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东亚权力结构变化与美国战略趋向2013 年 03 月 08 日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 年 1 月上摘要 亚太区域已成为全球瞩目的核心战略区域，东亚权力转移是引发该地区大国安全战略调整的关键因素。中国崛起引发了东亚权力结构的变迁，继而带动了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都基于东亚形势和自身实力的变化，在其亚太战略中展现出鲜明的执政理念和风格。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内的美国亚太战略虽充满诸多变数，但推行其既定的战略轨迹将不会发生改变。关键词 权力转移 中国崛起 美国 亚太战略新世纪的头十年，世界经济和政治重心“东移”日趋显著，亚太已成为全球瞩目的核心战略区域。中国的快速发展、地区主义的兴起、
2、美国的域外影响等因素使亚太成为近年来国际权力结构变化最快的区域之一。权力转移是导致国际关系中出现不稳定因素的最主要诱因之一。关于权力转移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奥根斯基教授已经在上世纪 50 年代做了深刻研究，其结论主要是在“权力”和“战争”之间作出逻辑上的归纳，以历史来验证其结论。广义上的“权力转移”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具体名词，其基本定义就是指由于世界政治中国家实力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所发生的、原有的主导性大国地位下降、后崛起的大国地位上升、并获得主导性大国地位的权力变化过程。 东亚地区权力转移是引发该地区大国安全战略调整的关键因素，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就是对东亚权
3、力结构变化的一种回应。本文拟在对东亚权力结构的变化及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其对美国亚太战略的影响，并分析未来走势。中国的崛起与东亚权力结构的变化当前东亚地区的安全态势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趋势，虽然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新旧过渡时期，但不可否认，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和该地区形势的革新，这里已处于国际“权力场”的核心位置。当前东亚地区最大的转变应该是中国的崛起及其所带来的地区效应。中国崛起形成的区域冲击波逐渐溢出东亚区域，使域外国家调整了相应的全球战略，同时也加剧了东亚地区安全态势的复杂化。中国崛起的冲击波。根据盖洛普调查公司 2006 年至 2007 年的调查数据：在北非和中东地区，对中国崛起的
4、支持率最高;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对中国崛起的支持率最低;在东南亚和南亚等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支持率处于中等标准，但高于美国。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内部所具有的吸引力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另一种模式与支持，这肯定符合许多国家的利益，但也可能会对国际管理方式以及其他准则造成伤害，中国在期间发挥核心作用的新的对话手段看起来打算要去抗衡美国和东亚的联盟关系。中美关系在两个层次上运转：一是在东亚这一区域层次，美国在该层次以干涉性力量的形式存在;二是在全球层次，这一层次关注整体权力结构和机制。在中国崛起这一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冲突集中反映在东亚的战略地图上。美国对中国所构成的战略压力和挑战是长期性的，这主要是因为中美关系是
5、国际体系中“主导大国”与“崛起大国”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常常产生麻烦和冲突，更重要的是，这些冲突往往是“结构性”的，其内在的复杂性和对抗性在短期内是无法解决的。国际(地区)体系的变更直接体现着“主导大国”和“崛起大国”究竟能通过什么方式冲突还是合作来实现“权力转移”。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经济红利对美国而言是一块磁石。2012 年 1 月至 6 月，美国与中国双边贸易进出口总额为 2507.3 亿美元，增长 7.8%。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 528.4 亿美元，增长 6.7%，占美国出口总额的 6.8%，与上年同期持平;美国自中国进口 1978.9 亿美元，增长 8.2%
6、，占美国进口总额的 17.5%，提升 0.3 个百分点。美方贸易逆差 1450.6 亿美元，增长 8.7%。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中国的崛起也给美国带来积极的借鉴意义。例如，遵循中国的实用主义和有效的方式，近距离倾听其他国家的各种观点，以及在不牺牲自身利益的情况下迁就对方的各种感受，这些都是与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展开“竞争”的有效的并富有建设性的方式。对于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发展来说，硬实力与软实力不仅可以互补，而且同样重要。中国对这一点的认识或许可以为美国政策提供一个榜样。实际上，美国“巧实力”(Smart Power)这一新概念就反映了软硬两种实力的有效
7、融合。自 2001 年至今，中国崛起的速度不断加快，带来的波动效应日益显现。2011 年，中国的 GDP 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中国经济在世界体系中占据的份额不断加大，成为所有国家必须面对、无可回避的重要元素。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各种应对举措，但到目前为止，整个世界还处于不稳定和迷茫之中。对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引发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关注和研究，很多人认为中国和美国代表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且这两种模式已经处于明争暗斗的竞争状态中。各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引发了空前的关注，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特点对金融危机有较强的防御能力;中国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个杠杆应
8、对金融危机，成效明显;中国经济在未来国际金融秩序中将发挥新的更重要的作用，金砖国家的崛起将对世界金融秩序的重建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本国国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同时在世界权力配置中引发了新一轮的讨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经济责任论”、“中国掠夺论”、“中国模式威胁论”等一系列负面舆论甚嚣尘上。这一切来源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增长势头相对放缓的大环境之下的高速增长。对于大国的和平崛起而言，发展军事力量、增强国防能力是遏制战争、保障和平、谋求稳定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有效方式。“当国防力量强大到足以遏制别人敢于用战争来遏制中国崛起时，和平崛起就有安全保障。”虽然
9、国家权力资源的来源日趋丰富和复杂，军事力量也不再是国家之间竞争的主要焦点，但是军事力量的作用仍然必须受到重视。中国的安全保障与防卫政策自冷战结束以来已经出现了重大发展。军费连续 20 年的两位数增长让中国的军事力量、结构有了明显的改善，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能力有了较大的提升，军事行动原则、训练和作战准备以及战略思想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中国的国家防务态势已经从冷战初期的“近海防御”发展成执行“积极的防御性战略”，“新军事变革理论”主导下的中国防务力量建设目标开始立足于“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国海军力量的发展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国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年轻的中国海军甚至造成了中国“海军威
10、胁”的喧嚣。东亚权力结构的调整。中国的崛起具有明显的相对性：一方面，中国迅速超越了同等实力的大国，成为“崛起大国”;另一方面，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实力对比仍然处于不同等级平台上。1991 年，美国的 GDP 总量是中国的 15.63 倍，人均 GDP 是中国的 71.04 倍，军费开支是中国的 23.8 倍;金融危机发生后的 2009 年是美国近年来整体经济状况最差的一年，即使这样，美国的 GDP 总量仍是中国的 2.78 倍，人均 GDP 是中国的 12.05 倍，军费开支是中国的 5.73 倍，美国经济总量的负增长并未影响军费开支的升级;2011 年，美国的 GDP 总量是中国的 2.07 倍
11、，人均 GDP 是中国的 8.92 倍，军费开支是中国的 5.5 倍。中国与美国的军事差距仍然很大，中国的整体军事实力比美国落后一代或两代。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认为，中国军队几乎没有现代战争的训练，中国军队的信息能力尤其落后，而在 21 世纪，最重要的军事力量恰恰就是信息能力。也许再过 20 年，中国会达到美国现今的军力水平。但到那时，美国肯定又向前发展了。军事实力客观上的差距决定了中国只有在涉及生存攸关的问题上才能使用战略强制策略，而且也十分温和，效果也较为一般。11从权力结构演变的趋势看，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中美之间不可能出现完全意义上的“权力转移”。这主要是两个因素造成的：一是美国
12、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衰落。即使今天美国国内经济和政治都遭遇一系列重大的难题，但美国自身体制的相对成熟以及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很可能让美国在陷入一段时间的低迷之后重新进入经济振兴期。二是尽管中国崛起的速度以及中国所创造的发展奇迹成为外部力量制衡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在冷战后所主导的单极世界体制已经使中国超越这种制衡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如亨廷顿所言，中国是一个“孤独的崛起大国”，美国是一个“孤独的超级大国”，一个崛起大国和一个权力巩固的大国同时出现成为历史的巧合。12 当前中美之间不存在权力转移，中美之间力量对比只是出现了调整，表现为权力变迁和权力结构的调整，美国对中国的领先优势是短时间内中
13、国难以打破的，中国目前处于追赶美国的前期阶段。东亚权力结构变化对美国亚太战略影响由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权力变迁”首先反映的是区域相关国家微妙复杂的心态、知觉和认知上的变化，其次才是对外政策和国家战略上的变化和调整。对权力变迁反应最强烈的往往是主导性大国，大国会依据已经发生的变化对其国家战略进行调整以适应和抵消权力变迁带来的冲击和影响。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的战略首先发生了相应的调整，继而带动了区域安全和防务安排的连锁反应。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亚太战略。二战结束后，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为了与苏联对抗，将其全球战略重心放到了冷战的前沿阵地欧洲，全面扶持、援助亲美的西方政府，遏制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冷
14、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重点，启动了其全球战略重心从欧洲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进程。在 2000 年发布的美国新军事战略中，克林顿政府阐述了将美国安全防御的重心由欧洲向亚太渐进式转移的意图。为此，美国强化了美日同盟关系，开始在亚洲开拓新的战略布点，印度和越南逐渐进入美国的安全视野，重型武器加快向关岛转移和部署。同时对中国崛起持高度戒备姿态，对华外交在“遏制”和“接触”之间摇摆不定，反映了美国在安全和经济两个议题上对中国的分裂态度。小布什上台伊始，曾明确表示要对美国的战略进行重大调整，把全球战略重点由欧洲转向亚太地区。这是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国家战略的重大转折，也是战后 50 多年来一直以欧
15、洲为重心的安全格局的重大改变。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该区域众多的安全冲突热点以及美国认定的该区域核扩散态势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不断升级等，都给美国的战略调整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和动力。同时，中国崛起也引发了美国政界对华态度的转变，由克林顿时期的“致力于建设美中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转向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认为未来的中国将是美国最大的“区域威胁”。以“中国问题”为轴心，美国开始了亚太区域政治版图的调整。进一步强化了与传统盟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加大了印度在其对外战略中的份额，拉拢东南亚和中亚国家入伙。美国的安全战略在此时已经发出了要“华丽转身”的强烈信号。但是“911”事
16、件的发生终止了这一进程，导致美国战略再次调整。“反恐”成为小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主题，美国最突出的国家战略导向是将“反恐”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点和核心。其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是要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通过美军的绝对优势，以图达到美国的“绝对安全”。美国的军费开支在 2006 年几乎是世界其他国家军费的总和。它调整了核战略和海外军事部署，撤出了部分地面部队，以加强其机动性和海上的军事进攻能力，打击目标从单一的、确定性目标转变为应对多元化、不确定的威胁。并着眼于全球性的军事部署，在欧洲和亚太平均部署军力。美国选择了在中东和南亚等地区施行强制性的军事干预和民主再造工程，美国不仅有能力担负这样的“先发制人”战
17、略用美国所选择的方式对美国认定的威胁采取行动的代价，更能够让美国享有权力和道义的双重优势来超越传统的权力制衡体系。其后，美国将反恐的责任与空间安全、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和发展安全以及保障同盟国的安全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美国的亚太战略在其全球战略规制下，显得不再突出。对于被美国直接称之为最大的“战略挑战者”的中国和俄罗斯，其侧重强调要将这两个国家“引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布什政府尽管在 2003 年 5 月开始启动东亚的“轴辐结构”调整，但由于在军事行动的关注重点上突出阿富汗、伊拉克和中东地区，布什政府被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批评为“忽视亚洲”、没有对中国的崛起予以必要的战略重视。奥巴马政府对美国亚
18、太战略的调整。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仍然主要依赖于其在冷战期间针对苏联构建的以军事同盟和前沿军事部署为主要内容的安全体系来维护其在东亚地区的霸权，这使得美国对地区新安全议程和安全事件的反应并非那么及时、灵活和有效。另外，美国的传统盟国更加注重寻求自身安全利益，寻找在东亚安全体系中的自我定位，而不再是一味地服从华盛顿的意志和指挥。例如在日本，国内政治就出现了分流，一部分政治精英要求“脱美入亚”，以正常国家的姿态取得在东亚的对等地位。韩国和美国在如何对待朝鲜这一问题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歧。韩国、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强调自主性的安全观念，通过与邻国发展政治、经济和安全联系来努力增大它们在区域中的安全系数。对于
19、这些国家而言，美国是其重要的安全支柱，但是除了美国的安全承诺，他们仍要致力于发展本国的安全战略。针对这一形势以及中国崛起形成的强大地区冲击，奥巴马政府高调宣布“重返东亚”，强调东亚安全在美国整体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奥巴马政府上台后，2009 年 6 月，国务卿希拉里出席东盟地区论坛时高调宣扬“美国重返亚洲”;奥巴马总统在 2009 年 11 月的东京演讲中也指出，“美国虽然发端于大西洋沿岸的一系列港口和城市，但我们世世代代始终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我们依靠历史、依靠共同繁荣、依靠人民联系在一起”，“美国和亚太地区的命运比过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应该说美国从没有离开过亚太，2011 年美国的
20、高调重返不过是为了强化盟友对美国的战略信心。2010 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更新了美国政府的安全战略，形成了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理念。这份报告首先对威胁的评估进行了实质性的调整，不再将恐怖主义和独裁国家列为美国即时面临的主要威胁，而是将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列为美国所面临的多样化威胁的一部分。更加强调保持和发展美国的经济竞争力这是美国实力和影响力的基础，被列为美国保障安全与主导地位的重点。2010 年 5 月 22 日，奥巴马总统在美国西点军校发表演讲时特意指出，维持全球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任务“不能只落在美国肩上、更不能只落在美国士兵的肩上”，要求中国和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与美国一道担负起相应
21、国际义务。2010 年战略报告虽然强调美国面临的全球威胁已经从传统的大国竞争和大国冲突，转向了反恐、气候、世界经济的失衡发展、网络安全、公共卫生等全球性议题领域，但从报告所强调的美国海外军事行动的原则宣示来看，美国防卫政策的轴心已经从反恐拉回到了应对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战略性挑战。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战略有三大核心内容：第一，进一步增强对东亚的外交与战略关注;力争全面改善和地区内国家的外交关系，第二，美国在东亚地区安全战略中重新定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突出美国在应对新兴经济体崛起时保卫盟国的战略性义务;第三，突出美国主导下的东亚地区安全架构建设，在保障美国地区安全的同时，按照美国的标准和
22、需要，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避免任何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构想排斥美国。希拉里于2010 年 10 月 28 日在夏威夷演讲时表示，美国的亚洲战略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等同盟国家为“核心”，同时依赖新加坡、印尼、越南等新兴伙伴国家，目的不仅是为了保证美国在地区事务上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是为了防范中国、印度等国崛起的不确定因素和保障美国在亚太地区强大的商业联系和经济存在。为此，美国将带领这些盟国和新兴伙伴国家一起共同应对中国未来对地区局势的冲击。其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2011 年 11 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在夏威夷举行非正式首脑会议，美国正式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13
23、 这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第二次重大调整。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说到底就是美国开始调整全球安全态势，重新明确美军未来的战略重点，确保所谓亚太地区是美国本世纪内的全球战略重心。这一战略的核心要点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美国强调亚太地区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在军事力量的部署以及同盟与防务体系的建设上都将出现美军全球安全态势向亚太转移的趋势。2012 年 6 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宣布，美国将在 2020 年前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批海军战斗力量，届时将有 60%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大西洋的战舰部署降为 40%，改变目前在太平洋与大西洋
24、分别部署 50%战舰的格局。美国削减国防预算不会妨碍美国增加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美国的“新战略”专注在亚洲，在未来数年将派遣更多美军到该地区，同时也将部署高科技武器。其次，全面加强与中国进行直接军事冲突的准备，其亚太军事战略从“看管和威慑中国”转向与中国有可能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和武装冲突。2012 年 1 月 5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国防部长帕内塔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Martin Dempsey)在五角大楼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题为可持续的美国全球领导：21 世纪国防战略重点的美军军事战略评估报告。14 这份报告具体规划了美国国防战略未来以亚太为重点的调整计划。美国将
25、重新致力于亚太地区军事安全，明确了以中国的军事能力评估为基础的未来美军军事作战能力规划。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措施是五角大楼正在实施的“空海一体战”战略部署。其直接用意是压制中国的“区域拒止”和“反区域介入”的军事能力发展。2012 年 1 月 17 日，五角大楼正式推出了“空海一体战”的作战规划报告。15 英国金融时报认为美国新版军事方针具有强烈的冷战遗风，“空海一体战”将把美国推入针对中国的挑衅性战争规划。再次，强调中国崛起是亚太地区安全与经济领域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谋求全面提升美国的领导能力，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独一无二的单极霸权地位。希拉里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特意强调，美国“在整个世纪继续
26、发挥领导作用”。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单极霸权地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同时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强调“立足现实、注重实效，忠实于美国的原则和利益”，防止美国被挤出亚洲。16最后，重视美国经济收益的获取，防止美国在亚太经济飞速发展中错失时机。谋求美国在亚太经济中的利益，在亚太区域贸易成为美国出口振兴战略突破点的同时，主导未来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为此，奥巴马在 2009 年宣布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并一直将推动 TPP 框架的成型作为美国参与亚太投资与贸易自由化进程最重要的手段，以收获亚太经济发展的巨大红利。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的亚太战略趋向2012 年 11 月 6 日，美
27、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奥巴马赢得大选。其第二任期的战略和政策走向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奥巴马连任后旋即展开东南亚之旅，访问了泰国、缅甸和柬埔寨。这一举动预示奥巴马政府会继续以行动加深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扩大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奥巴马是首位访问缅甸的美国总统，其缅甸之行成为焦点，凸显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布局。美国对缅甸的民主化改革给予了充分肯定，奥巴马此行的目的是维持缅甸的“民主化势头”，“这包括组建可靠的政府机构，建立法治国家，结束种族冲突，确保缅甸人民能够获得更多教育、医疗和经济机遇。”17 美国的东南亚战略轮廓已逐渐清晰，奥巴马第二任期将以东南亚区域为突破点，实施“胡萝卜+大棒”的政
28、策，彰显美国对该地区强大的影响力，白宫也明确表示亚洲是美国未来外交的轴心。12 月 4 日，美参议院同意授以国防部 2013 财年 6500 亿的国防开支，较奥巴马政府在 2 月份的申请稍有减少。美国的国防预算大幅缩水表明美国的战略重点发生了转向，战略眼光的“内向”性成为美国方向。从目前相关因素可以判断，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内的亚太战略将承袭第一任期的基本轨迹，面临继承与调整的重任，其表现将是重点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平衡：美国全球战略与亚太战略的平衡。美国全球战略的表达经常使用大战略(Grand Strategy)一词。所谓大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如何运用自身的各种手段军事、经济、政治、技术、意识形
29、态和文化来保护并促进自己的整体安全、价值观和国家利益”。18在美国大战略的演变进程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都有所体现。在二战后国际秩序建立的过程中，美国逐渐收缩了一战后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大战略“威尔逊主义”，转而以现实主义为其大战略的基调，实施“杜鲁门主义”，强化与欧洲的关系。欧洲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通过“马歇尔计划”的实施，美国全面强化了与欧洲的关系，欧洲在美国的助力下迅速实现了经济的复苏，同时在安全上也与美国捆绑在了一起。跨大西洋关系是二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载体和成果。冷战的结束一度使美国的全球战略找不到重心，美国国内也进行了多次辩论，全球战略处在持续调整的状态中。直到 2000 年，
30、美国朝野仍在进行冷战后国家核心利益与主要威胁目标的找寻。找到“敌人”，才能明确自己的定位，这一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特点。从老布什政府“世界新秩序”构想的提出到小布什政府2002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提出，美国的全球战略完成了重要转向，从在全球推进民主转变为全面反恐以确保美国国家安全。而到奥巴马执政时宣布已取得对恐怖主义的决定性胜利，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再次进行调整。此时的欧洲已经不是美国的战略重心，而在亚太地区，除了高速发展的经济外，中国的崛起和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等因素加快了东亚权力结构的调整和变化，这对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地位提出了严峻挑战，亚太地区重要性的凸显及美国的危机感使奥巴马政府果断又高调
31、地向世界宣布重返亚太，将 21 世纪美国全球利益的重心放在亚太地区。显然，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很大程度上是对自身地位面临挑战的一种战略回应。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已经在军事和防务上成功地完成了对亚太地区的回归，已基本完成了在亚太的重要防务部署。在奥巴马第二任期，中国的持续发展、东亚地缘政治矛盾的不断激化、核扩散及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等都将继续威胁到美国的亚太战略利益，奥巴马将会继续其在亚太的战略政策，但是也将会考虑其与大西洋伙伴之间的关系，做好欧洲和亚太两个区域在全球战略中的平衡。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平衡。“美中关系是维持全球和平和建立新的全球秩序的核心要素。”19 奥巴马第二任期对中国问题
32、的认识和处理是其外交政策的关键点。虽然在总统选战中奥巴马和罗姆尼似乎都在跟中国较劲，但是与中国关系的良性互动是其长远利益的重要依托。现阶段，美国改善了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加大了对伊斯兰国家的援助力度，逐步控制和消除了美国安全的巨大隐患，使得美国摆脱了沉重的安全负担。面对中国崛起，美国该何去何从，是一个涉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问题。短期来看，遏制政策可能会获取一定程度的利益，进一步强化美国与传统盟友的关系，增加盟友对美国的战略信心。但长远来看，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将引发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招致中国的报复性行为，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不仅将难以达到遏制中国的目标，而且使东亚国家之间的地缘利益矛盾更加尖
33、锐，遏制政策最终将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巨大阻遏。同时，中美虽然不会陷入冷战，但是在遏制政策的影响下，亚太国家仍需要明确其战略立场，这是很多国家不愿意做出的选择。在冷战已经结束的国际环境中，任何冷战思维和情结都将耗费巨大的国际资源，造成国际社会整体性的战略收缩，对亚太区域蒸蒸日上的区域政治环境形成巨大的反作用力。满意程度是权力转移理论中的关键性概念之一。中国崛起于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下，是“融入性”崛起。中国对于目前不对等的权力格局基本还是持接纳态度;相对中国的态度，美国是否能接纳中国的发展模式和调整利益分配格局、愿意与中国和平相处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奥巴马第二任期内需要做出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
34、的平衡算术，在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方面进行调整。不同战略议题之间的平衡。美国的亚太战略涵盖的议题呈现多维度的特点，包括军事防务、人权、经济、气候等内容。这些议题编织成整体的框架结构，界定了美国在亚太区域的利益。不同政府任职期间议题排序的侧重点不同。奥巴马第二任期的战略有可能是向克林顿政府时期某些政策的实质性回归，重回克林顿执政时期经济第一的主题。由于冷战长期占据了美国国家资源，对美国国力形成了巨大的损耗，克林顿政府上台伊始就把经济安全作为综合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瞄准了亚太地区新兴市场国家的潜能，借经济全球化“东风”扩展其全球的经济利益，实现了美国经济和国家财富的迅猛发展，民主党向美国民众交出了一份
35、令人满意的经济答卷。以当前美国社会发展状况来看，“财政悬崖”问题已经成为抑制美国经济发展的缰绳。刚结束的以国内经济和中国问题为主要竞选议题的美国总统选战已经明确了经济在美国未来 4 年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可以预期，美国将以优先解决国内发展问题为主线，促进就业、增加出口，增强经济实力、提高经济水平，改善社会问题为出发点，强化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关系为其主要目标。美国将会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计划和其他国际机制的形式广泛参与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稳定全球金融秩序，促进经济复苏，打开亚太的市场，恢复国际竞争力。这不仅可以缓解因金融危机带来国际经济紧张形势，而且也会受到东亚国家的积极回应。在经济为主的
36、背景下，美国会同时在对外政策中强化促进民主和保障人权的“天赋责任”，以此为“抓手”深层次介入亚太事务，淡化军事部署和安全冲突带来的地区不稳定因素。结语冷战后中国的崛起和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已开始打破东亚大国之间的传统力量均势，推动东亚权力的转移。在东亚权力结构调整和自身实力相对削弱的背景下，美国本能地不断调整其亚太战略，使其介入东亚地区事务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加强，这既有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和霸权地位的考量，也是适应东亚权力变化调整的客观反映。但美国对东亚事务的深度介入，进一步激化了东亚的地缘政治矛盾，大国关系更加敏感和复杂，东亚地区的整体性受到严重破坏。从未来一段时间看，奥巴马政府推动
37、其既定的亚太战略轨迹不会发生改变，但将会在美国全球战略与地区战略、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进行平衡的条件下，对美国亚太战略的重点议题进行重新排序和调整，在突出经济议题的背景下，将强化亚太战略中的民主和人权内容。(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界金融危机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与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BGJ001)注释1 朱锋、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2 页。2、5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曹洪洋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 年，第 280、281 页。3 陈琪、刘丰主编：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北
38、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58 页。4 数据来源：http:/ of the CSIS 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华盛顿，2007 年 11 月 26 日。7 阎学通等：“大国崛起与中国的选择笔谈”，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5期。8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8 年中国国防白皮书，2009 年 1 月，第二部分“中国国防政策”。参见：http:/ Peter Howard, Chinas Rising Sea Power: The PLA Navys Submarine Challeng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
39、ledge, 2008; Lyle Goldstein and William Murray, “China Emerges as a Maritime Power,“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October 2004, pp. 34-38.10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数据库。11 孙学峰：中国崛起困境：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245246 页。12Samuel P.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19
40、99.http:/ 奥巴马总统当时对这一战略的介绍，请见：President Barack Obama,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November 17, 2011,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 2011/11/17/ Remarks president- obama-australian-parliament.14 有关该报告的具体内容，请参见：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
41、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本文对该报告的引文，均出自该报告的电子版。15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 January 17, 2012; 该报告的电子版，请参见：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JOAC_Jan%202012_Signed.pdf.16Hi
42、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http:/ 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page=full.17http:/ 年 9 月。19Henry A. Kissinger,“Power Shifts“, Survival, Vo.l 52, No.6, Dec. 2010 - Jan. 2011, pp. 205212.The Asia-Pacific Strategic Adjustment and Trend of the U.S. fro
43、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TransitionLiu Changming Wang MinAbstract: Asia-Pacific region is the kernel strategic area Attracting global attention at present, and the power transition in East Asia is the key factor causing security strategic adjustment of great powers accordingly. The rise of China i
44、nduces power framework transformation in the region of East Asia, and then the U.S. adjusts its Asia-Pacific strategy. Different president of the U.S. has specific Asia-Pacific strategy, which reflects different special ruling idea and style during the tenure of office. The second term of Obama admi
45、nistrations Asia-Pacific strategy is significant to th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situation trend in Asia-Pacific region.Keywords: Power transition, The rise of China, Asia-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S.【作者简介】刘昌明，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国际政治系主任，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理事。研究方向：美国政治与外交、东亚安全、全球治理。主要著作：全球化与当代国家政治职能等。王敏，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