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伯苓体育价值观研究 周志刚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法对张伯苓的体育价值观进行研究。 张伯苓体育思想包含着一系列 体育哲学的观点和方法, “健体魄, 养道德, 富学识”构成了张伯苓体育思想 的核心价值观, 三者分别从基础层面、核心层面和扩展层面形成有机的整体。在 此价值观的指引下, 张伯苓数十年积极投入到近代中国的体育发展中, 为中国 现代体育事业的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 其体育价值观对当代体育哲学的发展亦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体育史; 体育思想; 张伯苓; 体育价值观; 作者简介：周志刚 (1973-) , 男, 河北任丘人。副教授, 史学博士, 硕士生导 师
2、, 主要从事近代教育史研究。Tel:15039036799, E-mail:。 张伯苓 (1876-1951 年) 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和体育家, 他的体育思想和体 育实践是我国近代体育史上的宝贵财富。 目前, 学界对张伯苓的体育思想有了一 定研究, 但对张伯苓体育思想中包含的核心价值观却尚未有相关研究。 张伯苓一 生致力于中国近代体育事业的发展, 有人曾问张伯苓:“学体育对于将来有无实 用?”张伯苓回答:“甚属有用。”1他多年思考的结论是:发展体育可让国人 “健体魄, 养道德, 富学识”2, 这九个字从不同层面言简意赅地强调了发展 体育的价值所在。 1 健体魄 年轻时的张伯苓受到两件事情的刺
3、激:一是威海卫在甲午海战后被日本人夺去, 后来又被英国人接管;二是在水师衙门, 他看到英国士兵美观清洁的衣裳与强健 的身体配合产生出英勇气概, 与此形成的鲜明对比是中国士兵瘦弱的身体与肥 大污秽的服装表现出的萎弱形象。 他对此现象做了初步的思考, 认为外国的富强 全是由于“人民体质健全”, 而中国人在40 岁以后身体衰老, 没有精神做事, 缺乏创造力, 这是“中国在世界上占不到地位的最大原因”, 中国要想富强, 必须“锻炼民族的体魄”3。 张伯苓提倡体育, 由学校而社会, 由社会而全国, 极力推动国民健身运动。 首先, 在教育实践中, 张伯苓认为体育是智育和德育的基础。他认为:“德智体 三育之
4、中, 我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 ”4他说:“体育发达者非啻身体之强健 已也, 且与各事均有连带之关系。读书佳者, 宜有健全身体;道德高者, 宜有健 全身体。”5在严氏家塾任教时, 张伯苓便极注重体育。缺乏设备, 他便带领 学生围着院内一棵大槐树跑步, 用两个板凳和一个鸡毛掸子搭起来跳高。 后来成 立南开中学时, 他更加注重体育, 将“重视体育”放在办学方针之首位。 他推行 “普及主义”, 强迫学生进行体育运动, 要求学生下午 4点之后必须到操场上 活动, 形成惯例。 最初天津开运动会时, 南开中学与一些办学较早的教会学校相 比名次并不太好, 但是学生不灰心, 努力锻炼, 以后无论是天津运动会、
5、 华北运 动会、全国运动会, 南开学生都踊跃参加, 并取得良好成绩。南开还培养了大批 优秀体育人才, 如第 2届远东运动会, 南开中学郭毓彬、 崔云等 7人代表中国参 赛, 郭毓彬获 880码和 1英里比赛第1名, 崔云获跳高第2名。1929 年至1930 年间, 以南开中学 5个主力队员唐宝堃、王锡良、李国琛、魏蓬云和刘建常为核 心的天津篮球代表队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全国运动会篮球锦标赛, 所向无敌, 获得冠军, “南开五虎”由此名闻天下。南开学校良好的体育氛围推动形成了该 校积极向上、团结合作的校风和学风, 为其成为中国名校奠定了基础。 其次, 张伯苓不遗余力地推动群众体育运动。 他认为,
6、运动的范围不宜仅限于学 校, 更应该推而广之, 普遍于全社会, 使其具有社会性。“此为全民族之问题, 并非是造就几个好体格的运动员而已”。 他认为社会的农工商各界都要自己组织 业余团体, 常比赛, 多练习。 “运动的标准, 不应该集中在大会的竞赛和锦标的 夺得。应当视若日常生活的一种习惯”6。为推进群众健身运动, 他在办学之 余积极参与和组织各类体育协会, 发起地方及全国运动会。 由于张伯苓在体育界 的威望, 往往被高票选举为协会会长或董 (理) 事长。1924年7月 5日, 中华 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南京东南大学组建, 张伯苓在当选的 9名临时董事中得票最 高, 8 月份被推选为该会名誉会长。在
7、之后全国体协运行的 20多年间, 张伯苓 成为其主要领导者。 在远东运动会和全国运动会召开期间, 张伯苓积极参与运动 会的组织工作, 例如他参加过第 2、3、5、8、9届远东运动会, 并分别担任第 2、 3、9届中国队领队和第 3、5届大会总裁判。作为各类运动会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他多次要求运动员、裁判员反思运动会的意义, 那就是要强国强种, “提倡体育, 使现有人口个个都强健起来”。 2 养道德 张伯苓一贯重视道德建设, 他受论语和圣经的影响很大, 认为教育绝不 可限于书本和知识教育, 而应特别注重道德教育。 在张伯苓的体育价值观中, 培 养道德被放到一个核心位置, 强调“道德训练, 尤为要
8、事”。 首先, 张伯苓最重视以体育训练去除国人“私”心。 他认为, 中国人的聪明和体 力并非不如外人, 但中国人“私”念太重, 私心太大, 国人意识中少有团体、 国 家观念, 整个民族遂如散沙一般, 不能团结。 缺少“人的陶铸”, 是中国和外国 的最大差别, 也是造成中华民族危机的根源。因此, 挽救危机, 必须国人团结, 要团结, 只有先去私。 “至于如何着手去做, 最好从体育方面下手”, 因为“体 育方面有两个很好的训练:一个是合作 (team-work) , 一个是公平 (fair-play) ”。张伯苓曾以拔河为例, 十人拉绳, 如果一端四人合作, 彼端之 六人不能合作, 则四人定能胜过
9、六人, 藉此说明体育的宗旨是训练团结、互助、 合作的精神, 是克服“私”的最好的手段。 这种价值观逐渐演绎成“允公”精神, 成为南开学校的校训之一。 在南开有多个体育会社, 是学生自由结合组织起来的, 他们全面参与体育活动, 或本身就是运动员, 或积极为运动会服务, 或组织学 生做拉拉队, 他们团结、合作, 无私做事, 极大地推动了南开体育的迅速发展。 其次, 张伯苓强调以体育之“动”的精神改造国人敷衍做事的毛病, 他认为中 国人做事向来消极、 不努力, 缺乏做事的勇气, 敷衍对付, 此种毛病不改, 社会 便不能有进步。 而体育提倡“动”的精神, 亦即奋斗的精神, 是克服上述恶习的 最佳手段。
10、“运动会集合了全国青年, 还有华侨, 而运动会使人努力、向前、挣 扎, 在这种时候, 这种精神很需要”, “如果全民族能得到这种精神那才 好几万万中国人如能都努力, 都动, 因动所生出的财富大的多”。 他在南开 的演讲由体育进而上升到社会层面, “人人要改私为公, 先别讲理, 干了再 说”, 鼓励南开学生要至诚为公, 真正为社会为国家做事。 不过, 张伯苓也意识 到, 体育的进步, “动”的精神的传播, 还仅仅是在几个大城市, 尚未普及全 国。 他呼吁热心体育的人要“加紧热心的提倡和宣传, 使内地各区, 都急起猛进, 则救国救种, 其庶几矣”。 再次, 张伯苓认为发展体育可培养国人少说空话、
11、多做实事的习惯。 1930年, 中 国选手在第9届远东运动会成绩不佳, 有人将中国失败的原因归结到中国选手 技术不良、裁判不公、政治不良等方面。而张伯苓不以为然, 他认为中国体育界 的落后是说话多、做事少的结果。“此后应少说空话, 多做实事”。他还针对中 国体育之基础不好、 体魄不强的实情, 提出要改变依靠个人天才式的训练, 要依 科学方法, 从根本起改造体育。“不特体育如此, 一切应以科学方法, 切实努 力”。当时媒体给予张伯苓的观点以极高的评价:“这一段话实在值得全国人人 读一百遍;不但关于体育方面, 无论哪一方面, 无论从事哪一种事业的人, 都值 得他们读一百遍。”7 第四, 张伯苓认为
12、发展体育有利于提升运动员、裁判员乃至观众的道德修养。由 于中国竞技体育起步晚、水平低、规则不完整, 在各种运动会期间, 时常发生运 动员、 观众殴打裁判员, 观众在比赛中恶意喝倒彩的情况。 张伯苓对此坚决反对, 他说:“运动第一必须讲道德, 否则便是野蛮。技术不要取巧, 要讲求道 德。”1931年第15 届华北运动会期间, 他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 谈及一般 体育家将来更求发展, 精益求精, 尤须对体育道德要再求修养。 对于部分运动员 不遵大会规章, 肆意捣乱, 甚至殴辱裁判员的事端, 张伯苓感触万端, 认为长 此以往, “体育道德沦丧若此, 诚属体育前途之大不幸”。他提出, 拟于将来华 北体联
13、常委开会时, 提出规定体育道德, 维持体育风纪之条例, “务期令好体 育者明了体育之真意义”, 避免再发生如此闹剧。 他形象地比喻开一个运动会就 好比唱一出戏, 运动员、裁判员和观众也就如同生、旦、净三种角色, 三个人都 要各卖其力, 以得到圆满结果。 如果有一个角色松懈不好好地唱, 那么全剧便要 因一人而失败。 所以三方面的人都要团结合作, 才能达到成功的目的, 一个运动 会的运动员、裁判员和观众, 都要各尽其职, 以期有良好的收获。 3 富学识 学识亦即学问和见识, 不仅是学习书本知识, 更是指开阔的视野、有价值的思 想。张伯苓积极投身体育事业, 以强种促强国, 然而多年过去, 张伯苓却发
14、现, 不仅国家没有发达起来, 体育似乎亦未取得预想中的结果。 显然, 体育之外的因 素在制约着体育的发展。 对于这些因素张伯苓有了更多的思考, 涉及与体育相关 的物质、方法、社会等诸多方面, 形成了他特有的源于体育又高于体育的判断和 结论。 首先, 从体育训练形式的层面着手改进。1917 年, 张伯苓任中国总领队出席在 东京举办的第3届远东运动会。 在日期间, 他会见中国留日学生, 参观日本学校, 了解到日本体育发展的状况。他发现日本社会各界提倡、发展体育不遗余力, 中 国学校相比不及万一。 其中最明显的是日本学校的校服非常有利于学生运动, 而 中国学生常穿的传统鞋服“于行路起居实有未便”,
15、故“提倡同学改服短装, 或规定制服, 以杜是弊”。 其次, 从发展体育方法的层面着手改进。1930 年, 张伯苓带队赴日参加第九届 远东运动会, 我国运动员计男女 130余人参加了此次运动会, 可谓阵容庞大, 然而结果却是大败而归, 使张伯苓“所受刺激极深”。 反思失败原因, 不是裁判 不公, 也不是我方运动员精神不奋发, 而是“日本进步极速, 我方进步较缓”。 张伯苓认为, 日本人用科学方法分开研究, 踏实去做, 结果进步异常神速。 日本 人还派队至美国与强队比赛, 且不时请德、法名队到其国内比赛, 总期精益求 精。所以, 中国体育要想更快发展, “必使之科学化, 即利用科学方法以图发 展”
16、, 若非如此, 则万难发展。 为科学地发展体育, 张伯苓非常重视体育学术研究。 他主张政府及学术团体应鼓 励体育之编辑、实验及研究事业。1935年, 张伯苓在全国体育讨论会发起、推 动成立学术团体性质的“中华体育学会”, 由袁敦礼、 吴蕴瑞、 沈嗣良、 郝更生、 程登科五人具体负责筹备, 藉体育季刊为研究中心。他说“集全国体育家于 一堂, 作学理之研讨, 实为我国创举”, “今后治体育者, 各就所长, 研讨学 理, 而于开会时公之于众, 共同研究, 于今后国家体育发展颇多利益。” 由于我国内战不断, 国家无暇顾及体育发展, 运动员挑选的范围有限, 只能靠 天才和运气, 故与日本相比, 我国人口
17、虽多, 但体育人才缺乏。 为科学培养体育 人才, 张伯苓多次公开提出治本、治标两种办法:治本则从小学注重体育, 各学 校必须有运动场, 并须有好教员训导;治标则由体育协进会提倡, 请各省运动员 经常与外国队比赛, 以资练习。 可惜的是, 中国长期的战乱使张伯苓的满腔期望 无法实现。 再次, 从社会制度的层面加以改良。张伯苓屡屡在体育比赛中看到日本的强大, 就不断反思日本何以强、中国何以弱。除前文所谈体育范畴的原因之外, 他还从 社会历史的层面进行深入思考。 张伯苓多次出游日本, 或带运动队与日本队比赛, 他每每感叹日本各方面的强大, 并思考中国该如何迎头赶上的出路和方法。 他对 比中日两国的国
18、情:日本明治维新以前, 人民受内忧外患之激迫, 终将握有政权者的幕府推倒, 组织的新政府对天皇负责, 但天皇并无权力。 加上四十余年的普 及教育, 日本建成真正的国会内阁, 成为组织良好的现代化国家。 他说日本如一 部大机器, 昼夜转运不息, 且牵引各种机器一齐动作, “以致全国无旷士、无游 民”。 反观中国, 当辛亥革命之时, 因政治腐败, 外患日急, 遂不得不将君主推 倒, 改为共和政体。 然而, 由于民智开启程度不齐, 中国民主道路总走不顺, 不 仅工商业发展较慢, 教育救国亦成空谈, 战争在统一名号下循环不断, 之所以 如此, 皆因中国缺少像日本那样的现代化机器。每谈及中国体育和社会之
19、落后, 张伯苓“急思不得出路, 言之至可痛心”。 所以, 张伯苓为实现强国梦, 后半生 和政治若即若离, 最终在20世纪40年代入阁国民政府, 任考试院院长, 亦是一 个具有爱国热忱的教育家和体育家探寻强国之路的选择, 但这种被动转身实际 折射出近代教育家和体育家群体救国的迫切愿望和面对现实困境的无奈。 4 结语 综上所述, 张伯苓在发展体育事业的数十年间形成了健体魄、养道德、富学识的 核心价值观。 健体魄属于基础层面, 是培养道德和丰富学识的前提和条件, 如果 没有强健的体魄, 后两者便无从谈起。 养道德属于核心层面, 是张伯苓毕生追求 的目标, 即通过体育训练以达到去除国人私心、提升国人道
20、德、凝聚国人精神、 埋头实干、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的目的。富学识属于扩展层面, 强调用科学和民主 等现代化因素改造体育、改造社会, 从而为健体魄、养道德提供更好的技术和社 会保障。三者相辅相成, 相伴相生, 从不同层面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受此体育价值观的支配, 张伯苓的体育思想和实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特点:首先, 体育训练是手段而非目的, 张伯苓认为体育训练是实现中国强种强国的有效途 径, 接触他的体育言论能感受到其中强烈的爱国情绪。 其次, 张伯苓的体育思想 和实践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 青年和中年张伯苓致力于发展体育事业, 其言论激 情, 结论理性, 给人以颇多启发。 但受社会环境所限, 他的体
21、育救国梦迟迟未能 实现, 以至于晚年张伯苓对体育的关注越来越少, 有价值的体育思想也鲜有所 见。 另外, 张伯苓主张在体育事业上由政府主导, 反对将体育商业化, 他认为体 育商业化会毁掉体育道德, 有违其体育价值取向。 总之, 张伯苓以健体魄、养道德、富学识为自己体育思想的核心, 为中国体育事 业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张伯苓强调体育训练要有奋斗精神, 他本人也 形成了愈挫愈奋的性格, 这种性格直接影响到他对中国未来的判断。1936年, 当日本侵略的阴霾笼罩中国时, 他仍坚定地认为:“只要不是世界末日, 我们总 有希望。我国健儿此后自当努力干去我们应一致依照这种精神努力向前!我 中华民族一定能复兴!” 参考文献 1梁吉生.张伯苓私档全宗 (中卷) 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9:171. 2招待备极周至J.体育周报, 1933, 25 (2) :6. 3梁吉生.张伯苓年谱长编 (中卷)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 4崔国良.张伯苓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21. 5梁吉生.张伯苓年谱长编 (上卷)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164, 187. 6张伯苓.今后之我国体育J.体育周报, 1932 (1) :2. 7邹韬奋.张伯苓氏之沉痛演说M/韬奋全集 (第三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 1995: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