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大教育益终身访朱良文 孙铭崧 熊然 A Lifelong Benefit from Tianjin UniversityAn Interview with Zhu liangwen 朱良文 1960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学专业。 历任华南工学院教师、云南工学院建筑学系系主任、云南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院长、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 规划学院教授、昆明本土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等职。 多年来一直从事地方性、民族性建筑、特别是云南传统民居的保护与发展研究。 出版有丽江古城与纳西族民居、THE DAI等著作。 1959年, 1960届学生庆祝五四青年节 十几块钱改变了我的命运 1955年我中学毕业,
2、当时因为家庭困难, 读大学是很艰难的。如果不是当时中 学的班主任邹功鼎老师两次说服我的父亲, 我是读不了大学的。 录取之后, 我还 面临一个问题路费。 我所在的当涂县离南京很近, 所以我先到南京, 再想办 法。 当时我哥哥的一个朋友在南京夫子庙附近摆地摊, 正是他和他身边摆地摊的 几个“穷”朋友给我凑到了十几块钱, 这样我才顺利到达天津。 这件事对我一生 都影响很大。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 第一眼看到天大, 给我的印象就是大, 环境很优美, 楼很漂亮, 这是我刚看到 天大时的感受。一年多之后, 感觉这里的老师太棒了, 徐中、彭一刚、张文忠、 童鹤林、杨化光、沈玉麟、聂兰生、屈浩然等很多老师给我印象
3、很深, 有些老师 的手头功夫给我的感觉就是可望而不可及。老师是教育当中的第一要素。建筑教 育主要靠的就是老师。 兄弟院校有何异同 1960年, 我毕业后被分到了华南工学院规划教研室, 在华南工学院呆了 14年 多。1975 年1月调到筹备中的云南工学院, 负责建筑学科的筹建。 如果将天大和华南工学院的建筑学科对比, 应该说华南工学院的基本功教育不 如天大的扎实, 但华南工学院也有自己的特点思想比较活跃。 当然这只是我 在当时那个时代的一点体会。 至于云南工学院, 当时是刚刚筹备, 就谈不上比较 了。应该说云工的建筑专业在我心目中就是以天大为蓝本的。例如当时我们一开 始就打算做国际合作, 198
4、6年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协商时候, 我就到天大去把 我的老师沈玉麟先生 (解放前留美) 请来, 聘为我们的教授, 参加了赴美洽谈 及后来中美合作“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生班”的教学。 我在云南的办学过程中, 因为我们是新学校, 要找个“靠山”, 像清华的吴良 镛先生, 天大的彭一刚先生, 东南的齐康先生、 钟训正先生等我们都曾邀请来学 校指导, 让我们学习一些经验。 这些老学校都是我们的榜样, 尤其是母校, 我的 很多想法都是从母校借鉴来的, 比如重视基本功。 当时教师短缺, 就到外校及省 内设计单位聘请, 还请来天大的同班同学高鉁民来任教, 帮助教渲染、 设计初步 这套东西。 还有就是强调主干知识
5、, 不必要求门门是优, 人的精力有限, 突出抓 主干课重点。 1958年, 1960届学生勤工劳动 1960届学生毕业联欢 天大精神终生受益 天大无形中给了我很多, 其中就有务实的精神。我觉得这是需要保留和发扬的。 我搞传统民居研究比较多, 近十多年也在搞传统城镇、 村落等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研究。其实在我四五十岁的时候研究方向就已经开始转向通过实践去研究。建筑 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工作, 不能只用书本与论文来表达你的理论, 还是要靠建 筑实践去表达。 比方说傣族竹楼为什么消失?很多人批评它, 但并没有拿出办法, 那有什么用呢? 我当时就想, 不能只是作为旁观者去批评, 而应该去实践, 正像校歌里
6、唱的那 样“不从纸上逞空谈, 要实地把中华改造”。 于是我在西双版纳搞了第三代“竹 楼”实验并得到推广, 把自己的传统村落研究基地建在了村子里, 还搞了“哈 尼族蘑菇房保护性改造实验”, 最后还得了住建部第二届园林建筑一等奖 (最佳传统文化传承奖) 。要真正推动社会进步就必须实践。我认为这与天大“实事 求是”的校训是一脉相承的。 我看建筑教育与建筑行业 谈到对教育的看法, 其实我的一生都没有脱离教育。 现在回来看整个的过程, 教 育就是培养人, 无非就是两个问题, 就是追求什么和怎么实现。 而建筑教育就是 培养人的建筑志趣、建筑价值观和方法论。 至于对行业的看法, 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没有特别的研究, 不过发展是肯定的。 新材料、 新技术的产生就必然会造成行业的变化和新空间的产生, 这是一种趋势, 但其为人服务的本质不会变。 而我认为在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趋势, 就是当新材 料、新技术在物质上几乎满足了人所有需求时, 精神上的需求就会上升。总结起 来就是两点外在空间的多元性和建筑的人文追求不断加深。 这就要求我们的 教育要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 不能墨守成规, 教育是附属于社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