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周六版 8.29 垃圾污染中国，也污染人心废旧塑料货场2014 年的最后一天，38 岁的纪录片导演王久良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航班。在接下来的半年里，他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访问学者，研究一个很宏大的课题：美国塑料垃圾的全球出口与回收。继 2010 年的垃圾围城 系列报道之后，一直在国内与垃圾打交道的王久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从世界各地漂洋过海而来的“洋垃圾”。这一次，他带去了自己的最新作品，历时三年拍摄的纪录片塑料王国。他说想把片子放给美国人看，让他们看看自己所产生的垃圾给地球另一端的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镜头下繁荣中国的另一面拍摄塑料王国的想法起源于 2011 年王久良的一次美国之行。当时，他去
2、参观加州的一所垃圾回收中心，在那里，他见到了一辆辆满载着塑料垃圾的集装箱货车。工作人员向他随手一指：“看，那是要运往你们中国的。”这让王久良心生疑惑：为什么美国人自己不回收利用这些塑料垃圾而是要卖给中国？运到中国之后它们又将被怎样处理？带着好奇与不解，王久良走访了华北、华南、华东十几个集中回收处理进口废旧塑料的基地，深入这个产业的每一个环节，记录下了这些“洋垃圾”在中国的“重生之路”和一个又一个因此被裹挟的命运。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廉价商品制造国，同时也是最大的废旧塑料进口国。多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市场对塑料的需求一直在同步增加。而作为石油提炼的下游化工产品，塑料原料的价格随着近年来国际原
3、油的不断涨价也在持续攀升。在这样的情况下，因其成本低廉、利润可观的特点，进口国外的废旧塑料进行加工再利用，成了国内原料市场的大趋势。在加州伯克利市的垃圾回收中心，负责人对王久良说：“中国的市场实在是太好了，中国的买主能出别人两倍以上的价钱。”尤其是在 2000 年以后，旺盛的市场需求促使中国废旧塑料的进口量持续猛增。世界上 70%的塑料垃圾都被运到了中国。在市场需求背后，是遍布全国各地的一个个家庭式废旧塑料加工作坊。分拣、水洗、粉碎、造粒“ 洋垃圾 ”在这些“土作坊”里获得了重生，人们因此获利。但原始粗放的加工模式，带来了不可扭转的环境污染和严重的健康威胁。在王久良的镜头中，几乎没有任何防护措
4、施的工人们坐在堆积如山的垃圾堆里，完全依靠手工将不同种类的塑料分拣出来。说是废旧塑料，其实“垃圾里什么都有”，破衣烂衫、臭鱼烂虾工厂外，清洗过塑料的水直接被排入了附近的河流，粉红的、黑黄的或是泛着泡沫的废水，侵蚀了庄稼，毒死了鱼虾。周边的居民再不敢喝地下水，尽管已经过得很艰难，每个月他们也要挤出十几块钱去买干净的水喝。这些塑料的成分极其复杂，必须进行仔细分类，从事这一工作的有很多是女工 “艺术不艺术一点儿也不重要”自 2008 年 8 月起，在两年的时间里，王久良探访了北京周边 460 多座垃圾场，行程 15000 公里，拍摄了四五千张照片和超过 60 小时的纪录片素材。现实令所有人震惊：光鲜
5、的首都北京竟被大大小小的垃圾场紧密地环绕着。他拿着胶片对导师鲍昆说：“我突然觉得，艺术不艺术一点儿也不重要了。”王久良给作品起名为“垃圾围城”。2009 年 12 月，凭借垃圾围城，王久良在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家年展上获得“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新华社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报道，北京市的有关部门也专门约见了王久良。市政府还出台了文件，宣布直接投资 100亿元的专项资金，新建、改建 40 余处垃圾处理设施，彻底治理北京周边的垃圾场。一些媒体也先后向王久良发出邀请，给他提供摄影记者的职位。这曾经是他向往的职业，但他犹豫再三，一一婉拒了。他担心因为身份和时间的限制，无法“相对自由地表达”。 拍个片子“跟做
6、贼一样”按照计划，王久良的四人团队将在一年内完成塑料王国全部的拍摄和剪辑。但从前期调研开始，他们就不断地遭到一些利益相关方的干扰和阻挠。很快，钱花得差不多了，东西却没拍到多少。拿到一点儿钱就拍上一阵子，没钱了就又去找。就这样拍拍停停，最终用 28 个月才完成拍摄。除了资金，他们还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如何对付人。在这个有太多灰色地带的隐秘行当里，这样的拍摄就是“揭黑”“曝光”。有一次，他们刚在当地租了房子，房东就被人威胁，不得不把他们赶走，房东直接把铺盖行李都扔出了门外。还有一次，他们到河北的一处塑料回收基地做调研，下车才半个小时，当地政府的车就直接开到了他们面前为了防止人多目标大，拍摄团队从刚开始
7、的四个人减成两个，最后只剩下了王久良一人。工人们会把那些本是医疗垃圾的手套清洗后戴在手上干活，而针管则经常成为孩子们的玩具。在那些日子里，王久良被地痞流氓围堵过，也被人打过，很多时候，他都要一边拍摄一边四处张望，“差不多跟做贼一样”。为了阻止他的工作，某地方政府甚至派人去了他的老家，又到北京找了他的亲友，软硬兼施，希望他能离开当地，他表面上答应了，但没过多久就又转了回去。 “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污染，而是人心”塑料王国记录了在堆满各种垃圾、臭气熏天、苍蝇遍布的车间里，一个工人的孩子因为病菌感染而患上了黄水疮，大大小小的脓疮长得满头满脸;另一个孩子，拿着一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废弃针管，毫无戒备地塞进嘴
8、里玩。而他们的父母正在一旁处理着那些印有各国文字的“洋垃圾”，没有时间和精力管他们，也并不在乎。跟拍久了，王久良说，他常常感到内心很分裂。一方面，他和塑料厂的业主、工人们一起吃饭、聊天，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感情;可另一方面，他又实在没办法喜欢上他们。他同情他们的境遇，理解他们的无奈，却还是没办法认同他们的选择。“明明知道是污染，为什么还要做这个？”王久良试图给他们讲道理。可对方往往会说：“水泥厂有污染吧？化工厂有污染吧？都有污染。所以这是正常的，是不可避免的。”关于环境、健康、子孙后代的大概念，就这样被他们轻而易举地，用一种看似无比正常、合理的逻辑化解掉了。就这样，大大小小的利益相关者用虚假的繁
9、荣应对着来自外界的审视与追问，竭尽全力地维护着这个庞大的产业。而那些贫穷的、生活在底层又缺少选择余地的人，为了被层层盘剥后剩下的一点微薄利润，心甘情愿地牺牲掉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健康甚至生命。“走到下面之后，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污染，而是人心。”王久良说“马云遭逼捐”不仅是道德绑架津港爆炸事故牵动人心。爆炸事故发生后，不少网友开始到大自然保护协会马云的微博评论“逼捐”。部分网友言辞激烈，直指马云为何不捐款。归纳一下，要求马云捐款的理由大致有三：你有钱，你应该捐款；人家娱乐明星都捐款了，你更应该捐款；如果不捐钱，迟早你会身败名裂。如果说，前两种观点还带有一点劝告的口吻，那么最后一种观点就带有一
10、些警告的口气了。这种对马云捐款的焦急，可以理解为公众对慈善事业的迫切期待，但显然，无论哪一个理由，在逻辑上都是站不住的：有钱人就一定要捐款？捐款可不是有钱人的法定义务。娱乐明星捐款了，马云就要捐款？娱乐明星又不是马云一定要效仿的榜样。至于最后一条，更是缺少逻辑，马云当然不会在意。其实，马云在怎么想，接下来会怎么做，网友不得而知，是焦虑的心情让他们等不及马云作出清晰表态。有人会把网友的这种情绪化反应，总结为道德绑架。如此说，有一定道理。慈善事业本来就是基于道德愿望的事业，人们可以期待一个人成为慈善家，尤其是那些身价惊人的富人们，但是，人们没有权力要求一个人一定要从事慈善事业，即便这个人很有钱。因
11、为财富并不是慈善与否的凭证，有钱人可以不慈善，没钱的人也可以慈善。如果，认为自己的意图是善良的，就强迫别人做非强制性义务的事情，则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心办坏事，个体的权利得不到应有保证。 所以，即便人们再心急，也应该清楚义务和权利的关系，不能以自己认为正确的目的，绑架了别人的行为，剥夺了别人的自由和权利。甚至，有人会反问一句，那些要求马云捐款的人自己捐了吗？如此一问，很多质问者可能就会自感理亏，因为他们在理解慈善时，首先想到的是有钱人而不是自己。当然，很多人还会振振有词：我又没有钱，我捐一点钱有什么意义？马云可不一样，马云可是首富。这反映了人们在道德绑架时，经常会出现的一种“混逻辑”：把责任加给
12、别人，谈及自己时，总提及特殊性。所以，马云是必须捐款的，因为他是首富；而我是不必捐款的，因为我是穷人。 于是，慈善在悄然之间已经被认定为有钱人的事业。这是一种责任的推卸，也是一种对有钱人和慈善事业的扭曲理解。当然，有一点也应该看到，马云遭逼捐背后还有人们的道德焦虑，慈善焦虑。一个社会难免有贫富差距，一个社会也难免存在风险。如何去缓和不同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去一同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风险？慈善无疑是最有效的润滑剂。当群体矛盾加大时，慈善会让人感觉到共同体的存在；当风险突如其来时，慈善会让社会形成共同担当的凝聚力。所以，当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人们期待慈善事业可以启动，可以赈灾，这都没有问题，
13、这是人们在面对灾难时，信心的来源之一，保障的来源之一。问题是，慈善行为似乎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蓬勃而出，至少人们想看到的富人带头的慈善生态并没有出现。于是，人们开始变得焦虑，开始不惜以舆论压力逼捐。这无疑是一种道德焦虑和慈善焦虑的表现。如何缓解这两种焦虑？放大、任由舆论煽风点火、道德绑架当然不对，而且也不会有明显效果即便马云承受不了舆论的压力，出来表态，其他的富人也未必会跟风而动。舆论总不能对照着富翁榜，一个一个指名道姓地逼捐吧？而且，这也会让人觉得慈善只是富人的事情，慈善有些杀富济贫的味道。 公众应该期待的是正确的慈善文化和良性的慈善生态：一方面，个体自觉地意识到个人的社会责任，不遗余力地为慈善事业付出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社会对慈善形成稳定的奖励机制，让那些投身慈善的个体不仅有荣誉嘉奖，也有功利层面的回馈。如此，慈善才能成为事业，成为文化，人们不需逼捐，慈善事业也可以蓬勃发展。你的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