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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视角下职业的涵义.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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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学视角下职业的涵义及其对职业教育的启示摘 要:在社会学视野中,职业主要有三种涵义:在一般范畴内来说,职业是人生存的一种状态,与闲暇互为目的和手段;就专门范畴内而言,职业是一种生产和垄断社会资源的劳动手段,其专业化程度越高垄断性越强;从象征符号上来看,职业是社会分工背景下生产关系的表征,附载了多重社会二元对立的涵义。在新时期,建议改革现有教育类型的命名体系,并在保持职业教育垄断优势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提高开放性,实现职业的教育和闲暇的教育共襄盛举的局面。关键词:职业;职业教育;一般职业;专门职业;象征符号尽管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建设是职业教育迫在眉睫的基本研究问题,但是由于对职业的认识还

2、难以达成共识,就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也避重就轻不谈职业教育学科建设的问题,而重点关注“形而下”的实践问题,职业教育的研究者更是面对这个难以绕开的基本问题“抓耳挠腮” ,手足无措。为此,斗胆秉承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开土一抔,重新开启职业教育基本问题和基础理论研究的“铅封” ,聊作抨击标靶,以资争鸣。一、职业的起源尽管就语言学来看,职业具有阶级特指的涵义,在汉语中, “职”和“业”分别指的是“官事”和“士农工商四民之常业”1,而英语中,表示职业的几个重要词汇,如 profession、calling 和vocation,原意也是特指宗教神职,欧洲其他几种以拉丁

3、语为主要语源的语言,如德语、法语,也不例外。随着复兴运动、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相继发生和发展,统治阶级“天赋皇权” 、 “君权神授”的“鬼话”一次次被推翻,“天赋人权”的观念逐渐深得人心,职业的这种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对立、神权和人权对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涵义逐渐消融,并开始泛指任何人从事的职业。打破统治阶级统治人民是其“天职” 、 “神职”的谎言后,新旧势力之间对抗并没有完全消失,各阶层之间职业角色和职业身份的差异性仍然是巨壑难填,这就迫使人们不仅要反躬自问,劳动人民为何只能做牛马的营生,而统治阶级仍然颐指气使奴役劳动阶层,这种职业角色和职业身份的差异究竟来

4、自于何方圣土?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一人应该是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 。他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英文名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也即国富论 )的起首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交换的倾向产生了劳动分工, 劳动分工则产生了职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为人们提供了大量可以通过交换满足自身需要的资源2。但是,亚当斯密并没有注意到劳动分工的演化历程,因此也没有找到职业起源的真正原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卡尔亨利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5、,1818-1883)则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马克思注意到劳动分工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家庭内部、氏族内部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的自然分工,另一种由于生产、生活方式和产品不同而在家庭、氏族和原始公社之间产生的社会分工,而只有社会分工才是职业产生的真正原因3 4。反过来,职业是具有社会性的劳动,而劳动则不一定具有社会性,因此劳动也不一定就是职业。自此,职业的起源问题终于尘埃落定,为人们对科学地认识职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一般范畴的职业在亚当斯密等人的分工理论的基础上,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和卡尔亨利希马克思并列为现代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的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

6、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另译为杜尔克姆、迪尔凯姆等)进一步推陈出新,在其著作社会分工和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更加详细地论述了一般范畴的职业。首先,基于职业能力大小的社会分层原则,是效率和公平博弈的结果。由于“劳动分工是物竞天择的结果”5,所以社会分工是必须的,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分工体系会越来越复杂。不管社会分工的体系如何复杂,总有某些工作被视为比其他工作更重要,这些最重要的工作,总是倾向于让有才能者去担负,而较轻的工作,则由弱者去承担,这应是社会分层的基本原则。基于这个原则,社会分工体系各种社会角色、职位的配置是有一定比例的,不是任意的6,而是权衡社会效率和社

7、会公平的结果。其次,职业共同体是实现社会有机团结的主体力量和实体力量。作为功能主义社会分层理论的先驱,涂尔干提出了分工基础上的职业共同体的概念来理解所有行业的职业语境下的职业社会功能。尽管其职业共同体的内涵与马克思和韦伯所提出的社会共同体的内涵不尽相同,但它却兼顾了马克思的概念中的经济含义和韦伯的概念中的真实的社会群体身份的含义。虽然表面看来分工造成了人与人的分化,但实际上“劳动越加分化,个人就越贴近社会”7,人们之间的分工复杂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协作。 “协作一经产生,不仅会使社会纽带变得更加牢固,而且也会使社会更加具有完备的个性,从而用另一种整合形式代替了原来的整合形式”8,分工“在人与人之

8、间构建了一个能够永久地把人们联系起来的权利和责任体系”9,分工还使“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特殊的职能,而且它们本身也都是由各种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它们相互协调,相互隶属,共同结合成为一个机构,并与有机体其它机构相互进行制约”10。于是, “相互依存的职业群体将变成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协调者,创造出有机团结”11。因此,职业共同体承载了民主制国家与公民沟通的反思性功能,是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实现有机团结的重要方式12。可见,分工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在于它通过职业共同体整合社会机体和维护社会统一的重要作用。再次,职业伦理是实现社会有机团结的精神力量和基础性要素。“分工所产生的道德影响

9、,要比它的经济作用显得更重要”13。职业群体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整合的基础,就在于同一职业的人之间产生合作和共享的价值观、共同利益以及职业伦理,因此“任何职业活动都必须得有自己的伦理”14。涂尔干推断, “在现代社会的各种职业群体中可能存在着共同的集体意识,共同的职业活动和利益会导致一种群体内部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将使形成共同的习惯、信仰、情感和道德伦理成为可能,这些群体的成员在他们的行动中也要受到这种集体意识的制约和指导”15,并且这种“集体意识提供了支持契约关系的非契约性道德的基础”16。于是,职业群体的结构越牢固,其适用的道德规范就越多,职业伦理就越发达。与公共价值体系相比,职业群体和职业

10、伦理在分工发达的社会更加贴近社会生活。总之,职业伦理是减少现代社会失范的精神力量,是确保整个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总之,根据以上研究,就广义上来说,基于职业能力大小的社会分层是效率和公平博弈的结果,职业是形成职业共同体和职业伦理的基础,而职业共同体是实现社会有机团结的主体力量和实体力量,职业伦理是实现社会有机团结的精神力量。可见,职业是社会分工体系中每个社会成员生存的一种状态,它与闲暇共同构成社会分工体系中每个职业个体的全部生命历程。闲暇的目的是恢复从事职业的体力,调节人们的精神面貌,而职业则是为人的生存生产更多用以交换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便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二者相辅相成、互为目的和手

11、段。三、专门范畴的职业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提出了职业专门化的概念,由此将职业研究的一般范畴转向了专门范畴。他认为, “职业应该称之为一个人的劳动效益的分类化、专门化和组合”17,这就将具有高度专业化知识的“职业”(profession)与一般意义上的“职业” (occupation)区分开来。诚然,当人类历史进入工业化社会后,社会所要求的人的谋生技能的确是越来越专业化了,多个不同学派的社会学家对此颇有共识。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认为, “在工业社会的发达阶段,

12、诸如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才将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因为,他们在分工中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垄断了科学知识,而科学知识使他们能够控制发达工业社会的主要机构”18,及至后工业社会, “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19。弗莱德森(eliot freidson,1923-2005)认为, “一方面,职业工作的高度专业化使缺乏规定的训练与技能的人无法获得从事这类工作的资格,另一方面,职业工作无法像市场或者科层制下的工作那样被标准化、理性化或者商业化”20。格鲁斯基(david b. grusky)与索伦森(jesper b. sorensen)在美国社会学季刊上发文认为,特殊的社会屏蔽机制(social c

13、losure)在促生职业群体,现代社会比较流行的是产权、证书、许可证等制度化的屏蔽手段2122。结构派的米勒森(geoffrey millerson)则认为作为一个过程的职业化是通过所谓“资格性协会”而传播到各个行业的,这种协会通过对行业地位的追求和稳固、对从业者活动的协调和约束、对新技术应用的促进等方式来确保职业拥有共同的执业标准、集体性的声音以及符合职业理想的社会评价23。功能主义学派的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论证说,进入各种职业共同体的标准是专门的文化知识而不是身份地位2425。因此可以说,职业的专业化实际上是职业服务于权力、知识制度化、实现社

14、会控制、保持职业威望和职业垄断、获得新的文化以及潜在的社会功能公平价值的手段,而职业的专业标准和准入机制会将很大一部分人排斥在职业共同体之外。这种排斥机制会让那些处于文化弱势的群体感觉到来自文化优势的群体的剥削,从而导致“反智主义”思潮和现象的出现。事实上,帕森斯指出,教育革命已经将感觉冲突的场所从旧的焦点经济以及政治权力的不平等问题转到文化的不平等问题上来了2627。越来越制度化的职业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化的垄断形式,这就是职业的推动因素教育革命对于社会公平问题颇具悖论性的作用机制。可见,在专业范畴的职业,实际上是生产和垄断社会资源(物质资源或者精神资源)的一种手段,其专业化程度越高,其垄断性越

15、强,而各种职业的差别仅仅是由于所垄断的手段不同而最终所能够垄断的社会资源的类型不同而已。如果不采取社会调节手段,这种垄断性必然造成贫富、脑体、城乡、工农等许多二元对立的社会现象的马太效应愈演愈烈。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或许“在消除职业终身制的基础上,最后象消灭阶级一样消灭职业”28,才是消除社会系统中诸多二元对立并走向多元和谐的最佳道路。四、象征符号的职业丹尼尔贝克曾提出“职业”这一名称实际上是一个符号的观点,于是职业的一些特征使之成为了社会地位的重要评价指标。社会分层和职业有很大的干系,而职业分层的结果就是不同阶层的职业声望和经济地位出现了巨大的分野,而这种分野也成了职业社会地位的重要评价指标

16、,这是因为,职业不仅仅表征了职业的社会声望,还表征权力、财富等社会地位。首先,职业是联系社会阶层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结合点,它一方面与社会阶层深层结构中的财产所有权有关,另一方面又和社会阶层的表层结构中的财产所有权有关29;不同职业所具有的职业声望、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财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是有差别的。职业地位体现在具体职业所含有的权力、财富、声望的差别。其次,职业地位也是形成社会阶级分层的重要原因。社会阶层虽然“可以根据经济资源和利益来定义,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决定这些的首要因素是其职业地位”30。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peter m. blau,1918-2002)和奥迪斯邓肯(otis

17、dudley duncan,1921-2004)在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就提出了以职业地位为基础的阶级分层模式31。综上,如果将职业的起源、职业的一般范畴和专业范畴联系起来看,劳动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主客体之间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劳动分工则反映了家庭内部、氏族内部的劳动关系,即分工和配合、互补与协作的关系,社会分工则成了家庭、氏族以及任何社会部门之间的生产关系,即分工和配合、互补与协作的关系,在社会分工基础上形成的各类职业,实际上是这种社会分工背景下生产关系的象征符号,它凝结了个体的社会地位、社会形象、经济实力、政治权力、文化程度、技术水平和道德修养等重要因素。由于职业是社会化的大分工形成

18、的象征符号,因此它是群体的之于个体的象征符号,而不是个体本身所能够拥有和维系的象征符号。举例来说,发生在家庭和氏族内部的劳动分工,给予的是一种个体角色,而不是社会角色,如妻子、丈夫、父亲、母亲等,仅仅是个体角色,而不是社会角色。此外,尽管家庭和氏族的这种角色也存在广泛意义上的交换,即配合、互补与协作,但是交换并不是目的,而且是以情感上的相互帮助为基础,而在家庭、氏族以及任何社会部门之间角色交换,则绝大多数是以交换为目的的,而且是直接或者间接地以经济上的相互置换为基础(宗教是以精神与世人的经济进行相互置换) 。因此,职业是一种主要以交换为目的的社会化的象征符号。五、职业的内涵对职业教育的启示根据

19、以上研究,就广义上来说,职业是与闲暇互补的人的生存状态,职业可以为闲暇提供物质基础,而闲暇能为职业提供精神调节;就狭义上来说,逐渐制度化的职业实际上是被制度化了的生产或者垄断社会资源(物质资源或者精神资源)的一种劳动手段,其专业化程度越高,其垄断性越强。不管哪种意义的职业,它在社会分工背景下总归是附载了多重二元对立的涵义的表征生产关系的象征符号,这就给新时期的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启示。(一)就本质上来说,教育也是一种职业,应该改革教育类型命名体系。首先,教育的出现是社会部门劳动分工的结果,它是垄断了文化产品和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部门,而且这种垄断行为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形成了一种“

20、自闭症” ,并曾经一度自认为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或“象牙塔” ,并且还曾经一度忘记了自己的社会使命总想走向“形而上”的极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继续扩展,这种极端倾向培养的人才越来越不能成为承担国家繁荣、民族富强的栋梁。其次,教育所生产和再生产的文化产品和劳动力,除了满足自己使用外,绝大多数是用于与其他社会部门进行交换,并通过这种交换获得更多的其他社会资源以维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将“教育与职业”并列起来,或者用“职业”修饰“教育” (如职业教育) ,是认知水平不足和语言逻辑混乱的表现。再次,即便用“职业”修饰“教育” ,也不能认为职业对于职业教育具有较强的规定性,因为

21、这种规定性并不是一一对应的线性规定性,而是教育在基于知识种类概括的基础上的部分规定性,而且职业教育的“教育”二字的含义,实际上并不是广义上的教育,而是更加狭义上的教育。因此,并非各种职业的知识都能够进入职业教育领域,即便是职业分类大典中的职业大类也并不能够与职业教育中的专业大类一一对应起来。第四,职业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社会符号,附载了脑体对立、阶级对立等涵义,这与民主制度建立的本意相悖。而教育作为民主制度的“孵化器” ,首先应该建立符合民主制度的命名规则和命名体系。因此,应该按照专业分工的不同,按照技术教育、技能教育、技艺教育、工程教育、文学教育等重新规划教育类型命名体系,取消职业教育这个名称。

22、(二)教育体制的改革并非要打破垄断性,而是要在垄断的基础上注重开发性,分享资源,实现自身优势的“提纯复壮” 。一是要形成开放的办学模式,即校企合作等合作式教育,二是要形成开放的教育体系,即保障进入职业领域的分流和继续在教育领域中提升的权利,三是要有开放的办学理念,即不能仅仅有形而上的学科建设,还要有形而下的实践应用,既要维护自身的职业规范,还要允许社会其他部门规范的互动,既要允许教育领域的从业人员退出的机制,还有社会其他部门人员进入教育领域的机制等,既要闭门深造,还要面向市场、面向社会等。(三)教育要以人为本,在学校教育体制层面,注重人文精神和职业素质的双向塑造,在国家教育体制层面,职业的教育

23、和闲暇的教育要共襄盛举。西周时期, “惟官有书,而民无书;惟官有学,而民无学”的教育体制逐渐使教育产生了阶级对抗性,而脑体对立的局面更加重了这种对抗性,以至于职业和教育甫一结合,就被打上了被统治和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的烙印,即便是崇尚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职业教育也难逃这种厄运,以至于这种被鄙视的态度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文化传统” ,而长期为皇家贵族控制的哲学、科学等教育,均被认为是非职业教育。直到今天,即便是职业教育的研究者或者职业教育的教师也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教育经历是职业教育,只愿意承认自己从事的是一种职业。那么就要反问,既然没有经过进入目前这个职业的职业教育的学习经历,那怎么有资格从事现在

24、的职业呢?现在从事这个职业的合法性究竟在哪里呢?反之,如果不经过相关的职业教育也能导向这个职业领域的话,那么职业教育或者专门给某类教育称为“职业教育”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了解决这个悖论,就需要突破对职业和职业教育的传统看法,重构教育体制。从一般范畴的职业来看,职业和闲暇是互为目的和手段的两种生存状态,而这两种生存状态构成了职业者完整的生命历程,就广义的职业教育来看,美国教育家保罗孟禄(paul monroe, 1869-1947)认为,任何教育“都是职业教育,因为它的目的都在准备使人能够在各种事业上格外有效和满意的作为”32。因此,既然每个人为了安身立命最终都要走向某种职业领域(或者体力劳动为主

25、,或者脑力劳动为主) ,那么教育就要以人为本,在学校教育体制层面,注重人文精神和职业素质的双向塑造,在国家教育体制层面,职业的教育和闲暇的教育要共襄盛举。参考文献:1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八卷)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711-712.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16.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89-390.428肖宁灿.马克思恩格斯职业社会学思想探微j.社会科学研究,1991(3).567891013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北京社会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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