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文旅学院 晏雪平 15907001805,导论,一、关于经济史学 经济史学是指主要通过考察一国（或一个区域）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历史发展过程，探索这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特点及有关规律的一门学科。,经济史学应当做到的三个侧重： 1、规范分析与侧重分析相结合，侧重实证分析 2、短斯考察与中长斯考察相结合，侧重中长期的考察 3、突变因素与渐变因素相结合，侧重渐变因素的考察,经济史学研究的任务 经济史研究要为经济学理论发展提供丰富的素材及深层次的研究成果。 吴承明：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为方法论，经济史研究可以根据问题的性质和资料的可能，采
2、取不同的经济学及其它社会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和论证。 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流。 新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探讨的是一段历史时期的经济演变过程。其研究目的不仅是为了对以往的经济活动作出新的说明，同时，通出提出某种分析框架还可以对经济理论有所贡献。这种新的分析框架能够使我们理解经济变迁。,熊彼特（前美国经济协会会长、计量学会会长）曾经说过，经济学家应该掌握三门知识，一是经济理论，二是统计学知识，三是经济史。如果三门只能学习一门的话， 情愿选择经济史，而放弃前二门。 熊氏实际上是把经济史作为经济学的基础。,二、研究经济史的意义,能提供大量的经验和事实，为现实
3、服务； 经过历史沉淀的事实比人们直接感知的事实可靠； 历史提供的经验世界，可对经济理论的假设和命题进行证实和证伪； 用史学工具更容易找到经济发展的脉络和原因。,三、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概述 1、时限：1840年至今 2、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特点 （1）传统小农经济瓦解的过程 （2）经济现代化 （3）这种转变是内外因素结合的结果冲击反应模式（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中心观（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第一讲 1619世纪上半中社会经济概况,16世纪相当时明代正德、嘉靖、万历年间，此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人口逐渐增多，耕地面积扩大，在此之后，经历明末清初的战乱，社会经济有一定的衰退，但经过顺治、
4、康熙、雍正几朝，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到乾隆朝，基本上发展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端。 但是，也正是从乾隆朝开始，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开始遭遇瓶颈：人口增加、资源紧张、闭关锁国、农业中的过密化等等。,一、经济发展与人口剧增 1、人口增长 14世纪末，中国人口约6500万。 16世纪末，近1.5亿。 明末清初，因战乱和饥荒，下降为8000万。 17世纪中叶，恢复至1.3亿左右。 18世纪30年代起，人口剧增，很快超过2亿。 19世纪中叶，突破4亿。 康熙51年规定以前一年的人丁数为标准征收丁税，以后滋生 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年间推行摊丁入亩，更是在实际上取消了人头税。这一政策有利于民生、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5、但也造成了清代中叶以后人口的大爆炸。,2、耕地情况 地大物博，足以形成自给性的经济结构。 基本属内陆国家，大部分地区与海岸线无缘。交通运输不便，远距离商品流通困难，各地区发展不平衡。 平原少山地多（19），但森林覆盖率较低，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 耕地中1/3以上是盐碱、红壤、洼地，土壤贫瘠。 14世纪末（明初），全国耕地约3.7亿亩。 16世纪末（万历年间清丈），约7.4亿亩。 明末清初，因战乱荒弃土地，下降为6亿亩。 18世纪初，恢复至7.3亿亩。 18世纪中叶，将近10亿亩。 19世纪中叶，将近12亿亩。,马尔萨斯与人口论 马尔萨斯，17661834年，他是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
6、家。 人口论：认为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加，而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因此生活资料的增加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是自然的、永恒的规律，只有通过饥饿、繁重的劳动、限制结婚以及战争等手段来消灭社会下层，才能削弱这个规律的作用。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的主要论点之一，他以“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作为自己人口理论的经济学和自然史的基础，认为由于“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使食物赶不上以几何级数速度增加的人口的需要。,3、人口压力的出现 中国在清代中叶实际上也出现了类似于马尔萨斯所说人口压力，那么中国当时的这种情况是否与马氏人口论相符呢？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考察中国在人口剧增之后，农业发展有没有跟上人口的步伐。即马氏所说的
7、“土地收益递减规律”能否成立。 “土地收益递减规律”最少要符合两个条件才能够成立：,第一，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土地却没有同样增长或者没有增长，即没有或没有足够的空余土地可供新增加的人口开垦。 人口的迅猛增长，时人就曾想了很多办法，其如雍正帝在继位之初曾指出：“国家承平日 久，生齿之繁，土地所出仅可赡给，倘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增，何以为业？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所以雍正在位其间，大力的推动地方开垦荒地，甚至以地方官开垦了多少荒地来考察其政绩优劣，但是由于当时地方上荒地所剩无几，地方官往往虚报垦荒数目，用于交差。可以说雍正的鼓励垦荒政策效果并不理想。雍正在位其间，还曾想在当时的直隶种
8、植水稻，并先后派其舅舅隆科多及弟弟和硕怡亲王胤祥在直隶大修水利，种植水稻，但效果也不好。 随着乾隆朝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时任贵州学政的洪亮吉就曾经提到过与马尔萨斯相类似的观点，对当时人口的剧增忧心重重。,洪亮吉在治平、生计两文主要表达了以下观点： 粮食的增加与人口的增长不存在直接的比例关系。在100年左右的时间内，人口可以增加520倍，而由于受到土地面积的限制，粮食只能增加35倍。 自然灾害不能控制人口。 依靠别人为生的人比参加生产的人多。 人口越多，人均收入越少。但由于僧多粥少，支出和消费会更大。 人口越多，劳动力将越不值钱。但货价会越高。 人口越多，人民维持生计越难 人民中财富分配不均 在饥
9、荒、洪水和瘟疫之类自然灾害中那些无财无业的人将先会冻饿而死。,第二，当时农业生产力并没有质的飞跃或者说农业生力的增长的速度比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 时人为了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农民们进一步发扬精耕细作传统，并普遍采用轮作复种等多熟作物制，再加甘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推广种植，使全国粮食总产有明显增长。据专家折算，至鸦片战争前全国年产量约有3022亿斤，比明代1446亿斤的粮食总产值增长了一倍多，但由于人口增长幅度更大，这时的人均粮食占有量约比明代减少了39%。各地粮价上涨。,人口不继增长下，过剩劳动力持续投入到有限的土地中产生的后果： 高水平均衡陷阱 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伊懋可（MarkEvi
10、n）教授在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中提出的有关不发达经济的一种理论假说，又称高水平均衡陷阱。 不发达经济实际上是长期稳定或停滞在某个低收入水平上的一种均衡状态，即使受到干扰使一些因素改变，均衡暂时破坏，仍能很快在一新的均衡点上稳定下来。 传统农业经济跳不出这个陷阱，就不可能走上现代化之路。,高水平均衡陷阱,OA是生产可能性曲线， OB是最低生存费水平曲线。生产力提高使曲线OA上移到OA，此时投入L1得到的产值不是S，而S。平均产值由S/ L1 ，增加到S/ L1，人均收入提高。SS是产值超过最低生存费部分，表明社会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于是人口便会增加，从L
11、1增加到 L2 ，其产值从S提高到T。T比S略高，但其边际生产率却很低，人均收入回到最低生存费水平。,劳动投入（ L）,产量（Q）,Q1,Q2,L1,L2,O,A,A,B,S,S,T,农业内卷化问题 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63年出版的一部研究印尼的爪哇岛的著作：农业的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 ，该 书提到：无数的劳动力集中在有限的水稻生产中,特别是在因甘蔗种植业而改善了灌溉条件、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的地区。1900年以后，即使旱作农业有所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只有非常小的提高。水稻种植，由于能够稳定地维持边际劳动生产率，即更多劳动力的投入并
12、不明显的人均收入的提高，但是间接地吸收了西方人进入以后所产生的几乎所有多余人口。但是农业内卷化同样也使得当地的农业永远不可能走出传统农业的范畴，只能保持其原有的水平。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我称之为“农业的内卷化”。 黄宗智同样也以内卷化的理论对中国江南及华北地方的农业进行研究，认为中国在旧生产力基础上，高土地产出率与低劳动生产率结合。农业发展不为现代化提供原料、劳动力和市场。人均收入低下，农民贫困化。 耕地扩大有限，人均耕地从6.15亩下降到2.5亩。 提高亩产量：从140斤/每亩提高到240斤/每亩。美国现代农业133斤/每亩，但中国每亩投入的劳动力是美国的23倍。其实就是一个劳动力边际收益不断
13、下降直至接近于无的过程。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农业内卷化的原因 农业生产力达到极限 明中叶以后，生产可能性曲线大幅上移已不可能，人口生存需求的增长却不停滞，要求出现新生产力，而资本主义萌芽又不能成长。 主要地区开发完毕，继续扩大耕地的潜力不大。 农业生产技术已臻完备。王祯农书、徐光启农政全书、鄂尔泰授时通考中开列的农具几乎相同。 新作物引进完成，改良品种主要是为增加产量（三熟制）。 肥料投入在工、肥投资中，从27%增加到50%。 水利建设投资增长34倍，效益反递减，被生态环境破坏、水土条件恶化所抵消，只体现政治性功能。 人口增长刺激提高单产，单产提高
14、又刺激人口增长。传统社会的中国为了最大限度地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而牺牲经济的发展。,二、地主经济与小农经济 1、土地制度的特点：私有制盛行 土地名义上始终属于国家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实际上却存在各种独立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地契是土地实际所有权的凭证。 官田租税合一，均归国家；民田税交国家，租归地主。官田民田化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大土地所有者和广大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共同偏好，是封建社会最危险的不安定因素。 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不导致使用经营权的集中，反而使其更分散，效率更低下。,2、土地经营制度的特点 在地主制 经济下，土地实行租佃经营方式，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普遍的土地经营方式。而
15、经营式地主非常少见。 由此，形成了传统中国社会发达的土地租佃制度。 当时农民向地主交纳的地租三种形态并存，实物地租为主，货币地租是趋势，劳役地租为补充。 劳役地租 早期的共耕公田，明清时的杂租。 满足自给自足经济下的劳役需求。 实物地租 分成制：分租，租率在五成以上； 定额制：定租、铁板租，实际租率也在五成以上。 （3）货币地租 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或者国内经济环境相对较好的时候较为流行，否则就会倒退到实物地租。,明清时候，中国还盛行一种称为“永佃制”的土地租种制度。 是一种自由的租佃契约关系，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 田底权、地骨权： 地主拥有土地所有权，向国家缴纳田赋。 田面权、地皮权：
16、 农民取得土地的永久使用权向地主交纳地租。 由此就出现了很多所谓的“二地主”、“三地主”。,永佃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 土地经营从粗放转向精细，土地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对土地的投入，佃权变得重要。 人口和土地严重比例失调：人多地少，农民愿付更高的代价谋求佃权的稳定；地多人少，地主用永佃权拴住农民。 土地买卖更加方便。 永佃制的出现，有利于富农向经营地主转变。,三、商品经济的发展 1、中国城乡市场网络已具有比以往更大的规模 古代神农氏，“日中为市”，先民以物易物，主要是生产者（周边农民）之间的交换，交易品多为农副产品。 汉唐都城实行坊市制。 宋代打破坊市制。 明清时期市场特点：地点增多增密；间隔
17、时间缩短；开放性墟集、草市增加。 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大批的商业市镇，并已经有专业化的倾向。乾隆嘉定县志记：“布商盛于南翔，花商盛于罗店。至新泾镇凉鞋，安亭、黄渡镇蓝靛，亦为商贾所集。”,当时有所谓“天下四大镇”：景德镇、朱仙镇、佛山镇、汉口镇。 明清时期，江西也有四大名镇：景德镇、河口镇、樟树镇、吴城镇 。这四大镇在明清时期商业已经非常发达，据资料记载：吴城镇万历15年时，“不下五七百烟，依然贾舶官舰，络绎不绝”（明郭元标望湖亭记）而至清康熙朝后，吴城更加繁盛，“五方杂处，千家烟火”，已有“西江巨镇”之称，“其去来帆樯，如梭走锦，眩人目睫”。 当时为了方便客商，不少市镇还出现了主要从事银两与
18、铜钱兑换业务的商号。（钱庄、钱铺或者钱号都是从这种商号发展起来的。）18世纪上海已经有钱庄100多家，并设立钱业公所。 总体特点：发展很不平衡，在分布上，南方密于北方，东部密于西部；规模上大小悬殊；且仍处城乡分离的过渡状态，未与农村完全对立。,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手工业市镇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千户市镇统计表,明清时期全国城镇等级规模统计表,2、随着国内市场的显著扩张，长途贩运进一步发展 在此时期，中国的水运系统大大扩大了。中国内河航运的总里程增加了好几倍，在1840年前达到了5万公里左右； 沿海航运里程也有很大增加，在1840年前已约有1万公里（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45、2472
19、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这个巨大的水运网覆盖了中国的大多数经济区。在水运里程增加的同时，航运能力也提高了。到了19世纪中期，中国水域中航行船只超过20万艘，总载量达400500万吨。与此相对照，19世纪世界海上霸主大英帝国在1800年仅拥有1700艘船，总载量185万吨。到1841年，其总载量增至283万吨， 但仍远逊中国（注：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4748、828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中国陆运的发展也十分显著。到19世纪初，一个由12条商业干道组成的陆运网已形成。这些干道不仅将中国所有的内地省份和大多数主要城市连接了起来，并且也把蒙古、新疆、西藏、青海
20、等边疆地区和内地连接了起来（注：刘秀生：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163226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16世纪以前，中国的跨地区贸易主要限于奢侈品贸易和盐铁等少数特殊商品的贸易。像粮食和布匹等大众消费品的贸易，则主要限于地方市场上的交易，在跨地区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很小，绝对规模也不大。 15001840年，中国的跨地区贸易增长非常迅速。若以钞关税收为参数，长途贸易量增长了39倍之多。跨地区贸易的商品，无论在品种还是数量上都大为增加，而且市场上工业品总值超过了农产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64页。）。按照一项比较保守的估计，跨地区贸易中的粮食和布匹的总量，在这三个多世纪中增加
21、了3倍，而丝织品的数量则增加了40倍。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以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七大商品为代表，长途贸易量大约占到了国内贸易量的20（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5253、255264页；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282284、318329页，人民出版社，1985。）。但是，据李伯重近来的研究表明：如果对上述估计中一些明显偏低的情况进行修正，并加入更多种类的商品一同计算，那么长途贸易量所占的比重非常有可能在30左右（李伯重：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15001840年，清华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以近代以前的标准来看，这些比重都已相当的
22、高。,3、城乡市场上活跃着大小商人资本 商人资本的来源:劳动收入;土地、地租和房屋宅基、房租 ;官僚资财，指封建官僚各种正当不正当的收入，包括其官俸和贪污、纳贿等等所得; 公帑官项，指清代中央和地方官府的财政收入;生息资本;生产利润，指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剥削雇佣劳动者所获得的利润;商业利润。（封越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 十大商帮：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广东（珠三角和潮汕）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 明代，商人资本还是银五十万两级，最高百万两水平，清代，则数百万两已属常见，进入千
23、万两级。这说明市场累积货币资本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也说明国内贸额度的加大。 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商品流通量增加，为解决现金携带不方便的问题，此时期大量的票号出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山西票号。票号的兴盛，可以说是清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商业资本进一步增大的结果。,四、严格限制下的中外贸易不断扩大 此时期，在朝贡贸易体系下，几乎所有的中国贸易伙伴都不得不接受“朝贡国”的地位。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必须由中国朝廷认可，在规定的时间派遣贸易使团来华。这种地位意味着这些国家必须承认它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下对上的关系，或者甚至是一种藩属国对宗主国的关系，尽管有时仅是纸面上的。在此方面，西方国家与中国的亚洲邻国并
24、无多大差异。尽管葡萄牙人、荷兰人和俄国人力求在中国取得贸易特权，但是依然不得不接受这种“朝贡国”的地位。18世纪的世界强国英国也不例外。1793年著名的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仍被当作“朝贡国”使团接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后才发生变化。 但与中国的亚洲邻国不同的是，西方列强（特别是较晚东来者如英、法、美等国）并未真正承认这种“朝贡国”的地位。相反，它们甚至还力图挑战中国在东亚世界中的权威（例如葡萄牙之窃据澳门，荷兰、西班牙、俄国、英国之占据东亚若干地区等）。在私人贸易活动方面，西方殖民主义者也成为中国商人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在19世纪以前中国商人（特别是闽广商人）依然一直在东亚商业界居于支
25、配地位（注：张彬村：明清两朝的海外贸易政策：闭关自守？）。,在中国与东亚国家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纺织品、生丝、茶、瓷器以及其他制成品，输入铜、海产以及香药、犀象等。这些也正是中国与欧洲贸易中的主要商品。在17世纪与18世纪，中俄和中美的贸易中，中国从俄、美输入的主要商品是皮毛和人参，输出纺织品、茶、瓷器，情况亦颇类似于中国在与朝鲜及北亚、中亚邻国的贸易。 与东亚国家一样，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产品需求很大，而中国则对对方的产品并无多少兴趣，只有一种产品例外，那就是白银。吴承明较近的研究表明：在16501800年间，有1.09亿两白银从西方国家及其殖民地流入中国。这个数量颇为惊人，但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在亚
26、洲却并非新现象。在17世纪后期，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1080万两。而在18世纪，也有数以百万两计的白银从越南和缅甸流入中国（注：吴承明：18与19 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 载货殖，1999（3）.）1619世纪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孙毓棠、全汉升、王业键等人的估数均比吴承明的估数大很多。 但是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中，也有一种重要的商品是中国与亚洲邻国的贸易中没有的，这就是鸦片。鸦片贸易成长非常迅速，以至在19世纪初成为中西贸易中，西方向中国出口的首要商品。中国的鸦片年进口数量，18世纪前期约为200担左右，至1838年1839年度则飙升至4万担（注：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
27、史第一卷，43、74页；林满红：中国白银外流与世界金银减产，18141850年，载吴健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4辑。）。这种毒品贸易，确实是传统的东亚贸易中从未有过的。,15001840年，中国与东亚邻国之间的贸易有长足的发展。在16世纪与17世纪，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在18世纪和19世纪，随着华人大量移居东南亚，中国与该地区之间的贸易大大扩大。但是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发展更为迅速。例如在17世纪初期，西方（葡、西、荷）每年购买中国生丝达到7000担，比日本的购买量多出三分之一（尽管西方购买的中国生丝中有一部分是转卖到日本的）。19世纪中期，日本购买中国生丝的数量锐减，东南亚的购买
28、数量也增加缓慢，而西方国家的每年平均购买数量却跃升至16000担，大大超过东亚国家的购买数量（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 16201850，P101102.）。又如在棉布贸易方面，在16世纪与17世纪，日本是中国棉布的最大购买者，每年平均进口中国棉布数十万匹。与此相对照，1786年欧美各国商人在广州购买了372000匹中国棉布；半个世纪之后，这个数量剧增了36倍（注：全汉升：鸦片战争前江苏的棉纺织业，载清华学报（新版）（台北）第1卷第3期，1959；徐新吾：江南土布史，100101页。）。中西贸易的成长快于中国与东亚邻国的贸易的成长，也可见于前述白银流入中国的情况。,第二讲 条约经济的形成及其对
29、中外经济关系的影响,一、列强侵华战争及其对中外经济关系的影响 二、外国资本在华势力扩张 三、中外贸易的主要变化 四、中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一、列强侵华战争及其对中外经济关系的影响 南京条约：关税协定、取消公行制度、五口通商 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片面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明确规定中国关税值百抽五、英国官船可以自由进入通商口岸。 协定关税、治外法权、子口税制、海关行政权、租界行政权、沿海及内河航运权、鸦片贸易合法化、掠卖华工合法化、在华筑路设厂开矿驻军等权。 所谓条约制度就是指以亨有条约特权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活动，或者称条约经济。,1、十三行。清代设立于广州的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又称洋货行
30、、洋行、外洋行、洋货十三行。康熙帝二十四年(1685)开放海禁后，清廷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海关。粤海关设立通商的当年，广州商人经营华洋贸易二者不分， 没有专营外贸商行。次年四月间，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议，将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分为住税和行税两类。住税征收对象是本省内陆交易一切落地货物，由税课司征收；行税征收对象是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由粤海关征收。为此，建立相应的两类商行，以分别经理贸易税饷。前者称金丝行，后者称洋货行即十三行。从此，洋货十三行便成为经营外贸的专业商行。名义上虽称“十三”, 其实并无定数。 清代严格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规
31、定对外贸易仅限于广州一口，十三行业务十分发达。为了垄断对外贸易，广州16 家洋行于1720 年12 月成立“公行”，但遭到外国商人反对。次年被两广总督废止。1760 年洋商潘振成等九家向粤海关请求成立公行，该行具有亦官亦商的职能。1770 年公行裁撤，众商皆分行各办。直到1782年公行制度才最后确立下来。公行对官府负有承保和缴纳外洋船货税饷、规礼、传达官府政令、代递外商公文、管理外洋商船人员等义务，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中起中间人作用。另一方面，它享有对外贸易特权，所有进出口商货都要经它买卖。初为牙行性质，后也自营买卖。自1820 年（嘉庆二十五年）伶丁洋面鸦片及各项商货走私贸易兴起之后，多数行家
32、营业亏损，资金欠缺，负债很多，常有倒歇 。,二、外国资本在华势力扩张,1、洋行势力的增张及买办制度的形成 近代外商在中国从事贸易的代理行号 。18世纪60年代兴起散商贸易，随之产生外商代理行号。1840年以后，外国在华洋行日益发展，是外国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 三个发展阶段： (一)鸦片战争以前，在东印度公司垄断条件下，英商与美商行号的出现及发展历程虽有所不同，但大都是以代理业务为主，因之这一时期的洋行，姑称之为“代理行号”。 (二)鸦片战争以后，洋行业务由代理扩充到自营贩销，并开始向船运、船舶修造及银行等专业领域发展。 (三)大约始自1870年以迄19世纪末期，由于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及海
33、底电线的敷设，除出现代理行号增设高潮外，洋行资本进一步从流通领域伸向生产领域，并且形成洋行在各通商口岸的垄断势力。 聂宝璋：19世纪中叶在华洋行势力的扩张与暴力掠夺 ，近代史研究，1981年2期 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在华金融活动中的银行与洋行，历史研究 1994年01期,从19世纪70年代初期起 ，为适应中西交通及贸易方式的变革及对华贸易难以全面大幅度增长的情况，在华洋行特别是资力雄厚的老牌大行，开始实行代理华商经营制度，调整原有的经营方向。到70年代中、后期贸易萧条时期，一些大洋行都把各自的力量从商品贸易的投资及收取佣金的代理业务转移到加工制造、航运、保险、金融等贸易的辅助业务上去。 所谓代
34、理经营，就是既不承担风险，又可自营，而以代理华商经营为主的经营方式。华商或出资购买轮船由洋行代理经营，或置货由洋行代理订购运销。 在这个阶段里，轮船运输业仍然是洋行商人扩张势力的重要领域，与此同时，洋行商人向生产领域的投资增加。自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 争的55年中 ，洋行商人投资创办的各类工厂企业共计191家，其中1870年以后创办的计116家。,甲午战争以前，为突破封建经济结构及封建政治体制的阻力，越来越多的洋行商人以天津为跳板向清宫廷所在的北京开展活动。他们以借款为诱饵，与内务府建立起联系，以便争夺对清政府开始酝酿举办的海防、洋务事业及国家建设项目的投资权。不少洋行已开始经营军火生意。甲午
35、战争以后，在华洋行势力又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张。据统计，外商洋行1911年增至2863家 。英商原来的优势地位受到日商的严重挑战。19世纪末叶，中国逐渐成为帝国主义自由投放其过剩资本的国际场所。开办厂矿企业的直接投资与借款等间接投资空前扩大起来。在这方面，外国在华洋行起到了仅次于外国在华银行的作用。从马关条约获得“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特权的洋行商人连年不断地投资设厂。其业务范围远远超过甲午以前的为贸易服务的加工制造业。迄1911年清王朝覆灭的16年当中，包括棉纺、采掘、冶炼、食品、造船等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资企业共计120家 ，资本额近1亿元；有的企业资本在百万元以上。某些企业资本甚至超过千万
36、元，数额之大，表明了洋行企业在各个地区或行业中的垄断地位。其中有些企业显然是在国际托拉斯的参与下创办、发展的，有些则纯粹是国际金融财团的分支机构。同时，在中国铁路权益的争夺中，一些洋行亦参与了外国在华铁路投资。由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十五、六年间，时间虽然不长，但从广度及深度上考察，洋行势力的扩张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政治经济显然进一步半殖民地化。然而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工商业在一场广泛的抵制美货、收回利权运动中，也获得初步发展。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但在华洋行势力的扩张并没有中止。,事实上外来侵略势力起初只及于通商口岸，还不能打入内地市场。即使在新开口岸，洋行的商品侵略活动也难以顺利展开。因而
37、出现洋货滞销与严重积压现象。大批涌人口岸的洋货不得不屯储在仓栈里久久不能出手。各通商口岸，情况大抵类似。 例如在宁波，开埠后的第一年(1844年)对外贸易额尚有50万元。5年过后，不但没有增长，“反不逮此数之什一”。1846年舟山曾有一名外商戴维逊(Davidson)报道说，宁波有大量英国进口的棉布和丝绒上市，但英籍洋行却一家都没有，连唯一的一名英商麦肯茨(Mackenzie)不久也退回到上海。 福州的情况同样不妙。虽然从邻近的红茶产区可以买到较广州价格低2025的红茶，然而这项有钱可赚的贸易到底没有迅速发展起来。原因之一是，内地茶商自福建产区将货物运销广州的“老习惯”难以改变，使外商无从插手
38、。当地人民群众不间断的反侵略斗也迫使一些外商不得不放弃觊觎已久的设行计划。窜人福州的外国商人往往被搞得狼狈不堪，以致福州开埠以后在9年的时间内一直没有外商经营的“合法贸易”。虽然不时有他们的船只窜入，但这些都是走私贩毒与海盗护航。 广州在公行时期就设有外商商馆，对外贸易已有长期的历史，而又地处南海之滨，与香港、澳门毗邻，在侵略者的眼中，犹如瓦特岛之于英国，长岛之于美国一样，香港乃是插入中国领土的一个锲子。侵略者蓄意掠夺这块领土以作为扩大侵略的跳板。然而在鸦片战争以后初期，香港还不能立刻发挥很大作用，“贸易将仍在广州继续进行。”历史地理的因素使广州仍居于重要地位。人们可以看到，一些老牌殖民地洋行
39、把总行仍设置在广州。,洋行势力扩展最快的口岸是上海。在这里，交易便利、物产丰足，商贾辐辏，不仅临近丝茶产区，且有广大长江腹地。这是侵略者垂涎已久的重要港口。因此，开埠的第一年，英美籍洋行即开设11家之多。然而上海外商的商品贸易同样没有迅速展开。以1850年为例。这一年上海英国工业产品的进口总额较之1844年不但没有增加，甚至减少70万镑。有些洋行，由于商品贸易之停滞，设行不久，旋即闭歇。那些历史较久、基础雄厚的老牌殖民地洋行，如怡和、宝顺、琼记、仁记等，在商品贸易代理业务方面，也毫无起色。其收益“并没有与贸易成比例的增加”，所以当时获取任便交易特权的殖民地商人并不曾大量经营“商品交易”，而是热
40、衷于走私、贩毒等暴力掠夺。1846年设上海分行的旗昌以及怡和等行，在此以前很久即已派人设立趸船走私贩毒了。洋货匹头商泰和洋行迟至1849年才出现在上海。 拐骗华工、贩卖人口 拐骗华工、贩卖人口的罪行，鸦片战争以前即已有之。鸦片战争以后就更加猖狂。为了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向西方输送廉价劳动力，很多洋行干起拐骗华工的勾当。 拐骗华工贩卖人口的中心最初是广州、澳门与厦门，后来又扩展到汕头、上海、天津等口岸以及贵州等内地省份。据不完全统计，仅厦门一口“出口华工”，18451852的七年期间，共计5000余名，而1851年一年即达2000名之多。其中有男性，也有妇女，而且还有不少未成年的儿童。,拐骗华工的方
41、式，主要是诱拐和掠捕，受骗的华工一旦落入人口贩子的魔掌，就必然要受双重盘剥，洋行把华工当作奴隶买卖，盈得利润以后，资本家还要在华工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为了偿付运输费用及“身价”，资本家对华工的剥削也必然加倍的残酷。受拐骗者则在失却自由的同时，还失却了生命的保障。一个侵略分子目击残酷虐待华工情况后写道，当华工被诱骗到“收容所。以后，即被剥去衣服，在胸部打上字样号码，编号以后，有些被直接装船外运，有些则先特制牢笼，囚禁待运。在外运以前，“审问及清点人数之时，从者得免虐待，不从者则惨遭毒刑，甚至枪杀”；及至“送往国外，卖为奴隶，受尽磨难，其能存者，万不得一”。至于运输途中海上地狱的悲惨遭遇，尤其令人发
42、指。总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是不胜枚举的。 因此，在外商所至之处，造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例如广州地区的人口贩子，“始犹暗用诱术，近则明用强抢，省城附近一带村落，行人为之裹足，民情恂惧异常。”上海地区同样是“先用拐骗贩卖，继而遍地捉人，人情汹汹。” 为了多装多运，一般船只竟把华工所占舱位每位压至8平方英尺(24英尺)。这意味着人既难于转侧，双腿亦不能直伸。加以其它恶劣条件，以至一艘载运298人的苦力船在前往古巴的航程之中，有135人丧生，死亡率竟高达45。,18561857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自广州转移上海以后，麇集在上海的海盗商人，怀着“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巨大的口岸”的野心，
43、进一步向长江一线深入扩张，阴谋开展“不受口岸限制”的贸易。还不等长江开放，成批的歹徒、恶棍即已渗入长江沿线各地。还在1861年3月“长江通商章程”颁布以前，长江一线的“半海盗性”的走私和贸易即已全面展开。事实上外籍船只的活动根本没有口岸的限制，随处均可私买私卖。 至于走私偷运商品项目，从洋纱洋布直至土产，无所不包。其中甚至还有封建政权专利的盐斤以及违禁品军火。资料记载说，走私盐斤的船只“均无牌照，传集究讯，抗不到案”。为武装封建政权以镇压革命运动而偷运军火的活动，尤其惊人。18431858年间，“沪港两埠，凡售船用器具之(外商)商号，均有大小枪枝出卖”。据统计，1866年一年进口军火，即有雷管
44、9900余万支，火药238余万磅，来福枪约3万只，大炮42尊。而按合同进口的火药尚不在内。,走私最大的项目还是鸦片。偷运鸦片是在华洋行商人最赚钱的一项“生意”。据说一个“船长”从印度贩运鸦片；一次就能获利3000元：美商琼记洋(以每月1000元的租金雇赁一条双桅帆船“敦琼号” 贩运286箱鸦片，由广州运销上海即能从两个口岸的差价中获取2万元的暴利。而据马丁计算，700元一箱的鸦片，扣除保险及运输费用以后，代理人仍可得到113元的利润。暴利具有无比的诱惑力，以至每一个英美在华洋行商人都“充分地利用了他们的资力去作这项毒品生意”，追逐鸦片利润。香港的主要洋行“都经营鸦片生意”。靠贩毒起家的怡和、颠
45、地、旗昌、琼记大鸦片商在沿海各地普设趸船，囤储分销，并自有船队，往来贩运。为数众多的较小行号，也都把走私贩毒列为主要“生计”。它们的资力虽然有限，却可以借助于大行的趸船作为贩毒的囤栈。 鸦片战争以后， 日益扩大的鸦片贸易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汇兑、承兑以及资金周转等金融业务，从而刺激了西方银行家在中国的设行活动。18451846年伦敦银行业即曾伸出触角，企图与在华洋行建立联系。总行设在伦敦的丽如银行于1845年最早在广州开设了分行。1850年前后，几乎就在大英火轮公司开辟华南定期轮船航线的同时，丽如又开设了上海分行。继丽如之后，呵加刺、汇隆、麦加利等银行也分别于1855和1856年出现在上海。主要由
46、在华洋行商人醵资、总行设在中国的汇丰银行于1865年创办以前，中国的外商专业银行已不下9家之多。,买办制度买办，旧译“康白度”，源自葡萄牙文Comprador，原指欧洲人在印度雇佣的当地管家。 明代以前，中国对外贸易是由政府设立的市舶司经营管理，明代废除了市舶司制度，由政府指定几个商人设立牙行进行进出口贸易。 清初，本指为居住在广东商馆的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买人。 清中期以后，各牙行商人为避免竞争，联合组成行会性的组织-公行，统一经营进出口贸易。外国商人在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过程中，通过公行雇用一些人为他们办理驳运、伙食、经营账目、现银存放、文件信件收发等各项事务，这些为外国人办事的人员，就是最
47、早的买办。 鸦片战争后，特指直接受雇于外商的中国中介人，代理人。 买办兼有洋行雇员，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多受外国侵略势力的庇护，形成买办阶级。 （二）产生原因： 外商可与华商自由交易，但仍存在两大障碍： 华商对外贸的垄断和特殊势力； 中外商人之间缺乏信用关系。 此外还有语言沟通和人生地不熟等不利因素。薪俸与佣金制度 保证金制度 陈诗启：鸦片战争前的买办和近代买办阶级的产生，载从明代官手工业到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鸦片战争前的买办 中国的买办，大概起源于明代中叶葡萄牙商人东来之后。葡萄牙商人在16世纪初年(明正德、嘉靖年间)就在中国沿海开始活动。1535年(嘉靖
48、十四年)，他们贿赂了明朝的腐败官员都指挥黄庆，窃据了广东壕镜(澳门)。自是，壕镜地方，“高栋飞甍，栉比相望，闽粤商人趋之若鹜”。到了17世纪10年代(万历后期)，他们又在壕镜筑城，“聚海外杂番，广通贸易，至万余人”。从此以后，他们以澳门为基地，独占中国沿海贸易达七八十年。葡萄牙商人在这期间，大肆骚扰东南沿海地区，中国人民对此非常鄙憎，所以“华商之正直而有体面者，皆不乐与晋接”。但他们既“寄踪于中土，其日用所需之糗精等，势不得不取给于中国。不得已，乃雇华人为之居间，以洋货携赴内地，易粮食而回。此等华人类皆郁郁不得志或贫而无聊之徒”。这些“居间”的华人，当时葡语称为Comprar(意即采办)。英语
49、作Compradore，即从Comprar转化而来 。,外国商人在中国比较普遍使用买办，当在18世纪中叶对华贸易开始扩展之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规定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自此以后，外商来华贸易，集中于广州一口。这正是西方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交错时期，西方的商人无不力图在中国发展贸易，积累资本。英、美、德、法、荷兰、瑞典、丹麦、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商人，都先后来到广州，租赁十三行行商提供的房屋作为商馆，和中国进行贸易。截至1838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两年为止，外商在广州的商馆达五十多家，“寓居广州的洋人共307人”。清政府为了防范这些带原始积累性质的西方商人危及自己的统治，在广州设立了“公行”，以监督他们的行动。所谓公行，是清政府特许设立经营管理对外贸易的商行的总称。这样的商行，大约是十三个左右，所以一般称为“十三行”。清政府通过公行的“行商”，统制对外贸易，监督外商的活动，并以它们作为沟通官府和外商之间的中介机构。这样一来，清政府通过公行把外商和中国商人、中国市场以及中国官府完全隔离起来，借以达到防范的目的。但他们既有庞杂的贸易事务，又需生活上的照应，这样繁琐的工作不是公行包办得了的。因此，广州官府不能不考虑给他们配备一些华人，为他们服务。这些华人主要就是澳门葡萄牙人所称的买办。当时的买办，有商馆买办和商船买办两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