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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吏学”的碰撞.doc

上传人:dzzj200808 文档编号:2780356 上传时间:2018-09-27 格式:DOC 页数:10 大小:36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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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吏学”的碰撞 -历史论文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吏学”的碰撞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黄进兴中国与西方向来被认为两种最具历史意识的文明,彼此的交流史不绝书,但却各白发展出别有特色的史学,隔绝竞达数千年之久。这种情形直迄清代末年方有改观。始白 20 世纪之初,凡是志在打倒固有史学、开辟新局的史家,均资“新史学”为名号,以正当化其揭竿起义的事为;这种文化现象在中、外均层出不穷,殊值留意。不料于此,中西史学终于有了一个汇聚点。1902 年,梁启超发表的新史学一文,直可以视作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里程碑。而在西方,则有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的新史

2、学一书,相互辉映。中、西“新史学”各有根源,内容亦不尽相同,但是“新史学”的“新”字,除了标示时间的序列,本身即是价值所在,而至于内容为何,似无关紧要。盖自 20 世纪以来,新史学运动在中、西均前仆后继,此起彼落,迄 21 世纪,西方犹有标示“新史学” ,大谈最新历史动向者。在中国, “新史学”经梁氏登高一呼之后,传统史学洞门大开,积极迎纳西方思潮。自此,中国史家为求改造传统史学的企图始终未曾动摇。而后现代主义恰巧代表晚近西方一股崭新的思潮,其遭遇甚值观察。在讨论二者之间可能的关系之前,首先,必得了解中国新史学的趋向及其与传统史学的区隔。其次,才能叙及后现代主义大致的论旨,特别是它对新史学的冲

3、击。梁启超鼓吹的“史学革命” ,虽发生于百年之前,但其所厘定的方向,却有变,有未变。有变的是:当时为应付时局所引介的进化史观、民族主义史学,今皆时过境迁,需要改弦更张。原来于中国旧学问当中,便有“崇经黜史”的倾向,史学并非全然自主。唯清季以降,经学不敌强势西学,其解释典范日趋式微。史学在无所凭依的状况之下,只得汲汲寻求外援。梁氏之热衷引介进化史观便是极佳的先例。王国维指出:“自进化之论出,学子益重历史。 ”稍后的傅斯年也承认“史学之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但进化史观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一度危机重重;在后现代的语境下,民族主义的客观性则大受质疑, “想象共同体 ”(imagine

4、d community)之说反甚嚣尘上。举中国史为例,我的同学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倡议“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便获得不少的回响。梁启超的“新史学”中未变而影响深远者同样有两点:其一,是“史料”基本概念的确立;其二,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尤其是与社会科学的结盟。这两项预设转化了传统史学的性质,使今日中国史学得以加入近代史学行列,而与之祸福与共。首先,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费了绝大篇幅,反复阐释“史料”这个概念。史学之有别于玄学或神学,其立论不可端赖穷思冥想,却必得立在具体的证据 史料之上。依照数据形成之早晚先后,史料分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两大类别。在史学论证过程, “

5、直接史料”最具分量,不得已方退而求诸“间接史料” 。要之, “直接史料” (或谓“原始数据” )与“间接史料”(或谓“二手资料” )的分辨,正是奠定西方近代史学的基石。近代史学之父兰克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中现身说法道:“我见到这个时代的来临,吾人不复将近代史(modern history)建立在间接的报导之上,甚而同时代的史家除非拥有一手的知识,亦不予采信。我们宁可把史学从目击的叙述与最真实及直接的史源中建立起来。 ”梁氏接受了这种史料概念,可预料地对传统史学必起了莫大的颠覆作用。首当其冲的,便是动摇传统史学经典的权威形象。譬如,帝制时代尊为“正史”的“二十四史” ,在梁氏新观点的审视之下

6、,只是卷帙浩繁的“史料”而已;在印证个别论点时,其价值反不如金石铭刻、地方志、文集笔记来得直接,来得信实可靠。这种观点彻底转化了中国近代史学的评断。柳诒征说:“吾国诸史仅属史料,而非史书。 ”便是明证。更有甚者,梁氏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疏通成“六经皆史料” ,以方便衔接西方史学。上述的“史料”概念实为中国新一代史家所共享。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中,批评“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 ,职是,特别强调:“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 ”反过来,他批评传统的中国史书:“神话、官书都可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

7、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 ”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列“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参考书目中,胡适建议阅读的正是同样为梁氏所取资的朗格诺瓦(Charles VictorLanglois)与瑟诺博司(Charles Seignobos)合著的史学原论英译本。要知史学原论与伯伦汉(Ernst Bernheim)的著作在西方史学具有同等的份量,均代表兰克史学于世纪之际的再兴。此外,受业于胡适、复为兰克史学的践行者傅斯年,更直截了当地宣称:“近代的史学只是史料学。 ”他认为:“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 ”换言之, “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

8、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 。傅氏对“史料”极端重视,毋怪后人径以“史料学派”标示他所领导的“史语所” 。世纪之交,梁氏等诸贤敞开胸怀,迎纳西方史学,不料却让自身陷中、外史学的双重危机。一方面,传统史学固不敷应付世变日亟的时局,而必须引进西方史学,然而后者复逢西方新兴社会科学的挑战,窘态乍露。故梁氏乃不得已移樽就教,认为“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 ,决心将中国史学带离传统的“四部” (经史子集)之学,正式加盟西学阵营。早在新史学一文中,梁氏便批评中国史学“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 。他认为与史学有“直接关系”的学科,相当于今日的社会科学;有“间接关系

9、”的就是哲学与自然科学。与傅斯年同为兰克史学代言人的姚从吾,也认识到其他科学对历史研究的益处,他说:“觉 Ranke 及Bernheim 的治史,实高出乾嘉一等。他们有比较客观的标准,不为传统所囿。有各种社会自然科学的启示、指导,可以推陈出新。 ”这种认识在当时的历史学界相当普遍,举其例,清代的章学诚在民初获得极高评价,备受中外名家诸如日人内藤湖南、胡适等所推崇,但吕思勉于比较章学诚与今日史家的异同时如是评道:他(指章学诚 引者注)的意见,和现代的史学家,只差得一步。倘使再进一步,就和现在的史学家相同了。但这一步,在章学诚是无法再进的。这是为什么呢?那是由于现代的史学家,有别种科学做他的助力,

10、而章学诚时代则无有。依吕氏之见,章学诚的史学造诣与现代史学所差无几;唯现代史学的进步乃拜别种科学之赐。而在诸多科学之中,社会科学尤为“史学的根基” 。简言之,踵继梁氏而起的新史学,大致遵循“史料优先”及“以客(社会科学)为尊”的两大方向发展。前者固可强化传统学术,尚不致威胁正规的历史研究;然而迎门接纳代表西学的社会科学,却是地道的“城下之盟” ,极大斫伤了史学的自主性。试举倡导以行为科学( behavioral sciences)治史的比克霍福为例,他便明确主张:“人作为分析的单元,只能透过某些概念架构去研究,一旦取得了人类行为的知识,其他史学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观此,史学遂仿若失去半壁江

11、山,只得拱手让出解释权,沦为资料整理的工具罢了。20 世纪中国“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大概只能用“夸父追日”堪以道尽其中原委。中国史学结盟社会科学,不意令自身陷入西学的轮回而无法自拔。鉴诸台湾六七十年代流行的行为科学,在在证明所言不差。然而西方的社会科学在这段时间内突然弊病丛出,危机重重;其反思的结果,竟是后现代主义的产出。这对牺牺惶惶的中国新史学而言,不啻雪上加霜。1980 年代之后,两岸骤然必须同时面对西潮崭新一波的冲击,此无他,便是后现代主义的来临。简言之, “后现代主义”的来源不一,最早见诸 20 世纪 50 年代西方的文学与建筑评论,60 年代方在哲学与思想园地发荣滋长,70

12、年代以降便席卷社会科学,史学则殿其后,方受波及;而中国史学则尤在其后。顾名思义,后现代主义旨在颠覆或取代“现代主义”( modernism),而中外“新史学”恰是“现代性”(modernity)所孕育的智识产物,遂成为其所攻讦的对象。后现代史学的追随者动辄大放厥词:“历史乃是西方的神话。 ”或者放声喧嚷:“历史的死亡。 ”必须指出的是,他们所谓的“历史” ,意指一切非经由后现代程序所制造出来的史著。后现代史家采取的正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态势。后现代史学的祭酒 福柯于 1969 年刊行 知识考古学 ,该时的书评者立谓“敲响了历史的丧钟”,似乎语不惊人誓不休。这对正规史家而言,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13、;纵使他们刻意排斥或回避后现代主义的挑衅,但是后现代主义的语汇业已充斥坊间的历史写作。举其例: “文本” (text,巴尔特)取代了“作品”( work),“论述” (话语) (discourse福柯)取代了“解释”(explanation), “空间”(space)取代了“时间” , “间断性” ( discontinuity)取代了“连续性” (continuity), “解构” (deconstruction,德里达)取代了“结构”(structure), “修辞” (rhetoric,怀特)取代了“论证”( argument), “书写”(writing,德里达)取代了 “阐释”(in

14、terpretation) ,诸如此类,俯拾即是。可见后现代主义的渗透力,无远弗届。尤有过之,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研究正面的冲击,仍然有二:其一,解消“后设叙述”( meta-narrative);其二, “语言的转向” 。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厘定“后现代”乃是对“后设叙述”的质疑;其界义适可运用到史学领域, “后设叙述” ,在史学上又可谓之“大叙述”( grandnarrative),诸如:民族史观、进步史观、马克思史观等等。它们均难脱本质论(essentialism) 或基础主义( foundationalism)的色彩,而具有线性发展与目的论的特征。职是,受后现代主义所影响的史学,动辄推崇“小

15、叙述”的“微观史学”( microhistory), “大叙述”则受到贬抑。直接受冲撞的,便是法国年鉴学派所鼓吹的“整体史”( total history)了。在中国史领域,前述杜赞奇力图从民族国家的神话“拯救历史” ,便与俞旦初所阐扬的爱国主义的民族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台湾史家沈松侨受此氛围启示,解构了“黄帝”的民族神话,则是这方面别开生面的代表作。换言之,后现代史家强调分歧( diversity)与异质性( heterogeneity);遂将整体的大历史(history),裂解为多元分化的小历史(histories)。同时, “后现代史学”一反实证史学,遂行了“语言的转向” 。从史学方

16、法的角度观察, “语言的转向”促使史学进行一系列的回归,从史实至语言、从语言至文本,最后从文本至符号,其结果则是将语言和经验完全隔绝。巴尔特就说:“事实无它,仅是语言性的存在, ”德里达亦附和道:“文本之外,别无它物。 ”封闭的文本论,令历史不再指涉过去;而失去对外的指涉性,历史变成自成一格的符号游戏。从解读的角度,巴尔特“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Author)的观点,迥异于往昔阅读文本的取径,令 “读者”的诠释凌驾于“作者”与“作品”之上。无独有偶,德里达的“解构”及“书写”概念,进而摧毁了“史源中心观点” ,标榜独树一帜的历史进路。上述观点如果落实至史学操作,便是测试史

17、料与历史解释的限度。倘纯依循读者观点,师心自用似乎难以避免。试举近年中、西史学中喧腾一时的争论,环绕魏玛共和国的崩溃和怀柔远人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1995 )两部著作的论辩,便代表“现代”与“后现代”史学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策略,而后现代的解读似逃脱不了望文生义的指控。“望文生义” ,析言之,即是符号学家艾柯( Umberto Eco)所谓的“过度诠释”( overinterpretation)。 “过度诠释”肇自解释漫无准则,以致言人人殊,背离了语言“沟通”( communication)的基本宗旨。严格言之,上述两部著作连德里达所提示的“文本注疏”( com

18、mentary)和“批判阅读”(critical reading)的程序,都难以通过。推其极致,甚至有“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之虞!举例来说,刘禾在开发 “跨语际实践 ”(translingualpractice)的文化现象方面甚有建树,但她把帝国的实质冲突归诸语言诠释的问题,则未免不太相称(out of proportion)!她在解释中英天津条约的交涉时说道:通过挖掘这个衍指符号诞生的轨迹,我们会看到语词的冲突绝非小事,它凝聚和反映的是两个帝国之间的生死斗争,一边是日趋衰落的大清国,另一边是蒸蒸日上的大英帝国。谁拥有对“夷”这个汉字最后的诠释权,谁就可

19、以踌躇满志地预言这个国家的未来。观此,语言不止是“存有的殿堂”(the temple of being),并且变成“语言的牢房”(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攸关历史知识的性质,后现代史学系持“建构论”( constructivism)的立场。意即:史家旨在拟构历史,而非发现历史。 “逝者已矣!”(What is past is past!),后人已无法再知晓真实的过去。所谓的“历史”也不过是人类心智当下意识的产物。毋怪怀特会借道“语艺学”( poetics),抛出“历史若文学”( history as literature)的论点。而历史既然允纳虚构,史实的客

20、观性与可知的过去,遂成过眼云烟!不止西方后现代史学有此现象,连中国史亦受到此类观点的渗透。汉学名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的胡若望的疑问(The QuestionoHu, 1989) ,固以叙事著称,驰骋于史料与想象之际,极尽文艺之能事。然而传统史家却拒之于千里之外,视该书仅与“小说”相埒,竞未得入列“历史小说”之林。总之, “文史不分”或者允纳“虚构性”( fictionality),皆是与历史的实在论(historical realism)大唱反调,更与中国传统的“秉笔直书”及西方“陈述事实”的史学精神大相径庭。况且,后现代史学祛除历史知识的指涉作用,不啻就瓦解了自身鉴古

21、知今的功能;因此除了美学的意义,历史则变为无用论。归根结蒂,后现代史学呈现有“语言迷恋”(linguistic obsession)或“文本崇拜”(thefetishism of text)的倾向。后现代的阅读观点只着重符号或文本的“示意作用”( signification),而鲜少措意“沟通”与“效度”(validity)的问题。典型的示例,便是克莉斯娃(Julia Kristeva)的文本观。他们但求其异而略其同,似乎遗忘了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长久以来的教诲:莫让语言对我们的智力产生迷惑。完全自足的文本论就仿佛“缸中之脑”(brains in a vat)无所

22、指涉(non-referentiality) ,因此就不具有任何经验的意义。晚近语言哲学的探讨复指出, “语言”得以指涉实在( reality)乃吾人知晓任何语言的先决条件(precondition)。是故,在“语言转向”后,即激起一股返归经验的浪潮,他们固然承认语言的媒介作用,但坚持“经验的不可化约性”(irreducibility of experience)。毋怪晚近的“后一后现代主义”( post-postmodernism)不少人出自重视 “硬事实”(hard facts)的马克思阵营。也因此,后现代史学只能着力于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言说层面,而难以逾越雷池(若经济史)半步。况且,后现代

23、史学经常陷入自我矛盾,一方面他们攻讦“后设叙述” ,另一方面在分期上,他们却口口声声断定当前正由“现代主义”迈入“后现代主义” ,这难脱“后设叙述”之嫌。人类学家列维一斯特劳斯说得好:过去原为杂乱无章的数据( data),本身并无任何意义,而史书的叙述轮廓悉由史家所施加。换言之,历史的叙述总是因时制宜的权宜之计,故只要符合实情,大、小叙述皆宜。若由实在论出发,则叙述之大小固与实存经验攸关,非全由史家片面所能决定。套句詹明信(Frdric Jameson)的说词,后现代主义,说穿了,也只是“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自然有其局限。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复曾经如此开示过:“每一种主义都是对历史的误解与死亡。 ”总之,后现代主义虽有其偏颇之处,但绝非一无是处,譬如它能激发史家的省思,重新去思考文本与史实之间的关联;再者,在开发新的史学领域尤功不可没;例如后现代史学的祭酒福柯,其开发历史议题的能量(诸如医疗史、法政史、心理史等) ,无人可望其项背;连他的敌对者都不得不称赞他乃是近三十年社会史的泰山北斗。是故,不可一概抹煞。至于中国新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究竟又是一次短暂的流行际遇,或则会散叶开花,留下较恒久的结果,吾人则可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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