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书法研究的多重证据法文物、文献与书迹的综合释证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书法研究的多重证据法?文物、文献与书迹的综合释证姓名:靳永申请学位级别:博士专业:汉语言文字学指导教师:蒋维崧;徐超20060514 原创性声明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步幺扛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叫夕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本人完全了解山东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或向国家有关
2、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山东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和汇编本学位论文。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奄论文作者签名:生三导师签名:圭墨垒日期: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摘 要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达,中国历代文物资料大量出土。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 ”这些新材料引起了学术研究的新问题,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促生了学术研究的新方法。学者结合传世文献,对旧有的学术研究重新审视,从而引起了学术研究的繁荣。因为出土文物资料大部分与书法相关,学者援引出土文物
3、资料,与传世文献、书法文物对比参正,综合考察,也促成了书法研究的新局面。同时,与书法相关的文物资料的大量出土,极大地开阔了书法家的眼界,修正了他们对经典的理解,也引起了书法艺术创作的繁荣。陈寅恪先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本书建立在考古新发现的基础上,将传世文献、传世书迹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书法研究、书法史研究和书法艺术创作作全面反思,力图反映文物、文献等多重证据综合考察下书法研究和创作的新成果。本书努力探讨新发现下书法研究的新范式,对书法史重建的前景进行了反思,对如何结合新材料进行书法创作、从而开拓新的领域进行了
4、探讨。本书共五章。第一章“绪论?文物、文献与书法研究”:本章主要申说本书写作旨趣,阐明研究方法。本章分三节,第一节阐述新材料与新学问的关系。历史上新材料的发现,常常引起新学问的诞生。二十世纪以来的考古新发现,开拓了书法研究的新领域,引发了书法研究的新问题,开阔了书法研究的新视野,更新了书法研究的新范式。新材料的发现,为书法研究和书法史学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前景。第二节主要阐述本书运用的研究方法,也是对书法研究范式的探索,即书法研究中多重证据法的综合运用。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结合书法研究的具体情况,本文提出了“多重证据法”,即以出土文物资料、传世文
5、物资料与传世文献资料互相释证;与书写活动相关的物质材料与书法文物资料、文献资料互相释证;书法墨迹与刊刻资料互相释证:出土文物中的无名写本与传世经典写本、拓本互相释证,等等。多重证据之间互相补充、发明,从而能最大程度地接近古代书写活动的真实情况,为书法研究和创作提供参照。第三节是对第二节的补充,具体说明在多重证据互相释证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必须要综合运用传统语言文字学和文献学等方面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知识;必须要综合运用文物、文献等方面的辨伪知识;必须要将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物、文献对照考察,综合研究。第二章“书法视野下的字体研究”: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对于字体的研究是书法研究的重要内容
6、。汉字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主要依靠手写这一书写活动来传播,从书法角度来研究汉字的字体,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也是文字学家研究的重要补充。第一节主要探讨了古代字体的名、实和体、用问题。因为字体命名与字体产生时间的不平衡性,汉字的字体常常存在名、实不能对应的情况,有的是一名数实,有的是一实数名。这就常常引起人们在文献阅读时产生歧义,也常常引起文物资料与文献资料的不对应性。一种字体可以运用到不同场合,而呈现的样式也不同,比如有潦草的手写,有郑重的抄录;有随意的刻划,有严肃的刊刻,等等。同一书体,因为应用场合的不同,抄本、刻本等呈现方式的不同,书法的美术风格差异就很大。这也是引起书体问题纷繁缭绕的重要原因。本
7、章第二节以小篆和古隶为例,具体阐明小篆、古隶“一体二用”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人们未见秦代手写墨迹,对秦代的字体只能依靠文献记载来推测。睡虎地秦简等秦汉简帛书的大量出土,使人们重新审视以前的认识,对小篆和隶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如小篆、隶书是“兄弟关系”而非“父子关系”,小篆为战国文字说,等等。这些学说建立在新材料的基础上,部分地修正了前代的认识,是学术的进步。本节综合比较秦文字中刊刻字体和笔书字体两大体系,结合文字学、书法学知识提出小篆、古隶“一体二用”说,即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字体就是今天文字学者所谓的“古隶”,只不过小篆是刊刻体,而古隶是手写体。因为用途的不同,手写和刊刻呈现方式
8、的不同,导致了美术风格的差异。本节还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书体的各种名称并非起自秦代,而是迟至汉代才有书体的区分和相应名称。在这个讨论的基础上,本章的第三节对“一体二用”说作了进一步推阐。商周时代的文字资料也可以分成笔书文字与刊刻文字两大系统,其中刊刻系统包括甲骨文字和青铜器铭文等。甲骨文字的契刻因为单刀、双刀的不同,美术风格也不同,其中双刀契刻的作品与某些商代青铜器铭文风格非常接近。人们所谈论的商周时代甲骨文、金文的不同,除了时代的因素外,绝大多数是因为加工制作的工艺和材质的不同而导致的。它们在契刻、刻铸之前的稿本,应该同于笔书文字的风格。换句话说,现在我们所见的商周时代笔书文字,应该是当时实
9、用文字的“体”;而甲骨契刻文字、青铜器铭文、石器铭文、玉器铭文等,都是“用”,是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经过工艺加工的“变体” 。本节还对字体问题上的科斗书、漆书、八分书等问题作了讨论。本章还从“体用” 、 “名实”角度出发,对字体问题作了初步总结,提出了对当前文字学研究的一些个人看法。当前的文字学研究,偏重对文字内部结构理据的分析,而忽略对文字外部形态的研究,尤其忽略书写活动对文字的影响。在文字演变的研究中,重视字形对比分析,而常常忽略书手个人风格的因素。这些方面的偏差在字体的研究中已经逐渐显露出弊端,应该建立书法文字学的研究模式,从新的角度进行文字学的研究,作为对既有研究范式的补充。第三章“多
10、重证据法视野下的书法研究”:本章第一节从手写体与刊刻体的差别入手,进而对清代中后叶以来兴起的碑学运动、南北书派论以及当代兰亭论辩进行反思。最后,再讨论综合考察、互相释证的方法对碑帖研究的推动。十九世纪中后叶兴起的碑学运动有思想上的原因和学术空气的影响,不单纯是一种书法潮流。本节以大量出土文物为依据,论证了“南北书派分别论”的狭隘性。并以此为基础,对兰亭论辩的得失进行了反思。本章第二节探讨了书法史重建的问题。新材料的发现,首先影响到书法史学的研究。文物资料的大发现,使当代学者认识到重建学术史的必要性,并形成文学史、美术史等“重写”的潮流。在这潮流中,书法史的重写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本节从三个方面阐
11、述了书法史重建中需要著力研究的问题,以张旭、颜真卿楷书的传承关系为例说明怎样进行书法谱系的研究;以对院体的索隐为例说明怎样对一般书法现象进行研究;以对草书写经体的研究为例说明怎样加强对规律的探讨。第四章“文物研究与书法创作”:与书法相关的文物、文献的交互释证,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这种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上,它对于当代的书法艺术创作,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本章第一节探讨了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的关系,阐明学术研究的“求真”,是艺术创作“求美”的前提和基础。本节从三个方面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一,学术研究为正确书写汉字提供了必要前提。因为各种原因,历代书法文物资料中存在一定数量的错别字,这
12、就需要有学术研究的基础,作为取舍的根据;在文字的具体运用上,需要辨明假借等,这同样需要学术研究的基础。二,学术研究为树立正确的审美价值观提供了基础。在影响书法家审美价值观的诸种因素里,书法家所接受的文化传统具备深远的影响。对于与书法相关的考古材料的认同,是构成书法家对文化传统态度的重要成分。那么,他接受的是这些材料中的哪一部分,对这一部分认同的程度如何,去取的态度如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何,都会对他审美价值观的形成和修正产生重大的作用。学术研究去伪存真,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为我们的接受活动准备了必要前提。三,学术研究为书法创作提供了物质材料上的参照。物质材料对书写活动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3、笔、简帛、纸、墨等书写工具的性质和质量影响书写活动;家具等物质材料影响执笔的姿势和运笔的方法。书法史家只有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具和家具有深入的了解,才有可能切实体察彼时的书法创作。本章第二节以古文字书法的创作为例,具体分析文物研究如何促进书法创作。只有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才能在历代积累的丰富的用笔技巧上,对古文字材料进行“改造” 。经过“改造”,既要使创作出的古文字书法蕴涵传统书法美的既有因子,又要凸显出古文字书法各个具体门类的独特因子。这就需要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要处理好书法艺术与工艺美术的关系,二是要处理好临摹与创作的关系。前者主要针对如何取法古文字书法材料中的铭刻作品而言,后者主要
14、针对如何取法古文字书法材料中的墨书作品而言。本节结合甲骨文、金文、篆书、古隶书等古文字书法的具体门类,对以往古文字书法创作的得失进行了反思,对当前的古文字书法创作也进行了思考。第五章“与书法相关的物质材料的研究”:物质材料的因素,在书体的演变、书法风格的形成等诸方面,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忽视对与书法相关的物质资料的研究,是过去书法研究中的一个明显缺陷。本章第一节介绍了出土的历代毛笔的具体形制,并进而分析毛笔制作工艺的变迁带来的书法风格的变化。本节还重点介绍了从简帛到植物纤维纸的发展过程,并进而分析这种书写材质的变迁带来的书法风格的变化。本章的第二节介绍与书写活动相关的家具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对
15、执笔方法、书写姿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对书法艺术的影响。从战国秦汉至南北朝,人们写字时采用席地跪坐的姿势,一手执简、一手执笔。因为矮几的高度不够,人们肘、臂、腕悬空,握笔的姿势类似今天执钢笔。到唐宋时期,桌子代替矮几,人们已不再席地跪坐,而是垂足坐在凳椅上。相应地,执笔法也发生了改变。这些都深刻地影响到书法风格的变迁。主题词:考古文物文献多重证据法综合释证字体名实手写体刊刻体毛笔简帛植物纤维纸体用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曲 .,“. , . , ,., . .” , , .,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 ,正, , ,., ,.,. . . ., .,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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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学派。人们甚至说,二十世纪是新材料、新方法的世纪。的确,正是因为新材料的发现和新问题的提出,二十世纪的学术研究出现了新的面貌。新材料的发现,常常促生新学问。年,王国维先生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待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经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
18、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也。 。汉代孔壁遗书的发现,引起了经古文学的产生;西晋汲冢竹书的出土,促进了文献学的繁荣;北宋对古器物的研究,导致了金石学的诞生。历史上这些大规模的学术新潮流的引发,无不发轫于新材料的发现。王国维先生清楚地认识到新材料的发现和新学问的产生之间的关系,他敏锐地把学术视野投向当时刚刚发现的殷墟甲骨、汉晋木简、敦煌遗书、大库档案等,并在这些新的学术领域拓荒,从而引发了取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的学术新潮流。人们常常援引陈寅恪先生在陈静庵文集续编?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山东大学
19、博士学位论文?一?垣敦煌劫余录序中的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按照陈先生的说法,能否取用新的材料,来研究新的问题,是衡量学术品格和境界的一个标杆,决定学术研究能否“预流” 。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新材料的关注和研究,不但极大地拓展了学术研究的领域,而且使原有学术研究领域出现了全新的面貌,更新了研究范式,甚至改变了学术格局。在语言文字学、文学、史学、哲学、文献学、工艺、美术等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出现了新的面貌。人们越来越清楚
20、地认识到过去仅仅依靠传世文献进行学术研究的不足和偏颇,“重建”学术史成为学术界面临的重要课题。书法研究同样面临这样一个重要的课题。在新发现、新材料面前,书法史上大量的空白需要填补,既有的结论需要重新审视,研究的范式需要转型,创新的价值讨论需要重诂。一言以蔽之,无论书法研究抑或创作,书法学、书法史学都需要“重建” 。新材料的发现,开拓了书法研究的新领域。在殷墟甲骨文字发现之前,书法史研究的上限止于两周金文。对于金文书法,也仅限于清代极少数金石学家和收藏家的零星、偶发的研究。因为材料的匮乏和缺失,大多数对于秦前书法的研究,还是依靠想象,或是辗转因袭。而这些重大发现,把我们研究的触角伸向了遥远的殷商
21、时代,因为材料丰富多样,研究的成绩也就信而有征。人们对战国简帛书、两汉隶书、六朝以迄隋唐写经的研究等等,也都是全新的学术领域。这些新材料大大丰富了书法研究的维度,延伸了书法研究的广度,挖掘了书法研究的深度。新材料的发现,引发了书法研究的新问题。传统的书法研究,因为材料的限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年。举例来说,古文字学的发达完全依赖于新材料的发现。即使是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也因为新材料的发现,从而赋予了当代学者超越清儒的可能。比如朱德熙、裘锡圭等的一些论文,就很好地利用了考古新材料,解决了一些老问题。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援引文物资料考察古典文学中的名物问题而取得了很大成绩的,比
22、如扬之水的诗经名物新证和古诗文名物新证两部著作。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等材料的发表,使人们重新反思儒家、道家思想,对先秦哲学提出了价值重诂。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则有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等著作,依据文物资料考察思想史上的“一般信仰从而引起了思想史研究范式的变革。大量古文献的出土,使文献学研究走出“疑古时代”,开始了古典学的第二次重建。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出土实物与传世文献比勘,从古代服饰入手,解决了古代工艺、美术、文学等多方面的问题。孙机、杨泓等人关于文物与美术的著作,也成功地把文物发现的新材料与文献、传世文物研究有机结合,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制,只能在传世
23、书法作品和典籍文献上下功夫。人们研读文献产生的疑问,单纯依靠传世书迹的比照,远远不能解决。书法研究从单纯的艺术品评上升为独立的学术门类,是在宋代金石碑帖之学兴起之后。宋代以迄清末近千年的时间里,因为书法研究对象的限制,书法研究取得的进步很小。缺少新材料,就无法发现新问题。新材料、传世书迹、文献典籍等互相参照,有的结论就有了重新审视的必要,新问题也便大量产生。对这些新问题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旧有的研究局限如此之大,甚至大家习以为常的“常识”也有可能靠不住。新材料的发现,开阔了书法研究的新视野。旧有的书法史研究,几乎是文学史、哲学史研究在书法领域的翻版,局限于对充斥着书家名录的“录鬼簿”的研究。日
24、有的书法本体研究,也不外用笔、结体、章法诸端。新材料的发现,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甚至训诂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开始被书法研究者注意,并援引到对新材料的研究中去。在学术新视野下,与书法活动相关的物质材料也开始纳入书法研究的范畴。新材料的发现,更新了书法研究的新范式。人们开始反思传统书法研究范式的缺陷,表现出多种文物、文献资料互相释证的研究趣尚。西方学者在美术学、考古学、艺术心理学等领域运用的新方法,也因为新材料的层出不穷而被借鉴到当前的书法研究中。西方艺术史家对这些新材料进行研究的范式和成果,引起了国内书法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并影响到国内的书法研究,从而收
25、到了攻错之效。从最近出版的七卷本中国书法史,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新材料的发现对书法研究范式的影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相对于空前丰富的新材料,书法研究还很滞后,书法学、书法史学“重建”的形势依然很严峻。书法学、书法史学“重建”的前提是对新材料的充分研究、利用。对于语言文字学、文学、史学、哲学、文献学等学科来讲,考古新发现仅仅提供了“材料” 。而考古新发现的材料与书法研究的关系,则更为直截。遗憾的是,书法研究对这些新材料的运用,还远远不够。在书法史的研究、书法本体的研究上,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过度依赖传世文献的记载,而忽略出土文物的参照;过分强调书法名家的成就,而忽略无名书手的作用;重视传世书法文物的研
26、究,而轻视出土书法文物的研究;重视书法作品的研究,而忽略与书法相关的物质材料的研究,等等。这些偏颇或缺憾的存在,方面是因为研究中容易产生的惰性使然,大家习惯于陈陈相因,辗转相抄,而不愿费力气去甄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别、考辩、运用新材料。另一方面,学术跟光的狭隘也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许多人很少接触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对相关学术领域的新成果也不熟悉,没有兼收并蓄的能力,只能拖残守缺,株守几本传世载记和一堆碑帖。书法研究队伍的局限。也是产生上述缺憾的重要原因。老一辈学人出于兴趣,偶尔涉足书法研究,乃是余事,并不作为学问的专门。当代从事书法研究的大多是书法家,他们以艺术家而涉猎研究领域,缺乏必要的学术训
27、练,不具备解读新材料的能力。二十世纪考古发现的新材料,本应该使书法研究焕发出更迷人的光彩。因了这些因素的存在,却成为学术重建中最薄弱的领域之一。正如上面提及的,旧有书法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单纯依赖传世文献和传世书法文物,从而导致方法的偏枯,导致结论的偏颇。这问题不是书法研究领域独有。沈从文先生在谈到服饰研究的弊端时说:中国服饰研究,文字材料多,和具体问题差距大,纯粹由文字出发而作出的说明和图解,所得知识实难全面。?如和近年大量出土文物铜、玉、砖、石、木、漆、刻画一加比证,就可知这部门工作研究方法,或值得重新着手。汉代以来各史?记载虽若十分详尽,其实多辗转相袭,未强见于实用。私人著述不下百十
28、种?又多近小说家言,或故神其说,或以意附会,即汉人叙汉事,唐人叙唐事,亦难于落实征信。 。移用这段话来概括旧有的书法研究,完全适合。沈先生提出的“研究方法,或值得重新着手”,对如何利用出土文物、结合传世典籍进行综合释证的研究,更具有重要的启发。数量庞大、种类丰富的考古新材料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新问题的解决呼唤着新方法、新范式的产生。第二节多重证据法与书法研究考古材料的新发现,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书法研究的范式。传统的书法研究,一方面因为文物资料的匮乏,一方面因为“文献情结”,对传世文献有过多的依赖。中困古代服饰研究?音,:海书店版社,年。关于中国学术研究中的“文献情结” 。李零先生曾援引两方学者
29、的看法,对我们理解这问题可能会有它山之助:“中国文献史料太多,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一向都认为足好事,很少想到它的削作用。但年夏,我到洛杉矶问罗尜讨论他的人作中躅考古学的历史帮 .,.?,才知道他和我们的看法很样,有氆柏:我们这,儿小成问题的问题,到他们那儿就成人问题。罗泰对中固考古学的“文献情结”批评很多,:伞宋代金“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二十世纪初叶,殷墟甲骨、汉晋木简、敦煌遗书等考古新材料的大发现,首先引起了史学研究领域研究范式的单一性的突破。王国维先生有一段很有名的话,谈到自己研究古史的方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
30、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这就是王国维先生有名的“二重证据法” 。陈寅恪先生在总结王国维先生的治学方法时,曾简单地将其归纳为“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和实践,为史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坦途,从而使二十世纪的学术研究出现了新的面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研究范式,也为书法研究范式的变革提供了重要参照。书法研究的对象主要包括文献和文物两大类,文献可以分为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其中传世文献是书法研究的重点。出土文献中虽然也有可资参证材料,但毕竟是少数。文物所包含
31、的内容虽然丰富而庞杂,大致也可以划分为传世书法文物和出土书法文物两个大的方面。其中,传世书法文物包括真迹、揭本、拓本、传世石刻,以及相关的书写工具如笔、纸、墨等。出土书法文物主要包括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石刻,以及相关的书写工具如笔、纸、墨、甲骨、简牍、缣帛等。这晕特别提到与书法活动相关的物质材料,因为在书法研究中,书写工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进而论之,家具的作用在书法研究中也应该得到重视。简单归纳起来,书法研究的主要对象包括以下诸项,即传世墨迹、金石铭刻、拓本、出土墨迹、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书写工具。这样看来,史学研究中的“二重证据法”在书法研究中就扩大为“多重证据法”,即传世墨迹、金石
32、铭刻、拓本、出土墨迹、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书写工具诸项之间的互相释证。学和湃代考姑学,下到罗之学和考古所.从意识形态、民族感情到理论方法。都有所涉及。最为好感是古史辨 。他认为我们足“文献反被文献议”:由十迷信文献、滥用义献,闲叮小但背离门珥方的考古方法,也糟蹋中困的考古资料。他这篇文章足写给两方读者看的,属十关起门来讲悄悄话,当然话说得相当不客气我们这儿的“悄悄衍”也一样。但他的文章却很胄警醒的作用。东两方两种传统的接合点打哪儿文献和考古的接台点柏:哪儿我们该怎么掌摊分寸这样的吼题还是很重要。 ”参李零说考古“嘲城强,读书年期。:圈维古史新证,。清人学版礼。年。陈寅恪静安先生遗书序,陈寅恪史
33、学论文选集,贝。:海古籍版;:,年。我们这毕把拓奉和描奉作选分,这阿个名实再仃所施,能混用。奉章的笫兰节仃所辨正,请读书参阅。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文物与文献可以互相释证。文物对文献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物能够印证文献记载的可靠性、能够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能够纠正文献记载的错误等方面。反过来看,文物的正确解读,也依赖文献记载的阐释,这就构成了一个从此到彼、又从彼到此的循环解释过程。在文物、文献相互释证的问题上,我们提倡“释古”的态度。百年来的历史学研究,治学蕲向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信古一疑古一释古。一味佞古的态度固不可取,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共识和常识。但经历了“古史辨”等“疑古”思潮的洗礼,
34、大概很多学者要走到疑古的阵营里去。由怀疑而至否定,就成为非古,走到佞古的反面了。这态度也是我们所不取的。我们所提倡的释古的态度是:文献中的误记,结合实物资料加以纠正,并说明致误的缘由;文献中纠缠不清的地方,与相关文献加以对比,并结合实物资料加以疏通,以明其所以异同。手写体与刊刻体可以互相比证。同一种书体,因为用途的不同,或写或刻,或庄重或率意,美术风格就相应地发生变化。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手写体的墨迹与刊刻体的拓本进行对比释证,以阐释发生风格变化的原因,探求书体演变的内部、外部规律。同一时代同一书体的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有统一的地方,而传世经典作品常常只有拓本,利用拓本来考察某一历史时期实际挥运书写
35、的实况,很难认识到历史的真实。考古文物中的书法遗存常常是无名书手的写本,但因为是墨迹,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古人书写的实况。用无名书手的写本与经典作品的拓本互相比证,就可以推求经典作品未经刊刻时的风格。同墨迹经过刊刻,因为工艺的精粗有别,那么刊刻出来的美术风格也有差别。用墨迹底本与拓本比照,或用同一书家的墨迹、同一时期风格相近的书家的墨迹与拓本比照,可以使我们对风格的把握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书写工具与书法作品可以互相参证。书法风格的形成,大致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书家的趣尚和技巧,二是时代的美学倾向,三是文具和家具的变迁。我们往往重视对前面两个因素的研究,而常常忽略文具、家具的变迁对书法风
36、格的影响。某一时期书法作品的外部形态、整体风格,是与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具、家具密切相关的。书法活动所使用的毛笔、简牍、绢帛、纸张,与特定的书法风格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研究这种对应关系,就可以根据书写工具来大致判定史学研究中“信古、疑古、释古”的三种趋向,是由冯友兰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首先提出的。后来李学勤先生叉在这基础上作了发挥,从而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命题。参见李学勤著傅杰编失落的文明第节“谈信古、疑古、释古,?页。上海文艺出版社。年。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书法作品的相对年代。在书法研究中,传世墨迹、金石铭刻、拓本、出土墨迹、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文具、家具等诸多因子构成了“多重证据”互相释证的
37、链条。将这个链条中的任意两个或多个因子提出来,作认真的比照释证,都可以对文物、文献、作品进行接近历史真实的诠释。第三节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在综合运用文物材料、文献资料研究书法问题时,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多方面的知识,其中,传统语言文字学、文献学、年代学、辨伪学等方面的知识最为切要。缺少传统语言、文化方面的综合修养,就容易导致郢书燕说、认朱成碧、牵强附会等错误。一、要综合运用传统语言文字学和文献学等方面的知识。传统语言文字学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方面的知识,是研究、解读古代文献的钥匙。掌握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基本知识,是研习中国古典文化的必要前提。书法是写字的艺术,当然更离不开传统语言文字学知识
38、的浸润。很多出土的文物资料除了具有书法研究的价值,同时也具有文字、音韵、训诂、文献等方面的研究价值,而这些方面的研究常常是综合进行的。考察文献的过程、辨析文字的过程、探求语义的过程、考索语音的过程常常和书法研究同步。我们试举一例。历代碑帖著录中常见“揭本” 、 “拓本”和“打本”字样。大概从宋代以后,有很多人以为这三者没有区别,常常混用。其实,仔细考查“揭” 、 “拓”和“打”这三个词的语源,以及它们在宋前典籍里的用例,“搦本” 、 “拓本”和“打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尤其“揭本”与“拓本” 、 “打本”之间,有显著的不同。但现在出版的一些经过今人整理的古籍,往往因为不知它们之间意义的差别,简单地以“拓本”替代“揭本”,以为二者之间仅仅是汉字繁简的不同,这就容易造成读者理解的歧误。今人因为不明“揭书”与“拓书”的区别,在阅读、援引古代典籍资料时,常常出现错误。比如钱存训教授的名著书于竹帛第四章讲到“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