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史 清皮锡瑞 一、经学开辟时代 凡学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别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古来国运有盛衰，经学亦有盛衰；国统有分合，经学亦有分合。历史具在，可明征也。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犹之李耳既出，始著五千之言；释迦未生，不传七佛之论也。 易自伏羲画卦，文王重卦，止有画而无辞；（史迁、扬雄、王充皆止云文王重卦，不云作卦辞 。 ）亦如连山 、 归藏止为卜筮之用而已。 连山 、 归藏不得为经，则伏羲、文王之易亦不得为经矣。 春秋 ，鲁史旧名，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亦如晋乘 、楚梼杌止为记事之书而已。晋乘 、楚梼杌不得为经，则鲁之春秋亦不得为经矣。古诗三千篇，
2、 书三千二百四十篇，虽卷帙繁多，而未经删定，未必篇篇有义可为法戒。 周礼出山岩屋壁，汉人以为渎乱不验，又以为六国时人作，未必真出周公。 仪礼十七篇，虽周公之遗，然当时或不止此数而孔子删定，或并不及此数而孔子增补，皆未可知。观“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 士丧礼于是乎书” ，则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犹之删诗为三百篇，删书为百篇，皆经孔子手定而后列于经也。 易自孔子作卦爻辞 、 （史记周本纪不言文王作卦辞 ， 鲁世家不言周公作爻辞，则卦辞 、 爻辞亦必是孔子所作。 ） 彖 、 象 、 文言 ，阐发羲、文之旨，而后易不仅为占筮之用。 春秋自孔子加笔削褒贬，为后王立法，而后春秋不仅为记事之书。此二经为孔子所作
3、，义尤显著。汉初旧说，分明不误；东汉以后，始疑所不当疑。疑易有“盖取诸益” 、 “盖取诸噬嗑” ，谓重卦当在神农前。疑易有“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谓卦爻辞为文王作。疑爻辞有“箕子之明夷” 、 “王用亨于岐山” ，谓非文王所作，而当分属周公。于是周易一经不得为孔子作；孔疏乃谓文王、周公所作为经，孔子所作为传矣。疑左氏传韩宣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 ，有“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之言，谓周公作春秋 。于是春秋一经不得为孔子作；杜预乃谓周公所作为旧例，孔子所修为新例矣。或又疑孔子无删诗 、 书之事， 周礼 、 仪礼并出周公，则孔子并未作一书；章学诚乃谓周公集大成，孔子非集大成矣。 读孔子所作之经，当知孔子作六
4、经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删定六经 ，以教万世。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后之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所谓“循之则治，违之则乱。 ”后之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谓“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此万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也。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六经之内。故孔子为万世师表， 六经即万世教科书。惟汉人知孔子维世立教之义，故谓孔子为汉定道，为汉制作。当时儒者尊信六经之学可以治世，孔子之道可为弘亮洪业、赞扬迪哲之用。朝廷议礼、议政，无不引经；公卿大夫士吏，无不通一艺以上。虽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未能尽行孔教；而通经致用，人才已为后世之所莫逮
5、。盖孔子之以六经教万世者，稍用其学，而效已著明如是矣。自汉以后，闇忽不章。其尊孔子，奉以虚名，不知其所以教万世者安在；其崇经学，亦视为故事，不实行其学以治世。特以历代相承，莫之敢废而已。由是古义茫昧，圣学榛芜。孔子所作之易 ，以为止有十翼 ；则孔子于易 ，不过为经作传，如后世笺注家。陈抟又杂以道家之图书，乃有伏羲之易 、文王之易加于孔子之上，而易义大乱矣。孔子所定之诗 、 书 ，以为并无义例；则孔子于诗 、 书 ，不过如昭明之文选 、姚铉之唐文粹 ，编辑一过，稍有去取。王柏又作诗疑 、 书疑 ，恣意删改，使无完肤，而诗 、 书大乱矣。孔子所作之春秋 ，以为本周公之凡例；则孔子于春秋 ，不过如汉
6、书之本史记 、后汉书之本三国志 ，钞录一过，稍有增损。杜注 、孔疏又不信一字褒贬，概以为阙文疑义；王安石乃以春秋为断烂朝报，而春秋几废矣。凡此皆由不知孔子作六经教万世之旨，不信汉人之说，横生臆见，诋毁先儒。始于疑经，渐至非圣。或尊周公以压孔子， （如杜预之说春秋是。 ）或尊伏羲、文王以压孔子， （如宋人之说易是。）孔子手定之经，非特不用以教世，且不以经为孔子手定，而属之他人。经学不明，孔教不尊，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故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 孔子以前，未有经名，而已有经说，具见于左氏内外传 。 内传所载元亨利贞之解，黄裳元吉之辨，夏后之
7、九功九歌，文武之九德七德， 虞书数舜功之四凶十六相，以及外传之叔向、单穆公、闵马父、左史倚相、观射父、白公子张诸人，或释诗 ，或征礼， （详见王应麟困学纪闻 。 ）非但比汉儒故训为古，且出孔子删订以前。惟是左氏浮夸，未必所言尽信。穆姜明随卦之义，何与文言尽符；季札在正乐之前，岂能雅颂得所。 （困学纪闻引“克己复礼” “出门如宾”二条，云：“左氏粗闻阙里绪言，每每引用，而辄有更易。穆姜于随举文言 ，亦此类。 ”） 三坟 、 五典 、 八索 、 九邱见左氏昭十二年。 周礼外史掌三坟 、 五典之书；郑注 “楚灵王所谓三坟 、 五典。 ”据此，则三坟 、 五典乃书之类。伪孔安国尚书传序曰：“伏羲、神农
8、、黄帝之书，谓之三坟 ；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 ；八卦之说谓之八索 ；九州之志，谓之九邱 。 ”其解三坟 、 五典 ，本于郑注 ；八索 、 九邱 ，本于马融。据其说，则八索乃易之类。皆无明据，可不深究。今所传惟帝典 ；（伏生传尚书止有尧典 ，而舜典即在内；盖二帝合为一书，故大学称帝典 。 ）而宋人伪作三坟书 。若夫伏羲十言，义著消息；神农并耕，说传古初。黄帝、颛顼之道，具在丹书；少 皋纪官之名，创于白帝。洪荒已远，文献无征；有裨博闻，无关闳旨。 （惟伏羲十言之教，于八卦之外，增消、息二字，郑、荀、虞易皆本之以立说。 ） 王制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 、 书 、 礼 、
9、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 、 书 。 ”文献通考应氏曰：“乐正崇四术以训士，则先王之诗 、 书 、 礼 、 乐其设教固已久。 易虽用于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春秋虽公其记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故易象 、 春秋 ，韩宣子适鲁始得见之。则诸国之教未必尽备六者。盖自夫子删定赞修笔削之余，而后传习滋广，经术流行。 ”案应氏之说近是而未尽也。文王重六十四卦，见史记周本纪 ，而不云作卦辞 ；鲁周公世家亦无作爻辞事。盖无文辞，故不可以教士。若当时已有卦爻辞 ，则如后世御纂、钦定之书，必颁学官以教士矣。观乐正之不以易教，知文王、周公无作卦爻辞之事。 春秋 ，国史相传，据事直书，有文
10、无义，故亦不可以教士。若当时已有褒贬笔削之例，如朱子纲目有发明 、 书法 ，亦可以教士矣。观乐正之不以春秋教，知周公无作春秋凡例之事。 论衡须颂篇曰：“问说书者钦明文思以下，谁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谁也？孔子也。 ”匡衡上疏曰：“孔子论诗 ，以关雎为首。”张超诮青衣赋曰：“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孔氏大之，列冠篇首。 ”是汉人以为诗 、 书皆孔子所定，而易与春秋更无论矣。 孔子出而有经之名。 礼记经解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 书教也；广博易良， 乐教也；洁静精微， 易教也；恭俭庄敬， 礼教也；属辞比事， 春秋教
11、也。 ”始以诗 、 书 、 礼 、 乐 、 易 、 春秋为六经 。然篇名经解 ，而孔子口中无经字。 庄子天运篇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 、 书 、 礼 、 乐 、 易 、 春秋六经。 ”孔子始明言经。或当删定六经之时，以其道可常行，正名为经。又庄子天道篇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繙十二经以说。 ”经典释文 “说者云：诗 、 书 、 礼 、 乐 、 易 、春秋 ，又加六纬 ，合为十二经也。一说云：易上、下经并十翼 ，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经也。 ”三说不同，皆可为孔子时正名为经之证。经名正，而惟皇建极，群下莫不承流；如日中天，众星无非拱向矣。龚自珍曰：“仲尼未生，先有六
12、经 ；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如龚氏言，不知何以解夫子之作春秋 。是犹惑于刘歆、杜预之说，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之义也。 六经之外，有孝经 ，亦称经。 孝经纬钩命诀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 ，行在孝经 。 ”又曰：“春秋属商， 孝经属参。 ”是孔子已名其书为孝经 。其所以称经者， 汉书艺文志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 。”郑注孝经序曰：“孝经者，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孝为百行之首；经者，不易之称。 ”郑注中庸 “大经大本”曰：“大经谓六艺 ，而指春秋也；大本， 孝经也。 ”汉人推尊孔子，多以春秋 、 孝经并称。 史晨奉祀孔子庙碑云：
13、“乃作春秋，复演孝经 。 ”百石卒史碑云：“孔子作春秋 ，制孝经 。 ”盖以诗 、 书 、易 、 礼为孔子所修，而春秋 、 孝经乃孔子所作也。郑康成六艺论云：“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 ”据郑说，是孝经视诸经为最要，故称经亦最先。魏文侯已有孝经传 ，是作传者亦视诸经为先，与子夏易传同时矣。二书， 艺文志皆不载。 删定六经之旨，见于史记 。 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 、 书缺。追述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观殷、夏所损益，
14、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故书传、 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 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 、 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 ，序彖 、 系 、 象 、 说卦 、文言 。读易 ，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孔子以诗 、 书 、 礼 、 乐教
15、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据此，则孔子删定六经 ， 书与礼相通， 诗与乐相通，而礼 、 乐又相通。 诗 、书 、 礼 、 乐教弟子三千，而通六艺止七十二人；则孔门设教，犹乐正四术之遗，而易 、 春秋非高足弟子莫能通矣。 史记以春秋别出于后，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 ，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 。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 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
16、、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 ，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 ，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 ，罪丘者亦以春秋 。 ”案史记以春秋别出于后，而解说独详，盖推重孔子作春秋之功比删订诸经为尤大，与孟子称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相似。其说春秋大义，亦与孟子 、 公羊相合，知有据鲁、亲周、故殷之义，则知公羊家三科九旨之说未可非矣。知有绳当世贬损之文，则知左氏家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不足信矣。知有后世知丘罪丘之言，则知后世以史视春秋 ，谓褒善贬恶而已者，尤大谬矣。 （程子曰：“后世以史视春秋 ，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 ”切中汉以后说春秋之失。 ） 二
17、、经学流传时代 经名昉自孔子，经学传于孔门。 韩非子显学篇云：“孔子之后，儒分为人，有子张氏、子思氏、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孙氏、乐正氏之儒。 ”陶潜圣贤群辅录云：“颜氏传诗 ，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 ，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氏传礼 ，为恭俭庄敬之儒；仲良氏传乐 ，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 ，为属辞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 ，为洁静精微之儒。 ”诸儒皆不传，无从考其家法；可考者，惟卜氏子夏。洪迈容斋随笔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 。于诗则有序 。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
18、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榖梁赤者， 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 ，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后汉徐防上疏曰：诗 、 书 、 礼 、 乐 ，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 斯其证云。 ”朱彝尊经义考云：“孔门自子夏兼通六艺而外，若子木之受易 ，子开之习书 ，子舆之述孝经 ，子贡之问乐 ，有若、仲弓、闵子骞、言游之撰论语 ；而传士丧礼者，实孺悲之功也。 ” 韩非子言八儒有颜氏；孔门弟子，颜氏有八，未必即是子渊。八儒有子思氏；子思二十三篇列汉志儒家，今亡。沈约谓礼记中庸 、 表记 、 坊记 、 缁衣皆取子思子 。然
19、则坊记 、 表记 、 缁衣之“子言之” 、 “子曰” ，或即子思子之言，故中有引论语一条。后人以此疑非孔子之言；解此，可无疑矣。诸篇引易 、 书 、 诗 、春秋 ，皆可取证古义。刘瓛以缁衣为公孙尼子所作，沈约以乐记取公孙尼子 ，或即八儒之公孙氏欤？曾子十八篇， 汉志列儒家，今存十篇于大戴礼记中：曾子立事弟一， 曾子本孝弟二；曾子立孝弟三， 曾子大孝弟四， 曾子事父母弟五， 曾子制言上弟六， 曾子制言中弟七， 曾子制言下弟八， 曾子疾病弟九， 曾子天员弟十。中引经义，皆极纯正；天员篇尤足见大贤之学无不通云。 “单居离问于曾子曰：天员而地方者，诚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谓
20、员，下首之谓方。如诚天员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 ”据曾子说，谓员谓方，谓其道，非谓其形。方员同积，员者不能掩方之四角。今地为天所掩，明地在天中。天体浑员，地体亦员，与地球之说合。 周髀算经 、 黄帝内经皆言地员，非发自西人也。 史记儒林传曰：“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赵岐谓孟子通五经 ，尤长于诗 、 书 。今考其书，实于春秋之学尤深。如云“春秋 ，天子之事” 、 “其义则丘窃取”之类，皆微言大义。惜孟子春秋之学不传。群辅录云乐正氏传春秋 ，不知即孟子弟子乐正克否。其学亦无可考。惟荀卿传经之功甚巨。 释文序录 毛诗 ，一云：“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 ，则毛诗为荀
21、子所传。汉书楚元王交传 “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之门人。 ”鲁诗出于申公，则鲁诗亦荀子所传。 韩诗今存外传 ，引荀子以说诗者，四十有四，则韩诗亦与荀子合。 序录 “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 ”则左氏春秋 ，荀子所传。 儒林传云：“瑕丘江公受榖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 ”申公为荀卿再传弟子，则榖梁春秋亦荀子所传。 大戴曾子立事篇载荀子修身 、 大略二篇文， 小戴乐记 、 三年问 、 乡饮酒义篇载荀子礼论 、 乐论篇文，则二戴之礼亦荀子所传。刘向称荀卿善为易 ，其义略见非相 、 大略二篇。是荀子能传易 、 诗
22、 、礼 、 乐 、 春秋 ，汉初传其学者极盛。 五三六经载籍， （见司马相如封禅书 。五三谓五帝三王， ）定自尼山；七十二子支流，分于战国。馯臂子弓之传易 ，实授兰陵；（荀子书称仲尼、子弓，或即传易之馯臂子弓。 ）高行、孟仲之言诗 ， （传毛诗之高行子孟仲子当即孟子书所载者。 ）或师邹峄。 王制在赧王之后，说本郑君；周官为六国之书，论原何氏。凡今古学之两大派，皆鲁东家之三四传。 （王制为今学大宗， 周官为古学大宗。郑君欲和同今古文，以王制为殷制， 周官为周制，调停其说。 ）虽云枝叶扶疏，实亦波澜莫二。是以文侯贵显，能言大学明堂；蒙吏荒唐，解道诗 、 书 、 礼 、 乐 。秦廷议礼，援天子七庙之
23、文；（见秦始皇本纪 。 ） 汲冢纪年，仿春秋一王之法。良田祖龙肆虐，博士尚守遗书；获麟成编，西河能传旧史。当时环堵之士，遁世之徒，崎岖戎马之间，展转纵横之际，惜年代绵邈，姓氏湮沦；如公羊有沈子、司马子、北宫子、鲁子、高子六人， 榖梁有沈子、尸子二人，皆独抱遗经，有功后学者。 墨子之引书传 ，每异孔门；吕氏之著春秋 ，本殊周制。其时九流竞胜，诸子争鸣；虽有古籍留遗，并非尼山手订。引书间出百篇之外，引诗或在三千之中，但可胪为异闻，不当执证经义。万章之问井廪，难补舜典逸文；郑君之注南风，不取尸子杂说。诬伊尹以婴戮，据周公之出奔，疑皆处士横议之词，流俗传闻之训。虽魏史出安釐之世，蒙恬见未焚之书，而义异
24、常经，说难凭信。此其授受，本别参商；惜乎辞辟，未经邹孟。宜有别裁之识，乃无泥古之讥。 （竹书所云：尧幽囚，益干启位，太申杀伊尹，与咸邱蒙之说何异？蒙恬言周公奔楚；亦战国人之说。恬非经师，虽古，不足信也。 ） 秦政晚谬，乃致燔烧；汉高宏规，未遑庠序。而叔孙生、伏生皆博士故宫，杜田生、申公亦先朝旧学；摭拾秦灰之后，宝藏汉壁之先；岂但礼器归陈，弦歌怀鲁？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曰：“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但有易卜，未有他书。至孝惠之时，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 。 尚书初出于屋壁，
25、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 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朝之儒，惟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 、 礼 、 春秋先师。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 ，或为颂 ，相合而成。 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悯焉。 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 ”案歆欲兴古文，故极诋今学，所说不无过当，而亦可见汉初传经之苦心。 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惟诗 、 书 、礼 、 乐 、 易 、 春秋六艺乃孔子所手定，得称为经。如释家以佛所说为经，禅师所说为律论也。 易之系辞
26、 ， 礼之丧服 ，附经最早；而史记称系辞为传，以系辞乃弟子作，义主释经，不使与正经相混也；丧服传 ，子夏作，义主释礼，亦不当与丧礼相混也。 论语记孔子言而非孔子所作，出于弟子撰定，故亦但名为传；汉人引论语多称传。 孝经虽名为经，而汉人引之亦称传，以不在六艺之中也。汉人以乐经亡，但立诗 、 书 、 易 、 礼 、 春秋五经博士，后增论语为六，又增孝经为七。唐分三礼 、三传 ，合易 、 书 、 诗为九。宋又增论语 、 孝经 、 孟子 、 尔雅为十三经。皆不知经传当分别，不得以传记概称为经也。 （易之系辞即卦爻辞；今之系辞乃系辞传，盖商瞿诸人所作，故其中明引子曰。 释文 ，王肃本有传字。 史记引系辞
27、 ，谓之易大传 。 ） 三、经学昌明时代 史记儒林传曰：“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 ，自济南伏生。言礼 ，自鲁高堂生。言易 ，自菑川田生。言春秋 ，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申公传曰：“申公者，鲁人也。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 ”辕固生传曰：“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 ，孝景时为博士。齐言诗 ，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 ”韩婴传曰：“韩生者，燕人生。孝文帝时，为博士。推诗之意，
28、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其归一也。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 ”传言诗 ，止有鲁、齐、韩三家，而无毛诗 。伏生传曰：“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 。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孔氏有古文尚书 ，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 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 ”传言尚书 ，止有伏生；虽乃孔氏古文，而不云安国作传。高堂生传曰：“诸学者多言礼 ，
29、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 ，高堂生能言之。 ”传言礼 ，止有仪礼 ，而无周官。田何传曰：“自鲁商瞿受易孔子，传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传言易 ，止有杨何，而无费氏古文。董仲舒传曰：“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 ，孝景时为博士。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 ；其传，公羊氏也。 ”胡毋生传曰：“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齐之为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瑕丘江生为榖梁春秋 。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 ”传言春秋 ，唯公羊董 、胡二家；略
30、及榖梁 ，而不言左氏。史迁当时盖未有毛诗 、 古文尚书 、周官 、 左氏诸古文家也。经学至汉武始昌明，而汉武时之经学为最纯正。 困学纪闻 “后汉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经博士。 考之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以诗为博士，五经列于学官者，唯诗而已。景帝以辕固生为博士，而余经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经博士。 儒林传赞曰：武帝立五经博士， 书唯有欧阳， 礼后， 易杨， 春秋公羊而已。 立五经而独举其四，盖诗已立于文帝时，今并诗为五也。 ”案史记儒林传 ，董仲舒、胡毋生皆以治春秋 ，孝景时为博士，则景帝已立春秋博士，不止诗一经矣。特至武帝，五经博士始备。此昌明经学一大事，而史记不载；但云：“武安侯田蚡为丞
31、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者，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 ”此汉世明经取士之盛典，亦后世明经取士之权舆。史称之曰：“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方苞谓古未有以文学为官者，诱以利禄，儒之途通而其道亡。案方氏持论虽高，而三代以下既不尊师，如汉武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已属旷世一见之事。欲兴经学，非导以利禄不可。古今选举
32、人才之法，至此一变，亦势之无可如何者也。 刘歆称先师皆出于建元之间；自建元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据儒林传赞：书 、 礼 、 易 、 春秋四经，各止一家；惟诗之鲁、齐、韩，则汉初已分；申公、辕固、韩婴，汉初已皆为博士。此三人者，生非一地，学非一师， 诗分立鲁、齐、韩三家，此固不得不分者也。其后五经博士分为十四：易立施、孟、梁丘、京四博士；书立欧阳、大小夏侯三博士；诗立鲁、齐、韩三博士；礼立大小戴二博士；春秋立严、颜二博士；共为十四。 后汉儒林传云：“诗 ，齐、鲁、韩、毛。 ”则不止十四，而数共十五矣。 儒林传明云：“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是汉时毛诗不立学。
33、日知录以为衍一“毛”字，考订甚确。汉人治经，各守家法；博士教授，专主一家。而诸家中，惟鲁、齐、韩诗本不同师，必应分立；若施雠、孟喜、梁丘贺同师田王孙，大小夏侯同出张生，张生与欧阳生同师伏生，夏侯胜、夏侯建又同出夏侯始昌，戴德、戴圣同师后仓，严彭祖、颜安乐同师眭孟，皆以同师共学而各颛门教授，不知如何分门，是皆分所不必分者。 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而考其分立博士，则有不可解者。汉初， 书唯有欧阳， 礼后， 易杨， 春秋公羊，独守遗经，不参异说，法至善也。 书传于伏生，伏生传欧阳，立欧阳已足矣。二夏侯出张生，而同原伏生；使其学同，不必别立；其学不
34、同，是背师说，尤不应别立也。试举书之二事证之。伏生大传以大麓为大麓之野，明是山麓；史记以为山林，用欧阳说；汉书于定国传以为大录，用大夏侯说，是大夏侯背师说矣。伏生大传以孟侯为迎侯，白虎通朝聘篇用之；而汉书地理志 ，周公封弟康叔，号曰孟侯，用小夏侯说，是小夏侯背师说矣。小夏侯乃大夏侯从子，从之受学，而谓大夏侯疏略难应敌；大夏侯亦谓小夏侯破碎大道。是小夏侯求异于大夏侯，大夏侯又求异于欧阳，不守师传，法当严禁，而反为之分立博士，非所谓“大道多歧亡羊”者乎？史记云：“言易者本于杨何。 ”立易 ，杨已足矣；施、孟、梁丘师田王孙，三人学同，何分颛门；学如不同，必有背师说者。乃明知孟喜改师法，不用，后又为立
35、博士，此何说也。京房受易焦延寿而讬之孟氏，孟氏弟子不肯，皆以为非，而亦为立博士，又何说也。施、孟、梁丘，今不可考；惟京氏犹存其略。飞伏、世应，多近术数，是皆立所不当立者。二戴、严、颜不当分立，亦可以此推之。 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曰：“往者，博士书有欧阳， 春秋公羊， 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榖梁春秋 、梁丘易 、大小夏侯尚书 。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废也，宁过而存之。 ”汉书儒林传赞曰：“初书唯有欧阳、 礼后、易杨、 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 、大小戴礼 、施、孟、梁丘易 、榖梁春秋 。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 。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 、 毛诗 、逸礼 、 古文尚书 。
36、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案二说于汉立博士，叙述略同，施、孟、梁丘先后少异，刘歆欲立古文诸经，故以增置博士为例。然义已相反，安可并置；既知其过，又何必存；与其过存，无宁过废。强词饰说，宜博士不肯置对也。博士于宣、元之增置，未尝执争；独于歆所议立，力争不听。盖以诸家同属今文，虽有小异，尚不若古文乖异之甚。然防微杜渐，当时已少深虑。范升谓：“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 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次复高氏。 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今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 ”据范氏说，可见汉时之争请立学者，所见甚陋，各怀其私
37、。一家增置，余家怨望；有深虑者，当豫绝其萌，而不可轻开其端矣。平帝时，立左氏春秋 、 毛诗 、 逸礼、 古文尚书 ，王莽、刘歆所为，尤不足论。光武兴，皆罢之。此数经，终汉世不立。赵岐孟子题辞云：“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 论语 、 孝经 、 孟子 、 尔雅皆置博士。”案宋以后以易 、 书 、 诗 、三礼 、三传及论语 、 孝经 、 孟子 、 尔雅为十三经，如赵氏言，则汉初四经已立学矣。后世以此四经并列为十三经，或即赵氏之言启之。但其言有可疑者， 史记 、 汉书儒林传皆云：“文帝好刑名，博士具官未有进者。 ”既云具官，岂复增置；五经未备，何及传记。汉人皆无此说，惟刘歆移博士书有孝文时诸子传说立于学
38、官之语，赵氏此说当即本于刘歆，恐非实录。 刘歆移博士书又曰：“鲁共王得古文， 逸礼有三十九篇， 书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 ”而诋博士“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 。 ”案此乃前汉经师不信古文之明证也。以尚书为备，即王充论衡云：“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疑北字误）斗与七宿。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是也。 ”尚书百篇，其序略见史记 ；伏生传篇止二十九，汉人以为即此已足，故有配斗与二十八宿之说。若逸书十六篇，其目见于马、郑所传，绝无师说。马、郑本出杜林，未知即刘歆所云孔壁古文否。伪孔篇目，与马、 、郑又不符，其伪更不待辨。谓左氏为不传春秋 ，即范升云：“左氏
39、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是也。 （释文序录 ，左丘明作传授曾申，递传至张苍、贾谊，传授如此分明，何得谓相传无人。而范升云云，足见序录乃后出之说，汉人所未见也。 ） 史记称左氏春秋，不称春秋左氏传 ，盖如晏子春秋 、 吕氏春秋之类，别为一书，不依傍圣经。 汉书刘歆传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 ，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据歆传，刘歆以前， 左氏传文本不解经，故博士以为左氏不传春秋 。近人刘逢禄以为左氏凡例书法皆刘歆窜入者，由史 、汉之说推之也。 汉书艺文志曰：“鲁共王得古文尚书及礼记 、 论语 、 孝经 ，皆古字也。 ”据此，则共王得
40、孔壁古文，不止逸礼 、 尚书 ，并有礼记 、 论语 、孝经 。 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 论语古二十一篇， 孝经古孔氏一篇，皆明见艺文志 。 志于礼但云：礼古经五十六卷， 经七十篇， （当作十七篇，即今仪礼 。 ） 记百三十一篇，无礼记 ；而今之礼记亦无今古文之分。 志云礼记 ，即礼古经与记 。 仪礼有今古文之别；郑注云：“古文作某，今文作某”是也。郑以古论语校鲁论 ，见经典释文 ，云：“鲁读某为某，今从古。 ”孝经古孔氏，许慎尝遣子冲上说文 ，并上其古文说。桓谭新论以为今异者四百余字。其书亡不可考。隋刘炫伪作古文孝经 ，唐、宋人多惑之。浅人但见古文二字，即为所震，不敢置议，不知前汉经师并不信古文
41、也。 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凡文字必人人尽识，方可以教初学。许慎谓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然则，孔氏与伏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 史记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 ，而安国以今文读之， ”乃就尚书之古今文字而言。而鲁、
42、齐、韩诗 ， 公羊春秋 ， 史记不云今文家也。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 、 毛诗 、 周官 、 左氏春秋 。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尚书说 、 今尚书夏侯欧阳说， 古毛诗说、 今诗韩鲁说， 古周礼说、今礼戴说， 古春秋左氏说、 今春秋公羊说， 古孝经说、 今孝经说，皆分别言之，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 治经必宗汉学，而汉学亦有辨。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章句训诂不能尽餍学者之心，于是宋儒起而言义理。此汉、宋之经学所以分也。惟前汉今文学能兼义理训诂之长。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
43、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当时之书，惜多散失。传于今者，惟伏生尚书大传 ，多存古礼，与王制相出入，解书义为最古；董子春秋繁露 ，发明公羊三科九旨，且深于天人性命之学；韩诗仅存外传 ，推演诗人之旨，足以证明古义。学者先读三书，深思其旨，乃知汉学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博，将欲通经致用，先求大义微言，以视章句训诂之学，如刘歆所讥“分文析义，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者，其难易得失何如也。 （古文学出刘歆，而古文训诂之流弊先为刘歆所讥，则后世破碎支离之学，又歆所不取者。 ） 太史公书成于汉武帝时经学初昌明、极纯正时代，间及经学，皆可
44、信据。云“孔子晚而喜易 ，序彖 、 系 、 象 、 说卦 、 文言 ”，则以序卦 、 杂卦为孔子作者非矣。云“文王囚于 里，重八卦为六十四卦” ，则以为伏羲重卦，又以为神农，以为夏禹者，皆非矣。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 ，则二十九篇外无师传矣。其引书义，以大麓为山麓，旋机玉衡为北斗，文祖为尧太祖，丹朱为允子朱，二十二人中有彭祖， “夔曰”八字实为衍文， 般庚作于小辛之时， 微子非告比干、箕子， 君奭为居摄时作， 金縢在周公薨后， 文侯之命乃命晋重，鲁公费誓初代守国。凡此故实，具有明征，则后人臆解尚书 ，变乱事实者，皆非矣。云“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合韶 、 武雅颂之音” ，则朱子以为淫人自言，王柏以为杂有郑、卫者，非矣。既云“关雎为风始， 鹿鸣为小雅始” ；而又云“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 关雎作；仁义陵迟， 鹿鸣刺焉。 ”本鲁诗 ，以关雎 、 鹿鸣为陈古刺今，则毛、郑以下皆以关雎属文王，又以为后妃求淑女，非矣。云“正考父善宋襄公，作商颂 ”，则毛、郑以为正考父得商颂于周太师，非矣。云“春秋笔削，子夏不能赞一辞” ，则杜预以为“周公之志，仲尼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