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理学案例分析：野生动物伤人案案情简介：2000 年 5 月 20 日早上 8 时 30 分左右，一头野生羚牛闯入陕西省洋县四郎乡田岭村村民文宏明（化名）家，将文顶倒在地，其妻吉某亦被困屋中，当地有关部门闻讯展开营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六条明文规定，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捕捉、捕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由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由于野生羚牛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因此当地有关部门不敢擅自捕杀，只能逐级请示；当日下午 1 时 20 分才从陕西省林业厅传来指示，可以击毙羚牛；下午 4 时 20 分，羚牛终于被
2、击毙，而此时文宏明已经死亡，其妻吉某亦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分析参考：从这起案件本身来看，应当说当地相关部门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的。他们一面组织营救，一面向上级主管部门请求，这正是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要求的。可以说当地相关部门的行动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本起案件中所有的具体情形都抽掉的话，那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确是一个古老的法治难题；在法律权威与社会正义二者发生冲突时，人们应当如何选择？这是法治理想中的一个两难命题：严格遵守法律权威（这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和原则）就意味着放弃受害人夫妇的生命安全；要实现社会正义（这是法治价值的终极体现）就意味着放弃法律权威。人类制定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
3、社会正义。然而，事物并不总是遂人所愿地发展，有时候严格实施法律，却收获的是非正义的恶果。因此，当信守法律会造成不正义的恶果时，是忍受这种不正义的恶果，而维护法律的尊严，还是以牺牲法律尊严为代价而实现社会正义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上，引出了两大著名的法学流派：自然法学派和实证分析法学派。自然法学派认为一切法律，都必须符合人的理性，尊重和保障个人自由和人权，任何制定法如果与人的理性以及自由与人权这些基本的价值相抵触，就没有法律的效力，“恶法非法”是自然法理论自然而然的结论。这就意味着在法治实践中，如果执行法律规定所带来之结果与公平、正义、人权这些基本价值观相抵触，那么，这种法律规定就不应当被遵守和执行
4、。但自然法理论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1）它建立在“理性”、“自然权利”这些先验、抽象的命题之上，使其带上了逻辑上难以证明的硬伤；（2）由于“正义”、“理性”、“公平”、“权利”等一套抽象的价值体系对制定法“合法性”的评价见仁见智，很难统一，其极端化的表现就是人人都根据自己的标准来否定制定法的有效性拒绝遵守法律；（3）把某种政治权威的道德作为制定法的评价标准将会导致法律的专横。正是由于自然法的缺陷，所以实证分析法学应运而生。实证分析法学认为，法是出自文明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权威的规则；法的意思只能从实在法中引出，而不能从抽象的正义或者道德观念中引出。因此，要求法学研究应坚守“价值中立”，只承认
5、实在法的存在而不承认“自然法”的存在，进一步不承认法与道德之间有必然联系，但也因此落下了“恶法亦法”的恶名。但是实证分析法学的法律观因为拒绝对实在法进行道德评价，强调实在法的最高效力，要求人们严格遵守出自一定权威，按照一定程序制定的实在法，这对一个进入正常秩序的社会，实证分析法学的法律观是树立法律权威，维护法律尊严，进而确立法治的绝对统治地位方面，就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但由于除其坚持“价值中立”而出现“恶法亦法”的难题外，还会导致在法治的名义下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正是这些方面，才导致二战后实证分析法学的反思和自然法学的复兴。回到本案，如果对一个信仰自然法理论的人来说，肯定会认为人的生
6、命价值高于维护法律权威的这一社会价值，因此在这起野生羚牛伤人案件中，当地有关部门就应撇开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毫不迟疑地击毙羚牛，以保护受害人夫妇的生命安全。而如果一个坚持实证分析法学法律观的人，他的做法与先前叙述的当地相关部门的实际做法会大同小异：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必须得到严格遵守，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即使会付出受害人夫妇受伤甚至死亡这样惨痛的代价。这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两难选择。法治的现实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两难，归根到底在于法治不仅仅是一种理想，而且是一个运行过程。人类制定法律，实现法治，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保障个人权利。只是因为人们在何为公平与正义这一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因此
7、退而求其次，将法律确定的秩序本身当作公平与正义的化身，遵守法律、尊重法律的权威，就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但是当现行法律的执行结果与其基本价值冲突时，选择往往是要求人们遵守现行法律，当然，这种遵守也开始被附上越来越多的条件。随着法治观念地深入人心，只有人们对法治目的的理解、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内涵越来越趋向共识的时候；只有人们都能够认识到保护人的生命的崇高价值、牺牲法律的权威而不被认为是践踏法治的时候，再面临法律权威与个人生命这样的两难时，选择起来或许才并不困难。人们会舍弃形式上法的确定性而追求和维护法治所要达到的目标毫不犹豫地保护个人的生命。因为人们都理解这种选择正是遵循了法治的真谛。当然要达到
8、这个境界，我们还要跨越法治的漫漫历史长廊，还要时时面临“法律还是正义”这一法治中的两难选择。法理学案例分析：延安黄碟案案情简介：2002 年 8 月 18 日晚 11 时许，延安市宝塔公安分局万花派出所民警称接群众举报，新婚夫妻张某夫妇在位于宝塔区万花山乡的一所诊所中播放黄碟。三名民警称从后面的窗子看到里面确实有人在放黄碟。即以看病为由敲门，住在前屋的张某父亲开门后，警察即直奔张某夫妻住屋，“一边掀被子，一边说，有人举报你们看黄碟，快将东西交出来”，并试图扣押收缴黄碟和 VCD 机、电视机，张某阻挡，双方发生争执，张某抡起一根木棍将警察的手打伤。警察随之将其制服，并将张某带回派出所留置，同时扣
9、押收缴了黄碟、VCD 机和电视机。第二天，在家人向派出所交了 1000 元暂扣款后张某被放回。10 月 21 日，即事发两个月以后，宝塔公安分局以涉嫌“妨碍公务”为由刑事拘留了张某。10 月 28 日，警方向检察机关提请逮捕张某；11 月 4 日，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退回补充侦查；11 月 5 日，张某被取保候审；11 月 6 日，张某在医院被诊断为：“多处软组织挫伤（头、颈、两肩、胸壁、双膝），并拌有精神障碍”；12月 5 日，宝塔公安分局决定撤销此案；12 月 31 日，张某夫妇及其律师与宝塔公安分局达成补偿协议，协议规定：宝塔公安分局一次性补偿张某 29137 元；公安宝塔分局
10、有关领导向张某夫妇赔礼道歉；处分有关责任人。分析参考：本案发生后，媒体及其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其中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公民个人私权利和国家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的案例，主张警察无权干预个人私隐。也有个别学者撰文质疑和批评了上述观点，并从社群主义、女权主义等视角论证了本案中警方介入的正当性，从而形成了新的理论争议点。我们考虑，分析本案应着重从法理上明确以下几个问题。张某夫妇在家看黄碟的行为是否违法？显然，这是关涉不同观点的前提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张某夫妇是否具有在家看黄碟的自由。我们知道，自由是公民重要的法律权利，更是人权的重要内容。自由在与公共权
11、力的比较中，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逻辑顺序上，都具有先在性的意义，是权利得以存在的非常重要的正当性理由。因此，各国宪法、法律都对公民的自由权予以切实地确认与保障。我国公民更是在政治、社会和家庭生活等领域享有广泛的自由。由于行文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法律不可能通过列举的方式一一确认公民应该享有的各种自由，而是根据情势的需要，对有些暂时无法行使的自由加以限制，这样，在法治国家中，人们在涉及公民自由的问题上就普遍坚持了法未禁止即自由的原则。联系本案，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都未禁止公民在家看黄碟的行为；1985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也仅仅禁止的是聚众观看或在公共场所观看的行为，而且这一规定
12、也已在 2001 年废止。唯一可以关联的是 1990 年公安部的一个有关“除六害”的通知。但该通知首先就不具有法的形式，同时它是为配合国务院的“规定”而发布的，主法废止，它当然应该失效；而且它还会因违宪问题而有待深究。如此看来，张某夫妇的行为未有任何违法性可言。尽管警方有关人员认为，看黄碟的地点不是家，而是诊所（公共场所）。对此，我们认为，法律上的家，不仅包括公民日常生活起居的场所，也包括临时居所（如租住的旅馆的房间）。本案中的地点，居办合一，居办有分，而且下班后就仅仅是居所。故此说不能成立。至此，我们很容易看出，在本案发生以前，张某夫妇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行为违法而与公权力发生冲突，从而给公权力
13、介入提供口实。其次，张某夫妇在行使自由权时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与人组成的社会之中，每个人在享有自己的自由时，都会与他人的自由发生交叉甚至冲突。为了避免冲突或矛盾的发生，法律就在事前对自由的界限作出规定，以确保自由只在一定的范围内行使。这正象波斯纳概括密尔的表述，“你的权利止于我的鼻尖”。那么，张某夫妇的行为是否“冲撞”了他人的权利呢？从案件事实看，律师特意澄清说当时拉有双层红水绒窗帘，且这一对并未患有露阴癖的新婚夫妇已经上床，拉上窗帘是可以合理想见的人之常情。显然，影像不可能跳出窗外去影响他人。当然，我们没有忘记个别学者提出的声音问题。如果张某夫妇有意无意地将声音放的足够大，
14、确实能够影响到邻居的良善生活，产生私权利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从而需要警方介入以界定权利的界限。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疏于事实“就会注意到，外间住着张某的父亲，一个新婚儿媳在自己看黄碟时（如果真的是黄碟的话。张某夫妻称只是外国女人洗澡的情景，并未有男性出现或其他淫秽动作，警方未出示相反证据），会大胆到放任淫荡的声音去刺激其年迈的公公。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无法想象的。如果声音在诊所内部尚不能充分展开，又何以能飞入邻居，那么，又如何解释警方所谓接群众举报一说呢？我们认为，一方面由于近年来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地方财政向公安机关返还罚没款的现象，极大地调动了警方“创收”的积极性，一些刑警队甚至放着刑事案件不办
15、，而去抓本应由治安部门管的卖淫嫖娼。所以，在本案警方不能提供接到举报的证据的情况下，并不能排除警方撒谎而去主动“创收”的可能性。若果真如此，本案就不仅是一例典型的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案件，而且可能成为一例典型的警方利用公权力对百姓敲诈勒索的案件。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有人举报的可能性，尽管这种举报可能是基于一些不光彩的原因，但警方按有警必出的要求，总算取得了介入本案的正当性理由。然而，警方也应该认识到，他们要去做的，极有可能仅仅是去明晰那里的权利界限（到现场后更应明确这一认识，）而不是扣押物品，以便罚款。延安宝塔区万花派出所的作法成为大家议论的焦点复次，执法人员的主体资格值得质疑。我们知道，执法
16、活动只能由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正式的工作人员代表国家进行。警察的行政执法作为一种较重要，较特殊的权力，其行使更有严格的要求。连 50 元以下罚款，警告这样较轻的治安处罚若由非公安人员进行时，也要经过严格委托程序。而本案中进入张某家中的三名“警察”的身份到底如何呢？按警方的说法是：“当时他们去了三个人，都穿了警服，但由于没有授衔，确实没有警号。”如果不是“陌生于执法”，陌生于警察这一执法队伍的建设情况，就不能不知道，全国在编的正式警察，每个人都有一个在全国独一无二的警号。因为设置警号的主导思想之一就是让广大公民通过警号来监督警察的行为。所以，只要是正式警察，就必然会有警号。而警衔则是根据警察的从警年
17、限、职务、职称等因素授予正式警察的等级标志。取得警衔并不是取得警号的原因，相反，要有警衔，必须得有警号。这种情况，宝塔分局副局长魏世平告诉记者，“其中两人虽然不是正式的公安民警，但属于地方公安编制，（是否类似于保安，作者注）另外一名干警已经在去年通过人民警察录用考试，并且已经被陕西省公安厅批复录用为正式的民警，只是现在还没有办理手续，所有没有授衔。”可见，后一名还没有实现质的飞跃，成为正式警察，前两名压根就不是警察。如此三人去执法，有何合法性可言！尽管在与张某发生冲突后，派出所长贺宏亮（可能是正式警察吧）赶到现场，但他能够使三人的此前行为合法化吗，能够证明张某此前的阻挡甚至打人的行为是阻碍执行
18、公务吗？总之，在民主与法治的社会中，公民住宅不受侵犯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正像一句西谚所言，every mans house is his castle（各人的家就是他的堡垒）。主人尽可以在其“堡垒”中从事各种无害于他人的活动；而对于公权力而言，则坚持权力制约，坚持法未授权即禁止的原则，主张权力应该服务与权利，反对官本位，权（力）本位。本案中无论张某夫妇在家看黄碟的行为是否触及了他人的“鼻尖”，任何没有执法权的人都无权私闯他们的堡垒而对他们执法，因为法律之治更强调的就是程序之治；即使是警察进入他们的住宅，也不能毫无法律根据地扣押电视机、影碟机等物品。更不能在被媒体曝光以后，恼羞成怒，像个别警察
19、说的，“不信就治不了他”，而将治安案件上升为刑事案件，以彰显权力的威严，从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法理学案例分析：外嫁女权益保障案案情简介：2001 年 10 月，某村 20 多名外嫁女分别向法院起诉，要求该村村民委员会付清 1997 年至 2000 年（不等）的股份分红款，并要求确认原告 2001 年后的股权。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梁某作为世居村民，属于村集体的一分子，对于 1988 年村集体土地被国家征用后的补偿款，享有与其他村民同等的权利。尽管原告于 1989 年出嫁，但其户籍仍未迁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有关精神，原告结婚后应与其他村民对土地征收补偿款及村集体财产有同等的权
20、利。1994 年，被告根据村股份合作制章程，以原告已出嫁为由，剥夺了原告获得股份分红的权利，该草案既没有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又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有关规定。因此被告依据上述草案规定，剥夺原告股份分红权益的理由不成立，被告理应向原告发放同等的红利。由于原告梁某对 1999 年以前分红权利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且 2001 年的股权要等集体资产的股份制改造和重新确权工作完成后再确定。故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付清 1999 年度及 2000 年度的股份分红 2400元给原告梁某。此案判决后，原被告均没有提起上诉 分析参考：平等是法律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和价值之
21、一。男女平等是指男女享有同等的权利，处于平等的地位。只有在法律上确立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才能够从底线的意义上充分体现出对妇女的肯定，也才有可能在“形式上的公正”基础上实现“事实上的公正”。中国妇女立法的基本原则是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特殊权益，禁止歧视、虐待、残害妇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拨妇女干部。”“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依据宪法确定的原则，新中国陆续颁布了婚姻法、选举法、继承法、民法、刑
22、法等十余部基本法，国务院及所属部委颁布了 40 余种行政法规与条例，地方政府制定了 80 余种地方性法规，这些法规都明确规定了保护妇女权益的条款。1992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为进一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保障妇女的基本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现在，已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国家各种单行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各部门行政法规在内的一整套保护妇女权益和促进男女平等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对平等的内容 平等的实现都作出了规定，如果平等受到破坏，法律就会对不平等的现象得以纠正和恢复。要使法律的价值得以实现，就需要在具体的权利层面上要作出实质的确认和救
23、济性规定；在歧视妇女和侵害妇女权益结果发生的情况下，具备到位、通畅、有效补救渠道。另外，该案还涉及到我国乡土社会民俗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问题，当民俗和法律不一致时，应以国家法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法理学案例分析：孙志刚案案情简介：2001 年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艺术设计专业的大学生孙志刚，案前任职于广州达奇服装公司。2003 年 3 月 17 日晚上，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未携带任何证件被广州市天河区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辉带回派出所对其是否“三无”人员进行甄别。孙被带回后，辩解自己有正当职业、固定住所和身份证，并打电话叫朋友成先生把他的身份证带到派出所来，但李耀辉却没有对孙的说法进行核实，也未同
24、意孙的朋友“保领”孙志刚，也未将情况向派出所值班领导报告，导致孙被错误地作为拟收容人员送至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公安分局待遣所。3 月 18 日晚孙志刚称有病被送往市卫生部门负责的收容人员救治站诊治。3 月 19 日晚至 3 月 20 日凌晨孙志刚在该救治站 206 房遭连续殴打致重伤，而当晚值班护士曾伟林、邹丽萍没有如实将孙志刚被调入 206 房及被殴打的情况报告值班医生和通报接班护士，邹丽萍甚至在值班护理记录上作了孙志刚“本班睡眠六小时”的虚假记录，导致孙志刚未能得到及时救治，3 月 20 日，孙志刚死于这家收容人员救治站。法医事后鉴定其因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后经广州中级人民法院
25、、广州白云区法院和天河区法院三地同时审理，涉案的 18 名被告人受到法律制裁。分析参考：如果该案件的发生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其意义仅仅是一起普通刑事案件得到公正处理。但是该案件经媒体披露后在法学界却引起了巨大波澜，法学界展开一场关于“良法”之治的大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不从法律制度本身去解决问题，今后还会有李志刚、刘志刚等被收容被致死，因此强烈呼吁，不要让孙志刚的血白流，不要让类似的悲剧重演，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教训，以此为契机，使其成为推动中国依法治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里程碑。圣哲亚里士多德在定义法治时说：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
26、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是提出“良法”之治思想的第一人，以后经过自然法学派和其他学派的不断经营和发展，今天就现代社会来说，“良法”之治中的“良法”至少应当包括（1）法律必须体现人民主权原则，必须是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的反映，并且是以维护和促进全体人民的综合利益为目标的。（2）法律必须承认、尊重和保护人民的权力和自由。（3）法律面前一律平等。（4）法律承认利益的多元化，对一切正当利益施以无歧视性差别的保护。良法是法治的最低要求。所谓法治，首先是“良法”之治。其实哲学上所追求的对人的终极价值真、善、美在法治上只要有一价值成立其余就会同时展开。倘若在立法上解决了“良法”之治即解决了“善”的问题，那
27、么在法的实施上必然要求“真法”之治，而不是有法无治。而善法与真法之治的实践结果，便给人以艺术的价值，即“美法”之治。法治当中的“良”“善”意指益于人的道德准则，在观念形态上它已转化为人人都能接受的正义。法律制度在设计和构建过程中被要求的分配正义、校正正义、实体正义、程序正义等都是它的内容。法律以正义实现为追求，该法便是善法、良法，舍弃了正义的价值标准，法便是恶法。良法、恶法价值标准的确立，使人们在观念上有了“法上之法”与“法下之法”以及“合法之法”与“不法之法”之分。正义为法上之法，追之近之为合法之法，去之远之则为法下之法或不法之法，亦即恶法。恶法不为法，人人有权予以抵抗。在一社会中，人们有无
28、抵抗恶法的意识，是衡量其法治观念强弱的标准之一。在现代社会业已被认识到由一组组基本价值范畴组合的价值体系中，为求得良法，应将正义、自由、公平、安全、生存确定为良法之恒定价值，在此基础上实现正义与利益的统合，自由与秩序的统合，公平与效率的统合，安全与和平的统合、生存与发展的统合。良法成为衡平价值关系而使价值冲突降至最低限度之法。这一价值尺度应成为立法的首选原则。将这一观念推之于社会，公众也就掌握了判别法律正义与否的标准，法治随之也就具有了去恶从善的内在活力。经过二十多年的民主法制建设，中国业已基本上确立了一个囊括社会各方面的法律体系框架，在法治道路上也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同，然而我们的法律甚至包
29、括宪法在内的制定法应有的权威却始终未能确立，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模糊法律界限的人情、腐蚀法律尊严的金钱现实中仍有不少的事物高于法、大于法、外于法。立法过程中还未广泛采用调查、听证等公开化、民主化方式，特别是一些层次较低的地方性立法和部门立法与社会公益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权力色彩、地方和部门利益气息过于浓厚，使得这些立法用普遍的法治原则乃至宪法和一些国家基本法律进行衡量，都很难称得上“法”，与法治理想中的“良法”之治相比，形势亦然严峻。结合孙志刚案，当时适用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就难以称上“良法”，是导致孙志刚之死一案的重大制度缺陷。2003 年 5 月 14 日，许志永、俞江、滕彪三位
30、法学博士以普通公民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其中心有三点：一是收容遣送制度有违法治精神，应予废除。二是收容遣送办法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应予改变或撤销。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尽快启动违宪审查机制。另外全国人大代表建议修改收容遣送办法，增加错误收容赔偿机制；五位法学家也提请人大启动特别程序调查孙志刚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牛龙云在瞭望杂志上撰文指出，“孙志刚事件”和三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事件，也许将被记入中国依法治国的历史之中。2003 年 6 月 20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 381 号令，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取而代
31、之的是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法理学案例分析：齐玉苓案【事件概要】齐玉苓原名“齐玉玲”，与被告人之一陈晓琪都是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学生。在 1990 年的中专考试中，齐玉苓被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录取，陈晓琪预考被淘汰，但在陈父原村党支部书记陈克政的一手策划下，从滕州市八中领取了济宁市商业学校给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冒名顶替入学就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银行山东省滕州支行工作。1999 年 1 月 29 日，得知真相的齐玉苓以侵害其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陈晓琪、济宁市商业学校、滕州市第八中学和滕州市教委告上法庭，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16 万元和精神损失 40 万元。
32、同年，滕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陈晓琪停止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赔偿精神损失费 3.5 万元，并认定陈晓琪等侵害齐玉苓受教育权不能成立。原告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该案二审期间，围绕陈晓琪等的行为是否侵害了上诉人的受教育权问题，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关于齐玉苓与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姓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2001 年 8 月 13 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作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害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认定“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
33、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2001 年 8月 24 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此作出终审判决，其判决书写道：“这种侵犯姓名权的行为，其实质是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各被告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判令陈晓琪停止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齐玉苓因受教育权被侵犯而获得经济损失赔偿 48045 元及精神损害赔偿 5 万元。作为实体法依据，该判决引用了宪法第 46 条、教育法第 9 条、第 81 条的规定。这一判决突破了我国不得直接引用宪法条文作为民刑裁判依据的司法惯例，在理论和实务界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开创了我国宪法
34、司法化的先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分析参考：由于侵害受教育权却在民法和当时的相关法律（当时教育法还没有颁布）中没有规定，所以，对于原告主张陈晓琪等的行为侵犯了其受教育权，并要求陈晓琪等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支持，必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齐玉苓可否向陈晓琪等主张受教育权；2）法院能否依据宪法进行裁判；3）陈晓琪等的行为如果违反了宪法的规定，能否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对于第一个问题，也就是宪法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争论颇多。笔者认为，依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的受教育权属于宪法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专门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基本权
35、利之实现与否对法治社会的意义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仅可能受到来自国家力量的侵犯，社会上拥有优势地位的团体及个人，对于其他居于实力劣势之私人，亦有可能以压倒的势力妨碍其基本权利的实现。仅仅赋予公民得以基本权利对抗国家，仍难以保证其基本权利的实现。宪法作为我们这个国家的最高法，宪法所追求的价值和理念为法治社会之首要。宪法必须得到实施，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必须得到实现。对于第三人侵犯宪法所保护之基本权利，自应当给予法律上之救济。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
36、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些规定，都无一例外地表明宪法基本权利不容侵犯，宪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不仅仅对抗国家的侵害，同时也对抗私人的侵害。陈晓琪等的不当行为，造成齐玉苓受教育的权利难以实现，齐玉苓有权向陈晓琪等主张其受教育权。对于第二个问题，虽然长期以来人们存在宪法不能进入诉讼的观念，法院内部也有判决不援引宪法的惯例，但这些并不代表法院不能依据宪法进行裁判，我国宪法和法
37、律也没有规定法院审判不得援引宪法。笔者认为，法院有权适用宪法。这是因为：首先，宪法的适用权来源于宪法的实施权。宪法的实施又与宪法适用紧密相连。因为宪法规范是一种较为原则和抽象的规定，同时立宪者也不可能预见到未来社会的发展，因此，宪法要得到实施必须赋予宪法实施机关以宪法适用权。没有这种宪法适用权，宪法实施机关的活动是难以实现的。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法院作为宪法的实施机关，自然应当享有宪法的适用权。其次，人民法院在适用宪法时对宪法进行解释，并不与宪法将宪法解释权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规定相违背。人民法院行使的仅仅是行宪解释权，行宪解释就其实质而言是有权国家机构在实施宪法
38、、履行宪法所规定的权力和职责时，对宪法条文、规范原则以结构、功能和相关法律关系所作的进一步的说明。从法理上看，行宪解释一般只是适用、实施宪法的解释，并不是终极的宪法解释。进一步说，在民事审判中适用宪法是人民法院的神圣职责。这是因为，首先，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有责任保障宪法的正确实施。在民事审判中遇有违反宪法上规定的行为，自然应当依照宪法的规定予以纠正，在普通法律没有规定但宪法有规定的情况下自然有义务直接适用宪法中的规定对违反宪法的行为予以纠正。人民法院不履行这种职责的行为是违宪行为，应当由宪法监督机关予以纠正。其次，违反宪法的判决是无效的判决。我国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
39、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因此，一个违反宪法的判决自然不能成为有效的判决。人民法院的审判权是宪法赋予的，其实施审判权自然不得违反宪法的规定。宪法赋予人民法院审判权，又允许人民法院可以作出违反宪法的判决，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人民法院在普通法律没有规定但宪法有规定的情况下，不顾宪法的规定对公民违反宪法的行为不予纠正，对公民应受宪法保护的权利不予保护，作出这样的判决本身就是违宪的，这
40、样的判决是没有效力的。当然，人民法院行使宪法适用权，不是没有界限的，而是有限制的。首先，人民法院仅应在其职责范围内行使宪法适用权，超越其职权行使宪法适用权是应当禁止的。依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人民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依据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除此之外，宪法没有赋予人民法院其他职权，更不是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关。因此，并不负有追究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的职责。人民法院超越宪法赋予其的审判权的职责范围，行使宪法适用权本身就是违宪行为，应当予以制止。其次，人民法院行使宪法适用权应当尊重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等国家机关的宪法适用权。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宪法和法律、法规中都作了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选择适用法律、法规，而
41、不是直接适用宪法。因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活动也是在其职权范围内适用宪法的活动，在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关未作出否定评价之前，这种宪法适用的活动具有法律效力，应当给予尊重。如果人民法院认为法律、法规符合宪法的规定的，则应当优先适用法律、法规中的规定，因为法律法规中的这些规定是对宪法中原则规定的具体化和生动体现，执行和适用这些不仅无损于宪法最高法的形象，而且能保证宪法得到更为有效的实施。但是，如果人民法院认为法律、法规不符合宪法的精神、原则和有关规定，这时一方面，应当尊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在其职权范围内适用宪法的活动，在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关未作出否定评价之前，人民法院
42、既不能拒绝适用法律法规而直接适用宪法进行判决；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应当遵照宪法行使审判权，不能作出违反宪法的判决，所以人民法院也不能不顾宪法的规定而适用自己认为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作出违宪的判决。此时人民法院应当行使疑问权，而不是宪法适用权。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的规定，中止诉讼，待我国的宪法监督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判断后再进行审判。宪法监督机关作出的判断是终局性的，人民法院应执行宪法监督机关的决定。综上，笔者认为法院能够依据宪法进行裁判。对于第三个问题，也就是陈晓琪等的行为违反宪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的问题。笔者认为，从法理上讲，民法侵权行为法上的救济权
43、是为救济私益而设，但对私益的保护，不仅仅体现在民法中，同样也体现在行政法、刑法等公法中，所以，这些公法中所设定的某些公权其目的除了保护公益外，也保护私益。公法的保护不能取代私法的保护。宪法是一门综合性的法律，宪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本身也是公权和私权的混合。因此，当第三人的行为侵犯宪法上保护的公权，并构成对私益的侵犯时，也应当得到民事上的救济。违反宪法所承担的责任形式可能是多样的，民事责任是一种责任形式。正当的民事利益，应当和民事权利一样得到民事上的保护。一些国家和地区民法典已经明确规定了给予公法上的私益以直接民事救济的方式。例如，德国民法典第 823 条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生命、身
44、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者，对被害人负赔偿损害之义务。1、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之法律者，负相同之义务。2、如依法律之内容，虽无过失亦可能违反法律者，在有过失时，始负赔偿损害之义务。”根据霍恩的解释，“这里所说的保护性法律，包括所有以保护个人和个人群体为主要目的的私法规范和公法规范。” 因此，在本案中，受教育权虽然不是一项民事权利，而是作为一项公权规定在宪法上，但是受教育权的实现与否对于个人将来的发展、收入的高低具有重要的意义，受教育作为一种利益对于个人具有现实价值，并且具有正当性。是故，受教育应受民事上的保护。陈晓琪等的行为构成了对齐玉苓受教育利益的侵害，理应追究其民事责任。案例分析：
45、对一起私取骨灰侵权案件的法理分析案情：原告刘某之父于 1952 年入赘改姓名到刘家生活，后因病去世。刘某打算将其父与其先前去世的母亲合葬，刘父的侄子王某却要求将刘父在原籍安葬，双方因此发生纠纷，王某愤而拒绝参加刘父的葬礼。刘某将其与其母合葬的当天晚上，王某竟到该坟地扒坟，撕毁盖棺布，将刘父的骨灰挖出并带回家供放，把棺材和陪葬的衣物置于墓地周围，刘某闻讯后痛不欲生，多方打听方得知系王某所为，且该骨灰现在王某家供放，遂和乡司法所同志一起与王某达成调解协议：1、刘某向王某赔礼道歉；2、赔礼道歉的次日，刘某同本族的几位长辈一起将其父骨灰接回。刘某依约向王某礼道歉，王某却拒绝归还骨灰。刘某无奈只得诉至法
46、院，请求判令王某将骨灰按原状放回墓地，赔偿其精神损失 2000 元。分歧：对被告的行为应如何定性，有几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行为侵犯了死者的名誉权，应承担侵权民事责任。理由是公民死后仍享有人格权，按中国传统风格，刘父的骨灰受到侵犯，则死者不能入土为安，其社会评价也因此被降低。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定盗窃、侮辱尸体罪，应驳回原告的民事起诉。理由是王某主观上具有犯罪故意，客观上秘密窃取死者的骨灰，损害尸体的尊严，伤害死者亲属的感情，在当地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应以盗窃、侮辱尸体罪通过法定程序追究其刑事责任。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定盗窃罪，应驳回原告的民事起诉。理由是公民生前的身体为有体物，死后其尸体
47、亦为有体物，属于继承人应享有的遗产。而王某以秘密窃取的方式取走骨灰并占为己有，虽然难以确定该骨灰的价格，但侵犯的标的特殊，应认定为情节严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第四种意见认为，本案不属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范围，应驳回原告的起诉。理由是骨灰不属于财产，不存在侵犯所有权的问题。本案系双方对安葬地点的风俗习惯理解不一致引起的纠纷，不属平等主体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引起的民事纠纷。鉴于王某的行为破坏社会公共秩序，可予以治安处罚。第五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行为侵害了刘某对其父骨灰的埋葬、管理权，造成刘某精神痛苦，具备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应判决王某承担侵权民事赔偿责任。笔者同意第五种意见。评析：前四
48、种关于骨灰性质的意见，均不能正确解释骨灰的法律性质和在骨灰上所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1、 从王某私自取走骨灰的主观动机来看，其目的并非是要贬低刘父的人格，不具备侵害名誉的主观故意，且按照社会公众的一般价值观念，对刘父人格的社会评价并未因此降低。故可否定第一种意见。2、 骨灰虽然也属于刑法上尸体的范畴，但盗窃、侮辱尸体罪侵犯的是社会公共生活准则，而本案中刘某之父入赘死亡后应在何地安葬纯属风俗习惯，并无共同的生活准则。王某主观上没有任何亵渎死者灵魂的故意，而是认为将该骨灰迁至死者祖坟处能使死者的灵魂更好的得到安息，故本案不构成盗窃、侮辱尸体罪。3、 盗窃罪的犯罪对象是公私财产，并且需具备数额较大这一
49、情节，而骨灰不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没有价格，其具有的利用价值也非严格意义上的使用价值，无法以具体的金钱数额来衡量，因此，骨灰不属刑法意义上的财产，王某的行为当然不属于刑法上的盗窃行为。第三种应定性为盗窃罪的观点不能成立。4、 骨灰能否成为民法意义上的物，其上能否存在所有权，第四种意见未能抓住骨灰的法律本质属性，不够准确。笔者认为，本案是一起侵犯死者亲属埋葬、管理权利的特殊侵权纠纷，下面从骨灰的法律属性入手阐述这一观点。骨灰是人的尸体焚烧后骨骼烧成的灰。除非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或利用价值，尸体一般是不会长时间放置的，都会由其近亲属通过尸体进行火化，然后对骨灰予以掩埋、播撒使其转化为其他物质形态回归自然界，或者仅留少部分骨灰作为对死者寄托怀念与哀思的一种载体。因此，骨灰是尸体火化后的唯一表现形式，可结合尸体的性质来思考骨灰的法律属性。尸体、骨灰是否为民法意义上的物，有以下三种观点：观点一、尸体、骨灰为物，可以成为所有权的客体，但所有权的行使受到限制，如不得为使用、收益等处分，且不能将其抛弃，而只能以埋葬、管理、祭祀为其内容。尸体、骨灰的所有权属于继承人。观点二，尸体、骨灰为物，但其上不成立所有权，不能作为遗产来继承，只是埋葬、祭祀、管理的标的。观点三、尸体、骨灰不是物，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