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科举学”：一个广阔而专门的研究领域 刘海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随着科举研究日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 兴趣，海内外各自分散的和各学科各自独立的 科举研究已逐渐交流、汇聚。这种研究郁积到 一定程度，必然会推动科举研究走向综合化与 系统化， “科举学”于是在90 年代悄然兴起。科 举研究之所以能够成“学”，在于它既是一门具 有独特性的专门学科或学问，又是一个具有重 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广阔的研究领域。作为一门专学， “科举学” 与朱子学、红学、 敦煌学、甲骨学等性质相同，是以某一具体人 物、著作、文物或制度等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 问或专门研究领域。朱子学以一人名学，红学 以一书名学，敦
2、煌学以一地名学，甲骨学以一 物学， “科举学” 则以一制名学。一门关于历史制度、人物或著作的专学能 否成立是由其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所决定 的。若只是某一小圈子的研究者自以为问题重 要就将其研究对象加上“学”字，那么有多少著 名人物和著作便可能叫出多少个“ 学 ”来。但这 些所谓“学” 能否形成气候、是否具有长远生命 力，还需要时间的考验。然而，科举研究已经逐 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且比一般的专学更 有理由称之为 “学”。 “科举学”的出现并非任意 的生造，而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也是势在 必行的。因为“科举学”研究对象重要、研究者 众多、研究历史悠久、研究成果丰富，又有将各 方面的研究加以
3、理论概括和总结升华的必要， “科举学”自然应运而生。说“ 科举学 ”是一个广阔而专门的研究领 域，是由于其研究对象十分专门独特，即对科 举本身及直接与科举相关的问题所作的研究 才属 “科举学”的内容；同时， “科举学”的研究 内容又非常广阔，具有巨大的时空构架和宽广 的学科范围。科举的时间跨度达 1300 年，如果 上溯到实行广义科举的汉代，则有两千年以上 的存在时间；而空间范围不仅包括中国本土和 实行过科举的古代朗鲜、日本、越南等周边国 家，还涉及模仿科举建立文官考试制度的英、 法、德、美等西方国家。涉及的学科不限于历 史，还包括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文 学、哲学和区域研究等。在中
4、国已存在的诸多 专门之学中，“科举学 ”与敦煌学较有相似之 处，即海内外研究者众多，研究内容广博，且不 限于单一学科( 所不同的是， “科举学 ”较具有现实意义 )。在科举时代，科举不但决定应举者个人的 前途和家族的兴衰；而且还左右了当时的教 育，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土风和文化。假如我们 问中国史研究者或西方汉学家：哪一种制度对 中国影响最大?我想多数人会将科举作为答 案。甚至说 1300 年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 各方面的进步和落后，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科 举及其所衍生的科举文化的影响，也不为过。 科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又是传统文化的 基因之一。或者说，科举由传统文化所孕育和 当时社会政治
5、需要所催生，诞生之后又对中国 封建社会后半期的社会文化产生巨大而深远 的影响。以文学为例，据统计， 四库全书集部 著录和存目收有唐至清别集 2504 部，其中进 士著述 1367 部，占 5459。据辞海文学分 册所录中国历代作家统计，隋唐至清末作家共 有 602 名，其中进士和举人等出身者共 341 名，占总数的 566，这还不包括诸生(秀才) 一级的科举中式者。若再考虑到辞海所录作 家有些是略载其科第经历( 如吕祖谦便漏载其 进士出身)等因素，科举出身者在文学家中的 比例还会更高。正因为科举在 1300 年问的社 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 有不少学者将隋唐至清的历史称为科举
6、时代， 将当时的社会称为科举社会，将当时的文化称 为科举文化。将当时的教育称为科举教育。“科举学” 研究领域之广阔可以从已有研 究成果及丰富的研究资料中看出来。科举废除 之后，本世纪海内外已出版科举研究专著或专 书不下 160 部，其中仅有关状元的著作便有 20 余本，这尚未包括状元的个人传记等；已发表 的论文也有数千篇。科举研究论著不可谓不 多，但还是与科举本身的重要性和资料的广博 性不相称，还有许多空白领域尚待填补，还有 大量的资料从未被利用过。举例来说，对进士 登科录、同年齿录所载资料，可以从政治学角 度研究同榜进士的政治关系，可以从社会学角 度研究进土的三代家庭出身背景进而计算社 会阶
7、层流动率，可以从人文地理的角度研究科名人物的区域分布，可以从人口学角度统计其 平均年龄，等等。就同年进士的关系来作政治 学研究，目前仅有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 国三年进士一书出版，其他对韩愈与欧阳詹 所在的唐德宗贞元八年“龙虎榜”，朱熹所在的 南宋绍兴十八年榜，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所 在的宝祐四年榜有专文探讨。除此以外，对中 国历史上 725 次进士科榜多数未曾作过同年 关系的研究。至于明清乡试举人榜，材料更多， 更是无暇顾及。现存明代各省乡试录就有 325 种，还有一些武举乡试录，清代乡试录也存留 不少。另外，各省地方志一般都相当完整地载 有明清各榜乡试举人名录，我在福建教育史 一书中曾统
8、计过福建进士和举人的地区分布， 对地区间科名消长作过探讨，深感可资利用的 史料实在太多。一般地方志都相当注重记载科 第名录，如宋代三山志在人物类中专收科 名，其他各类人物一概不载。 八闽通志和闽 书也有很大篇幅用来记载科第人物， 闽书 记载科第人物的英旧志 缙绅就多达 51 卷，占全书总数 154 卷的近三分之一。通常地 方志对本地科名的记载几乎是细大不捐，比实 际中举及第人数只会多不会少。举人阶层也很 值得研究，清末两次“公车上书”便是由康有 为、梁启超、林旭等举人发动的。而与明清数十 万举人相比较，秀才更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虽 然青史留名者不如举人多，但也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无论现代人对科举的
9、印象和评价是好是 坏，科举总是一种历史客观存在。由于科举对 当时社会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这就决定了 “科举学”的研究空间要超过其他大多数专 学。至今各地都还有一些有关科举考状元、考 秀才之类的民间故事或戏曲在流传，也有不少 状元宅、进士墓、探花坊保存卞来，甚至今天还 能在一些地方看到存留的科第习俗。古代许多 地方都有耍状元签的玩乐游戏，即以大小长短 不同的竹签或象牙签，分别刻上状元、榜眼、探 花、会元、进士、举人、秀才的字样，以掷骰子来 博取签条，签多签大者为胜。明清之际这一科第习俗在厦门演变成中秋节博状元会饼，以大 小不同的“科名月饼” 取代签条，至今在厦门一 带还很盛行。福建省仙游县枫亭镇
10、在元宵前后 踩街游行中，按过去点状元发榜列队游街，以 “大魁天下”横幅作为前导。而龙岩市新罗区一 些高中毕业生在高考前喜吃“状元豆”的习惯， 也是科举习俗在现代的明显遗存。以上只是略 举福建的几个例子，但已足见从社会学或民俗 学的角度也可对“科举学” 加以研究。至于从遗 传学的角度研究科第人物之问的血缘关系、从 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潘 光旦、费孝通、何炳棣等大师已作了很好的示范。总之，科举是中国一千多年间人文教育活 动的首要内容，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根制 度支柱和文化主脉。科举又是一个众多因素复 杂地结合在一起的有机整体，多学科对某一方 面的科举问题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对科举的 认识逐步深化并更为全面。从更广阔的视野来 研究“科举学”这一专门学问，可以加深我们对 中国社会历史和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并为现 实考试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因此，很必要从多 学科的视角来深入地研究“科举学 原载于新兴学科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