是经济利益会驱动着人们不断去发现新资源，发明和创造新技术。而那些新资源和新技术一旦被发现、被创造出来，就会通过交换而被广泛运用，由此可能引发规模性影响，以至于在当代市场
5、经济条件下，甚至是一种新的经济概念、生产模式一旦被接受，都会引起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其二是作为人们普遍活动的现实平台，由活动产生的交往关系及其理念、原则会辐射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形成相应的制度，而变成一种文化形态。近现代技术活动形态化亦是基于同样的逻辑，近代西方技术理性即源自于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和普遍运用。 而新的社会形态即现代社会的形成即伴随着商品经济形态化和技术形态化的过程。商品经济自古有之，但只有到近代资本主义时代，它才成为一种文化形态进而演变为社会形态，即与商品经济活动的普遍化而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有关。反之，在中国唐宋元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固然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但从社会资
6、源配置来说，并未成为社会的主要配置机制和手段，它始终是有商品经济而没有商品经济的文化形态，有丰富的技术发明和创造却同样没有技术的文化形态。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始终停留于小农经济形态的性质和水平，而对这一现象的根源必须从其社会结构来解释。二、现代化发展的社会结构条件现代化发展是以人的发展为目的，实现这一目的的社会基础是推动商品经济活动的普遍化，形成社会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使社会要素功能的充分发挥。在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权力绝对化和无限扩张，掌握全部社会资源。由此，国家成为最大的“资本家” ，它与社会的交易处于不平等状态。资源配置主要由国家控制，虽然在局部地区商品经济有相当高的发展，但它毕竟不可能
7、成为普遍的资源配置3机制。即使部分少数商人能拥有巨额财富，也是与官僚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官僚与商人合谋垄断社会资源，且有获取“垄断利润”的足够空间，技术的发明和扩展也就缺乏足够的动力。而从社会方面来说，当人们只有通过权力占有社会资源才能够获得他所想要的利益时，在价值取向上也必然指向权力或权力关系，相应而生的则是“官本位”的文化形态。商品经济难以成为普遍的社会活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国家权力处于绝对地位，个体与社会发育不足。而社会价值取向上的官本位意识反过来又进一步抑制了个体、社会与市场的发育。正是这一因素使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功能始终是简单的生产和交换，而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停留于小农经济形
8、态。要使市场经济成为普遍化的社会活动和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必须发育个体与社会，使社会与国家具有相对独立性质。因此，后发国家在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都面临着如何发育个体和社会，建构社会与国家的相对独立关系，实现现代国家的建构问题。本文所说的社会结构，其核心即指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发育个体和社会，构建社会与国家的相对独立关系，从总体意义上来说，即是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型。确立社会与国家的相对独立关系分别为建构社会公共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其前提是建立起一种具有中介的间接的社会关系，确立起个体的主体地位。近代西方社会实现了社会关系的变革，建立起所谓中介性的社会关系，即存在一个客观中介物，它凌驾于所有
9、人之上，规定着人们彼此的关系。正是这种抽象的客观中介物的存在，使个体也成为抽象的无差别的原子式人格个体，彼此间的社会关系被抽象为一种普遍的形态。复旦大学谢遐龄教授将是否具备这种间接的社会关系视为判定一社会是理性社会与否的一个重要判据。 1然而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面临着与西方不同的历史条件。西方近现代社会展开与确立，不仅是承继了古希腊时代的公共生活和公共精神传统，它还有两种重要平台，即中世纪的宗教生活和近代商品经济。宗教生活在精神上对训练人们的思维起了重要作用，使人们确立起一种神圣性精神。这种精神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人们对世俗生活领域中的规范制度的尊崇；在组织上培养了人们的公共习惯，强化了人们的公共
10、意识和团体精神。以历史的态度考察之，可以说中世纪的宗教生活第一次超越了根深蒂固的家庭模式和关系，而具有公共生活组织的性质与形式。而这种关系首先发育于这一公共生活和组织之中，人们的权利平等意识开始萌芽。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不过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观念在现代政治4领域中的话语转换。西方中世纪经历了政教合一和政教分离两个阶段。政教合一时期，教会获得了神圣性、权威性和合法性。在政教分离之后，宗教组织的神圣性、权威性被保留下来，同时又转化为与世俗权力相对应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它的组织社区化形式亦对民间社会生活具有自治的或者自组织的功能，它不仅有利于组织和维系社会公共生活及其秩序起了重要作用，而且
11、构成现代民主政治的潜在基础。不过，仅仅有中世纪宗教生活和组织架构是不可能充分发育起个体与社会的，故而也不可能推动近现代社会的充分展开，因此，才有近代文艺复兴思潮对它的反动。在个体与社会的充分发育方面，商品经济活动是一个更重要的平台，它为人们的“此岸”活动提供了一个现实“客观对象物” ，才能使人们的活动及活动的社会关系完全展开。马克思在1857-1858 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人对自身以外的世界的建构是和它的活动相联系的，取决于活动的深度与广度。而活动要想积累和扩大，必须在外在的存在中被凝固，也就是说，人的活动只有在外在的存在中被记录和吸收，才有可能扩大规模和范围，从而才能使活动普遍化。而最具扩张性
12、的活动就是商品生产。在马克思等经典作家那里，生产商品的活动是人类活动历史化的前提。市场经济既是社会资源要素配置的重要机制，同时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平台。基于这一个平台，现代社会关系和个体与社会逐步而充分地展开，构成西方现代政治的现实基础。而这些因素反过来推动了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上讨论西方社会中世纪宗教之于近现代化的作用，只是就其社会公共生活和组织意义而言。切勿以为是把它作为建立现代理性社会关系的唯一条件，否则会得出非此不能的错误结论。即使没有基督教，人类社会也必然产生具有同样功能和作用的组织形式。而相比于宗教生活，市场经济的功能和意义更大。而对中国传统社会来说，从其社会关系的视角考察，梁
13、漱溟先生称它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它以家庭关系建构社会关系，使一切社会关系家庭伦理化。2这实际是私人化关系在公共空间里的延伸，即把公共领域中的社会关系变成两个之间的个人关系。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 “旧中国社会政治之构造，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视一国如一大家庭。 ”人们“但知有君臣官民彼此之间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民与国家之团体关系。 ” 3由此一来，使关系具有直接性、具体性特性。彼此关系受着伦理情感和个人的具体属性如身份、地位、学识、学历乃至衣着相貌和谈吐等等的影响，使关系有亲疏好坏之分，而无法形成马克思所说的普遍化关系形态。 5社会关系“二人化”必然导致人对社会的依赖转化为对两
14、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依附。任何人要在社会立足，不能不谨慎处理好与周围的关系。因而它无形中造成关系对个人主体性的消解，使人们只见各种各样的角色，而不见作为权利主体之个体，因而在伦理化的关系中，难以发育出独立的个体及其精神意识。同时也造成对一切组织的消解，使组织都处于人们关注的视线之外，人们眼中只见关系不见组织，由此造成公共领域（组织）不立，无论是国家公权力组织还是社会组织，都难以确立起组织的权威性。这种情况的极端表现即是公共领域私人化，即使产生组织也容易出现梁漱溟先生说的“组织私人化”问题。 4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以“家国同构”为其典型特征，而这种结构正是以社会关系“二人化”为其内在机
15、制，而以其社会关系对个体和组织的“消解”为其社会基础，全部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君主（代表国家）掌握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乃至对个人生杀予夺的权力。由此导致中国社会扁平化，任何权利主体和社会力量都难以产生，发育个体、社会和市场自然皆无可能，社会资源要素缺乏合理的配置机制而表现得效率低下。然而，由于国家缺乏来自社会团体的有效支撑，对社会调控能力反而相对不足，在社会矛盾发展尖锐时，往往容易陷于失序状态。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社会发育不足使中国传统国家一直存在着权力和能力的悖论。这是中国传统国家长期以来在社会治理方面常处于管死放乱两头不着力的状态，始终走不出治乱周期性循环困境的根源，实际也是中国近现代转型
16、困境的根源。三、20 世纪中国社会公共领域建构之反思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代化的确立有两个重要方面：其一是在社会结构上必须形成个人、社会与国家间的相对独立关系。而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往往需要经历建构社会整体和确立个体这样两个阶段。西方中世纪和近代商品经济即分别具有整体建构和个体建构的特征。社会的整体建构包括社会公共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两个方面，首先必须确立社会（涵国家在内）的整体性和公共性，而后才有可能确立社会与国家的相对独立性质。西方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和政教分离正是分别地、初步地完成了这两方面任务。而在近代商品经济时期，个体与社会得到充分扩展。当然，这只是阶段的主要特征而言，并非说这是两个截然分
17、明的阶段。实际上，正如在其宗教阶段已经初步形成间接的社会关系一样，直到 20 世纪西方的社会整体（公共领域）与个体建构也依然在进行和展开之中。其二是市场经济6和发育个体与社会具有共生互动性。市场经济不仅仅是发展经济，实现社会要素资源性转化的主要手段，也是创造社会变革条件，推动整个社会各方面变化发展的平台。换言之，社会关系变革，个人、社会即发育于市场经济过程中，反过来也推动经济的充分市场化转轨。如何发育个体与社会，实现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中国现代化转型必须解决的问题。反思中国的近代化过程，鸦片战争失败后的半个世纪中，经历了从洋务运动到“05 新政”的嬗变，清政府在经济、军事、政治和教育等各方面推行
18、全方位“改良” ，试图提升国力、富国强兵。然而这些努力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因此，实际上晚清与晚明的困境相似，均面临着必须完成近代化而又未能完成的问题。只是晚明时期人们对世界已经肇始的近代化浑然不知，因而近代化问题不可能进入视域。而晚清时期却已是东西方文化大碰撞的时代，并且已经开始自觉地向西方学习，却也同样遭遇失败。时人曾经对此极为困惑， “中国往何处去”的困惑笼罩时时笼罩在他们心头。而在很长的时间里，许多学者都认为是外部因素中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生长。倒是经历了东西文化论战和乡村建设运动的梁漱溟先生具有清醒而敏锐的意识，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指出：中国的民族危机是文化危机，是中国文化自身的问题
19、，仅作零碎敲打、枝枝节节的修补已经没用。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中国的失败是自身文化的失败，表现为社会结构的崩溃，要做全盘的根本改造。 晚明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及晚清社会的结局和辛亥革命的失败显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建构现代社会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是历史之选择。从 1921 年直至今天，这一实践过程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三个阶段而几近九十年时间。应该说前近六十年的发展过程也带有整体主义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并在国家的主导下，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国防、教育文化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体系。其社会体系的建设也是在国家主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20、的成功之处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党、军队结合，通过“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形式将组织的目标内化为个体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的自觉追求，使组织内部的成员关系有了一个可以对象化的“客观中介物” ，由此确立起其组织的公共性质，使组织内部关系摆脱传统关系所具有的伦理化色彩，从而避免了社会关系“二人化”的困境。通过这种形式，解决了广大官兵为谁打仗的问题，使军队摆脱了旧式军队浓厚的雇佣军思想；汇集和凝聚7了一批最优秀的分子，通过他们的楷模作用深深影响将广大非党人员紧紧团结在组织周围，视加入组织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志，从而将个体的人生目标与民族的发展方向和理想融合在一起，使一大批刚刚加入队
21、伍的文化不高并且带有小农意识的农民迅速成长为具有一定的现代观念的战士。虽然国民党也采用了政党和军队这种现代组织形式，但是它内部派系林立，具有浓厚的伦理关系色彩，带有组织私人化的倾向。在这一意义上，两党之间的斗争实质是现代方式与传统方式的较量，而国共两党在军事力量上的悬殊最终不敌二者在组织目标和组织形式上的差异，这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及其军队，建立起国家政权的根本原因和的关键和奥秘所在。新中国成立时，面对着国际封锁和国内一穷二白的状态，为了调动全部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尽快完成建成工业化国家，建立了一个具有高度中央集权特征的国家权力体系。综述这一时期的成败得失：在刚刚起步历史阶段，这种国家权
22、力体系确实具有高效率的一面，初步建立起各方面的社会体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弊端渐渐显示出来。由于一切都在国家主导下进行，实行计划经济，缺乏市场经济的杠杆，资源配置主要靠国家的行政命令，因而存在着官僚主义和瞎指挥的现象，不能充分发挥社会资源要素的功能。到了后期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很大抑制，吃大锅饭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在社会建构方面，则缺乏对确立个体独立性的认识，因而也走了很大的弯路。应该说，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显然意识到社会结构变革的重要性，但是他试图以思想文化批判为主的政治运动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认识，完成社会主义整体改造的任务。 “文革”以其规模浩大而成为典型的形式。毛泽东发动“文革
23、” ，原因之一即是当时的行政体制中存在着官僚主义现象，他试图通过全民性的群众运动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思想文化批判却逐步升级为清理阶级队伍。而当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精英被清理出阶级队伍并被当作改造对象时，已经意味着执政党逐步由社会主义经民本主义退向民粹立场。彼时所强调的“阶级兄弟”和“同志关系”概念，实际上重新具有伦理化色彩。特别值得深思的是，历史似乎显示了它的内在逻辑：以现代视角审视， “文革”似乎是在补课，期间的造神运动和涌现的各种群众组织是它的两个突出现象，就性质而言，在某种程度上这两方面带有统一的精神建构和社会与政治公共领域建构的性质。这些建构本都是现代化所必须的，然而教训在于其建构
24、过程是以对无数个体的巨大伤害和经济停滞为代价的，而最终陷于流产。它再次从反面证明：8离开了市场经济的平台，仅仅从社会的层面发育社会，则类似于晚明时期的心学运动，极其容易引起社会震荡，而终究无法建构起现代化社会所必须的个人、社会与国家间的相对独立关系。 四、中国现代化发展中建构社会公共领域的平台和路径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阶段，它以中国社会全面发展，最终将社会发展还原为人自身的发展为目标。这一过程以经济的市场转轨为起点，符合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和现实进程。总结上述分析，必须认识到以下几个问题：（1）西方中世纪的宗教生活和近代商品经济是其近现代社会展开的两个平台。中国缺乏宗教生活的传统
25、，其传统社会伦理化的社会关系难以发育起个体，更不可能建立起社会公共组织，其民间组织出现极其容易出现私人化异端化倾向，因此中国传统国家历来对民间组织具有相当的警觉性。在尚未实现社会关系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仅仅从社会层面是不可能实现社会公共领域的建构的；（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前六十年的实践带有整体主义特征，而受现代化之历史展开不足的局限，人们在认识上忽视了市场经济的重要作用，因而走了很大的弯路。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具有重要作用，并且与发育个体和社会具有共生互动的性质，因此，中国现代化发展终究必须补上市场经济这一课。 市场经济作为人类活动的基础和平台，它的过程必然交织着现代社会结构的生长和展开。事实上
26、，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作为经济主体参与经济活动，因而在社会领域，人们的个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公共意识开始生长，各行各业的行业团体、学术团体和其他一些社会团体与利益群体也逐步产生。而在政治领域，则国家逐步让渡权力，政府转换职能，减少对经济领域之干预，逐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监督体系，建立了党和国家的权力监督机构如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局、反贪局等一系列党政监督机构。经济与政治无疑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市场经济的转轨既是政治开始逐步改革和开放的结果，反过来又推进了政治改革进程。反之，政治改革不彻底则意味着经济市场化不充分。表现在一方面是政府依然过多地掌握资源配置权力，且需承担着地方经济发展责任
27、，另一方面是个体与社会发育相应不足，权力缺乏对权利主体的尊重意识，社会监督体系不够完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即与此有着密切联系。如吴敬琏先生指出的，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信9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把 GDP 的增长作为衡量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支出责任又过度下移，使各级政府不能不惜工本地支配自己的资源，扩大本地经济总量；生产要素和若干重要资源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价格的扭曲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同时促使生产者采取粗放的方式进行生产。而“经济与政治改
28、革迟滞造成的主要不良后果，是权力搅买卖的寻租基础的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这导致了大众的强烈不满，甚至威胁社会安定。 ”5实际上，问题还不仅仅于此，各级地方政府在考虑经济增长时，对环境问题、公共服务和低收入群体的福利保障等问题也有所忽视。不可否认，最近几年这些方面国家实行了许多政策，情况大有改观，但离实际需要还相差很远。归根到底，上述问题还是政治改革不到位因而市场经济不彻底的结果。中国传统社会伦理化社会关系本来具有消解个体和社会的倾向，权力过多地占有和支配社会资源，反过来促使人们更加依赖权力以及权力的衍生关系，加剧各种裙带关系和利益关系的繁衍与泛化，市场经济反而由此演化成资源配置权力化和关系
29、化的土壤。然而一些学者对市场经济的现代功能缺乏正确充分理解，由此常常发生效率与公平之间何者优先的争论且各持一端。如果仅仅局限于这样的争论，极容易搞乱思想，导致社会对市场经济的误解，甚至把吏治腐败、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都归结为市场经济。这种具有误导性的争论是应该引起注意的，坦率地说它容易搞乱广大群众的认识。 因此，对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的考察应着力于政治视角，但对政治改革却应以经济领域为切入点。由中西方现代化的过程和历史条件可见，市场经济才是发育个体，建构社会公共领域的平台。许多问题实际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需要我们转换思路和视角。如果说，过去我们把国家放权视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现在应该反
30、过来，将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作为考核政治改革和开放程度的标准。在总体原则上，则应明确划分市场、社会与国家的界限。对于经济领域，国家可以通过经济政策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而其具体活动则主要应由市场自发地调节和整合，防止政府大包大揽，直接插手干预经济活动。为此必须重建评估政府工作的指标体系，各级地方政府不应当直接承担组织当地经济发展的任务，而应以市场化程度作为考核政府工作的主要标准。围绕这一标准，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环境、条件和公共服务纳入考核政府工作和干部的10指标体系之中。思想认识往往生成于制度建设之中。只有在重构和落实新评估指标体系的过程中，才能使各级政府和干部逐步地正确理解市场，不再仅仅将市场
31、单纯地理解为经济发展的手段，而是从社会各个方面以及总体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来认识市场经济，才能既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又使经济与社会发展保持平衡与协调。同时，政府还必须增强对个体和经济实体权利的充分尊重，具有明确的市场规则意识。缺乏对个体和经济实体的尊重，并且以经济增长数字作为评估政府工作的指标，就会出现侵犯个体和经济主体权益的现象。在需要经济增长数字时，不惜牺牲环境和民生，打政策的擦边球，以各种优惠条件诱导资本进入市场，对社会的重大项目投资审批缺乏严格慎重的态度。而一旦情况发生变化，如社会问题由此扩大，国家不得不颁布新的政策、规划时，或者地方政府改变建设规划，甚至在与当地政府某些利益相冲突时
32、，都有可能让已经得到政府部门批准而启动的项目下马。等于以所谓“公共利益”的名义任意侵犯经济主体的权益。从根本上说，尊重个人和实体的权利主体地位首先应落实到遵守法规和契约上来。法治精神和契约精神是市场的灵魂，它依赖于政府和经济主体讲求信义普遍遵守。一切经济活动的审批应以法律准则，令在事先、令出必行。政府对建构全社会的契约精神尤其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如果政府朝令夕改，可以随意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侵犯个体和其他经济实体的权益，会对建构社会信用体系危害最大，并影响到市场、个体与社会的发育。现代化发展好比盖房子，国家和政府的职责与功能即是搭框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个搭框架是搭建法制框架，促进社会朝法治
33、化方向发展，以便在发生社会问题时，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解决。为此，还应随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各种行业组织工会组织的产生，光是建立行业工会组织还不够，应赋予他们以相对独立性质，以便建立系统完善的社会监督体系。而国家通过法律手段对而非行政命令这些组织的活动进行管理。国家解决问题有法律依据，群众遇到问题可以借助于有法律手段为自己维权，并获得相应社团如工会等的法律支持。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能够求助于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没有人愿意去求助于其他渠道。在权力关系网络下的情况下，司法功能失效，就容易导致社会问题激化。而当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发生时，也往往容易演化为政治问题，使问题的处理陷于困境。 1 谢遐龄.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社会学研究J，1996.6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8111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84854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2255 吴敬琏.马国川.从“吴市场”到“吴法治” （下）读书J.北京.三联书店，2008.1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