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 11论杨晦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构成论文关键词杨晦文艺思想现实主义 论文摘要杨晦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位极具特色的大家。他的文艺理论可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即文艺“荷担苦难”说、作家“自我告别”说以及探索中国新文艺发展方向的“农民文艺”说。他的以文艺“公转自转”律为中心的文艺一社会关系论，是他最具有独创性的理论观点，也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 杨晦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虽然并不多产，但其理论批评却极具特色。到目前为止，他的论文和带有论说性质的文章，大约有一百余篇。他对文艺现象的思考，紧紧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即文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1947 年，杨晦在论文艺运动与社会运动里，
2、提出了他文艺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核心论点，即文艺“公转” 、“自转”律：“要是打个比喻来说，文艺好比是地球，社会好比是太阳。我们现在都知道地球有随太阳的公转，也有地球的自转。其实，就是文艺也有文艺的公转律和自转律的。文艺发展受社会发展限定，文艺不能不受社会的支配，这中间是有一种文艺跟社会间的公转律存在；同时，文艺本身也有文艺自己的一种发展法则，这就是文艺自转2 / 11律。 ”这既是杨晦最具特色的理论观点，也是理解杨晦文艺思想的枢纽。有学者曾拿它同韦勒克、沃伦的“外部研究” 、“内部研究”二分法和艾布拉姆斯、刘若愚的“四要素”说进行比较，指出杨晦在这一问题上的见解独具优势，有整体有机性而无机械割裂
3、之弊嘟“。也有学者指出：“早在古希腊时候哲学家就有了类似说法，任何事物都有自律和他律。但杨晦用这种说法来解释艺术与非艺术、审美与非审美，这是他的创新。 ”3(H 严格地说“自律”(autonomy)、 “他律”(heteronomy)源自康德的一对伦理学范畴，也用于解释文艺理论问题。但长期以来，关于“自律论”与“他律论”的持续论争，主要发生在音乐美学领域，诸如韦勒克、沃伦和马尔库塞。作为他们的同时代人，杨晦不仅能超越艺术理论史上各执一端的漫长的争议，清楚地意识到在文学艺术“自律” 、 “他律”对立表象背后的有机统一，而且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将这一原理表述得如此“明确而精细” ，不能不令人佩服其睿智
4、的洞察力。 一、文艺须要“荷担苦难”的艺术价值观 普罗密修士既是一篇气势浩荡的抒情散文，也是杨晦为自己所译的希腊悲剧被幽囚的普罗密修士而撰写的评论，所以很难区分其中艺术观与人生观的界限。杨晦在文中表达自己对人生的看法：“人生是一种试炼，是一种凄惨的试炼。你要强韧地忍受痛苦，要坚实地承受磨3 / 11折，你要愤激，你要愤激地反抗一切。要于百炼之后如同精金一般；要于疮痛之余不肯低头；这才显出真正强者的本色。 ”这里用一种坚定而坚决的语气寄托了对人生须当承载苦痛磨难的期许和承诺。而在晚几年写作的(被幽囚的普罗密修士)小引里，杨晦以更为冷静客观的视角道出了英雄主义情怀下戏剧基调的一个方面由于坚韧地忍耐
5、苦痛折磨而透出的“悲愤”和“意志” ，以及沉默地抵抗着“暴力”的那股“力” 。正是这种对苦难的承载和对个人的牺牲构成了人生的悲剧意义，也成就了艺术的悲剧价值。 个人身世的颠沛流离，以及杨晦作为东北作家在特定历史阶段刻骨铭心的家国之恨，使得他的文学创作与理论都镂刻着深沉的苦难意识。据他自己说，早些年对他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是屈原和杜甫 H 咖，那种深沉的忧患意识无疑给了他很大的传染。在杨晦看来，苦难乃是人生本来就具有的，而不是刻意“寻找”而来的。在给冯至的信里，杨晦写道：“人生是多艰的前途真是不但黑暗而且寒冷能于人事的艰苦中多领略一点滋味，于生活的寂寞处多做点工，那是比什么都要紧、都真实的。 ”很
6、显然，他认为直面苦难、承担苦难本是人生中无可逃避的必然，这种看法和他“坚强的性格和忧郁的心情”以及人、文一致的观念一起，共同构成了他的文艺承载苦难说的基础。从根本上说他的这种艺术观是根源于他的人生观的。 4 / 11在现今尚存的几封杨晦致沉钟社同仁的信函中，处处体现着他意识里根深蒂固的承担苦难的自觉。在 1926 年至1927 年问，杨晦在致陈翔鹤的信里这样说道： 人为理想受苦，这是高洁的。我们要不为理想，何至于受苦?所以你既然要殉理想，就要能以忍受一切的痛苦才行。我每天都要受许多无可奈何的过去的，当前的，和预想将来的痛苦的袭击。然而我只是咬牙的忍受。 苦是谁不苦呢?而且也正要苦一下。不过我们
7、总应该是个强者，能担当这个苦，更能压住这个苦，使它作我们生活的中心，却不来支配我们的外形” 。 可以看出，杨晦极其看重的是为了理想咬牙忍受的“高洁” ，是“担当这个苦” 、 “能压住这个苦” ，的“强者”人格。杨晦的思想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发生了较明显的转变，但他理论性格中的“苦行”特质却贯其一生。在杨晦看来，要对苦难有所承负的文学，必要有“所谓意志斗争” ，悲剧固然是“因为苦斗与挣扎的关系”而“鳞伤遍体，心碎肠断，奄奄一息，生死异途” ，喜剧也未尝不是“在这样的种种困难与阻碍之中，挣扎苦斗的结果” 。杨晦虽然望文生义地理解“悲剧” 、 “喜剧”的含义，犯了概念上的错误，
8、但却表达了要有对苦难的荷担“才会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戏剧”的艺术理念。而杨晦对梅特林克的批5 / 11评，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丢开了那么严重的社会问题，掉转了他们的头，或者说是闭上了他们的眼睛不管了”I(的象征剧的不满，并通过这种艺术态度所面临的“艺术之宫的陷落”与摆在梅特林克面前的“破国亡家之痛”的社会现实的比照儿眦，来凸显勇敢地直面和担负起社会的苦难才是艺术自身的必要和必然。同样，他对曹禺剧作的严厉批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在于“雷雨 、 日出和原野的写作年代，是在九一八 、 一二八 ，及塘沽协定以后，到七七事变前的整个时间” ，然而与充满了国家民族的危机，以及整个民族的耻辱的社会背景极不协调的，
9、是在曹禺的作品里，找不到一点国难的痕迹” 。 需要说明的是，杨晦的文艺“荷担苦难”说，并非以“苦难”本身为艺术价值的依归，而是为了“担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 ，正如他在流亡、(流亡曲)与我的故乡里说的，是为着在“苦难”中“得救” ，获得“真正光明的前途” 。 二、作家主动“自我告别”的进步动力说 从杨晦那篇在 20 世纪 40 年代曾一度影响颇大的长篇文学批评曹禺论中可以看出，他在作家的主观方面极其重视“态度”和“思想” 。他认为，曹禺这位“很难得的中国作家，有许多地方不能不令人感到一种惋惜” ， “这一6 / 11方面是社会环境的影响，一方面也由于他对生活和对艺术的思想与态度，造成了他个人的限
10、制。 ”所以，杨晦既热情地肯定了曹禺在日出里流露出来的具有积极意义的转变，又对其“马上转回神秘的旧路”给予了很不客气的批评：“仿佛一个有所迷恋的人，虽然曾经下过极大极大的决心，费了极大的挣扎，算是从他旧日的迷恋里，冲出来了，正像伊尔文在他的见闻杂记里所说的，不管他走出了多远的路途，却始终都像有一根线牵着似地、终于还是把他牵回家里去，一回来后，或者觉得他旧日所迷恋的东西是更可迷恋的吧，所以，比他离开的以前，更加迷恋起来。 ”显然，杨晦认为曹禺能否在他的艺术上取得进步，完全取决于他能否向自己原来的“态度”和“思想”主动告别。 最直接地阐述了杨晦的作家“自我告别”说的，是写于 1947 年的罗曼罗兰
11、的道路一文，杨晦满怀激情地赞颂这位法国文坛巨擘对过去勇敢“告别”的精神。当中国人正在狂热地崇拜罗曼罗兰那几部英雄主义著作的时候， “罗曼罗兰，这时候，却正陷在探索与彷徨的苦恼里边，正在快要跟他的过去告别了。等到他一跟过去告别，就连留在后面的桥都拆掉，誓不回顾地决然走上新的道路。 ”但是，在许多年以前，对于另外一位西方作家梅特林克，杨晦则藉着他的逃亡，认为“这却也是一个绝好的7 / 11机会使人得到了一个反省，一个对于自己过去的一生，以及国家与社会，都重新来估计一下认识一番的绝好机会” ，并期冀着这位老作家向自己的过去告别， “老当益壮地决然鄙弃他过去艺术之宫里的生活，走上了为人类而牺牲奔走的正
12、路。 ” 从某种意义上说，杨晦的这种作家批评观客观地指出了作家通过观念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从而实现艺术进步的可能路途，但在很多时候也不无偏颇地把对作家个人的社会批评跟对作品本身的艺术批评加以混同。特别是这种“自我告别”说到了后来，已经与具有政治色彩的“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相关联。诗人臧克家在 1948 年杨晦五十寿辰时所作的祝辞，不失为“自我告别”说的一个很好的注脚：“今天，大时代气流里的知识分子，在酝酿着蜕变，但是往往抱着过去困死在那个壳子里；你，征服了时间，征服了自己，脱掉了一个小圈子，得到了一个大天地。 ” 三、探索中国新文艺发展路径的“农民文艺”说 在 1945 年的沙汀创作的起点和方向
13、里，杨晦首次指出了在中国存在着“农民派作家”并列举了“农民派作家的悲哀” “有的积习过深，不能适应新的环境；有的头脑顽固，不肯适应新的环境；有的，经过几度的挣扎，却终于消沉下去；有的，虽然始终都在挣扎，却突不破他的重围” 。指出“我们的农民派作家，所走的路，所遭的命运，8 / 11不能不跟我们的农村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农民革命运动同样地迂曲，同样地艰难，也同样地终于要有他们的前途” 。但这时还只是一种较为直观的感性认识和初步归纳，直到1947 年发表论文艺：运动与社会运动 ，杨晦的“农民文艺”说才真正有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论证。 “农民文艺”说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背景。一方面是为了区别于所谓
14、“京派”与“海派” 。 “农民派”最早就是作为与“京派” 、 “海派”不同的作家身份与写作姿态命名的。杨晦说：海派“自然携带一些洋场的泥沙，走的却是上升的路线” ；京派“虽然仿佛很高雅，这种：上大夫气派的没落，却是历史给注定的，没法逃避” ；“这中间正有着一个农民派的问题，却不为人所注意” 。在他看来，无论京派、海派，都将被历史遗弃，将由农民派文艺取代。京派是落伍的，所走的是末路。海派是进步的然而，也有限度。我们把希望寄放在农民派的作家身上，随着中国农民运动的成功，我们农民派的作家，将在文艺上放出胜利的光芒。 ”另一方面， “农民文艺”说是为了区别于左翼文学内部的“普罗文学”或者“大众文学”
15、。 左翼理论界一直把“五四”运动看作资产阶级性质，这或许跟 20 世纪 20 年代末“普罗”作家和“革命文学”倡导者对诸多“五四”人物的倒戈有关。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反过去对“五四”的批判态度，而坚决地肯9 / 11定“五四”运动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包括资产阶级共同参与的新民主主义运动的开端，此后这一论断基本上成为左翼文艺界在阐释“五四”运动时的公认前提。但杨晦在论文艺运动与社会运动里却坚称“五四”时代的所谓新文化新文艺，就是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艺形式，中国的新文化文艺运动“被局限在都市的知识分子以及青年学生的小圈子内” 。 杨晦指出，北伐以后，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主流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国社会
16、却内在地展开了土地革命运动。“到了一二九运动时期，土地革命运动已经在北方生了根，并且伸展到五四运动的根据地北平了” ，然而，我们的文艺运动却停留在普罗文学或者大众文学上，到了抗战时期，北方的文艺运动是农民运动的反映，大后方“却一直沿袭着五四的，或者说是再加上大众文学的传统，所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 。这种描述所体现出的文艺运动的演进逻辑显然是农民文艺不仅将取代“五四”资产阶级文艺，而且比“普罗文学”或“大众文学”(也就是从国外引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更具有现实优越性。于是，在写于 1948 年的中国新文艺发展的道路中，他着重批判了在当时依然具有旗帜意义的“所谓五四文艺传统” ，提出了“新文
17、艺的危机”：“假使说，文艺发展要跟社会的发展一致，中国文艺的发展当然就应该跟我们10 / 11的农民运动一致。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农民运动的发展里，配合着农民运动，展开我们的文艺工作，建设起我们的农民文艺来。 ”显然，这是试图对中国当时社会实际条件下的文艺发展进行方向性的探索，尽管其观点也曾为一些学者所诟病，但是，在新民主主义运动的晚期，杨晦这种对新文艺发展道路的思考，无疑有着其独到的价值。 注释： 1杨晦杨晦文学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2毛庆耆杨晦的文艺“公转” “自转”说J文教资料，2001(2) 3李世涛杨晦、周扬与文学理论教材建设胡经之先生访谈录J云梦学刊，2017(3) 4朱自清寄杨晦J文学杂志，1948 年 3 卷 5期 5吴泰昌编杨晦选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6冯至全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7冯至全集(第四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8冯至，陈翔鹤，陈炜谟，杨晦沉钟社通信选(杨11 / 11铸整理)J新文学史料，1987(3) 9臧克家全集(第二卷)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1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