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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不抵抗主义”及其责任.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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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1、张学良与“不抵抗主义”及其责任第 7 卷第 3 期2005 年 5 月东北大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NortheasternUniversity(SocialScience)Vo1.7,No.3May2005文章编号:l0083758(2005)03021005张学良与“不抵抗主义 及其责任胡玉海(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辽宁沈阳 l10036)摘要: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军奉行“不抵抗主义“,致使日军在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四个多月就占据了全东北.不抵抗政策造成东北军不战而溃,使东北山河转瞬沦陷;不抵抗政策给东北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危机.事变前张学良曾主张武力抵

2、抗,是“力避冲突“ 方针导致 “不抵抗主义“的产生和形成.关键词: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主义中图分类号:K264.2;K827 文献标识码:A一,事变前不同主张与“力避冲突 “方针的形成张学良在执掌东北军政后,特别是实现东北易帜后,对东北的危机局势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维护国家统一,图强御敌的思想,十分明确和强烈.1931 年 4 月 23 日,他在北平外交大楼对河北平津党部委员讲话时说:“说到受帝国主义压迫,实堪愤恨.本人以为中国今日对内应有强固政府,对外极力打倒帝国主义.“到 1931 年夏季,日本为寻找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在东北频频制造事端.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要做好抗日准备:“由万宝山

3、事件及韩人排华风潮以观,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苏联,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为引起蒋介石对日本野心和东北局势的重视,他进一步指出:“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日本既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明确提出武力对抗日本侵略的主张.为使蒋能接受他的主张,他进一步劝告说,对内矛盾应采取政治解决的方式:“现共匪歼灭期近,广东力薄,似无用兵之意,吾公似宜执此外患煎迫之机,务期在政治范围解决西南问题,则党国幸甚.“张学良希望蒋能关注东北形势,对日本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做好抵抗的准备.当时,蒋介石的注意力全部在南方,与张学良的看法恰恰相反.在这种情形

4、下,张学良代表东北集团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应“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并 “直接抵抗日本侵略 “1.张学良此时之所以一再请示中央,希望中央下令武力抵抗日本侵略,有以下两方面原因.在政治方面,自东北易帜后,涉及东北的重大决策特别是外交方面的决策,都必须先征得中央同意才能实行.实行武力抵抗日本侵略这样的重大决策,如没有中央的同意和支持,张学良是不能擅自做主的.在军事方面,张认为武力对付日本,仅以东北力量是不足的,况且当时东北军正在与叛军石友三作战.因此,张学良特别是东北军中下级军人,希望能够得到国民党中央政府同意和支持他们武力抵抗日本.在江西忙于剿共的蒋介石,特意在庐山召集会议,讨论张学良的建议

5、.结果,对中日东北问题,会议作出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的决定.1931年 7 月 13 日,蒋致电张学良,表示排日恐被共产党所利用,同时还会加剧中日纷争.因此,他希望东北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 ,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同一天 ,国民党中央常委于右任也密电张学良:“ 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 1.张学良根据蒋介石和于右任来电意旨,转令东北政务委员会,无论日方态度如何,我方只能据理力争.但张学良和蒋介石两人在对内对外政策的认识上,还不能达到完全一致.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利用“万宝山事件 “和“中收稿日期:2004 一 ll25作者简介:胡玉海(1949), 男 ,辽宁义县人.辽宁

6、大学教授.指陈济棠与汪精卫及桂系联合反蒋,在广州成立的与南京相对抗的“国民政府“.第 3 期胡玉海:张学良与“不抵抗主义“ 及其责任 211村事件“,制造反华浪潮 ,进行战争动员 .而蒋介石却于 7 月 23 日,在南昌行营发表通电,提出了“先安内后攘外“ 的国策,声称 :“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2J. 如果说,7 月 13 日蒋致电张学良要“隐忍自重 ,等待时机“, 是上级对下级的一种意见,一种主张的话,而这个通电则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最高国策,向张学良和向全国人民正式公布的.前者是劝告和引导,后者则是决策和命令.这个通电是作为国策

7、发表的,但它是直接针对张学良武力对抗日本主张的.在蒋介石发表通电的第二天,即 7 月 24 日,张学良致电沈阳张辅帅,藏主席,荣参谋长,天津王主席,保定于司令等:“钧座号电,语重心长,恻然意外,和平荩抱,昭然若揭,捧诵回环,钦佩莫名.际兹外侮凌厉,赤焰方炽,凡属军人,俱应觉悟,宜顺民意而息争,勿逞意气而祸国.如有甘冒不韪,破坏大局,置国家于不顾,乃民众之公敌.勋服膺钧旨,敬当钧命是听,候令行止“_3J.张学良这份电令的中心思想是服从蒋介石的钧命,对蒋的“ 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没作任何阐释 .其中“ 际兹外侮凌厉,凡属军人 ,俱应觉悟,宜顺民意而息争,勿逞意气而祸国“一段,特别耐人寻味.按照传统

8、的爱国主义思维逻辑应当是:遭受外侮时,军人的觉悟是奋力抵抗;而按蒋介石的逻辑则是:外侮凌厉之时,军人勿逞意气而误国.张学良用这种逻辑方式传达钧旨,有两种可能:一是从思想上完全接受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 ;二是只是在行为上接受了蒋的命令.从张学良年轻时就崇拜岳飞,文天祥这些爱国主义英雄的角度看,这段话不是他的本意.特别是从后来蒋介石继续做张学良的工作角度看,张虽然发出这样的命令,但还没有从思想上完全接受蒋介石的主张,只在行为上接受蒋介石的国策方针.于是,8 月 16 日,蒋又一次密电张:“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4J.

9、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于 8 月初关于“ 满洲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的讲话在日本公开发表后 ,日军将“出兵满洲 ,打倒中国之类的说法广为流传“|5J.南京政府也获悉了这些情报 ,9 月 12 日,蒋介石电约张学良到石家庄会面.据担任这次会面警戒任务的何柱国将军回忆说:那天上午,蒋,张分乘两辆专车,分别从汉口和北平开来,两辆车靠拢后,张学良走上蒋的专车,在车厢里举行了秘密会谈.会谈结束,张学良亲口告诉何柱国,蒋介石对张说:“ 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本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

10、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这表明在事变爆发前 ,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人都清楚地知道日军将要发动侵略战争.蒋担心张学良在日军发动进攻时会进行抵抗,才特意安排这次会面.这次蒋,张会见后,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依靠国联主持正义,对日挑衅和武力进攻实行“力避冲突 “的方针 .至此,两种不同主张集中统一到“力避冲突“的这一方针上来.二,从“ 避免冲突“ 到“不抵抗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前,面对日本在东北不断制造事端,准备侵占东北的形势下,蒋介石和张学良在认识上达成共识,采取“力避冲突 “的方针.而从“力避冲突“

11、到 “不抵抗主义“却有着质的变化.在当时条件下“力避冲突“ 的方针是适宜的 ,而实行“不抵抗主义“ 则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 .力避冲突的退让政策,是不抵抗主义形成的思想基础.从“力避冲突“ 到 “不抵抗主义“的演变,实际上两者有着一种必然联系.也就是说,是力避冲突的退让政策,导致了不抵抗主义的形成.张学良接受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后,对日采取“ 避免冲突“ 的方针,其结果必然是不能对军队进行抵抗的动员,相反对军队却下达了“力避冲突“ 的命令 ;在日军发动进攻前没做任何抵抗准备的情况下,当日军发动进攻时还误认为是寻常挑衅事件的条件下,下达不抵抗命令,是必然的逻辑结果.亲自经历执行不抵抗命

12、令的王铁汉团长分析认为:张学良在北京第一次得到事变的报告,是22 时 30 分以前的情况.“那时日军只是炮击北大营,沈阳其他各处,都没有变化.张副司令官基于累日日军演习司空见惯一点,仍令遵照鱼电批示办理.等到沈阳当局发觉日军大举进攻,再向北平请示,电话线已经被日军割断,虽改发无线电,但辗转到达张氏面前,已是 19 日上午,日军业经占领沈阳,实已超出寻事的范围太大.现即 9 月 6 日,张学良致臧式毅等电:“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2l2 东北大学(社会科学版)第 7 卷在回想起来,不抵抗 系以( 日方) 寻事为条件,当不会以占领 为条件.“王铁汉进

13、一步分析认为:“如果北平当局所得为全面占领的情况,究竟是否仍令遵照鱼 电,应有问题.“因此,认为“不抵抗似由于情况不明及通信不灵促成的“. 王铁汉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其情况不明和通信不灵只是促进的因素,其根本还在于“力避冲突“ 的指导方针.是张学良获得 22 时 30 分前情况后,发出遵照“鱼“ 电办理的电令.导致了由“力避冲突“到“ 不抵抗主义“.蒋介石和张学良达成“力避冲突 “的共识,是“不抵抗主义“ 的思想基础 ,而下达“不抵抗“命令和公开提出“不抵抗主义“的是张学良.张在 20世纪 90 年代接受唐德刚教授采访时说:“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6

14、J.张学良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对日本又有国恨家仇,事变前又曾主张武力抵抗日本,为什么提出“不抵抗主义“ 呢?对日本情况判断错误,是张学良实行不抵抗的根本原因.事变前蒋介石和张学良都认为日本企图在东北动武只是寻衅,而不是武装侵略.张学良在 1957 年写的杂忆随感漫录中回忆说:“当时在情理上,对日本的判断 .我想虽然日本少壮军人们浮动浅识,但仍有重臣元老.如日本无故对中国发动战争,以军事占领中国土地,蛮横侵略,凡有深远眼光的人,会明白将来的结果,对日本不会有利的.他们负责的人,安能见不到这一点吗“7J.到 1990 年,张学良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仍只承认对形势判断的错误.他说:“你骂我九一八

15、事变不抵抗,我是一点不认这个账的,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是封疆大吏,没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没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 ,只看到日本寻衅扩大在东北的利益,没有估计到日本发动武装侵略,是张学良由“避免冲突“ 到“不抵抗“ 的根本原因.迷信条约的作用,错误地估计国联的制裁能力,寄希望国际干涉,是张学良实行不抵抗的重要原因.如果说九一八前,是对日本情形没有看明白,导致由“避免冲突 “到“不抵抗“,那么,事变发生后为什么还不抵抗呢? 并公开喊出 “不抵抗主义“ 呢?因为在一夜之间日军已经占领了沈阳城,并继续增兵扩大侵略,实行抵抗已处被动地位.在这种形势下公开打出“不抵抗主义 “的旗帜,一方面反映了

16、东北军队在事变发生时的真实状态,另一方面是喊给国际社会听的,希望国际社会干预,希望国联出面制裁.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用电话向参谋长荣臻发出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后来张学良在回忆这一问题时说:除对日本判断错误外,“同时迷信条约神圣 ,错估国联的制裁力量.当时我是认为国际可以解决争端的.基于这些心理,所以我自始至终,竭力避免事端扩大,以期易于解决,遵守国联的警告“7J.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和张学良是一致的.9 月 21 日,蒋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演讲,要求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 ,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8J.蒋介石和张学良都相

17、信或者说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帮助中国,以为公理能够战胜强权.因此,在事变发生后,仍然实行“不抵抗“ 政策 ,标明 “不抵抗主义 “的形成.三,“ 不抵抗主义“ 的诱因及其责任南京政府及蒋介石,张学良,都把阻止日本侵略的期望,寄托在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制裁.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奉南京政府之命,于 1931 年 9 月 19 日向国联行政院报告了日军侵占东北的情况.行政院经讨论后向中日两国发出一个“ 紧急通告“, 要双方“务须避免一切足以使事变扩大或足以妨害和平解决之行为“,并声明将由国联行政院会议主席“与中日两国代表 ,协商一种确实方法,使两国立即撤兵“.在 l0 月 22 日,行政院会议主

18、席白里安提出了一个以限期日本撤兵为主要内容的决议草案四条,主要内容是:要求日本军队在 11 月 16 日前,将军队全部撤退至铁路区域以内,撤兵完成后,中日两国开始直接交涉,解决两国间的悬案.结果,经行政院常任理事和非常任理事 l4 名代表投票表决,有 l3 票赞成,只有日本 1 票反对,决议未能通过.对这样表决结果,南京政府表示了乐观的态度.蒋介石认为:国联既提出了这个决议,“他们一定能够本着这种决心,确实去达到拥护公理,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相信到 11 月 16 日,日本会将军队撤尽.国联行政院上述表决虽然未使决议通过,但使日本陷于绝对的少数状态.日本为拖延国联处理事变的时间,提出了派遣调

19、查团到中国进行调查的方案.这实际上是日本的缓兵之计.l2 月 10 日,国联行政院通过派遣调查委员会的决议.但直到 4 个月后,1932 年 4 月 9 日,以李顿为首的调查团才抵达北平,4 月 21 日,抵达沈阳.在这期间,中国方面对日军扩大侵略,除有个别如马占山部进行抵抗外,在整体上仍继续坚持“不抵抗主义“. 日本却乘机增兵,扩大占领.第 3 期胡玉海:张学良与“不抵抗主义“ 及其责任 213继续实行不抵抗主义,目的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的和平立场,而同时也为日本扩大侵略提供了方便.最后,李顿报告书虽然明确指出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否认日本出兵的“自卫论“, 不承认伪满洲国等结论性意见,但由于

20、国联对日本毁约退盟,扩大侵略战争,不加惩处,导致“不抵抗主义“ 的期待最终破灭.在实行“不抵抗主义 “以期待国联帮助这一点上,蒋介石和张学良是相同的.而两人在实行这一政策的深层原因上,是不同的.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两人的抗战理念是不同的.蒋介石实行的是“ 准备抗战论“, 其核心内容是 “攘外必先安内“. 事变后的 9 月 21 日,蒋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紧急会议,概括会议决定有四项内容,其方针主旨是:含愤忍痛,诉诸国联,团结御侮,准备抵抗.其准备抵抗的前提是安内,11 月 20 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的宣誓仪式上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 直到 1933 年还进一步坚持这一观点 ,他说:“日本人侵略是外来的,好像是皮肤上渐渐溃烂的疮毒,土匪捣乱是内发的,如同内脏有了毛病,这实在是心腹之患.我们不怕现在不能攘外,只怕心腹之患的土匪不能消灭.“正是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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