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科技大学与河南（管锥河南之一）朱传志1969 年，有意迁往河南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遭遇河南当局的冷淡，时为安徽省领导人的李德生则热情接纳了这所名校。历史很有讽刺性，李德生的故乡就是河南。从此后，中科大成为安徽的骄傲和机会，河南却因此而后悔、痛楚，经年不绝。 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于 1958 年。起因是国外高新科学技术在快速生长，中国缺乏科研后备力量。于是中国科学院依托属下各个研究所，开展教学，创办了中国科技大学。第二年，中国科技大学就被列为排名第四的 16 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1966 年，毛泽东五七指示提出教育革命，要求教学要深入农村、厂矿，要与工农结合。1969 年 3 月，中国科技大学决
2、定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榜样，重建新科大。8 月，中科大拟订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请示报告，提出向清华、北大学习，到江西山区创办工厂科研基地和农业基地。基地既是学校又是工厂、农场、科研单位。国务院科教组组长、驻中国科学院联络员刘西尧建议基地设在豫西南阳，“可到河南去看看，科学院也准备在河南。”10 月 9 日，报告最终定稿。里面讲到：“河南省南阳专区，地处三线，水电交通方便，具备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另该地学校及科研单位均少，在此建点，有利于实现教学、科研、生产、使用四结合。江西是老革命根据地，地广人稀，森林矿产资源丰富，但已有清华、北大、人大等建点。考虑到我国大学和新技术科研的
3、布局以及备战需要，我们考虑基地最好能设在河南南阳专区。其次也可考虑设在江西。”“在二、三年中完成整个基地筹建工作，并把学校逐步迁到基地。”10 月 17 日，由于中苏边境冲突，中央要求加强战备，首都人员开始向外地紧急疏散。中国科技大学派人前往河南和湖北沙市联系疏散下迁地址。沙市有科学院的五七干校，表示不再有合适的地方安排科大。河南组带着刘西尧给河南省领导人（刘建勋为河南省革委会主任，但实际主持工作的是革委会副主任纪登奎）的亲笔信，“受到了河南省生产指挥组组长的接待，在南阳山区和邓县看了不少地方，但河南省只同意在平汉路以西的南阳专区的唐河、新野一带山区、丘陵地带临时战备疏散，若在河南建校他们表示
4、有困难。”两组选址人员回京后，认为这两个地方没有条件，不能去。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宣布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刘西尧表示搬迁就是疏散，疏散就是搬迁。中国科技大学又派人分赴江西、安徽选点。江西有了不少大学的五七干校，明确表示不能接收科大。安徽宣城等地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中科大再次派人去安徽安庆选点，安庆方面表示欢迎，能接纳 3000 人。11 月 8 日，“刘西尧同志在两科（中科院、中科大）联合办公会议上说，河南去的单位太多，较集中，科大不一定往那里去挤。是否考虑到安
5、徽去，李德生同志（安徽省革委会主任）也较感兴趣。后来经科大、科学院领导讨论研究，觉得河南困难太大，省里又不大欢迎，安徽各方面条件也不错，大家都同意去安徽去选点。”“后来据刘说，中央到河南去的单位太多，压力太大，登奎同志（纪登奎）不欢迎。刘西尧见了李德生同志，李欢迎科大下放到安徽去，并介绍了近几年来安徽省的形势及发展前途，说科大下去大有英雄用武之地。”12 月 1 日，刘西尧下达了中国科技大学疏散到安徽省安庆市的指示。他说：“其它学校都下去了，科大没动，开头早，走的晚”，“安徽欢迎去，条件不错领导上支持你们，国务院业务组的都表了态，同意去，纪登奎和李德生同志同意去”，“校址定不下来，先在安庆疏散
6、”，“干部可以办五七干校或插队，学生主要是插队。”12 月，中科大近千人到达安庆。部分师生认为安庆条件困难，反对学校搬迁。1 月 9 日，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会见了李德生，按照中央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精神和刘西尧的指示，将中科大的领导关系移交给了安徽省，并商定将中科大搬迁到合肥。据中科院负责人回忆，李德生说，“中央决定将科大下放安徽，原来考虑放在安庆，现在看来不一定合适，可以放在合肥，那个师范大学的校址不是空着吧？有些人闹事，把他们先放下去劳动，可以分若干个点，劳动一段时间。”另有材料显示，李德生指示：“安徽来了一、二十个单位，但都是找个基点，领导关系还在原上级机关；我们原来以为科大也是如此
7、，现在情况更具体了，关系下放了；经过研究，安徽有困难，可考虑在合师院”于是，中国科技大学 6000 名师生家属和仪器图书迁至合肥，在原合肥师范学院校址办学。中科大在北京玉泉路的校址被铁道兵和海军部队占用。中科大下放安徽，还有一个隐情。据当事人回忆：“科大原属科学院领导，六七年国防科委接管新技术局的各研究所后，科大提出专业对口应归国防科委领导。后来有一段与科学院脱离关系，直接由国防科委管。批判国防科委大科研体制和聂荣臻同志多中心时，国防科委推出不管，科大又回到科学院。当时科学院不想管，但又推不出去。在下放、搬迁过程中，科大提出的问题较多，牵扯科学院领导的精力不少，科学院总觉得是个负担，因此总想推
8、出去省事。”“刘西尧有一次在和我本人个别交换意见时说，科大这一帮人很难办，留在科学院也不好管，因此他的意见是借此机会全锅端。”“刘西尧同志说，按中央通知办事。正式把科大交给安徽。至于今后怎么办？应按省里的意见，征求科学院意见后上报计委审核后报中央批准。”在 1969 年的战备疏散中，河南也接纳了一所大学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当年 11 月，北京外贸学院整体迁至河南固始、息县。其中，外贸系、外语二系和校直、教辅、后勤部门共 1050 人安置在固始，外语一系师生 172 人安置在息县。1970 年 8 月，学校被撤销，教师、干部大都转入息县外贸部“五七”干校。1973 年，北京对
9、外贸易学院在北京复校。据对外经贸大学党委副书记、校友总会会长贾怀勤回忆：“固始人民在自身并不富裕的条件下，敞开胸怀接纳了我校师生，为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支持。”“他们热情地接纳了我们，用固始的粮油禽菜养活我们，使我们能够从这里出发，重新走上国家对外经贸事业的征程。” 2012 年，“对外经贸大学固始旧址纪念园”开园。中国科技大学在局势好转后一直想迁回北京，毕竟它要依托中科院办学，但安徽方面极力挽留，最终中科大没有回成。为了挽留中科大，地理上不集中供暖的合肥给中科大装了暖气，是合肥首家。1978 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2000 年，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
10、院与中国科学院其它研究生培养机构组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 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更名中国科学院大学。至此，中国科技大学创始时的性质转移到了中国科学院大学。安徽取得了对中国科技大学的长期拥有。中国科技大学是中国在建的九所“世界一流大学”之一。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安徽拥有了一所中国顶尖大学。以中国科技大学为基础，安徽省还争取到中国科学院在合肥建立研究所、研究院。国家筹建的 20 个顶级的国家实验室中，安徽有三个，仅次于北京。这些河南都没有。蝴蝶效应显示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会导致行为结果的极大变化，从而对未来造成巨大影响。一失足成千古恨。当河南南阳籍的建筑大师杨廷宝在主持规划中科大合肥校园时，我
11、想他一定特别的有感触。一所大学对一个地方的价值是巨大的，全面的。不必说“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即以河南最常见的言论“河南无人”便可证明。整个清代，河南只出了一个状元吴其濬，但他实际上是在京城生长、就学的。河南也出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但他十六岁时就被姐姐带离河南，到了美国。南阳籍学者冯友兰说：“近几百年，河南人之能以学术文章成名者，其数目是损之又损，虽不必即以至于无，然而的确是鲜矣。其所以鲜矣的原因之一，即是自从全国学术界的重心，自中原移至东南以后，河南人与各时代的大师，学术界的权威，或学阀，失了联络。因之河南人在一方面因不能得那些大师们的指导及烟士披里纯（inspi
12、ration，灵感、激励）而不能有所成就；一方面又因不能得到那些学阀们的鼓吹揄扬，所以即有所成就而亦不为省外的人所知。”学界如此，政界、商界、文艺界也如此。河南省为什么消极对待中国科技大学呢？此时的安徽已有全国重点大学合肥工业大学，而河南没有。我们可以说，当时是乱世，湖北省、江西省不也没要吗？我们可以说，河南民众重视教育，在旧中国时期建有著名的国立河南大学、私立焦作工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接纳中科大的安徽领导人李德生不就是河南人吗？我们可以说，河南省领导水平有限，鼠目寸光。纪登奎后来也讲，检点平生，他有三大遗憾，“一是自己早年投身革命，没有上过大学，不知道大学生活什么滋味。”但是，作为全国主
13、要交通、通信枢纽的郑州，没有铁道学院、公路学院、交通学院、邮电学院。作为农业机械第一城的洛阳，没有农机最高学府镇江农业机械学院（全国重点大学，今江苏理工大学、江苏大学）。河南医科大学在 1980 年代实力仍强过山东医科大学，却没有像后者一样进入卫生部直属。机遇的把握总是要先人一步，等好处显而易见的时候，机遇已不属于普通人。河南后来为错失中国科技大学进行了补救。1985 年，河南省政府与美籍华裔联合，创办了一所新体制、现代化的黄河大学，河南省拿出了秀丽的 1200 亩省委第三招待所，数百位海外华人予以支持，1991 年试验失败。河南民间也出现了黄河科技大学，想办成哈佛、耶鲁那样的私立名校。河南又在郑州工业大学下放河南管理之际，将它与郑州大学、河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郑州大学，渴望建成高水平大学。但都很难。安徽一劳永逸，河南事倍功半。战略学家博弗尔说，“在某一点之前，历史还是可以影响，但过此之后，就会变成难以改变的命运。”（作者：朱传志，新生代知名学者，长期从事黄河文明研究，著有大团队、管锥河南等，作品曾入选新京报年度好书、湖南省“三湘读书月”推荐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