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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原因逼迫中国精英阶层纷纷将孩子送出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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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原因逼迫中国精英阶层纷纷将孩子送出国?导读: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海外高中生源的第一大国。留学主角不再只是那种成绩不好在国内混不下去的“坏孩子” ,而更多的是优等生。这些孩子的家长们,已经不再只限于富人、官员和知识精英,更有普通的工薪阶层。制度和现状的无奈,换一种体制下成长是为了不让孩子成为应试教育流水线上的统一零件。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海外高中生源的第一大国,2013 年,中国学生获得赴美高中 F1 学生签证的数字,是八年前的 50 倍,两年前的 5 倍。留学低龄化的井喷趋势,究竟意味着什么?“又被教官训了。 ”2014 年 9 月开学后,陈小天每天都能在初中同学微信群里听到关于军训的吐槽,他边看

2、边上传了张打网球的照片:哎,剑桥的温差虽然大了点,但也不能辜负了这蓝天白云呀,引来小伙伴们一连串的“白眼” 。没有军训,不用早起,此刻的陈小天,正在英国剑桥乡下的一所私立高中里,享受着传统但充满乐趣的绅士教育,尽管成本听起来有些高昂:每年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近 40万人民币。来自南京的陈小天只是众多中国留学少年的一员。各种数据显示,这个从新千年开始出现的群体,在最近两年正呈井喷之势。美国之外,加拿大、英国、新西兰等国,也正在成为中国小孩新的目的地。 华尔街日报刊文称,过去五年,加拿大多伦多地区的国际中学生突然飙升了 40%,其中四分之三来自中国。这些孩子的家长们,已经不再只限于富人、官员和知识精

3、英,更有普通的工薪阶层,中国的下一代教育是否正在另一种体制里突围?出走的“好孩子”如果不去英国,陈小天应该正在南京一所知名高中里,接受题山文海的洗礼。孩子的亲友,对于他的出国感到震惊,15 岁的他已经比同龄小孩具备很多竞争优势:在南京最好的初中念书,初一就有游学英国的经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发现,这波少年留学潮中,主角不再只是那种成绩不好在国内混不下去的“坏孩子” ,而更多的是像陈小天般的优等生。正在美国加州一所私立高中念高三的宋雨晨,初中是在上海浦东排名第二的中学念的,他们班上 45 个同学,有一半出国读高中。能不能出去,不仅靠成绩,还得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海外高中普遍没有奖学金,中国学生又以选

4、择寄宿私立学校居多,学费加生活费一般在 5 万美金左右。在美国高中四年就得 120 万人民币,如果加上本科,至少投入 150 万到 200万。这些小孩未必来自大富大贵的家庭。宋雨晨有一个在大型投资公司当老总的父亲,这点钱自然不成问题。而陈小天的父母只是月入过万的知识分子家庭,但他们还是咬咬牙,把多年的积蓄掏出来,供儿子一搏。昂贵的费用,难以阻挡中国家庭送小孩到国外的欲望。在美国一些昂贵的寄宿私立学校,中国学生比例超过 20%,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旅美学者薛涌认识一个高中留学生,学校在美国一个穷乡僻壤,刚进去的时候,中国学生才 20%,等毕业的时候,中国学生已经超过 80%。位于俄勒冈的圣玛丽中学

5、,初中、高中加起来不过 450 人,但中国学生(基本都集中在高中)就已经有 70 人, “随着中国学生的来临,学校财政马上走出了困顿。 ”华尔街日报如是评述。陈小天的父亲陈栋发现,很多不如自己的工薪朋友,一样不含糊,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父母属于70 后,普遍独子,挣钱不给孩子用给谁用?另一个,连吃带住含学费,40 万人民币,不见得比在国内选择好学校高多少。送走之后,父母可以全身心放在工作上,两相一比,也不算高消费。但是要想念比较好的学校,不是有钱就能摆平的,有些高中,入学甚至比考哈佛还难,中国的孩子们在另一个体制里仍不免激烈竞争。美国排名前二三十的寄宿高中每家每年从中国招生不超过

6、六个,加在一起不过一百多人,但是一年提出申请的有 1 万多人。宋雨晨念的高中就位于全美前 20 名之列,一个年级有一百多人,每年只在中国招 4 个学生,对托福和 SAT 的成绩要求很高,还有重重面试。她当年申请了 8 所学校,最终花落此校。而另一方面,这些异国学校也开始为争夺优秀的中国生源打仗。在美国,公立学校不允许招收国际学生的传统正在被打破。几名国会议员已经提交要求废除这一传统的法案。“这有助于提高公立学校萎靡不振的招生氛围。 ”法案的发起人之一,纽约国会议员比尔欧文说。密歇根州的一所公立高中是第一批吃螃蟹的学校之一。他们每年招收约 90 名中国留学生,全部来自北京海淀国际学校,当地一个曾

7、经废弃的小学已经被改造用作宿舍。精明的中国商人甚至瞅准了商机,在宾州,一位中国商人已经在普林斯顿大学附近买了一所废弃的中学,据称和中国人大附中合作,修建一所新的普林斯顿国际学校。校长说,2013 年秋天,已经有 30 个学生,未来 5 年的目标是250 人。其中一半将是国际学生,他们大部分来自中国。2007-2014 年中国低龄留学生(高中+本科)的十大去处。 (曾子颖/图)制度和现状逼人走“为了让您读美国名校更容易。 ”这是一家高中留美中介的广告。美国大学申请的竞争早在十年前就已经白热化,于是,为日后申请名牌大学做准备,成为早期中国孩子赴美读高中的主要动力。反正最终目的都是常春藤,那不如早一

8、点去美国读高中,录取的几率会更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去的原因变得越来越复杂。真正让陈栋下定决心送儿子出国,却是一次偶然事件。初三上学期学化学,儿子第一次考试考得很烂,搞得陈栋莫名其妙,儿子陈小天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上课听不懂。直到陈小天母亲到学校开会,谜底才揭开。老师回她:班上小孩都上过补习班,就你小孩没上,基础的内容补习班上都讲过了。回想起来,陈栋觉得这件事只是一个导火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不想让儿子成为应试教育流水线上的统一零件。陈小天所在的学校规定中午必须睡午觉,他不爱睡,看了会书,老师就让他罚站。老师讲课有时候幽默了一把,大家一阵哄笑,别人都停了,陈小天还接着笑,老师也罚站

9、,说他影响课堂纪律。“该严管的地方不管,不该管的地方瞎管。 ”陈栋说,这是他最为绝望的地方。 “不管以后干什么,什么都要学,这不是浪费人生吗?”还有的或许不是因为考试,只是不想让女儿过一种庸常的人生。王夏的女儿王思菡正在新西兰一所中学念高二,出国前,她是北京海淀一所知名中学的学生。担任国企高管的妈妈小日子过得悠哉,常有一种一眼就看到生命尽头的感觉。如果女儿还在国内,她现在就可以预见未来:考上一所名牌高中,进名牌大学,结婚生子,王夏和爱人帮着带外孙王夏说,她不想女儿跟她走一样的人生。宋雨晨一开始从未想过出国。初三模拟考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按照惯例,肯定会被推优到上海的四大名校读高中。但在最后时刻,

10、她被刷了下来。老师的解释是:你初二动了手术,没上体育课,没体育成绩就没法推优。但父亲宋彬打听下来的原因可能是,在推优前没有跟老师“走动走动” 。父亲宋彬虽然身家过亿,但不爱走后门这一套。宋雨晨心一横,如果能考上四大名校就上,考不上就去美国,结果没发挥好,就考了个市重点。以前父亲宋彬总还觉得可以跟体制抗衡,但是慢慢发现,体制可以对抗,但无法对抗的是生活本身。 “雾霾,三聚氰胺,治安环境,大人还可以勉强忍受,小孩子怎么可以?”宋彬曾一度有过移民的想法,但这意味着要放弃国内的事业和朋友,他放不下,那就先早点送小孩出去吧。我跟他们不在一个频道上宋雨晨第一年回来,宋彬差点没认出来是谁,因为女儿晒成了个黑

11、人。父亲问,是学习不好被罚晒太阳了吗?女儿答,打网球打的。让父亲吃惊的是,从小不爱运动的宋雨晨现在几乎成了一个运动达人:棒球、游泳、击剑、赛马样样都通。虽然只是学校棒球队的替补,但每次比赛,教练还是会让她上场打一会。即便发挥糟糕,教练也总是鼓励:雨晨,你打得很棒,加油。“别人的鼓励很容易有成就感,当一个人有了成就感之后,才会成为兴趣。 ”父亲宋彬努力回想,宋雨晨从小的爱好乏善可陈,钢琴可以算是一个,那还是父母逼迫之下的产物。有大把时间运动,全拜美国高中制度所赐:课余运动也算学分,课业毫无压力。一个学期有十几门课让你选择,只要任选五门即可,不喜欢物理,可以选化学,不喜欢化学,可以选烹饪。如何融入

12、美国文化,对于中国小留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如今已经在纽约一家咨询公司工作的吴界立,是2007 年来美国念高中的。刚来美国之初,最头痛的就是如何融入美国文化。国际学生基本上住在一块,很少主动会跟美国本土学生聊天,半年之后,发现美国社会是开放的,才慢慢走出这一步。还有一开始课上都不敢发言,生怕老师批评,后来能回答的时候就回答,老师也会慢慢喜欢你。李月月迈出这一步的方式靠的是走读,跟美国家庭的小孩同吃同住,跟白人玩,也跟黑人混,暑假的时候还把美国男孩带到中国。李月月是初三那年去美国的,今年念高二。因为个子不高,以前很不自信,去了美国之后,不仅参加了校队,还帮助校队在州的比赛中夺冠。今年暑假回

13、来,李月月参加了初中同学聚会,张瑞问他跟同学聊得怎么样,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跟他们不在一个频道上。 “同学老是在比较成绩,我关心以后想做什么,学生会会长如何竞选,舞会如何安排。 ”观察儿子朱赫这两年在美国接受的教育,朱大民感触颇深:“美国学校里教的和社会中考察的是一致的,而中国的中学教育是说一套,做一套!”朱大民发现,道德品质和主流价值观的熏陶其实贯穿着美国的教育体系,但和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同,美国的思想教育让孩子非常愿意接受。“在中国,教室里教你要遵守交通法规、尊老爱幼、真诚诚信,但你出门不会这样做。到社会上只要不犯罪就行,尔虞我诈又怎么样?”朱大民认为,中国教的和做的有极大反差,而在美国,

14、学校里教孩子要诚信,社会生活中也有个人的诚信记录与之匹配,一旦违反规则、不诚信,整个社会系统都会有反映,违规者要在付出实在的代价。朱大民相信,没有人天生就有社会责任感,天生懂得要为社会大多数人利益服务,而美国的教育体系用紧密联系的学校教学和社会实践教会孩子这一点。 “在中国教育体系里面,我们的孩子暑期里玩命地上补习班、玩命做题,教出来以后就做题特别棒,收拾家务、孝敬父母都不会,你还让他去爱国、有社会责任感?”还有两年,王思菡就要高中毕业了,她的目标是新西兰最好的大学奥克兰大学。在新西兰待久了,再回到北京,觉得这里就是一个光秃秃的水泥城市。至于未来,她说等拿到绿卡之后再选择。精英阶层小孩的离开,

15、并没有给贫穷的小孩留下任何机会。陈小天的学籍依然在学校保留着,他只是申请休学,如果在英国不适应,他还有退路可走。 “中国的体制是出来容易,回去很难。 ”父亲陈栋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吴界立、张瑞、王梦妍外均为化名)延伸阅读:高考平等:不可欲的乌托邦作者:凤灵若将应试教育弊端一一陈列,早已罄竹难书。对之的批评向来不绝于耳,或鞭辟入里,或子规泣血,无奈东风无情,多年来收效甚微。而被高考苦苦折磨的家长和考生更不乏受虐式地赞同应试教育,其最大的理由就是,至少高考是平等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应试教育最后一块、也是最重要的一块遮羞布。但当真如此么?现实无情,高考平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只是江

16、湖上的传说。最近江苏的事态虽有减招的导火索,其实也是长期积怨的爆发。众所周知,某些省份的落榜分数,在另一些省份足够上清华北大。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同校来自北京的新生的入学成绩就比很多省份低一百多分。高考改革引入各省自主命题后,状况并无太大改观,以2014 年为例,各省的一本录取率,排在第一位的是北京,24.81%,而本人的家乡四川省则是倒数第一,一本录取率仅为 5.46%。2015 年北京仍以 24.13 蝉联榜首,四川未查到数据,据媒体估计仍是忝陪末尾。或许是四川的教育质量太差?四川的考生太笨?这只是地域上的不平等,你还能看得到,甚至还能不平而鸣。而真正的赵家人上大学的途径,你连看也看不到了

17、。“二代们”个个文凭都金光闪亮。当然,人家除了能力之外的资本都是零。有人说,统一高考会少些腐败。确实,我们被腐败搞怕了,一提起能反腐便让人热血沸腾而不计代价。可惜,高考不是世外桃源,少些腐败不过是美丽的幻想。招生的黑幕近年来已多有披露,而曝光的或许只是冰山一角。进一步追问,我们真的需要高考平等么?很多情况下,我们不要求“平等” 。比如私企招聘,没有人要求各家公司都得按照统一的标准来录用;找对象的时候,也不要求“平等” ,按统一标准给每个人打分,填报配偶志愿,等等。不能说上大学比找工作或找伴侣更重要,为什么唯独高考需要以“平等”为卖点?即使是上大学,近年来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暴增。在报考国外大学时

18、,虽然也有入学考试,但成绩绝非是唯一的指标,这时候,考生和家长也不追求平等,而是想方设法地满足所报考的大学提出的五花八门的要求,然后忐忑不安地等消息,如果落榜,也愿赌服输,无人说三道四。每个人生而不同,培养人的教育机制,当然应该因人而异,因材施教。这个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的道理,无论东方西方,早在两千多年前,教育大师孔子和苏格拉底都已知之践之。到了两千多年后,现代教育机构,不管对谁,却用同一套教材,开同样的课程,考同样的试卷,采用一样的评分标准。不管是和田玉,还是钟乳石,一律打造成鹅卵石,这就是平等么?什么时候“平等”成了压倒人性的目标?其实,高考平等,背后的逻辑已昭然若揭。只因高等教育还是公有

19、制下的计划经济,是由权力而非市场上的自愿交易来分配。追求平等,是无奈之下的选择。计划经济下凭票供应的年代,一般的老百姓都是按月按年从政府那里分到一定的粮票、油票、布票等。数量短缺、质量低劣,唯一可聊以自慰的是,邻居的状况也不比自家好。如今,粮票、油票和布票虽然消失了,公立大学还在,因此,高考的招生配额还在,而考生及家长的心态,也和当年领粮票的人相去无几。计划经济的本质是权力经济。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生产多少,以及如何分配,都是垄断性的权力说了算,其他的人都是等待指令的螺丝钉。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下,平等才可成为标准,成为目标,希望以此制约权力,同时为权力背书。然而,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是万古不易的

20、真理。强制性权力可以为所欲为,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平等,这种权力的运行结果,又如何能实现平等的乌托邦?如奥威尔所言,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著名的三年大饥荒,除了生产不足外,人为制造的分配不公也是重要因素。与今日高考沐浴皇恩相仿,当年天子脚下的北京也是不能饿死人的,而偏远的四川,虽是天府之国产粮大省,死人却是没有关系的,于是,一夜之间,四川省粮票作废,粮食被源源不断地运到了北京。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后,高等教育基本仍是铁板一块,保留着完整的计划经济体系,这固然主要出于权力的意志,但追求高考平等而不愿改革的民众心态,也强化了这种保守的趋势。 其实,高考平等当然不是民众最后的目的

21、,考生要的是上好大学,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从而为今后一生的发展奠定基础,这才是最重要的。但不管招生指标怎样分配,都必然会有不公平,会有人不满意,那么,何不把高校私有化,废除这样的人为分配?把高考真正变成学校和考生及家长之间的事,如果权力不能染指,又如何翻云覆雨?教育和其他的行业一样,唯有自由竞争,才能让消费者获得最大的满足,才能不断发展与创新。自由市场提供了自由选择的机会,供求双方都可以由此实现各自的教育理想。教育可以服务于大众化的职业培训、技能培训,也可能是非常小众的精英教育,私塾教育,甚至复古的师徒相授。没有平等的高考,却有更好的教育。“一个社会若是把平等置于自由之上,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既没有

22、平等也没有自由。运用强制力量来追求平等,只能摧毁自由;而且,强制力量,即便最初是为了实现良好的意图才使用的,最终也会为一小撮人所攫取,他们以之来牟取私利。 ”诺奖得主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这段名言,同样适用于中国的高考。延伸阅读:中国人的“晚年恐惧”深度作者:朱大可“退休年龄延迟到 65 岁”的方案,等于剥夺了辛勤劳作的中国人享受晚年幸福的基本权利,引发各地舆论哗然;清华女教授“15 年义工论” ,或置数千万老年人于无法领取养老金的“财务真空” ,一发声便激起广泛民怨;而政府制定出台的“以房养老”意见,因面临“70 年产权”等难以逾越的“路障” ,更是触发民间反弹,以致民政部不得不反复解释,

23、以平息公众的怒气。若此类“养老金论战”长期蔓延下去,则持续折射着中国人对自身命运的严重焦虑。社会保障体系建构不全,跟经济总量的飙升形成讽刺性对比;国家公积金管理不善,却拒绝民众自主选择优质基金管理机构;政府挪用和管理形成的失误,其后果却要由民众自己埋单,这似乎正在成为政府的基本策略。但它的功效不是为政府解脱困厄,而是腐蚀“中国梦”的内核,令其沦为一个难以企及的幻影。国民焦虑和社会恐惧,是 21 世纪中国的最大心理危机。中国人的晚年恐惧正在不断加剧,究其原委,就是对朝令夕改的政策的深层疑虑,反映出日益严重的政府信用危机。有网民为 30 年来的政府口号梳理出一条渐变的线索从30 年前的“计划生育好

24、,国家来养老” 、20 年前的“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 、10 年前的“养老不能靠政府” ,最后成为当下的“65 岁退休再说” ,这种政策承诺的戏剧性演变,向我们验证了行政诚信体系的凋谢。医保和养老制度与民众日常生活正在面临两大错位:重病高发、低额医保与高价医疗之间的严重失调;通胀撬动的高昂消费指数与低微退休金之间的严重失调。这两种失调,是中国人晚年恐惧的根源。鉴于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执行,中国社会正在迅速进入老龄化。老人将成为人口构成的主体,而他们的权利和诉求,仍未能得到应有的倾听与尊重。中国目前有 2 亿老人(60岁以上) ,其中至少 1 亿人身患慢性病;而中国城市老人贫困率约为 23%,

25、农村高达近 30%。他们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处于不断动摇和消解的危机状态。如果没有足够的积蓄,或孝顺的儿女依托,现在又有哪个养老院或社会机构愿意背这沉重的包袱?其实,恐惧不是老年人独占的心理感受,不同年龄段的中国人,都要面对自身独特的恐惧主题。1987 年,一帧我要读书的大眼睛女孩照片,引发了人们对乡村儿童生存状态的强烈关注。那双好奇的眼睛里,流露了难以言喻的疏隔、戒惕和不安。而现在,这种表情已经从儿童转向老人,进而向各年龄层扩散。幼年恐惧,导源应试教育体制的畸形。在贫困乡村,人们担忧的是教育缺失;在发达城市,人们担忧的却是教育过度膨胀、过度依赖标准答案、过度强调知识量和解题的顺从性,完全无视

26、想象力、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无视正确的公共交往和表达方式、无视以普遍价值为基准的人类德行,由此引致“童年早谢”和“精神早衰” 。有钱人可以把孩子送到国外作“教育避难” ,而普罗大众只能被迫跟这种体制长期周旋,甚至最终沦为痛苦的祭品。青年恐惧,多缘于天文数字的新生活预算。大多平民出身的青年,尤其在非出生地谋职之后,被迫面对结婚、购房和生育的沉重经济压力。而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北京这样的超级城市,出现了数十万大龄未婚群体,因为终止婚姻计划,是卸下生存重负的惟一方式。中年恐惧,是基于对迅速增长的癌症发病率的惊骇。尽管卫生主管部门矢口否认,但许多网民在微博交流中都透露,在自己的

27、个人生活圈里,肿瘤患者在不可遏制地迅速增加。这癌症景观是令人惊骇的,它不仅制造死亡,而且描绘着民族的悲剧性面容。本文所陈列的景象,还不是所有现实恐惧中的全部。政府部门如果丢失诚信,则公民缺乏安全感,这是更大危机的危险先兆。在日益逼近的老龄化时代,养老金问题一旦处置不当,可能会成为压垮改革骆驼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决策者须以更高的智慧来解决这一难题,而非放任它对国家诚信的侵蚀。所幸的是,恐惧感只是一种心理警报,坐拥 11 万亿元年度财政收入的富庶政府,必然具备足够的社会保障能力,而它的惟一方式,就是放弃以延迟退休和提高缴纳养老金额度来转嫁危机的策略,履行“社会主义”的政治承诺,建立完善健康的社会福利体系,以修复政府诚信体系,让恐惧从民众的眼神里彻底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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