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经济学（Economics）是 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复旦经济学人解读十八大政策】杨长江：警惕“廉价中国” 之逝发布时间：2012-11-15 00:00:00 浏览次数：203警惕“廉价中国”之逝时间： 2012 年 11 月 11日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杨长江（注：如有媒体转载请联系 ）“两个最大” 是十八大报告的重要亮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都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这段文字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当前中国确实出现了一些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现象乃至于政策，值得重视。例如，在用同一货币衡量时，发达
2、国家高物价，经济越落后的国家则相对物价越低，这一现象被称为“潘效应”，是被“ 至少50 年以来相关计量结果所一致证实了”，被视为“经济学中最接近确凿的规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相对物价水平本来是较低的，但最近几年在人民币迅速升值及国内通胀的双重作用下，相对物价急剧上升而超过了与经济发展阶段相称的水平，在北京上海等地甚至呈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赶英超美”的迹象，这已经成为了许多人的生活体验。这一现象有着多重含义，从汇率评估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当前人民币汇率已经被高估，有研究者近期利用购买力平价理论所测算出人民币汇率被高估了10%左右。更加值得重视的是，即使不考虑货币方面的通胀问题，中国在未来仍然
3、面临着诸多深层次因素所导致的中长期内价格水平持续迅速上升的压力。例如，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工资的持续上涨趋势已经相当明显；再例如，当前价格体系中存在着较为广泛的“质劣价廉”现象， “地沟油” 、 “山寨货”等问题的存在，在客观上也拉低了价格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整个社会价格水平也将有所上升；此外，随着改革的推进，企业原本较少负担的环保成本、资本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低估等现象都将被纠正，这也会产生显著的价格上涨压力。以上因素综合起来，就可能使得“廉价中国”走向消逝。尽管我们正在加紧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力图改变原来的低成本低附加值低价格的出口模式，但无可否认的是，价
4、格优势仍然是当前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如果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提升等措施短期内成效不够明显，则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可能成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外部诱因。当前中国相对价格水平偏高问题，在政策方面至少值得两点反思。首先，外汇市场仍然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较大压力，这不能简单解读为人民币被低估，而是说明了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不能单兵突进。在作为外汇供求基础的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要素市场仍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扭曲与制度障碍时，汇率形成机制中仍然需要政府必要的管理调控，否则就会带来严重问题，例如，当由于户籍制度等因素带来工资低估而造成较大出口顺差时，如果听任货币升值则不仅对于
5、解决深层次问题没有帮助，反而会为以后的相关改革带来牵制。外汇市场的一个特征就是存在着严重的“汇率超调“现象，对于中国这样的金融系统不够发达的国家来说，容易由市场预期所推动的资本流入带来升值过度后再大幅贬值，从而给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带来严重打击。当前要特别注意各种市场化改革的层次安排与彼此协调，防止市场化进程中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易者则为难者则不为，这种选择性的市场化，对市场化本身是很大的伤害。其次，中国相对价格偏高问题说明当前制度改革刻不容缓。在过去的经济增长中，既有使得成本、价格被低估的众多因素，也存在着不少使得成本价格被高估的因素，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内，前者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也因此获得
6、了额外的国际竞争优势。而近年来的中国经济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使得原本低估价格的因素逐步消失，而造成价格高估的制度性矛盾则非常突出，例如，政府规模过大，就使得企业承担了较高的税收从而最终体现在商品价格之上、市场秩序不完善会带来交易费用过高而提高企业成本、垄断因素也直接带来了通讯等费用偏高的现象。相对价格越高估，就说明经济运行的制度及体制方面的问题越严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仅是出于维持社会稳定的考虑，更是恢复经济竞争力的必然选择。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学科。经济学发展是从古希腊以色诺芬、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早期经济学，到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以及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马克思政
7、治经济学，再到以凯恩斯和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当前经济学的热门交叉边缘学科主要有演化经济学、演化证券学、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等。代表作品有经济论、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资本论等。 经济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而经济学则是一门全新的学科。自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两百年以来，经济学已渐成显学。中国经济学起步虽晚，改革开放后喜获长足发展，其作用日益重要。经济学也是复旦大学历史最悠久和最重要的学科之一。 从 1908 年的复旦公学商科，到 1922 年的经济学系，再到1985 年经济学院的正式成立，复旦的经济学科伴随复旦大学这所“江南第一学府”走过近百年的光辉岁月，也见证了中国经济学一个世纪的风雨
8、历程。经过几代复旦经济学人的不懈努力，特别是建院 20 余年来的高速发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已经建2成为一个层次完整、门类齐全的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学科群，拥有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梯队，不仅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而且取得了大量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成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学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中国即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大国，她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制度变迁，这为广大经济学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社会科学实验场。 中国在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大量新问题，这又为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作为中国
9、经济学教育和科研的中坚力量，肩负着振兴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的双重使命，我们既面临着挑战，又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经济全球化大势所趋，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密切，国内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也在逐步与国际接轨，可谓适逢“天时”；依托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良好环境，为上海重建国际经济中心提供智力支持，可谓尽占“地利”；在国家教育部和市政府的重点投资支持下，复旦人团结奋进，力争将复旦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可谓独具“人和”。在此高歌猛进的时代，复旦经济学院揽“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必将大有作为。“旦复旦兮，经世济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将继续秉承复旦大学卓越的学术传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上下求索，为中国的
10、经济学教育鞠躬尽瘁，方不辜负社会各界朋友和学友同仁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热情欢迎海内外各位朋友访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经院网站，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与中国经济一同腾飞。“复旦经济学智库”热点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研讨会成功召开发布时间：2012-11-13 浏览次数：525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复旦经济学智库”热点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研讨会于 2012年 11 月 11 日在上海市西郊宾馆召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各位专家学者就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模式以及十八大后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研讨。会议由孙立坚教授主持，首先由袁志刚教授、华民教授、张军教授以及殷醒
11、民教授分别发表了主题演讲，对当前政治、经济及社会形势提出了诸多问题。其他参会代表涉及金融、保险、财政、贸易等各学科，在整个研讨会中与会专家学者都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形成了一系列复旦经济学研究的共识。在当天的研讨会中，袁志刚教授首先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的演讲。袁志刚教授认为十八大报告提到的 2020 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的目标要求 GDP 年均增长率至少达到 7.5%。这将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过去中国经济所取得年均 10%的增长实质上是一种要素驱动模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与世界上先进的生产要素，比如资本和制度很好的结合在一
12、起，使中国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这种要素驱动模式忽视了要素市场的发育，导致了要素价格扭曲。为实现十八大所提出的目标，中国需要从要素驱动模式转向效率驱动模式，为此需要进行要素市场改革，从而实现人口、土地和资本的优化配置。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主要体现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空间维度的优化配置表现为城镇化，其发挥了要素集聚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时间维度的优化配置表现为财富管理型金融的建立。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建设金融需要转向财富管理型金融，有效配置储蓄资源，以期获得更大的收益以满足养老保障的需求。华民教授就未来中国发展模式发表了演讲。他认为中国未3来不能依靠内需，更重要的还是应当依靠对外贸易。首
13、先，历史经验表明，大国的崛起从来都是临海国家，而不是内陆国家，因为内陆运输成本太高。其次，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最大区别在于规模经济，因此，制造国通常都具有较大产能，这需要依靠贸易来平衡。最后，中国目前还不具备扩内需的条件。中国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经济发展还未进入罗斯托理论中的群体大规模消费阶段，因此，中国的消费必然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鉴于此，中国未来应当依靠发展对外贸易来促进经济增长，如果农业能够实现规模化经营，由此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将进一步释放大量农村劳动力，中国的比较优势依然不会丧失，并且通过对外贸易可以将产能输出，避免产能过剩，中国的产能过剩将只表现在不可贸易部门。 张军教授
14、就中国经济重启改革的困难之处发表其看法。十八大的关键词是重启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逐渐丧失的现状。然而重启改革并非易事，其中的难点在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国有企业的结构性改革释放了下游经济的活力，使得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不过国有经济也逐渐控制了上游经济，形成垄断，并开始向金融、房地产等部门渗透。中国体制也慢慢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垄断牺牲的是效率。过去国企改革容易推进的原因在于国企大部分处于亏损状态，各方利益的改革意愿比较强烈。但是，目前国家资本主义下的国企却具有较强盈利能力，由此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没有一个部门思考体制改革的问题，这使得未来改革难以推进。 殷醒民教授就中
15、国稳增长的措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应当依赖于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目前，中国制造业人均资本存量仅为美国的八分之一，并且中国人口占世界约 20%，制造业产值占世界的比例不到 10%，而西方国家人口占世界比例不到 10%，制造业产值却占到世界的 40%。因此，中国物质资本投资还存在增长的空间。中国每百万人口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也落后于发达国家，预计 2050 年才能达到新加坡目前的水平，因此，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也存在增长的空间。资本积累程度决定了生产效率差距缩小的程度。此外，中国还需要通过打破垄断、放松管制和鼓励竞争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是经济成功转型的关键。在随后的研讨中，
16、与会的专家学者纷纷发言，提出了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第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依然离不开全球化。中美两个大国的产业链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双方都将受益。中国在发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还需要加强双边和多边区域经济合作，积极促进中美、中俄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金融资源分配不均衡的格局亟待打破。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在金融资源上享受着不对等的待遇，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活力。民营企业往往被迫通过出口和引入 FDI 的形式来满足其对流动性的需求，一旦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民营经济将会因无法获取流动性而遭受更为严重的冲击。第三，避免走上日本经济的老路。日本经济的迷失在与大量的资本从实体部门流向房
17、地产部门，导致了泡沫的产生和随后的破灭。在金融体系不发达的情况下，土地承载着社会保障、抵押价值和实际收益三重功能。土地功能越多，价值也就越大。中国应当避免资本向房地产部门的流入，积极引导资本流向实体部门。第四，养老和医疗保障需适度推进。当前社会保障存在着不公平，事业单位的福利甚至高于企业，高学历群体往往因为事业单位较高的福利而放弃更能发挥其才能的岗位，从而出现人力资本被浪费的现象，这已经影响了经济的效率。另外，欧债危机的教训表明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不及公平的社会保障。【复旦经济学人解读十八大政策】华民：发展内贸还是外贸将决定中国的未来发布时间：2012-11-14 浏览次数：1415发展内贸还是外
18、贸将决定中国的未来时间： 2012 年 11 月 114日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华 民（注：如有媒体转载请联系 ）在有关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上，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想法是内需驱动。然而，无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还是从理论逻辑来看，这样的想法都是有问题的。事实也给出了很好的回答，不做外贸搞内需的结果带来的只能是经济增长的减速。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是富有还是贫困，关键取决于 GDP 和人口的竞赛，凡是 GDP 增长快于人口增长的国家，人均收入就有可能显著提高，从而变成富有的国家，凡是GDP 增长慢于人口增长的国家，就会跌入“马尔萨斯陷阱”而成为贫困的国家。经济增长是如此重要，以致成为需要专
19、门加以研究的学问，于是便有了现代经济学。从制度上来讲，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是人权和产权，没有人权和产权制度的保障，就不会有明确的财产归属，掠夺就会替代财富创造而成为人们致富的手段，其结果尽管社会会有富人，但整个社会必将是贫困的。从方法上来讲，亚当斯密的发现至今仍然有效，按照他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观察，工业化时代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分工、投资和贸易。从逻辑上讲，在这三个因素中最为重要的显然是贸易。就像亚当斯密所强调的，分工取决于市场的范围，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越是会走向深化，当国内市场规模有限的时候，为了促使分工走向深化，就必须通过对外贸易来开拓市场的“新边疆”。除了分工，投资也是推动经济增长
20、的主要因素，然而，随着投资的增加，就会产生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假如生产函数是报酬递减的，那么就需要通过贸易来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包括斯密和马克思在内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把贸易看做是起反作用的因素；第二，假如由于技术进步而使得生产函数从报酬递减的变为递增的，即生产函数发生了从规模报酬递减到规模报酬递增的转变，那么市场的规模也就必须随之扩张，于是出口贸易再次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简单回顾一下自1405 年以来的世界经济，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凡是坚持贸易立国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成为当时最为富裕的国家。比如 15 世纪垄断了地中海贸易的意大利北方、16-17 世纪控制了大西洋贸易的西班
21、牙和葡萄牙、17-18 世纪控制了东印度群岛香料贸易的荷兰、以及 18 世纪工业革命发生后把工业制成品（纺织品）卖到全世界的英国，先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富有的国家。与此相反，自 1443 年禁海闭关的中国却每况愈下，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放弃对外贸易、回归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到了1950 年，中国居然会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人均收入低于公元 1000 年的国家。当然，中国也不是没有富裕过，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三个时期的经济表现最好：一是有北方丝绸之路的汉唐时期；二是有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南宋；三是 1979 年改革开放、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的中国。由上可见，无论是理论还是历史都清楚无
22、误地告诉我们，贸易是决定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的关键性原因。如果这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那么放弃外贸搞内需必定会导致经济增长的衰退和国家的衰落。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刺激内需来推动经济的做法不仅对于中国这样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可行的，即使对于收入水平很高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也是行不通的。美国在 1871 年至1971 年的工业化 100 年中采取了贸易立国的政策，其中有 90 多年是贸易顺差，然而自 1980 年代开始走依靠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道路后，仅仅是在20 年以后，就由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为最大的债务国，并在今天走到了财政悬崖。同理，欧元区国家也是因为依靠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导致了
23、今日的欧债危机，从而使得那些依靠借外债度日的南欧国家必须依靠通过出口而获得巨大财富的德国给予资助，否则整个欧元区随时有可能走向崩溃。现阶段的中国是个内需高度匮乏的国家，根本不可能通过依靠内需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首先，从经济结构上来看，中国是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一半人口在农村，而农民是半自给自足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里通常都存在内需不足的严重问题；其次，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中国还未进入罗斯托所讲的群众大规模消费阶段，即使是那些需要依靠市场交易来生活的城市居民，也由于受到收入水平有限的制约而缺乏消费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便深陷经济起飞、产能释放和内部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严重不足的
24、矛盾之中。面对这样的矛盾，我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选择，当然也会因此而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一是积极开展对外贸易，通过对外出口来平衡不断释放的产能，中国将因此而逐渐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二是走扩大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道路，那么不断释放的产能就会成为所谓的“过剩产能” ，这些被错误地定义为过剩的产能（因为对于可贸易商品来说，并不存在过剩的问题，只有不可贸易的商品才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 ，在无法通过出口贸易加以平衡的情况下，只有被无情地压缩或者淘汰，由此带来的后果必定是生产和投资的下降，从而导致经济走上衰退之路。在 1979 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里，我们的经济之所以能够高速增长，就是因为我们正确地选择了
25、第一条道路。然而，自2008 年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受短期国际经济形势恶化的迷惑，我们居然要放弃第一条道路，而改走第二条道路，那么等待我们的很有可能是长期性的经济衰退。光明日报：袁志刚怎么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布时间：2013-01-08 浏览次数：4072013 年 01 月 04 日 来源：光明日报地址链接：http:/ 余年，中国经济在早期增长中获得了非同一般的能量和动力，在所有新兴经济体和转轨经济体中独树一帜。但是，这种粗放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其增长动力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要素价格的扭曲，无法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政府力量的无所不在，一定会破坏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并使经济
26、结构扭曲，阻碍经济转型。未来政府转型的关键，在于分清市场和政府的界限，明确政府职能。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在转轨初期具有增长效应在明确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目标后，我国市场机制的建设是在“顶层设计”的引导下进行的：中央政府设定基本制度框架，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部门同时在这个框架内进行制度创新，通过试错机制，形成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秩序。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一方面通过价格的“双轨制”，放宽了国有企业生产和销售的限制，解决了基础生产资料生产的瓶颈；另一方面开始允许民间资本进行投资、生产，充分调动了国内资本的积极性，降低了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流动壁垒。并且，在以 GDP 为主要政绩衡量标准的行政体
27、系内，地方政府执政目标与当地各类型经济主体利润的牟取存在制度上的激励相容。各级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也成为构建其政绩的重要内容和手段，这种“锦标赛”式的地方竞争，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推动力。虽然存在普遍的低效配置问题，但地方政府所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市场的高效运行提供了必要的公共品，这对市场而言是一种有力的补充，有效降低了经济运行所需要的整体交易费用。就宏观经济整体而言，中央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制度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商业银行体系的建立，使得银行系统由专门为经济计划配置储蓄资本的角色，转化为具有一定自主经营权的融资角色。证券市场的设立和发展也为金融多元化创造了条件。虽然
28、整体来说，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并没有体现出较高的效率，但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资本融通形式的创立，为经济发展的“制度红利”发端打下了基础。随着高考的恢复和人口迁移流动限制的制度性放松，我国劳动力市场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了资源整合和质量的提升，尤其在加入 WTO 以后，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人口红利”保证了近十年来经济增长的要素供给。1997 年开始的国企改制，以及 1998 年伊始的房地产市场改革，是对现有资本利用效率的显著提升。国企改制前，虽然在民营部门和外资的迅速发展下，国有资本运作的低效率和对金融资源的占用，并没有对经济增长造成明显的“拖后腿”现象，但随着国有资本转化为民营资本的经营模式
29、的变化，这部分市场化了的运营资本的效率确实得到了提高。房地产市场的改革为资本市场提供了更大的资源，揭开了德索托所谓的“资本的秘密”，使得民间财富得以转化为资本投入。政府干预对市场经济所造成的扭曲使增长不可持续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呈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建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构性扭曲所蕴含的弊端也逐渐显现。政府和市场两重力量作用于经济体的运行，但二者的分工却并未得到有效合理的划分。在改革开放前期，政府在建设市场机制方面有着重要的制度贡献，但这种制度设计中依然存在十分浓重的计划色彩，具体而言，政府不仅是市场秩序、规则的制定者，而且通过权力与国有资本的联合，直接参与到了市
30、场游戏之中。随着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金融业在整体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逐步显现，但在现实中，银行、证券市场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服务作用并没有随之快速提升。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国有资本和大型民营资本享受了更多的金融服务。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需要各种规模、类型的企业进行异质性竞争。对于中小企业以及微型企业而言，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更为重要。政府庇护下的企业往往享有与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等无关的政策性成本优势，不利于市场竞争的充分展开，也阻碍了企业效率的提升。我国经济的下一轮增长动力，在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化不仅意味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或者农村人口就地变为城市户口，关键还是要实现这部分人口的市
31、民化。在城乡二元经济的巨大差距之6下，农村人口的迁移是一个必然现象，中西部地区不少地方政府通过政策推动本地人口外出打工。但要实现农村移民的市民化，就需要各地方政府提供充足、公平的公共服务。户籍制度所带来的社会保障、居住权利等方面的分割，使得农村人口在城市生活的成本过高。此外，与城市化相伴随的城市房地产开发，虽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动力，但随着城市住房价格的高企以及如教育、医疗等具有公共品意义的服务价格的提高，农民所面临的巨大潜在成本将阻碍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从各种类型所有制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1997 年开始的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确实造就了一批具有巨大资金规模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的资
32、本扩张也对民营部门造成了负面影响。具有行政垄断性质的央企和国企，利润往往来源于政策优势，从整个经济体利益分配的角度来看，其利润实质是从一般消费者和民营企业的利润中挤占出来的。这在国有资本处于产业链上游的情况下尤为明显，上游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价格加成，通过流通转变为下游企业的成本，挤占了下游企业的利润空间。同时，地方政府对于本地税基的保护，也导致钢铁、机械、水泥等产业出现大规模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现象突出；对于一些规模效应比较明显的行业，企业间的兼并重组也受到地方政府的限制，无法深入发掘潜在效率。改革之路：市场与服务型政府过去我国采取粗放型的要素驱动式增长，这种增长模式是建立在要素价格扭曲的基础上
33、的，我国也因此积累起最初经济起飞需要的资本，取得了改革开放至今 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随着要素资源的愈发稀缺，为实现社会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增长，我们亟待转向效率驱动、甚至是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这就要求由市场机制来找准要素价格，并在此基础上提高要素生产率，政府的职能则是尽可能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减少腐败和寻租行为，并逐步摸索出在市场中的作用，发挥后发优势。等时机成熟，最终实现创新驱动。创新驱动不仅需要人才和技术，还需要政府和制度对人才、技术的保护和激励，更需要政府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和维护市场机制的能力。政府转型的关键，在于分清市场和政府的界限，明确政府职能。在市场机制能够解决问题的领域，政府应
34、当退出；在当前机制、制度无法解决，但是通过完善市场机制能够解决问题的领域，政府也应当逐渐退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市场参与主体提供公平的游戏规则，弥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时的不足。鉴于此，政府应当在以下方面改变当前所扮演的角色。其一，应处理好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对于外部性很强的自然垄断行业、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行业，政府“有形之手”可以纠正市场的失灵，并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而对于一般竞争性行业，政府不应设置门槛限制民营经济的进入，而应鼓励民营经济在这些行业的发展，更大程度地促进竞争。其二，应逐渐退出要素市场，让市场机制在要素配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土地市场，应界定好土地的产权结构，让市
35、场发现各类土地的价格，使之得到最优的配置。在信贷市场，还存在着对民营部门的歧视，金融资源难以在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之间实现优化配置，需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参与金融行业的竞争。其三，应在公共服务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公共产品存在着社会边际收益与个体边际收益、社会边际成本与个体边际成本不一致的情况，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在公共服务领域中显得捉襟见肘，此时更需要政府的介入以实现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规模。目前，我国亟须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无差异的基本公共产品市场，实现基本公共产品的国家化、标准化，减轻区域间、城乡间资源配置的不均衡程度。这也是从另一种途径降低大城市户籍的含金量，从而有利于扭转劳动力空间配置上
36、的扭曲，避免福利性迁移。在一定意义上，公共产品国家化和均等化到来之时，就是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建立之日。市场机制会产生马太效应，因此需要政府通过财税制度来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现有研究表明，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已经处于较高水平，这是市场机制运行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因为优胜劣汰是支配市场经济的法则。但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福祉，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政府在维护结果公平、收入与贡献相符的同7时，还需要通过收入再分配将市场机制导致的收入差距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其四，减少对企业的干预，调动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政府应当引导而不是规定企业的投资领域和范围，应当建立一个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
37、的市场环境，尊重市场规律和企业自身发展规律，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市场本身就具有激发创新的机制，它给予企业创新的补贴便是超额利润。（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责任编辑：张湘忆）张中祥教授应邀在东亚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学会大会上做主题报告发布时间：2013-02-25 浏览次数：1972013 年 2 月 21 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张中祥应邀以“气候减缓、竞争力与碳泄露考量以及碳排放边境调节”为题在第三届东亚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大会上做了一小时的大会主题报告，受到主办方的高度评价和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张中祥指出各国间差异化气候变化政策客观上引起竞争力与碳泄露的担忧。他首先
38、讨论了的碳泄漏的主要渠道和学界和欧美政府用何指标来确定面临碳泄露风险的经济部门。然后，张中祥从宏观和部门角度考察了碳泄漏的数量大小。考虑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从九十年代开始已实施了一系列严厉的环境政策，比如环境税、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张中祥讨论了这些已实施的环境政策是否已带来竞争力受损和碳泄漏，并详细分析了造成事后政策实施的结果与事先经济模型研究预测的结果不同的成因。最后，通过比较一系列应对碳泄露的政策和措施，张中祥提出了应对碳泄露的最佳政策和兼顾 WTO 条款和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进展考量的次佳方案。第三届东亚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大会于2013 年 2 月 20 日-22日在中国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本
39、次大会由东亚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学会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经济学分会协办。2012 年世界经济热点问题圆桌会议综述发布时间：2013-01-09 浏览次数：4622012 年 12 月 22日，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2012年世界经济热点问题圆桌会议顺利召开。世界经济系主任黄亚钧教授宣布会议开始并主持了第一场主题发言，世界经济系庄起善教授主持了第二场主题发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唐朱昌教授、陈建安教授、沈国兵教授、刘军梅副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黄先海教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尹翔硕教授、强永昌教授、程大中教授、吴力波教授分别做了主题发言。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茆训诚教授、复旦大学
40、世界经济研究所胡荣花副教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罗汉、潘宁、田素华、孟俭、王健等老师参加了会议，并进行了会议讨论。尹翔硕教授基于“全球趋势 2030”等两个报告，对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作了基本判断，认为美国的影响力有所下降，新兴国家的影响力正处于上升状态，但问题依然存在。中国问题面临的任务是：稳定增长、转变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依靠外资进入维持的增长不能持续，需要依靠国内消费需求拉动，因国内储蓄率较高且主要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在提高。调整结构的关键是改革收入分配政策。依靠政府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难度很大，中国调整结构应坚持从市场经济改革入手，从转变政府职能入手，进一步开放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准入，允许
41、所有类型的企业处于平等竞争状态。唐朱昌教授对2012 年的俄罗斯经济做了回顾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向做了展望。唐朱昌教授指出，2012 年发达经济体没有摆脱增长颓势，仍处于低迷状态，但全球普遍呈通货膨胀趋势。例如美国，存在财政悬崖、房地产低迷，以及严重的失业等问题；欧洲的主权债务问题、日本经济外需不足问题。此外，金砖国家增长率有所放缓，各国利益诉求分化明显，经济博弈激烈。俄罗斯是 2012年唯一没有被 IMF 下调增长预期的国家。居民实际收入增长 3.5%，外贸顺差较大。人口8负增长得到遏制；投资环境排名上升；高盛预测俄罗斯将在2020 年超过意大利。2013 年，俄罗斯仍旧处于政治发展的过渡期，政
42、局可控，但难以确定完全的政治架构，表面的三权分立制度并没有起到制约总统的作用。在经济模式方面，俄罗斯领导层存在分歧，属正常现象。不同领导人代表的不同经济增长模式，可能会带来试错成本。俄罗斯入世后，是否能把握入世机遇和趋利避害是个问题。入世肯定有利于俄罗斯经济发展，关键是其能否把握这个机会。俄罗斯在远东开发与欧亚联盟建设方面一直有宏伟计划，试图建立从里斯本到海参崴的大欧洲联盟，但缺乏资金保证。俄罗斯的资本外流难以遏制，且因俄罗斯拒绝外国移民进入，只接受高端人才，不接受低端人才，导致其劳动力供应不足。俄罗斯能否获得稳定的能源收入仍是未知数。俄罗斯的发展仍将受到美国等外部制约。程大中教授基于中国经济
43、史文献与数据，讨论了“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的问题。他首先回顾了过去 15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在 19 世纪中后期，中国的实际 GDP 占世界的比重约为 20%；实际人均 GDP 与世界平均水平基本持平；而在 150 年后的 2011 年，中国的实际 GDP 占世界的比重不到 10%；实际人均 GDP 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42%。从趋势模拟的角度看，1978 年以来的中国对外开放只是对 19 世纪中后期中国开放水平的回归，尽管两次对外开放的方式与性质不同。其次，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与贪污腐败逐渐形成正反馈机制的恶性循环模式，这一模式集聚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将造成经济和社
44、会崩溃。要打破这一恶性循环模式，一方面政府必须回归本位，恪守“守夜人”角色，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同时要深入推进体制改革，建立与完善体现“模糊面纱原则”的宪政秩序和法治。高薪无法“养廉”，只有好的宪政秩序和法治才能“养廉”。黄先海教授根据中国技术企业数据，分析了产品内分工、要素成本与企业技术创新问题。黄先海教授认为：中国出口量虽然大，但获益较少。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不断上升，生产成本也在上升，因出厂价格仍然很低迫使企业进行内部消化。研究显示：要素成本上升对创新投入的弹性为负数，对新产品的弹性则显著为正。创新企业是将母公司的新产品导入，而不是自己研发。但认为出口贸易负增长不利于经济增长则是严重的误导，
45、此判断未考虑出口贸易的乘数效应。另外，外贸出口能带动产业升级，但实际上，出口量越大，升级越慢，这是贸易的逆反效应，企业会用市场替代来替代产业升级；传统产业向外转移而新的产业却未出现时，容易引起产业空心化。沈国兵教授就出口退税和工资水平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做了发言。沈国兵教授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人民币汇率变化不是很大，但中国出口大量提升明显。我们可从工资、出口退税角度做分析。利用季度数据，在传统的模型加入出口退税和工资水平后的研究结果显示，工资上升诱导企业创新，并形成倒逼机制。从低工资到高工资，并没有改变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出口对工资具有一定的正反馈作用。贸易部门生产力高，利于出口。加入出口退税和人
46、均工资后，国外收入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不再具有显著的影响关系。因为国外收入和汇率波动对出口的影响作用大大降低，工资上涨并不是对出口不利。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出口影响不大，工资上涨不是原罪。陈建安教授就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做了主题发言。陈建安教授指出，就经济福利及 GDP 效应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对韩国最有利，对日本最不利；对最惠国实施关税税率，韩国最高，中国最低；但总体来说，日本最低，韩国最高，不论是加权平均还是简单平均，韩国的海产品和农产品、大米与日本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陈建安教授认为，中国不应该过于参与农产品关税战争。就制造业来说，对中国比较麻烦的是汽车行业。日本制造业的
47、关税已接近于零，但形成对比的是，韩国在某些制造业里关税特别高。因此，日韩谈判里主要围绕中间品、零部件行业。我们难以运用单纯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谈判中的各国立场问题，里面有政治因素。中国应采取积极慎重推进态度；至于韩国，韩日 FTA必须推迟到韩中签署FTA 之后或韩中日 FTA建立之后，既怕中国又怕日本；日本仍然保持观望态度。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面临的问题包括：政治上相互不信任，都涉及领土纠纷问题；9韩国的农业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强烈；日本比较强烈地倾向于保护其劣势产业；日本的棉纺织业现在还是优势产业、原材料供应地；最后是政治及外交上的利己主义。由于以上因素存在，中日韩
48、自由贸易区（FTA）谈判可能旷日持久，三五年都不一定谈得下来。就中日韩三国而言，其战略是综合平衡，尽最大幅度地克服农产品关税减让瓶颈，竞争力丧失企业可将生产向外转移；竞争力弱化企业可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和工序间分工策略。吴力波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兴盛抑或衰亡？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发展动态”。吴力波教授指出了欧洲碳排放市场出现的新状况，特别是碳排放权价格下降剧烈。吴力波认为，碳市场和普通商品市场不同，既有可预测因素又有不可预测的因素。外部影响因素包括：温度 气候 能源价格 经济景气；系统内部影响因素包括：总量约束、部门约束（航空）、供需不确定性。碳排放市场存在是否合理，仍存在争议。据科斯定理，碳排放
49、权作为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其价格环境损害小时用价格政策；环境损害大时用数量政策。气候变化不应该用总量，因为环境损害取决于温室气体存量，因此不应该用碳排放权限制。美国学者认为价格政策优于数量政策。Stem 认为，要用数量控制。中国政府用了数量。2013 年开始，有 7 个试点会进行碳排放交易预测。碳的排放价格和经济景气有明显的关系，但期货价格不稳定，很多时候是反向波动，和煤炭价格成正相关，和石油价格关系不明显。欧盟有个碳供给总量，存在一个价差，有一个稳定的套利空间，价差增大；政策多管齐下之后，企业是否还有兴趣和动机去参与碳市场。市场主体的类型：受管制的排放主体与其他交易者；市场结构：大排放主体与中小排放主体；交易成本：搜寻、谈判、执行、监测、报告、核查（MRV）很高的交易成本市场监管。欧洲有总量约束的交易主体 22000 家；德国有很多企业，宁愿浪费了碳排放空间，也不愿去卖掉多余的碳排放权，因为觉得交易成本太高。2013年要把碳交易市场扩充，从欧洲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