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之洞与时务报维新派的文化关系张之洞与时务报维新派的文化关系口阳美燕(湖南大学新闻学院,湖南长沙 410082)摘要:从维新运动兴起到戊戌政变之间,张之洞与以粱启超为代表的 时务报维新派都倡导社会变革.深入考察张之洞的代表作劝学篇发现,在“救时“ 的大局下,在时务报时期,“求大同存大异“ 是张之洞处理与后者关系的准则,这使他与后者之间保持着既合作,认同,又矛盾,冲突的独特文化关系.关键词:通经致用;思想启蒙;求大同存大异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06)06.0068-04作者简介:阳美燕(1973-),女.湖南衡东人,湖南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华中科技
2、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新闻史,国际传播.收稿日期:20060407张之洞与维新派的关系,人们几乎一律采取“ 洋务派首领张之洞“ 这一表述 ,以示二者的分界.这种表述预设了“进步 “对“顽固落后“的单一批判主题和视角,忽视了对有关重要史料的细致考察,其结论难免片面.本文拟以集中体现张之洞思想文化主张的劝学篇为主要线索,深入细致地解读张之洞处理与时务报维新派关系的准则,以透析在民族危亡关头他们之间“ 求大同,存大异“ 的独特文化关系 .张之洞从小受过严格,正统的儒学训练,后来又在各地做了十年学官,他“清流“ 经历,二十六年的疆吏生涯,深受朝廷倚重,其忠君卫道的儒学思想可谓深入骨髓,他对朝廷
3、的忠爱之心在劝学篇里也表露无遗他对自己身处的“大变“ 时代有清醒痛彻的认识.并生出拯救时局的社会责任感:“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在劝学篇?序里流露得非常深切:“ 不佞承乏两湖,与有教士化民之责,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规时势,综本末.着论二十四篇,以告两湖之士.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1正是这一社会背景和心境,使张之洞产生?68?了“ 务本 ,务通 “的双重追求 .他倡导社会变革的内在追求,正是这一起点,使之与时务报维新派梁启超等的变革思想具有了可比性.总体上,二者在社会变革的思想基础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
4、貌似,但更存在重大分歧.儒臣张之洞的思想基础在于以“务本“ 为前提和界限.达到“务通“ 的目的 .张之洞的所谓“务本 “即扞卫孔儒之学的至尊地位.他说:“昔春秋之季,周若赘,孔子诛乱贼,孟子名仁义,弟子布满天下,七十子后学者,流衍益广,至西汉而儒术大兴.圣道诏明,功在万世.至北宋而正学大明,学统文体皆本昌黎.宋儒重纲常.辨义利,朱子集其成.是故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此皆往代之明效,而吾先正不远之良轨也.,【lJ“.作者由源而流,将中国传统文化理论的主干一一孑 L 儒之学作为正学的源头提出来,可谓正其宗;然后进一步阐述它由“汉儒发明于前,宋儒扩张于后“的流衍线索 ,即归纳学统,同时将之政治化和
5、道德化.突出其社会政治意义指出扞卫“正学 “传统的现实意义在于 “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这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的问题,更是事关“国势“ 的大事 .所以 .在作者心中 .这一“ 正学“( 或日“ 孑 L 门之学“,“ 孔盂之教“,“ 儒术“,“旧学“,“中学“ 等)即“圣道“,即“ 圣教“,具有至尊的地位.那么,孔儒之学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简言之即“ 王道纲常“. 所谓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由此而建立起来的“亲亲,尊尊,长长“ 的政治秩序和道德规范“. 对于这种孔儒之学的至尊地位,作者不断“征之经“,“ 征之史“,“征之本朝“,旁征博引,由远及近,显示他深
6、厚的国学功底及对中外时务的熟稔,从其论证逻辑来说,具有极强的理论说服力,加之以朝廷重臣的一片深切忠爱之心,显示出文质彬彬的儒学传统.所以.务本一扞卫孔儒之学的“圣教 “地位,是张之洞 “务通“倡导社会变革的前提和思想基础.梁启超也提倡中学和中体,可是劝学篇却对康梁维新派和时务报的有关言论进行了批判,他说: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口8.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故为此说以规之 3.可见.张之洞与时务报维新派在倡中学方面有着重大分歧.宗经第五日:“诸子之驳杂,固不待言,兹举其最为害政害事而施于今日必有实祸者.如:老子庄子故学老者病痿痹,学余子
7、者病发狂.张之洞对于诸子之学甚至包括诸子中的儒学如苟子是明确反对的.其用意何在?冯天瑜先生认为这体现了张之洞与梁启超诸人的分歧所在:后者所持的是中华文化的原典精神,即以“三代之治“,“尧舜之道“解救近古专制.重在先秦原典精神中的原始民主和民本主义;而前者所持的是秦汉以降由董仲舒论证之,朱熹发挥之“ 三纲 “说,后儒之作 (四书五经为其代表 ),而非儒学原教.这种学脉差异的细微之处恰恰烛照出张之洞与以梁启超为首的时务报维新派的重大文化分歧.这也就是劝学篇不惜反复铺陈列举先秦诸子流弊的原因所在.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文化分歧不是无限的,在张之洞的笔下似乎还隐藏着可以调和的深意.“其中理之言 ,往
8、往足以补经义 ,应世变“. 承认诸子说的补经义处,这是调和的前提.“窃惟诸经之义,其有迂曲难通 ,纷歧奠定者,当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科学版以论语,孟子折中之“,另有?诸子知取舍“ “,这是指出调和的可能途径.因此,我们既要重视张之洞与梁启超等人的文化分歧,同时也不应忽视当时张之洞的调和意愿,尽管这种意愿是深藏难识的,且这种意愿并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然而,“ 好古 “并不是梁启超的目的,师承康有为的“公羊三世 “说阐述其历史进化观点才是其旨归.他在阐释“春秋三世之义 “后,转而将其附会于近代西方的进化论,他说:“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籍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
9、.智之强也.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口其目的是以此作为仿效西学,进行维新变革的理论依据,为进一步倡导西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张本.所以,一方面遥托远古的原始民主思想,一方面远借近代欧美的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两相附会,成为梁启超维新主张的思想基础.至此,张之洞与梁启超等维新派关于社会变革思想基础的分歧和文化矛盾已经非常明显但这是否意味着二者之间因此便没有共识而势不两立呢? 张之洞张扬孔儒 “圣道“的目的并不在泥古循旧,而在于为倡欧美西学定基准和限度.最后还是要走仿效西学这一条路,他说:“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LlJq
10、.张之洞认为,中西文化是正与补,源与流的关系.西法源于中学,只是“学术治理,或推而愈精,或变而失正“,才有了今日中西学之别这种“正补 ,源流 “关系 .同样是张之洞心中正儒之学与诸子之学的矛盾关系既然如此,二者便不是无限对立的,而是有合作空间的.而最根本的是,他们都是在民族危机关头为着“ 保国 “,“保种“(即维持封建君主的统治和中华民族的独立)这一主题而倡导变革的,可谓殊途同归.但是,由于清朝已病人膏肓,根本没有让他们有到达同一终点(保国,保种)的前景,所以,历史所呈现给后人的便是他们之间走在不同道路上的巨大分歧.张之洞关于变革领域的基本主张集中于劝学篇?外篇 之中.他认为实行变革的总体?6
11、9?2007 年第 1 期原则是“夫不可变者 ,伦纪也 ,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m 由这一原则确立的变革领域是宽广的,他主张“新旧兼学“,“政艺兼学“.认为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领域到社会科学领域,从工业到商业,从设施到制度,皆在学习的范围之列,这些也在变革的范围之内.他还进一步提出仿效西方,进行变革的尺度和标准: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13可以说,站在朝廷儒臣的角度,这一标准是开明的,其允许的改革领域和内容也是宽广的,因为,它已摆脱了“古无征“的局限,不必事事察之三代,援之祖制,而是参照泰西各国的成功经验,可以有自主开创的成分.
12、当然,前提是不违背孔儒道统,因为它是维持朝廷政统的基础.为了奠定这些变革的社会基础,张之洞还主张将这些西学知识纳入科举考试的范围之中,通过这一途径将之内化为士人知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所规划的士人知识结构即第一层为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此为中学经济;第二层为时务,即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此为西学经济;第三层为四书五经.科举三场试先后考这三层知识,所以必须通达时务,研求新学者才有资格进入科举的最高场试1l“.这也就是说.通过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达到推行各项变革的目的由此我们看出,张之洞推行变革的指导思想
13、是通经致用的经世观念.所谓“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即此之谓也.“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 ,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1l 这种强烈的实用态度一直指导着张之洞的新政实践.如他在督鄂期间,就建立了钢铁,冶金,矿山,军工,纺织等行业的近代工业体系,施展其经世致用的新政才能,政绩赫然.同样是倡导以西国为参照进行变法,兴学,讲求工商的时务报维新派是如何主张的呢?张之洞将之概括为“倡为民权之议 ,以求合群而自振“, 并认为此系“ 召乱之言 ,无一益而有百害.“ 合群“是梁启超的着名主张 ,汪康年也是坚定的合群论者.所以张之洞在此是直接针对时务报维新派建立在合群观基础上的民权?70
14、?观.梁启超民权思想的基本特征是重视“开民智“ 的思想启蒙,其核心是务求通过各项变革达到社会的思想启蒙作用,启蒙对象从士到农,工,商,兵,涉及社会各个阶层他采取各种官方的,民间的途径进行变法宣传,包括兴学会,开报馆等,通过大量的公开言论进行舆论宣传.这种指导思想上的经世致用与思想启蒙之别,使梁启超企图深入到政体和国体领域进行更彻底的变革,仿照日本实现君主立宪.而张之洞虽然也极力宣扬学习日本,却不主张变革进入国体领域,而只是希望将君主专制制度维持在最大的开明限度内.正权第六主要为驳民权之说,同时也集中体现了张之洞的变革道路思想.对于立议院,他说:“ 凡遇有大政事 ,诏旨交廷臣会议,外吏令绅局公议
15、,中国旧章所有也.国家有大事,京朝官可陈奏,可呈请代奏.“1g 对于立公司,他说:“ 华商陋习 ,常有借招股欺骗之事,若无官权为之惩罚,则公司资本无一存者矣 nl.对于开学堂,他说:“若尽废官权,学成之材既无进身之阶,又无廪之望,其谁肯来学者?“nl.对于练兵,他说:“ 兵必需饷 ,无国法岂能抽厘捐?非国家担保岂能借洋债?“18.对于历代经验,他说:“盖惟国权能御敌国,民权断不能御敌国 ,势固然也“Eli“总之,变革要以官权为保障,以国权为前提,也就是说要由清政府领导,遵守由上而下的路线,而不是由下而上,当然基层和民众尽可以提出建议,但决定权在政府,张之洞说:“但建议在下,裁择在上,庶乎收群策
16、之益,而无沸羹之弊,何必袭议院之名哉!“1这是“ 尊尊 ,亲亲 ,长长“ 的儒家秩序 .对这一路线,张之洞是身体力行的.他的所有改革意见均通过“正途 “,以奏议的形式向朝廷提出 ,而且审时度势,深思熟虑,如他于 1895 年 7 月 19日呈吁请修备储才折建议光绪帝采取九条变法措施,于 1898 年 7 月由门生黄绍箕向朝廷进呈劝学篇,于 1901 年 7 月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共呈江楚会奏变法三折.都采取由下而上的建议方式,由朝廷“裁择“ 以后再实行 .这既出于他多年仕宦生涯练就的思维方式,也出于他尊朝廷,卫社稷的儒臣心态,使之履行务实,稳健的渐进改革道路.劝学篇在具体改革措施上除了兴民权立议院
17、方面外对维新派的批评并不激烈,但即便是对反对最甚的设议院事,他也并未彻底否定,而是认为退一步讲,如果要设议院,上下议院的议员得有一定的议政素质和基础,但中国现在这两院的人才都不具备,所以存在时宜问题,张之洞说:“ 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从操作层面讲,这确实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对讲求稳健务实的张之洞来说,时务报所大力鼓吹的改革舆论,过于激进,且老是采取自作主张的民间方式,既无益于改革方案的推行,又有害于“学术人心 “,即社会稳定 .他主张执政言官,疆吏,将军,军民,士林,各人各就其位,各尽其事,在儒道规范的社会秩序内有条有序地推动变革,这
18、样才能够起到实际作用,才不致于引起社会动乱口51.那么,他认为像梁启超,汪康年他们动不动就合群动众,忽视了保国,保教,保持社会稳定的匹夫之责,是不行的.所以,张之洞批评说:“今日颇有忧时之士,或仅以尊崇孔学为保教计,或仅以合群动众为保种计,而于国,教,种安危与共之义忽焉.“.梁启超等维新派,怀着知识分子的一腔忧愤之情,毫无顾忌地批评时政,指斥时弊,以激起“ 天下之公耻“, 认为“贤者耻大,不贤耻小,人人耻其耻而天下平.“3 】2“同样是以天下为己任,但其途径是激发民众的知耻之心,学习日本“君臣民耻韧盟而幡然维新“a2, 所以选择合群动众的思想启蒙道路,坚持“思开风气,开知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科学版识,非合大群不可“.,这在张之洞及其幕僚看来是虚夸不实,甚至把他们批为法国大革命时期激进的雅各宾主义l,会导致危机四伏,邪说暴行,横流天下.由上可见,即使是从在时务报危机和矛盾已经激化的时候所作劝学篇来看,儒臣张之洞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时务报维新派在关于社会变革的思想文化方面既存在着明显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